九乡新闻网长发剪中发碎剪视频:中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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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姆渡出土陶灶，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夹砂灰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陶鹰鼎商代。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勐的气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1、玉边璋，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54.5厘米，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
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现藏三星堆博物馆。现藏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
青铜神树 商代。通高3.96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含底座、树身、龙三部分。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底座圈上三个拱形足如同树根，主干上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其上均有立鸟，全树共九只鸟。主干侧有一身似绳索的残龙。这株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真可算是独树一帜，举世无双。三星堆遗址出土。现藏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
司母戊”铜鼎亦称：司母戊大方鼎。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勐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有“青铜之冠”之称。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太保鼎
西周初期。通高50.7厘米，口径 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嵴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传系清季山东梁山出土，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利 簋西周早期。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 ，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 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与《尚书 武成》、《淮南子 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西周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 西周。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四壁各有含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虢季子白盘被誉为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在其后几十年内，凯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虢季子白盘先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铭文虢季子白盘铭文白话译文：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5、墙盘，属西周中期，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此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微氏家族器具，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盥洗器，此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敞口，浅腹，圈足，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凤鸟纹，圈足部饰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全器纹饰以云雷纹衬地，显得清丽流畅。盘内底部刻有18行铭文，共284字，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人们从微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可看出周王朝对殷商遗民采取的政策。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盘铭也是一篇很漂亮的书法作品，其文体使用简明整齐的四字句式，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现藏陕西省周原扶风博物馆。
大克鼎
西周晚期。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着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淅川出土“云纹铜禁”
春秋中期。通高28.8厘米 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曾侯乙“青铜尊盘”左图为“盘” 右图为“尊”
战国早期。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唿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1978年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彩漆凤鹿木雕座屏
战国。通高15、长51、座宽12、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铸客“铜鼎”
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战国。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 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旋涡纹。鼎口平沿 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 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案”，是古人所用小桌，漆制案面已朽。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此案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特殊的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 。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256年）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公元前486年-公元前256年）时期的斗拱造型。1974年冬，平山县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局部）
北齐。《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风嗖嗖，旗猎猎，远征的人儿出发了！莫道行程远，何惧路奇艰，手执弓，身佩剑，扬锐气，策骏骑，纵然千山万水，也要勇往直前。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鸭形玻璃注
北燕。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1965 年9月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铜马车
秦代。车共两乘，经复原大小约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一号铜车马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 126厘米，进深70厘米，呈横长方形，有圆形车盖,前面与两侧有车栏， 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二号铜车马是四马鞍车(即坐乘的车) ，车马全长 317 厘米，高 106.2 厘米，为凸字形，分前、后二室，其间以车相隔,车舆上有穹窿形的椭圆形盖子，车厢分前后两部分，左、右、前三面各有一窗，后有门，门窗可灵活启闭,前室为御手所居，内跽坐一御官俑，后室为主人所居。车舆内外绘有变形夔龙、夔凤纹、流云纹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 二车皆双轮、单辕，由四马驾车，车上各有一名御手, 铜御官俑戴冠佩剑坐于前室,挽具齐全，有的用金、银装饰。车通体彩绘有卷云纹、云气纹和几何纹图案。车、马、俑部件均由铸造成型，再经多种工艺加工和组合，其饰件的金银细作工艺十分精湛。该铜车马结构完整，装饰华丽，是研究秦代舆服制度、单辕车系驾方法和冶金铸造技术的重要实物。被誉为“青铜之冠”的铜车马让人们一睹始皇帝銮驾的非凡风采。根据出土地点和车辆造型分析，这可能是秦始皇后妃所乘之车。专家们认为，这是我国考古世上发现的最早、体形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制车马，对研究我国秦代冶炼与机械制造技术、车辆结构等具有级重要的历史价值。1980年出土于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约20米, 7米多深处。现藏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2、摇钱树，属东汉，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短刺所包裹。现藏于：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 
铜奔马
3、铜奔马，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出土。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龙雀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其造型巧妙地利用了力学支点，铸造了风驰电掣的千里马形象。马作飞驰状，高昂首，尾上扬，口张作喘息状，3足腾空，右后足正巧踏在一只疾飞的燕背上。那只奋飞的燕子在翱翔中突遭马蹄踏中嵴背，霎那间吃惊地回首反顾；似要看清那比它还快的庞然大物，而奔马也头稍左顾，好象也要弄清踩着了什么东西。奔马与飞燕在这一瞬间的动作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古代的艺术家设想出如此浪漫、巧妙、引人入胜的意境，烘托、反衬出骏马的神速，实在令人拍案叫绝！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中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5年武威市将“马踏飞燕”定为象征武威腾飞的城标；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布什总统来华访问，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原大仿制24K镀金青铜仿制品“马踏飞燕”作为国礼赠与来访的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原邮电部发行的JP32纪念邮资明信片、1997年发行的1997-3《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普通邮资明信片以及联合国1996发行的一套邮票中的一枚均以马踏飞燕为邮资主图。
西汉时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公斤。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长信宫灯
西汉。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墓葬，作跪姿宫女执灯形，通体鎏金，璀璨夺目。宫女穿宽袖长衣，梳髻，戴巾；灯盘、灯座及执灯宫女的右臂处可拆卸；灯盘中心有一钎可插蜡烛，灯罩与灯盘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便有烟而无尘，可减少室内的烟炱以保持清洁。灯上有九处刻铭，计65字，其中有“长信”二字，为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长信宫灯造型优美，构造精巧，为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五星出东方”护膊
亦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汉晋时代。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现藏于：新疆区考古研究所。 
4、铜车马，属秦代，1980年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制作年代约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21—前210年间。铜车为单辕双轮车，辕长246厘米，轮径为59厘米，车舆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御手所坐之处。铜御手高51厘米，重52公斤。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三个窗户。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御手互通信息。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亦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蓬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御手也罩在下面。蓬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
卧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成功地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粗壮有力的特点。神情安祥宁静，显示出坚韧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圆睁的眼睛，肥大的喘息的鼻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更为真实而生动。西汉时牛仅在军事意义上次于马，而在生产、运输、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反击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多少精壮男子奔驰沙场，同时国内还有兴修水利、宫殿、陵墓、苑囿等役事，农田耕作人力匮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补其间，发挥着重大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时人6万，牛就10万，说明战时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军事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牛的辛勤劳作，是汉王朝迅速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没有劳苦功高的老黄牛。
齐王墓“龙纹矩形铜镜”
西汉时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公斤。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10、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出土。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唐朝。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 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唐代窑藏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11、兽首玛瑙杯，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首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兽首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整个杯的造型与动态，描述了全神贯注、飞驰疾奔的猛兽向前突冲的一瞬间，曲尽其妙，令人心动。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首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12、景云铜钟，唐代，陕西省西安景云观遗物。陕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雕铸着飞天、龙、狮、独角兽、蔓草和云朵的大铜钟——极为珍贵的唐“景云钟”。它是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铸造的，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距今已有1300年，但敲起来，声音仍清脆宏亮，音韵优雅浑厚，听了使人心旷神怡。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唐代。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堪称世界“锡杖之王”。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神秘法门寺地宫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14、八重宝函，唐代，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法门寺地宫出土。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第六重宝函为素面盝顶银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宝函通体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第五重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第三重宝函为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
16、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属战国时期，1974年河北平山县出土。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7、中山王铁足铜鼎，属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为子口内敛，上有云形钮圜顶盖，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下为蹄形铁足，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鼎壁与盖部云钮以下、足部以上，刻铭文77行，每行6字（盖上二字，腹部凸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唯末行1字，共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内容可补史籍之不足，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8、刘胜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厘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为岫岩玉制作，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上衣呈绿色，玉质莹润，下身为灰白和淡黄色，整体主要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五部分。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状。一些玉璧，以及饭含、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19、长信宫灯，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出土。灯体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重15.85公斤。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后来皇太后窦氏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堪称“中华第一灯”。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20、铜屏风构件5件，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朱雀屏风铜顶饰：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厘米，双翅距24.5厘米。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
蛇纹屏风铜托座：高23.4厘米、长46.45厘米、宽29.4厘米。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通高33.5厘米、通长27.3厘米。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原有鎏金。半蹲在托座上的蟠龙，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各卷缠一只青蛙。蛙张口暴目，力图挣脱状。龙口大张，口内有一只两前肢攫住龙的口缘，头向前伸，好像逃脱了恶蛇的侵袭，得到龙的保护，状态安详。此托座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是一件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的文物精品。蛇、蛙曾是古越人的图腾，而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
21、角形玉杯，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上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现藏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22、人物御龙帛画，战国中期晚段，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龙体之下有游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3、人物龙凤帛画，战国中期晚段，1949年湖南长沙东南郊楚墓出土。又名“晚周帛画”、“夔凤美女图”，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呈长方形，质为深褐色平纹绢，以写意手法绘人物及龙凤。画幅中是一位侧身直立合手祈祷的贵族妇人，身着宽袖长袍，细腰垂譬，神态虔诚，花袍上饰云状花纹，妇人脚踏一半月状物，似为龙舟，亦可释为弯月，妇人前上端绘有高颈昂首、尾翎卷翘、轻盈飘逸向上飞跃的凤鸟，与凤相对应处绘有伸脚卷尾、躯体弯屈、扶摇升腾的黄龙。根据当时楚国的习俗并结合文物考证，此画的妇女形象即是墓主人，作品的主题是表现龙凤引导死者即墓主人灵魂升天。人物合掌祝祷，神态庄重虔诚，处于静态；与动态的龙和凤形成对比，使整个画面构成对比中的和谐。此画在丝织品上以墨线勾勒，用笔流畅。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4、直裾素纱禅衣，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禅衣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出土谴册称其为素纱禅衣。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其经密度一般每厘米为58根至64根，纬密度每厘米为40根至50根纱。密度稀疏，孔眼充满织物的表面，因而质地轻薄，古人形容“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一点都不夸张。上乘的纱料，以蚕丝纤度匀细见长。素纱禅衣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并非因其织物的孔眼大，空隙多，而是纱料的旦数小，丝纤度细。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有一个专用计量单位，叫旦（全称：旦尼儿），每九千米长的单丝重一克，就是一旦。旦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素纱禅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旦，而现在生产的高级丝织物还有14旦，足见汉代缫纺蚕丝技术的高度发展。它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为国内所仅有，它是西汉纱织水平的代表作，更是楚汉的骄傲。这件纱衣应属于辛追，辛追是汉代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死于公元前186年，享年50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5、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棺椁用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底正中。椁室上下四周塞满木炭和白膏泥，上面层层填土夯实。
朱地彩绘棺，长230厘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朱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三层，棺为梓木，通体内外髹朱漆。外壁在朱漆上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颜色，绘出龙虎相斗、双鹿腾云、双龙穿壁，以及仙人、云气、仙鹿等，整幅画面充满海外仙山与神仙洞府神秘迷离的气氛，并以此表达吉祥升仙的主题。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飞廉之下则是老夫人生前的一幅出行图，这位体态丰腴的老太太，锦衣华服、环佩叮铛，形象高贵，正手持拐杖踽踽前行。老夫人身后有三个贴身的奴婢，身前则是管家跪送丰美的食物。但也有人说是炼丹的方士正献上长生不老丹，这是秦汉时流行的用汞等物质炼成的长生之药。下面的图画可能是老夫人去世后悼念的场景，这些身着长袍的男人可能是其儿孙，他们面色青蓝，神色肃穆，尽显哀伤之态，他们头上的乐器磬也正在奏出悲乐以示哀悼。地狱部分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地神——鲧，正平托着白色的苍茫大地，他的脚下踩踏着两条巨大交叉的鳌鱼，传说中只有鲧才能稳住兴风作浪的鳌鱼，制止地震山崩的发生。地府中更有面目狰狞的怪狗和双目圆睁的猫头鹰，它们虽不吉利，却能镇压地府中的妖魔不去侵扰老太太安静的亡灵。
29、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1979年江西宜春丰城县收集。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仓楼为亭式重檐，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飞檐、朱栋、雕栏，造型别致，华贵绚丽，充分体现了江南木构建筑的特色。脊吻塑双狮头，四角饰卷云，重脊中部各饰一朵云纹，正脊中部饰以带叶仰莲，上置扁平形矛头。仓楼系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覆盖于仓上，四立面下视均为四柱三间，仓楼内置宝座。正中后，以串珠组成“十”形镂孔图案，与前楼相通。两旁有亭楼，底层前后均为两柱夹仓。插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右联为“禾黍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披“南山宝象壮五谷之仓”。后面柱间空档为墓铭，青料直行楷书，计12行，159字。左右亭正面墙各用红料楷书“五谷仓所”与“凌氏墓用”字。瓷匠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和釉下彩青花集中于谷仓之上，瓦垅栏杆均以串珠纹组成。楼阁及两侧亭楼上塑有10个优伶，有的手执掌扇，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吹箫弄笛，有的甩袖起舞。上下左右有人物18个，姿态各异。色泽绚丽，造型奇特，精绝无双。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31、“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质护膊，属汉晋时期，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此护膊面积不大，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经密为2200根/10厘米，纬密240根/10厘米，经向花纹循环7.4厘米。织锦的右侧保留着幅边。纹样从右侧开始是一对牝牡珍禽，雄鸟站在云纹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头顶是汉隶“五”字，胸部左云纹上悬挂着一个茱萸花纹。雌鸟站在云纹上垂首面向雄鸟，其颈上方是一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背上方是一个“星”字，尾部下方有一个茱萸纹。与“星”字间隔一个茱萸花纹的是“出”字。“东”字在两个云纹间隙之上。“东”字的左下方、一个云纹之上是一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太阳”左下侧是一倒悬云纹，云纹凹进处，有一张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独角瑞兽，尾部下垂，背上长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兽角上方云纹上端是一个“方”字。“利”字隔着一个云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云纹的左侧是一个身着竖条斑纹、豹眼圆睁的虎形动物，后右足踩在云纹上，举步向右行，尾部高耸，刚劲有力。其尾部右侧是“中”字，左侧是“国”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此汉锦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应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古人能在一块方寸不大的织锦上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实属罕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当之无愧。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现藏新疆考古研究所。
红地云珠日天锦
北朝。长48、宽28厘米。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1983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凤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凤冠是皇后的礼冠，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