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志2017款上市: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更繁荣的世界

作者：希拉里·克林顿
来源：美国参考
来源日期：2011-7-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6 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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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克林顿：十分感谢你，奇普曼（Chipman）先生，谢谢诸位今天光临。 我还感谢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席陈启宗（Ronnie Chan）先生和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总裁陈德霖（Norman Chan）先生。
今天，我十分高兴来到这里并有此机会向诸位发表讲话。这项活动是由美国、香港和澳门商会成员和亚洲协会安排的。我个人向美国商会支持上海世博会美国馆表示十分感谢。我被称为美国馆之母，在我漫长的公共生涯中，这的确是一个比较令人喜欢的称呼之一。（笑声）
很高兴再次来到香港。约30年前，我丈夫任阿肯色州（Arkansas）州长时曾率领这个小州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东亚访问，当时我首次访问了香港。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十分钦佩这个城市。当时，香港作为开放商品和思想交流的象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香港依然如此。人们从世界各地被吸引到这里来，甚至从遥远的阿肯色州，我们来自阿肯色的一位好朋友南希?赫恩赖奇?鲍恩（Nancy Hernreich Bowen）今天也在座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那时以来，香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香港的城市风景线就是明证。毕竟在东亚极少有固定不变的事物。但香港有一点没有变--这里深入人心的一些原则。在“一国两制”政策下，香港仍然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依然是一座向四面八方开放的城市。在这里，各种构想转化为各种工商活动；公司凭自身的实力相互竞争；数百万人民切身受惠于实际的经济机会；通过激烈的经济竞争提高效益的时代特征得到充分体现。
正因为如此，男女工商业者继续涌入香港，一些美国人也因此有机会在香港安居乐业长达20年、25年乃至30年。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来这里谈谈本地区国家和美国可如何为自己、为彼此、也为全世界加强我们的经济伙伴合作关系，如何共同为一个繁荣的未来和全世界人民获得机会而努力。
但在我讨论我们需要如何共同努力之前，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是惊人的历史性成就，对当今世界和未来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河内，自行车和水牛已被摩托车和网吧取代。深圳等中国小渔村已变成拥有证券交易所的大城市。尽管在改善劳工待遇和扩大进入正规经济的途径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有关的数字令人震撼。
30年前我首次前来香港之时，本地区80%的人口依靠每天不到1.25美元的收入生活。到2005年，这个比例已下降到20%。在湄公河下游地区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20年中提高了两倍多。仅在泰国，贫困率就从1988年的42%下降到今天的8%。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快速地获得这么显著的改善。
虽然这一进步主要归功于亚洲人民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美国也为我们在促进繁荣方面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理所当然，我们帮助日本和韩国重建、在亚洲的海上航道巡逻以维护航行自由、促进了全球商品运输、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与我们的条约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还有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其他主要合作伙伴--一道，我们在几十年里保证了地区安全，并因此帮助创造了增长的条件。
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一个惠及亚洲企业的创新来源、一个每年接纳35万亚洲留学生的东道国、一个开放市场的带头人、一个普世人权的倡导者、一个为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捍卫者，美国继续为亚洲增长做贡献。奥巴马政府作出了全面的承诺，要为我们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加强参与而努力--巩固联盟和友谊、主动与新兴合作伙伴联系，加强多边机构。
这些努力都反映了我们对今天的亚洲状况持乐观看法并为之感到振奋。当然，这一地区的国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我们都一样。但我们看好亚洲的未来，虽然美国正面临着自身的困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也看好美国的未来。
美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一个发挥特长的地方、一个事事都有可能、人人都有希望成功的国度，在这里，一个在大学宿舍里产生的创意或在车库里发明的一个产品能够找到一个全球市场，成长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我们的工人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生产力。我们的发明家持有最多的专利。今天，我们正在对我们的基本面进行再投资--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保健和教育。我们正在落实重要措施以巩固我们的金融体系，保护投资者，减少过度冒险行为。
当我在本地区访问时，很多人都问我美国将怎样应对我们在债务上限方面的挑战。让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理解其中的利害。我们知道这件事对我们和你们都极为重要。目前华盛顿的政治角力很激烈。但这种争论在贯穿我们共和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有时它会给人以乱糟糟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政府被迫关闭；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但是，这正是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最终达成共识制定正确的解决方案的过程。因此，我相信国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并与奥巴马总统合作，采取必要步骤，改善我们长期的财政前景。在一个多世纪的增长中，美国经济一再表现出其实力、韧性以及无与伦比的适应和自我更新能力。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
当我们寻求复苏和增长时，我们把经济因素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优先事务，因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密切的外交关系，而外交发展取决于密切的经济关系。因此，美国正在努力利用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所有方面支持我们的共同增长。我最近在美国全球领导力联盟（U.S. Global Leadership Coalition)探讨过这个问题，还将在今年秋天一次有关美国的战略和经济选择的内容更广泛的讲话中再次加以阐述。但是，经济问题在我过去两周的访问中始终是首要与核心问题--希腊正在努力走上经济稳定之路，行程中另外四个国家都是正在兴起的经济增长中心，即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我们的经济外交自然而然地侧重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香港的美国商会代表着1,200多家公司，数以千计的其他公司也正在这个地区寻找新的客户和市场。去年，美国对香港的出口总额为260亿美元--这比印尼200亿美元的出口额还多--我们对环太平洋地区的出口为3,200亿美元，支持着85万个美国的就业岗位。
此类数字反映了美国的未来与这个地区的未来密切相连。反之亦然，因为亚太地区的未来也与美国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是驻留亚洲的大国--不仅是一个外交或军事大国，而且是一个驻留亚洲的经济大国。我们在此落地生根。
尽管美国经济及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具备共同增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的成功--我们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先天注定的。繁荣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成就。我们是否能取得这一成就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问题：我们怎样把这个地区一代人期间的增长转化成一个世纪的共同繁荣？
美国以极其谦谨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并以在克服我国历史进程中种种严峻的经济挑战时所积累的得之不易的经验教训为鉴。
我们必须着手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重新调整我们的经济。这意味着为实现全球经济增长推行一种更平衡的战略--一种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已采纳的战略，也是20国集团（G20）所倡导的战略。
这要求包括美国和亚洲各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大力实行改革。我们美国人正处在一个必要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增加储蓄，减少开支。我们不仅必须多存钱、少花钱，还必须少借钱。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必须自行调整，以应对上述这种变化。没有任何迂回路径：长期增长必须要靠今日高储蓄的亚洲经济体增加并扩大国内需求。这将提高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让在座许多人的生意更红火，并帮助稳定全球经济。
多年来，全球经济在我看来好似一座坐落在美国妇女双肩上的倒金字塔，因为我们是全世界的主要消费者。因此，在我看来这不再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在国内和国外从事商业经营的方式。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就能在今后几十年稳固我们的经济关系的规则和原则达成一致。
今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我阐述了我认为健康的经济竞争应当具备的四个特征。这些概念简单明了，但知易行难--开放、自由、透明、公平。香港正在帮助使上述原则得到体现，正在向全世界展示它们的价值。
首先，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让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能参与任何一处市场。
其次，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自由的体系，让创意、信息、产品和资本能够自由流通，不被不必要或不公平的壁垒所阻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奥巴马总统已调动政府各部门努力将外国投资吸引到美国。而在过去，外国投资曾被视为是有争议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外国投资有助于创造增长和就业机会，还能将海外持有的美元吸引回美国经济中。在我们欢迎投资者到我国投资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所有投资者都能在海外受到热情欢迎。
第三，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透明的经济体系。规则和规章应当经与利益相关者共同磋商公开制定。它们必须为所有各方所了解，并平等适用于所有各方。香港展示了透明、良治、法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一个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在香港从事商业经营。
开放、自由和透明都为我们必须保障的第四项原则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公平。公平能够保持人们对这个体系的信任。当公司企业为了开辟或扩大一个外国市场而不得不以其知识产权作交换时，或当关键的供应链被切断时，这种信任便难以维持。这类行为有损于公平竞争，挫伤了很多人的竞争意愿。
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在证明上述原则的价值。美国坚信上述原则，因为其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验证，不仅是在繁荣时期，而且是在困难时刻。在越战结束时，全世界有关美国经济衰退的言论流行一时。这种言论似乎每隔20年便会再次冒头。然而，从过去到现在，上述原则扶持了一个鼓励创业和创新的体系，这个体系促使两名大学生创立了一家名叫微软（Microsoft）的小型科技公司。今天，上述原则正在扶植着像加州绿色能源初创公司Solyndra这样的能源公司，这家公司自2007年起开始生产太阳能板，现在他们的太阳能板被用于全世界20多个国家。
历史上，美国经济每一次陷入衰退，都能通过革新与创新脱离困境。然而，这些能力并不为美国人民所特有或与生俱来；它们是由我们的经济模式所激发的，我们奋力维持这样一个开放、自由、透明、公平的模式。这个模式有它的不完善之处，但仍然是人类所知的最强大的繁荣之源。
当然，在维护这些原则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到给原则打折扣的诱惑力，我们都认识到人类本性中那种对原则绕道而行的能力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有些国家正在那样做而获得短期的利益；有些发展中国家--它们正令人钦佩地集中精力与贫穷作斗争--当在国内实施那些它们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的相同的规则时或许行动较为迟缓；还有一些整体富裕但按人均所得较贫困的国家，甚至可能认为那些规则并不适用于它们。
事实上，对于所有那些在开放、自由、透明和公平的竞争中获益的国家，那些规则不仅与它们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且它们有责任遵守。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国际商务数额是如此庞大，任凭这部分商务被置身于有规则可循的系统之外，将使这个系统无法产生作用，而这最终将使所有人受损。
亚洲的男女企业家都在追求这些原则所带来的利益。马来西亚制造商需要进入国际市场；印度公司在国外投资时希望获得公平待遇；中国艺术家希望他们的作品不被盗版。每一个力图发展强劲有力的科研技术行业的社会均希望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没有这些保护将使创新的风险加大、回报减少。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有机会把自己的收入用于获得从冰箱到iPod的其他地方的产品。
这四项原则容易表述和获得赞同，但它们不会自动落实。因此，我们的挑战一贯是，要把它们转化为实际行动。我的国家正在努力这样做，我们也鼓励其他国家政府参与我们这一努力。
美国正采取步骤，通过多边与地区性机构、新的贸易协定和主动寻求新伙伴，在全世界促进这些原则，让世界各国共同追求包容的、可持续的发展。这些步骤与我们正在进行的重振我们本国经济的努力相关，并且也在此基础上发展。
首先，我们正在通过地区与国际机构努力争取平衡、包容与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努力始于我们对于亚太经合组织的一贯支持，它是在亚太地区追求经济一体化及经济增长的主要机构。奥巴马总统很高兴今年在夏威夷主办并主持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我们希望亚太经合组织应对贸易与竞争的下一代挑战，例如：加强全球供应链、帮助小型企业与全球市场接轨、促进由市场驱动的、非歧视性的创新政策等。我们正通过努力降低清洁能源技术的贸易壁垒推行一个低碳议程，我们还希望就实施透明原则达成协议，以促进经济增长和21世纪竞争场上的法治。
鉴于不同国家的繁文缛节和互不相容的规则如同关税一样阻碍贸易与增长，我们也在与亚太经合组织共同努力，通过更广泛的公共磋商和更好的协作，就透明、有效的规则找到共同基础。我们采用的规则的质量与我们实施这些规则的意愿同样重要。
我必须指出的是，歧视妇女是公平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另一障碍。据2007年联合国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由于限制妇女的就业机会和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亚太地区每年的经济产出损失至少580亿美元。因此，作为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主办国，我们将于今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一次高级别的妇女与经济峰会（Summit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我们还正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努力解决公平竞争不断面临的问题。例如政府采购问题。政府所进行的采购代表着全球经济的重要部分，任何地区的公民均有权知道政府是在以最好的价格购买最佳产品。根据我们签署的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美国允许其他签署了同样协议的国家的公司竞争适宜的美国政府合同。我们当然希望那些想获得我国政府合同机会的国家也真诚地为我们的公司提供竞争对方政府合同的机会。
我们还通过各种国际机构组织--如8国集团（G8）、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世贸组织等--来努力实现平等的竞争环境，鼓励健全而公平的经济活动。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世贸组织废除了有害的关税，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些机构来提供办法，解决从国有企业的某些活动到境内出现壁垒等新问题。
我们支持有创意的合作关系，针对这些新问题制定标准和规则。我们应借鉴有关主权财富基金的《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模式，这些原则是由东道国政府、接受国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以及主权基金等共同谈判而成。管理主权投资活动的行为准则消除了利益相关方--如投资国、接受国、以及私营公司--的疑虑。这对于解决其他共同的问题或许是一个有用的模式，如确保国有公司和企业与民间公司按照同样的规则进行竞争。
第二个步骤是，我们将谋求一种新型的贸易协定，使它们在开拓新市场同时，提升公平竞争的标准。例如，《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即KORUS，将在5年时间内取消美国95%的消费品和工业出口产品关税。仅消除关税就能为美国出口产品带来100亿美元以上的增长，并促使韩国经济增长6%。所以，无论是美国机械制造商，还是韩国化学品出口商，这一协定均为获得新客户减少了障碍。
然而，这项贸易协定并非只涉及谁在我们的边界支付多少关税的问题。它是更深一层的承诺，即创造条件，让两国在彼此公司的公平竞争中走向繁荣。《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了在知识产权、公正对待劳工、环保及正当监管程序上的明显改进。
让我补充一点--该协定的好处不限于经济底线。它意味着有力的战略性抉择。它标志着，美国与韩国在经济、外交和民间交流领域是长期合作伙伴。因此，奥巴马总统正在谋求国会尽快批准《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必要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他也在谋求批准与哥伦比亚和与巴拿马的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体制内，达成适中的贸易协定要通过艰难和痛苦的努力。但它十分重要。我们认为《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典范协定。在过去不到10年时间内，亚洲国家签署了100多项双边贸易协议，但许多这类协议未能为商家、工人和消费者提供关键性的保护。它们在形式上应有尽有，但忽视或规避了许多艰难的问题。
除此之外，现在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性，即五花八门、缺乏一致性和完整性的双边协议。这些协议可能降低一些关税，同时却会导致新的低效率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规定。例如，在菲律宾的一家小型电子产品商店有可能根据一项自由贸易协议从中国进口闹钟，但根据另一项协议从马来西亚进口计算器，以此类推--每一项协议都有其晦涩难懂的规则并需要准备堆积如山的文件--直至这些贸易协议变得毫无意义，其所能提供的益处不复存在。我们的努力方向应当与之相反，即真正实现地区一体化。
这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倡导的精神。我们希望在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开会时概述它的内容，因为这项协议将汇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贸易体。
我们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目标不只是要取得更大的增长，还要取得更好的增长。我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需要规定严格的保护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条款。它还应该促进信息技术的自由流动和绿色技术的推广普及，并提高我们的监管体系的一致性与供应链的效率。
我们正在努力确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为专门为中小型企业减少壁垒的第一个贸易协议。说到底，是这些中小型企业创造了世界上大部分就业机会，但它们在国际贸易领域往往面临重大挑战。因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旨在确保公平竞争，包括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中保持中立。
我们的想法是为多边自由贸易制定一个新的高标准，并以准入新市场的承诺来鼓励各国提高自己的标准和参与其中。我们正在采取具体步骤促进整个地区一体化，使自己逐步走上建立真正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的道路。
最后，我们制定的战略不仅要实现增长，而且要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我遵循的一个座右铭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给人民带来实惠，因为我们取得的进步最终不是用利润率或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而是要用人民的生活质量来评估--要看全体公民能否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工作和赚取体面的工资收入，以及是否有能力赡养家庭和保持家人健康、教育子女，并且享有各种改善自身状况和下一代未来的机会。
美国支持为促进这个地区取得包容性增长而作出的多项努力。例如，我们的“世纪挑战账户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在伙伴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便通过增长来减少贫困。我们与菲律宾签署了一项投资于道路、社区发展项目和征税效率的协议。我们正在与印度尼西亚谈判一项旨在促进低碳发展的协议。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开始与东帝汶建立达标伙伴关系，以便打击腐败，改善儿童的健康。
在整个地区，我们正在与各国政府结成伙伴关系，鼓励并帮助它们通过实行良治，提供卫生保健和教育等公益服务以及建立改进税收、确保每个人都公平纳税的税制，来坚持其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承诺。我们支持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人对政府实行问责的要求，提供就业培训和联网，坚决呼吁在缺乏机会的地方创造机会。
我们正在与民间部门密切合作。两年前，我发起了一项全球伙伴计划（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支持新一代的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侧重于多个项目，从保护和发展湄公河下游地区到帮助更多的家庭获得清洁炉灶，让他们远离向大气层释放黑色烟尘并每年导致全世界200万人死亡的有害烟雾。
我们还发起了全球创业计划（Glob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以选拔大有希望的企业家，对他们进行培训，为他们寻找导师和可能的投资者，倡导扶持性的政策和法规，帮助普及最佳实务。我们正在支持“新开端伙伴”计划（Partners for a New Beginning），提供经济机会并支持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之间的教育、科学和技术交流；而且我们还刚刚在印度尼西亚开启了这项计划的一个分支。
我们正在帮助创业者同美国各地的移民社区取得联系，他们热切希望资助与他们有着家庭纽带的国家的新项目。我们正在寻求民间部门提供帮助。在很多方面我们感激民间部门的帮助。毕竟，正是民间部门推动着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议题。但是，即使是在现代金融规范和预期的制约范围内，我们也确实应当努力考虑到长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利益。各位在你们的企业里所做的工作能够帮助改善人民的生活，促进人权与尊严，打开新市场，从而创造出一种良性循环。反之则可能使人民进一步陷入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中，从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这便是我们的议程，而你们应当知道我为什么要到香港来谈论这项议程--因为香港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能说明依靠香港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可取得的成就以及以此在经济领域发挥带头作用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非常清楚，未来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所作的选择将决定亿万人民在经济上可能取得的成就。
因此，尽管具体情形不同，但是引领我们走过20世纪的许多理念依然是我们在21世纪所需要的--相信好主意就是好主意，无论出自哪里或由谁提出；愿意接受变革；以婚姻为文化的驱动力；坚信高涨的经济增长势头与革新能够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无论他们生活在香港还是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将这些永恒的原则转化为通行的做法和共同的繁荣，以及让太平洋两岸尽可能多的人民实现天赐潜能的机会，这还要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实现这一愿景的障碍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罗列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归根结底在于领导作用，在政府和民间部门皆然。全球许多地方在20世纪后半叶有幸出现了具有远见和富有成效的领导人，制定法规创造出我们在20世纪所享有的经济繁荣的领导人，改变了其国家的进程并且催生了我们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所目睹的高速增长的领导人，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以及能够高瞻远瞩、不仅仅看到这一季度的成绩而且还能看到其数十年之后的影响的民间部门的领导人。现在我们再一次需要这样的领导人。世界各地都需要这样的领导人。政府和企业也都需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合作是如此重要。
我现在担任国务卿一职，深知在我之前曾有许多杰出人物担任过这个职务，我实在自叹不如。我常对他们的成就感到由衷敬佩。我常思及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凭着对未来的展望重建昔日的敌国，是一个多么令人赞叹的决定。我回首这段往事时有着深刻的个人体验，因为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我的先父在海军服役之后像当时许多男子一样退伍并重新过起普通人的生活，而他当时最不想听到自己的总统或国务卿这样说：“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向你们征税，然后把钱送到德国，送到欧洲。我们要重建日本，因为我们相信这对你们的子孙后代最有利。”
但当时不只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的工商界领袖也表示：“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也愿意尽一份力量。”事实上，当这项计划得到的支持低落之时，白宫和国务院联络大公司和大学的领导人，请他们到美国各地奔走呼吁。因此美国在四年之间投资了13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00亿美元。
想象一下今天政府或工商界领导人也对本国民众说出类似的话。当柏林墙倒下时，赫尔默特?科尔（Helmut Kohl）说：“我们为了德国的统一不惜一切代价。我们要重建我们的邻舍，因为围墙已经倒下。”而民众则可能说：“我们要投入多大一笔钱啊。我们是胜利者，我们应该获得所有惠益。”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个决定得到了政府和工商业的双重支持。
我们今天面临着很多类似的挑战，我们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和工商界领导人。但这些领导人必须遵循上述原则。无论我们谈的是政治还是经济，开放、透明、自由和公平都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在21世纪，如果这些原则没有兑现，如果政府和企业没有如期履行为全体人民提供长期机会的承诺，那么当今世界每一位有着潜在的相互联系的公民都不会袖手旁观。
这个议程对亚洲有利，对美国有利，对企业有利。但最重要的，它对人民有利。我坚信，它能帮助我们在本世纪未来的岁月里建设一个更和平、更稳定、更繁荣的世界。非常感谢大家。（掌声）
（完）
国务卿克林顿在香港发表演讲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1年7月25日
2011/T51-39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发表演讲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繁荣的原则
2011年7月25日
香港香格里拉酒店
（Shangri-La,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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