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龙奥迪 深圳:推介中国名著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班固鉴于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止于武帝太初时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后扬雄、刘歆等虽为缀续，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继《史记》，班彪乃发愤继续前史，终作成“后传”(列传)六十五篇。同时班固以班彪所续前史未详，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遂本其父所作，潜精研究，续成其书，踵继先人之业。

 班固亦有歌颂汉朝功德之意。《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之旨谓：“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知班固撰《汉书》以颂汉朝之功德。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和《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班固世代为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是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汉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他的妹班昭和马续共同续成，因此《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注疏《汉书》的主要有唐朝的颜师古、清朝的王先谦（补注）。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是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

 之前我已经说过，《汉书》的作者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谁也没能想到，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给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诽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汉明帝更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明帝颇为赏识班固的才能，召其为兰台令史，秩俸为二千石，后转迁为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的典故。班固又奉诏完成他的父亲所著作的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他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就出自班固手笔。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的机会，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惨死在监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以及“天文志”都还没有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死于非命，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

 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就把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

 虽写法和《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由于《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于东汉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政权——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

 前六篇的记载包括：记载汉初同姓诸侯王的《诸侯王表》，记载异姓诸侯王的《异姓诸侯王表》，记载汉高祖至汉成帝的《功臣年表》等，借由记录统治阶级来达到尊汉的目的。

 后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其中的《古令人物表》，班固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

 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史记》中的“书”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把《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把“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把“天官书”改为“天文志”，把“封禅书”改为“郊祀志”，把“河渠书”改为“沟洫志”，把“平准书”改为“食货志”。

 同时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西汉一朝的历史。

 其中，如《地理志》详述战国时期、秦朝、西汉时期的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名门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

 《五行志》集有关五行灾异之说而编成。但从另一角度看，却保存了大料的自然史资料。

 《天文志〉则保存了上古至汉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食、月食等天文资料。

 《刑法志》则概述上古至西汉时期的刑法，并且点出汉文帝、汉景帝用刑之重，更指出汉武帝进用酷吏而导致的恶果。

 《食货志》则详述上古至汉代的经济发展情况。

 《沟洫志》则记述上古至汉朝的水利工程，并说明治理水文的策略。 

 《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至于传的篇名，除《诸侯王传》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为标题。

 《汉书》列传中有关文学之士的部分，多记载其人有关学术、政治的内容，如《贾谊传》记有“治安策”；《公孙弘传》记有“贤良策”等，这些都是《史记》没有收录的。

 而列传中的类传有《儒林传》、《循吏传》、《游侠传》、《酷吏传》等，此外又新增《外戚传》、《元后传》、《宗室传》，这些也是《史记》所没有的。

 四夷方面，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三传。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列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列传”各篇后全部附以“赞”，也就是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个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它的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由于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