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锻件用什么检验硬度:谢作诗的QQ空间 --“中国奇迹”不过是另一个“东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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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中国奇迹”不过是另一个“东亚奇迹”
谢作诗 发表于 2011年07月27日 10:23 阅读(3258) 评论(3) 分类： 旧文新读 举报icon举报
相关搜索词： 中国人口 中国经济 国民收入 市场需求 人口增长 本文已被推荐到腾讯博客，点击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虽然主流增长理论通过考察一国的长期供给潜力来对经济增长给出说明，市场需求及其制约作为短期因素而不被考虑，然而归根结底，经济均衡增长是需要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因此，我们要解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就需要理解长期里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怎样保持平衡，或者基本保持平衡的；我们要解读中国经济的特殊增长结构，就需要理解个别来看特殊的增长结构，怎样彼此匹配在总体上又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平衡，或者基本保持平衡的。真实的情况是，无论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增长模型，还是更进一步的新增长模型，无不隐含了“投资等于储蓄”假设，因而研究的都是均衡增长问题。然而诚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储蓄和投资分别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受不完全相同的变量的影响、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的时点上做出的，投资并不必然地等于储蓄，总供给未必一定等于总需求。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例。就其实质来说，该模型更应该被视作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投资等于储蓄，那么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量比率。事实上，如果I=S，那么I/Y=S/Y。进一步，(ΔY/Y)(I/ΔY)=S/Y。两边同时除以I/ΔY，即得如下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
ΔY/Y=(S/Y)/(I/ΔY)。
如此，增长问题的核心就不是储蓄率了，而是高储蓄如何能够转化为投资，总需求如何能够有效吸收总供给。投资及其决定因素，或者更一般地讲，有效需求及其决定因素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我们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投资需求大于储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言之，储蓄只是约束，却不是动力，动力是有效需求。在经济生活中，别的都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所以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解读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为“高储蓄率意味着高增长率”。事实上，经济实践也是否定这一解读的。例如，过去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高，增长率也高，但是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故要害不是高储蓄率本身，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畅通，高储蓄可以转化为高投资。高储蓄率没有高增长，只是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已阻断，储蓄不能实现为投资。
储蓄是一种漏出，储蓄不能实现为投资，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经济在起飞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更多的是受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高储蓄率当然对应着高增长率。然而一旦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更多的是受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时，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又常常是鼓励消费。
即使储蓄能够有效转化为投资，短期里，可以实现总供给总需求平衡，但是长期里，由于投资将形成新的产能，增加未来的供给，因此高储蓄、高投资是可能增加未来供求矛盾的。
有了这个理论背景，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中国的高增长及其特殊的增长结构了。
中国的高增长及其特殊的增长结构首先源于其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增长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随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将导致收入显著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储蓄增加又为投资增加提供了条件。而经济一旦实现起飞，在一定时期内增长就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投资具有自我需求的性质——投资产生收入，收入增加又进一步产生对于投资的需求。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和高储蓄、高投资相伴随的过程。事实上，高储蓄、高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理论上，上述增长过程是可以在均衡中得以维持的，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储蓄、投资、消费同比例增长，更一般地讲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比例增长。直到投资的边际效率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下来，高增长率才会降下来。一般来说，这时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完成之时。这是一般性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但是，中国的高增长及其增长结构并不是简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而是呈现出两大不同寻常的特征：其一，中国的高增长不只是时间长，增长速度也高，不仅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9.1%的平均增长率，而且在不少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其二，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本来偏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本来偏低的消费率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即是说，需求和供给的结构在发生着不对称的变化。因为这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是需要引入其它因素才能给出解释的。
第一个要引入的因素，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口红利”。通常情况下，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那么就不只是导致收入增加，储蓄增加，经济的消费倾向会下降，储蓄倾向则相应上升，结果是经济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上升。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显著地经历了两波婴儿潮。一波是在上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的水平；另一波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两波婴儿潮，尤其是60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从上个世界60年代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这是中国经济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的实现要以适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为前提，因此“人口红利”的实现是要依赖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这是因为，只有工业化、城市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就业。
第二个要引入的因素，是中国特殊的制度约束。特殊制度约束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的双重特征。首先，中国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这使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特征。因为软预算约束，中国经济表现出“投资冲动”和高投资率的特征。其次，产权国有，特别是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垄断所有之故，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加之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制度性的“消费压抑”于是产生，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于是形成。
前文已经指出：当经济处在起飞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的时候，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对应着的当是高增长率。可是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的时候，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就意味着经济面临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了。中国经济在1998至2002年期间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压力。当国内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时，要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需要由外部吸收来弥补供求差额保证总供求最终平衡。
这正是我们要引入的第三个因素。外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的经济来说，其重要性是勿容置疑的。换句话说，如果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不改变，又没有外需的吸收，那么中国经济就要陷入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之中，持续高速增长就不能维持。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克服1998至2002年期间所面临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压力，成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加入WTO之后外需的强劲增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4%，而在2002年加入WTO至2008年的这些年份里，中国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28.8%。
但是，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却不仅限于此。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中国13亿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5强，然而其它资源没有、也不可能占到世界1/5强。我们可以讲对外开放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知识，也可以讲对外开放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初始的和持续的推动力。不过，我们可以用更简单、更基本的方式看问题：根本一点，是对外开放使得十三亿人与其它生产要素得以相结合的，是对外开放让十三亿人都有活干，同时又为其生产的产品找到了销路。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之一。一个十三亿人都有活干的经济不可能不是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成功和“世界制造工厂”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不奇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正是加入WTO之后的这些年份。
不是否定提升国内消费需求的必要性，也不是否定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对于消费的重要意义，而是收入才是消费最基本的性决定因素。费歇尔讲：收入是资本的利息；收入不是利息的局部，而是利息的全部。费歇尔的资本乃是资产的市值，而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在费歇尔的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下，没有了剥削，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增加资本存量。费歇尔讲的是收入的来源。从收入的生产过程看，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生产要素有效结合。由于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让众多的人口与其它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于是变得至关重要。人力是资产，但又并不绝对。假如人没有活干，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要穿衣吃饭，如果没有活干，那么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因此，让13亿人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也是我们提高居民收入和提升国内消费的前提。逻辑是倒过来的。我们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富起来，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让人均收入高起来。而包括农村市场在内的众多市场的开发，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这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来实现。
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亚洲国家总体上都是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些曾经高增长的亚洲国家无一例外表现出中国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事实和增长逻辑。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就其本质来说，“中国奇迹”不过是另一个“日本奇迹”或“东亚奇迹”。这些“奇迹”都是特定条件成就的高增长，都是特殊增长结构在特定条件下彼此匹配在总体上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维持平衡成就的高增长。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赖以形成的前提条件的变化以及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了。（原文发表于201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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