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钱锺书对汉奸黄秋岳的惋惜

    1937年7月27日，当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要求有关各部队采取配合行动，拟将长江吴淞口封死，然后集中陆地炮火，全部击沉日寇在长江中的几十艘军舰。命令下达后，次日即将行动前，却见原本在长江的日舰，全部逃往吴淞口外的内海，功亏一篑，这显然是有人走漏消息，但参与会议者除汪精卫、白崇禧、程潜、何应钦、黄绍竑、刘为章及俞济时等人外，就只有行政院机要秘书黄秋岳了，蒋介石严令戴笠彻底追查此事，戴笠透过各种途径调查，黄秋岳即被警备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扣押。审问时黄秋岳尚强辩，乃以证据示之，始俯首承认是和日本同盟社通讯，供给消息好几次，每次由他口述，由他的儿子黄晟写成报告秘密交付。黄秋岳自认图的是金钱，每次所得，视消息的重要性而定，最高的一次为法币600元。最后南京军委会开军法会审，黄秋岳父子于同年8月26日，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但名记者、名作家曹聚仁却认为黄秋岳父子是汉奸自不待言，但他们并没有出卖长江封锁的机会。因为黄秋岳早在1935年春，便被当局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了，他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1937年8月间，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因此，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他们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着黄秋岳父子来送情报的。到了今天，还说出卖长江封锁计划，也就等于说“九·一八”之夕，张学良陪着胡蝶跳舞一样，不合事实。

    十年后的1947年春，史家陈寅恪偶读黄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一书，有感而发，曾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盦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

    当年闻祸费疑猜，

    今日开篇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作贼，

    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

    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旸台花又发，

    诗魂应悔不多来。

    诗毕，意犹未尽，陈寅恪复题短跋于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为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学者陈礼荣认为陈寅恪对于黄秋岳汉奸案的最先反应“闻祸费疑猜”，显然是有其道理的。尤其是在“世人皆为可杀”的情势下，他在诗的结尾处写下“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之句，应当包含着更多的无奈与悲哀。然而，毕竟是事关民族大义，所以他只能以“未可以人废言”的忠告来劝勉世人正确看待黄秋岳及其著作。按理而论，假如黄秋岳真像国民政府当局及新闻传媒所指控的那样，陈寅恪断然不会也不必要对其下场有如此“闻祸费疑猜”的情绪反应。

    无独有偶，钱锺书早在1943年就曾写有《题新刊〈聆风簃诗集〉》七律一首，《聆风簃诗集》是黄秋岳的诗集，钱锺书诗云：

    良家十郡鬼犹雄，

    颈血难偿竟试锋。

    失足真遗千古恨，

    低头应愧九原逢。

    能高踪迹常嫌近，

    性毒文章不掩工。

    细与论诗一樽酒，

    荒阡何处酹无从。

    两位被称为20世纪最博雅的学人———陈寅恪、钱锺书，对黄秋岳的惋惜，何等的相似！

    孙曜东在回忆录《浮世万象》中说：“据说黄秋岳和日本人搞在一起主要是为了钱。他有两房妻妾，妾叫梁翠芬，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第一名妓。试想有如此大美人缠在身边，那钱是无论如何也不够花了，……后来竟堕落到向其出卖情报。他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南京的一家饭馆里，见面却不讲话，各自吃饭，吃完饭，便把对方挂在衣帽钩上的帽子拿走。黄秋岳的情报就藏在帽子的内沿里。这是后来黄的姨太太梁翠芬亲口告诉我的。梁翠芬长相类似孟小冬，身段比孟小冬还要好，在某种意义上说，黄秋岳是为她送了命。”黄秋岳乃一代名士，仅仅为了一红颜而沦为国贼，实在令人浩叹！

    梁鸿志在故交黄秋岳伏法时，曾写有五言诗悼之云：

    青山我独往，

    白首君同归。

    乐天哀天涯，

    我亦衔此悲。

    王涯位宰相，

    名盛祸亦随。

    秘书非达官，

    何事而诛夷？

    他以歪理试图要为黄秋岳辩驳，奈何事实俱在，铁证如山。而不久梁鸿志亦附逆，当起“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遭枪决。黄梁二人，其所为诗，未尝无足观，而竟先后以通敌而伏诛。这不禁让人想起汪辟疆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称“联圣”方地山在安福系溃败后，曾以梁、黄二人姓字作一联曰：“梁苑嗣音稀，众议方淆，异古所云今世免；黄庭初写就，哲人其萎，维子之故我心夷。”巧妙地将“梁众异”、“黄哲维”嵌入诗联中，哲维是黄秋岳的别号，“哲人其萎”，其时去二人伏法尚有十余年，没想到方地山竟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