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锯缘圆龟多少:陈弱水：儿童与公共秩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4:07:51
一般谈论公德或公共秩序的问题，主要以成年人为对象。但儿童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出现在公共空间的机会很多，一个社会如要发展成熟的公共生活，实在不能不考虑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
在中国，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是个实际而敏感的问题。我们从生活经验中可以发现，儿童经常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来源。譬如在餐厅、商店或交通工具上，儿童的喧闹与嬉戏常为他人带来困扰，至于破坏物件、行为乖张者，也非罕见。另一方面，中国人一般认为幼儿是属于父母的，并不承认社会（学校除外）有管教儿童的权利，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制止他人子女行为或加以劝导，家长很容易认为是在指责自己。在此情况下，人们通常不愿干涉儿童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社会对这方面的问题等于毫无拘束力。为什么中国的儿童会成为破坏公共秩序的一个明显来源，牵涉的原因不少。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中国的儿童文化中，公共领域的意识非常淡薄，儿童对公共场合与私人场合的行为不作区分。因此，本文的探讨集中在以下的问题：儿童是否有能力辨识公共领域，并依此认识而调整行为？儿童如有此能力，社会应否鼓励儿童及早发展这项能力？这不是一篇科学性的报告，此文所表达的，只是一个关心公德问题的人的观察与思考。
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儿童公共场合的嬉闹司空见惯，不少人或许会认为这不过是儿童本性的展露，无可厚非，然而中国儿童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模式并非举世皆然。在许多国家，儿童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中规中矩，恂恂如成人，却又不失天真的意态，好像跟中国的小孩有完全不同的一套基因。
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之所引起我的特别兴趣，主要是源于1994年夏天在美国旅行时的一次经验。这次经验使我对公共领域的敏感程度有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住在西雅图的一间旅馆。一天早上，我坐在旅馆的lobby（面积不大，不好称作大厅），身边突然传来电梯的机械声。开门后，走出一对年轻夫妇、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这时，夫妇两人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轻发出“嘘”声，要孩子们安静下来，但脸上还带着笑意。小女孩约三岁左右右，男孩大约五六岁，显然是女孩的哥哥。他也继续和妹妹玩着，脸上仍在笑着，但几乎完全没有了声音。更妙的是，他一边玩，一边要把一个手掌盖在妹妹的嘴上，显然是设法让她的声音不要干扰到他人。这幕景象使我有机会对儿童公共性的行为作了一次细微的观察。
首先，我发现，两三岁的小孩大概是没有辨识公私场合之分的能力。我看到女孩显然生长在一个极重视公德的环境，但她无法了解父母的“嘘”声和哥哥手掌动作的意义。据我所知，在重视公共秩序的社会，一般避免把小孩带到室内的公共场所，当必须把他们带到这种场合时，也尽量教育、约束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很快就会有公共意识了。
其次，由我在西雅图所看到的景象可知，五六岁的儿童对公共领域的意义已能有高度的领会。我所见到的小男孩的举动并不只是对父母“嘘”声的反应。事实上，电梯门一开时，全家就只剩下小女孩的笑叫声了。这位男孩不但敏锐地察觉他所在的空间已由家人独自的电梯改为有其他客厅的厅堂，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他还有教育他人的能力，主动把应当改变行为的信息传达给妹妹。但这位男孩绝对不是个呆板的礼俗的羔羊。他看来活泼可爱，一面试图教导妹妹，一面还在与她嬉戏。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话语来说，可说是“情礼兼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了。
就一个五六岁孩童的公共行为而言，我在西雅图所见的显然不是孤例。我还听过另一则类似的故事。新西兰奥克兰地区对于钓鱼有一项法令，即钓客只能拿走特定长度以上的鱼，如钓到小鱼，必须放回水中。这是保持幼鱼的做法。有一次，某些中国移民在钓一种叫snapper的鱼，依规定，能够取走的长度是27公分以上。有位中国移民钓得小鱼，见四下无人，就把鱼放入篓中。突然，一位六七岁的小孩子跑过来，告诉他，这条鱼不到27公分，要求把放回水中，中国移民只好照办。听了这个故事后，我猜想，当中国移民钓得小鱼、四下张望的时候，他（或他们）可能也看到了那位小孩。移民们或许觉得那只是小孩，不懂事，所以没有把他当“人”看，而觉得是自己可以占便宜的时机。这些移民大概到新西兰未久，不知道那里许多儿童遵守公共规范的意愿与能力远超过中国的许多大人，因而结结实实地受了一个教训。此外，我又猜想，这位小孩之所以能毫不犹疑地执法，恐怕和家庭教育有相当的关系。他的家人在钓鱼的时候，一定随时注意鱼的长度是否合于规定，以致他对鱼的大小十分敏感。
我最近又有机会到北美旅行，在各地都特别留意儿童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得到的印象相当一致：对公共秩序造成干扰的几乎都是两三岁以下的小孩，但因家人在旁不断用各种方式约束，所造成的干扰程度相当低。综上所述，就我个人的观察和得到的资讯，两三岁的小孩大概还无法感受公共领域的意义，很难在公共场合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如果家庭和社会能给予持续的教育，五六岁的小孩在公共场合就已能中规中矩，甚至有教育他人乃至执法的能力。我以上所描述的国外儿童遵守公共规范的情况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实相差甚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个差距？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个差距？要不要缩小这个差距？
对于有些差距的原因，我们可有好些解释。譬如，我们的文化——不重视公德，小孩在此环境成长，耳濡目染，行事因之惯于随心所欲，不考虑他人。另一项解释是，许多成人也相当重视公德，但由于社会的积习，没有意识到幼儿经由教育，也有能力在公共场合遵守规范，这些大人因而未能起到改进儿童行为的作用。
在此，我想特别讨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人似乎认为，小孩就应该天真活泼，大人对儿童的行为不必多加约束，等他们长大，自然就懂事了。这种想法显然也造成中国儿童缺乏公共意识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想法。从经验上看来，儿童在公共场合是否有遵守规范的习惯与他们是否天真活泼并没有一定的关系。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儿童因为重视纪律而显得严肃呆板，但恐怕没有人敢说，西方小孩缺乏天真的气息。
我个人揣测，儿童“天真”论的流行，还跟我们社会对公共秩序的认识有关。在中国，许多人似乎把公共秩序纯粹当作是纪律的问题，人们如果这么想，就很容易觉得公共规范对儿童是不必要的束缚。公共规范当然是纪律的一种，有防止公共场所陷入混乱的功能，但它并不纯是工具性的纪律。公共规范有一个极重要的道德基础，这就是：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陌生、与自己没有特定关系的人。在公共场合，我们接触到的多是自己不相识的人，我们不了解这些人的个性，无从知道他们情绪与身体状况，我们甚至不容易看出他们在做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自由度自然应该比在私人领域时缩小，以免侵犯到他人。尊重他人虽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但它在现代社会更有急切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个公共领域极度扩大的社会。公共规范的道德基础其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些规范不是对儿童自然发展的不必要整缚，因为这些规范并非僵硬的纪律，只是尊重他人的人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准则。一个小孩在公共场所降低说话的音量与他（她）在家中看到母亲睡觉而降低音量的心理基础其实是相去不远。我们难道可以说，体贴母亲的小孩是不天真吗？
既然我们了解到儿童可能有覆行基本公德的能力，现在的抉择是，应不应该引导他们尽早发展这项能力？我想，希望改善中国社会公德状况的人对此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这篇文章就是要写给这些人看的。我个人希望，关心公共道德的人，不要把儿童当作“化外之民”，我们应该在影响力所及的范围，要求儿童——至少是五六岁以上的儿童——遵守公德，而对年龄更小的孩子，则应尽量给予教育。这是一举两得的事。这么做，我们主一方面可以直接有利于公共秩序的改善；另一方面，这些儿童将来一定会是对公德问题敏感的社会成员，而能成为改变中国公民文化的动力。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讨论一直以外国的情况为参照，现在我想介绍一个本土化对儿童公共秩序关系的考虑。唐代人所著的《杂纂》是一本俏皮语的分类集录，内容反映出许多当时社会上的情态和价值观。其中有一类叫做“不达时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合时宜”。在作者所列出的“不达时宜”之事中，有一件是“将男女赴筵”。“将”是“带”的意思；“男女”指的是小儿小女。整句话是说，带小子女到宴席是不合时宜的事。（由彦斌校注，《杂纂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这句话虽然很简略，但作者的意思恐怕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儿童参与成人的聚会，而是要求家长负起责任，匆使儿童成为破坏公共秩序的因素。我们如果强作解人，或许可以猜测，在儿童懂得遵守公共场合的规矩的情况下，《杂纂》的作者并不会反对出席宴会。我引《杂纂》的文字，意在说明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使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有人注意及此。在一个与陌生人接触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这更值得大家重视。
最近十几年，中国社会经历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从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可说是现代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但另一方面，向来为我所诟病的公德薄弱的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进。这为中国社会的生活品质和公共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危机，有时不免令人有绝望之感。几个月前，偶然读到日本近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一篇散文，发现几十年前日本的公德水准也相当低，捧读之余，觉得世间到底还是有“进步”这一回事，心里又对中国公民文化的前途生起了一丝希望。谷崎在文中对他所见到的公德低落现象有非常生动的描述，现在不避烦长，摘引一段：
我每次乘坐火车感到不愉快的，便是乘客缺乏公共道德。……从国民在火车里的形象来看，说什么“亚洲盟主”，什么“三大强国之一”，而“一等国民”竟是这种样子实在无法想像。……就以一件小事为例，无论是到餐车去或是上厕所，没有一个人会顺手把通道的车门关紧的。在寒冬腊月，车门即使打开一条小缝，北风也会呼啸而入，何况坐在厕所旁边的乘客，更要饱受臭气的侵袭，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人们进进出出后只是顺手“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从来不会回头看看有没有关紧，所以总是留下一二寸的缝隙，不得不由别人替他再关一遍。坐在出入口附近的乘客最倒霉，往往要千百次地替人关门门。虽然十分恼火，也不得不干，因为如果置之不理，那么寒风和臭气袭来，自己便首当其冲，只有忍气吞声地服务。虽然任何人都会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可以轮到自己进进出出时，也是“砰”的一声，不管别人死活。最叫人气愤的是人们从餐车归来，吃饱喝足，嘴掉叼牙签，施施然络绎不绝从车门通过，还说什么最后的不要关门，还会有人过来，结果车门一直洞开，令车门附近的乘客啼笑皆非。此外，火车上的厕所都有冲水设备，而且墙壁上用斗大的字体写道：“便后冲水”，可是真正这样做的人连百分之一也没有。不仅如此，洗脸间的脸盆，总是满满地存着洗过的污水……只有等后来的人替前面的人把水放掉才能使用。这种作风就像大便后不擦屁股一样，先不说什么公共道德这样艰深的道理，就是从常识来考虑也是应该懂得的。然而对于这种现象，谁也不觉得惊讶，更不感到羞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文明国民”。《阴翳礼赞》，北京三联书店，1992）
谷崎的文章发表于1930年左右，文中所写的，已完全是历史了。我几年前在日本乘坐火车旅行时，看到的是安静有序、干爽洁净的景象。但在谷崎的文字中，我却看到现在自己同胞的影子。我一直惮于在国内旅行，部分的原因，就是害怕有因公德问题而引起的不愉快。我希望中国能有类似日本的转变，谈谈儿童与公共秩序的问题，也许能对这个期盼在遥远未来的实现稍有帮助吧！
在中国，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是个实际而敏感的问题。我们从生活经验中可以发现，儿童经常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来源。譬如在餐厅、商店或交通工具上，儿童的喧闹与嬉戏常为他人带来困扰，至于破坏物件、行为乖张者，也非罕见。另一方面，中国人一般认为幼儿是属于父母的，并不承认社会（学校除外）有管教儿童的权利，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制止他人子女行为或加以劝导，家长很容易认为是在指责自己。在此情况下，人们通常不愿干涉儿童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社会对这方面的问题等于毫无拘束力。为什么中国的儿童会成为破坏公共秩序的一个明显来源，牵涉的原因不少。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中国的儿童文化中，公共领域的意识非常淡薄，儿童对公共场合与私人场合的行为不作区分。因此，本文的探讨集中在以下的问题：儿童是否有能力辨识公共领域，并依此认识而调整行为？儿童如有此能力，社会应否鼓励儿童及早发展这项能力？这不是一篇科学性的报告，此文所表达的，只是一个关心公德问题的人的观察与思考。
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儿童公共场合的嬉闹司空见惯，不少人或许会认为这不过是儿童本性的展露，无可厚非，然而中国儿童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模式并非举世皆然。在许多国家，儿童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中规中矩，恂恂如成人，却又不失天真的意态，好像跟中国的小孩有完全不同的一套基因。
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之所引起我的特别兴趣，主要是源于1994年夏天在美国旅行时的一次经验。这次经验使我对公共领域的敏感程度有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住在西雅图的一间旅馆。一天早上，我坐在旅馆的lobby（面积不大，不好称作大厅），身边突然传来电梯的机械声。开门后，走出一对年轻夫妇、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这时，夫妇两人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轻发出“嘘”声，要孩子们安静下来，但脸上还带着笑意。小女孩约三岁左右右，男孩大约五六岁，显然是女孩的哥哥。他也继续和妹妹玩着，脸上仍在笑着，但几乎完全没有了声音。更妙的是，他一边玩，一边要把一个手掌盖在妹妹的嘴上，显然是设法让她的声音不要干扰到他人。这幕景象使我有机会对儿童公共性的行为作了一次细微的观察。
首先，我发现，两三岁的小孩大概是没有辨识公私场合之分的能力。我看到女孩显然生长在一个极重视公德的环境，但她无法了解父母的“嘘”声和哥哥手掌动作的意义。据我所知，在重视公共秩序的社会，一般避免把小孩带到室内的公共场所，当必须把他们带到这种场合时，也尽量教育、约束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很快就会有公共意识了。
其次，由我在西雅图所看到的景象可知，五六岁的儿童对公共领域的意义已能有高度的领会。我所见到的小男孩的举动并不只是对父母“嘘”声的反应。事实上，电梯门一开时，全家就只剩下小女孩的笑叫声了。这位男孩不但敏锐地察觉他所在的空间已由家人独自的电梯改为有其他客厅的厅堂，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他还有教育他人的能力，主动把应当改变行为的信息传达给妹妹。但这位男孩绝对不是个呆板的礼俗的羔羊。他看来活泼可爱，一面试图教导妹妹，一面还在与她嬉戏。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话语来说，可说是“情礼兼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了。
就一个五六岁孩童的公共行为而言，我在西雅图所见的显然不是孤例。我还听过另一则类似的故事。新西兰奥克兰地区对于钓鱼有一项法令，即钓客只能拿走特定长度以上的鱼，如钓到小鱼，必须放回水中。这是保持幼鱼的做法。有一次，某些中国移民在钓一种叫snapper的鱼，依规定，能够取走的长度是27公分以上。有位中国移民钓得小鱼，见四下无人，就把鱼放入篓中。突然，一位六七岁的小孩子跑过来，告诉他，这条鱼不到27公分，要求把放回水中，中国移民只好照办。听了这个故事后，我猜想，当中国移民钓得小鱼、四下张望的时候，他（或他们）可能也看到了那位小孩。移民们或许觉得那只是小孩，不懂事，所以没有把他当“人”看，而觉得是自己可以占便宜的时机。这些移民大概到新西兰未久，不知道那里许多儿童遵守公共规范的意愿与能力远超过中国的许多大人，因而结结实实地受了一个教训。此外，我又猜想，这位小孩之所以能毫不犹疑地执法，恐怕和家庭教育有相当的关系。他的家人在钓鱼的时候，一定随时注意鱼的长度是否合于规定，以致他对鱼的大小十分敏感。
我最近又有机会到北美旅行，在各地都特别留意儿童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得到的印象相当一致：对公共秩序造成干扰的几乎都是两三岁以下的小孩，但因家人在旁不断用各种方式约束，所造成的干扰程度相当低。综上所述，就我个人的观察和得到的资讯，两三岁的小孩大概还无法感受公共领域的意义，很难在公共场合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如果家庭和社会能给予持续的教育，五六岁的小孩在公共场合就已能中规中矩，甚至有教育他人乃至执法的能力。我以上所描述的国外儿童遵守公共规范的情况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实相差甚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个差距？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个差距？要不要缩小这个差距？
对于有些差距的原因，我们可有好些解释。譬如，我们的文化——不重视公德，小孩在此环境成长，耳濡目染，行事因之惯于随心所欲，不考虑他人。另一项解释是，许多成人也相当重视公德，但由于社会的积习，没有意识到幼儿经由教育，也有能力在公共场合遵守规范，这些大人因而未能起到改进儿童行为的作用。
在此，我想特别讨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人似乎认为，小孩就应该天真活泼，大人对儿童的行为不必多加约束，等他们长大，自然就懂事了。这种想法显然也造成中国儿童缺乏公共意识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想法。从经验上看来，儿童在公共场合是否有遵守规范的习惯与他们是否天真活泼并没有一定的关系。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儿童因为重视纪律而显得严肃呆板，但恐怕没有人敢说，西方小孩缺乏天真的气息。
我个人揣测，儿童“天真”论的流行，还跟我们社会对公共秩序的认识有关。在中国，许多人似乎把公共秩序纯粹当作是纪律的问题，人们如果这么想，就很容易觉得公共规范对儿童是不必要的束缚。公共规范当然是纪律的一种，有防止公共场所陷入混乱的功能，但它并不纯是工具性的纪律。公共规范有一个极重要的道德基础，这就是：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陌生、与自己没有特定关系的人。在公共场合，我们接触到的多是自己不相识的人，我们不了解这些人的个性，无从知道他们情绪与身体状况，我们甚至不容易看出他们在做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自由度自然应该比在私人领域时缩小，以免侵犯到他人。尊重他人虽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但它在现代社会更有急切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个公共领域极度扩大的社会。公共规范的道德基础其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些规范不是对儿童自然发展的不必要整缚，因为这些规范并非僵硬的纪律，只是尊重他人的人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准则。一个小孩在公共场所降低说话的音量与他（她）在家中看到母亲睡觉而降低音量的心理基础其实是相去不远。我们难道可以说，体贴母亲的小孩是不天真吗？
既然我们了解到儿童可能有覆行基本公德的能力，现在的抉择是，应不应该引导他们尽早发展这项能力？我想，希望改善中国社会公德状况的人对此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这篇文章就是要写给这些人看的。我个人希望，关心公共道德的人，不要把儿童当作“化外之民”，我们应该在影响力所及的范围，要求儿童——至少是五六岁以上的儿童——遵守公德，而对年龄更小的孩子，则应尽量给予教育。这是一举两得的事。这么做，我们主一方面可以直接有利于公共秩序的改善；另一方面，这些儿童将来一定会是对公德问题敏感的社会成员，而能成为改变中国公民文化的动力。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讨论一直以外国的情况为参照，现在我想介绍一个本土化对儿童公共秩序关系的考虑。唐代人所著的《杂纂》是一本俏皮语的分类集录，内容反映出许多当时社会上的情态和价值观。其中有一类叫做“不达时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合时宜”。在作者所列出的“不达时宜”之事中，有一件是“将男女赴筵”。“将”是“带”的意思；“男女”指的是小儿小女。整句话是说，带小子女到宴席是不合时宜的事。（由彦斌校注，《杂纂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这句话虽然很简略，但作者的意思恐怕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儿童参与成人的聚会，而是要求家长负起责任，匆使儿童成为破坏公共秩序的因素。我们如果强作解人，或许可以猜测，在儿童懂得遵守公共场合的规矩的情况下，《杂纂》的作者并不会反对出席宴会。我引《杂纂》的文字，意在说明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使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有人注意及此。在一个与陌生人接触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这更值得大家重视。
最近十几年，中国社会经历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从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可说是现代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但另一方面，向来为我所诟病的公德薄弱的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进。这为中国社会的生活品质和公共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危机，有时不免令人有绝望之感。几个月前，偶然读到日本近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一篇散文，发现几十年前日本的公德水准也相当低，捧读之余，觉得世间到底还是有“进步”这一回事，心里又对中国公民文化的前途生起了一丝希望。谷崎在文中对他所见到的公德低落现象有非常生动的描述，现在不避烦长，摘引一段：
我每次乘坐火车感到不愉快的，便是乘客缺乏公共道德。……从国民在火车里的形象来看，说什么“亚洲盟主”，什么“三大强国之一”，而“一等国民”竟是这种样子实在无法想像。……就以一件小事为例，无论是到餐车去或是上厕所，没有一个人会顺手把通道的车门关紧的。在寒冬腊月，车门即使打开一条小缝，北风也会呼啸而入，何况坐在厕所旁边的乘客，更要饱受臭气的侵袭，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人们进进出出后只是顺手“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从来不会回头看看有没有关紧，所以总是留下一二寸的缝隙，不得不由别人替他再关一遍。坐在出入口附近的乘客最倒霉，往往要千百次地替人关门门。虽然十分恼火，也不得不干，因为如果置之不理，那么寒风和臭气袭来，自己便首当其冲，只有忍气吞声地服务。虽然任何人都会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可以轮到自己进进出出时，也是“砰”的一声，不管别人死活。最叫人气愤的是人们从餐车归来，吃饱喝足，嘴掉叼牙签，施施然络绎不绝从车门通过，还说什么最后的不要关门，还会有人过来，结果车门一直洞开，令车门附近的乘客啼笑皆非。此外，火车上的厕所都有冲水设备，而且墙壁上用斗大的字体写道：“便后冲水”，可是真正这样做的人连百分之一也没有。不仅如此，洗脸间的脸盆，总是满满地存着洗过的污水……只有等后来的人替前面的人把水放掉才能使用。这种作风就像大便后不擦屁股一样，先不说什么公共道德这样艰深的道理，就是从常识来考虑也是应该懂得的。然而对于这种现象，谁也不觉得惊讶，更不感到羞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文明国民”。《阴翳礼赞》，北京三联书店，1992）
谷崎的文章发表于1930年左右，文中所写的，已完全是历史了。我几年前在日本乘坐火车旅行时，看到的是安静有序、干爽洁净的景象。但在谷崎的文字中，我却看到现在自己同胞的影子。我一直惮于在国内旅行，部分的原因，就是害怕有因公德问题而引起的不愉快。我希望中国能有类似日本的转变，谈谈儿童与公共秩序的问题，也许能对这个期盼在遥远未来的实现稍有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