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督管理法38条:中国四大名著共同的一笔糊涂账

中国四大名著共同的一笔糊涂账

            无独有偶，颇为奇怪的是这四大名著同时又都共有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里又表现出共同点和不同点！

            一，《三国演义》。小说取材于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自黄巾起义至吴亡，差不多100年的历史变迁。晋代的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写成《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为之注的同时又增加了不少史料；此后，有关三国的故事在民间传播不断。无形中有无数的民间无名氏“作者”参与到三国故事的创作中来。诗鬼李商隐在他的《骄儿诗》中这样反映了当时的民间创作以及家喻户晓的盛况：“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据考最早的三国故事是元代新安虞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所谓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则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戏曲本稿资料写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本子是240卷，分240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乃“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罗贯中何许人也？其人生平不见史传，至今未可考也。把一个查不到户口身份的人说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不是有一点玄乎呢？

             到了清代初年，满族统治者也要看《三国演义》。于是，毛氏父子便做起“遵命文学”来了：关羽成为“忠义”的化身代表就是从此开始的。毛氏父子迎合统治者需要，否定曹魏，以朱熹的“蜀汉正统论”为是非，在故事情节、文字上都做了许多改动。又由于三国故事流传甚广甚久，再加上民间无名氏作者成分极其复杂：上层社会文人雅士，民间艺人，他们的政治、艺术、社会价值取向都相去甚远，在“改”的过程中，总是加进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就是为什么《三国演义》反映了异常复杂的政治思想倾向的根本原由所在。

             这样的改来改去，精雕细刻，铁杵磨成针，遂成就了一部不朽巨著。“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用现代法律观的话说，《三国演义》真正的“版权”作者是谁，是一笔糊涂账。

             二，《水浒》。《水浒》是描写中国农民战争的长篇巨著。有人说，一百单八将中没有几个是农民，不能说它是反映“农民革命”的。这未免有一点书生气十足了。革命的性质不是由革命者的社会阶级成分来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中，也没有几个是地地道道的工人或者农民出身，难道我们能够据此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吗？

            北宋末年，中国有二次规模大的农民起义：一是方腊领导的；一是宋江等人领导的；一南一北，几乎同时；虽然最终被朝廷击败，但是也曾经把朝廷搅得周天寒彻！“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兵数万莫敢撄其锋者”（《东都事略-侯蒙传》），可见当时宋江的军力声威是非同小可的。

            《水浒》与《三国演义》一样，也是故事先在民间口口相传，而后成书的。70回的金圣叹本比较著名。有人对金圣叹是否有70会古本提出质疑，我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改都改了，后人也再读，这就行了。胡适先生认为，“《水浒传》究竟是谁做的，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够下一个确定的答案（胡适：《水浒传》考证）”。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罗贯中。金圣叹把70回后删除了，他说因为70会后是罗贯中续的，“古本”上没有。金圣叹删除的部分也就是包括所谓“招安、平方腊”这个要害部分。金圣叹说了他为什么要删除的理由是：“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衰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胡适先生研究认为：“百回本”的作者“也许是罗贯中”。我手里有一部三卷本、百二十回的《水浒》，也是有“招安、平方腊”的内容的。作者冠名就是：施耐庵、罗贯中。据胡适先生考据，施耐庵“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决不是元人，也许是元朝文人的假名，（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人”（出处同上）。

            我在前面关于《三国演义》说过，罗贯中生平无考，把他生拉活扯的与另一个也无法考证的施耐庵并列冠名《水浒》的作者，不也是一笔糊涂账吗！

             三，《西游记》。《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毛泽东对《西游记》里孙悟空的革命精神、顾大局的品格和辨别敌友的一双火眼金睛非常欣赏，在他的《七律-和郭沫若》中表现得 推崇备至，无以复加：“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西游记》也是在民间文学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造产生的精品。没有民间文学的基础，就没有《西游记》。这是《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最明显的共同点。人民把自己对美好社会的希望、理想与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抗争都在唐僧师徒身上赋予了既深刻而又丰富的社会内涵。郭沫若和毛泽东对同一个唐僧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分析形形色色的人的钥匙。郭沫若说“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纠正说“僧是愚氓犹可训”，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表现了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气魄和教育、改造人的能力与自信是无须说的；唐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批评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不能用一棍子打死的极端错误办法把他推向敌人的一边。“犹可训”，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神来之笔！

             在四大名著中，只有《西游记》在著作权问题上没有出现什么争议，也没有“狗尾续貂”之类的花边新闻。但是，从深厚的民间文学土壤得到的养料，依然让吴承恩省了不少事儿。

             四，《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之皇冠。与其它三部名著最大的不同是《红楼梦》不是来源于民间故事传说，而是曹雪芹享有全部独立著作权的原创作品（前80回）。正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一个人所为，又因为要“避嫌、避讳”，故在中国文坛闹出的动静很大，可谓绵延不断：“索隐派红学”大搞“抉微”，总是企图从中寻出“微言大义”“隐秘之事”“人物原型”；20世纪初，胡适先生代表的“新红学派”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研究《红楼梦》，我认为本质上仍然还是“索隐”的。解放后，50年代李希凡的文章景毛泽东批示后一出，“索隐派”基本上偃旗息鼓了；半个世纪以后，刘心武先生又重新竖起“索隐”的大旗，风咋起，吹皱一池春水，《红楼梦》研究似乎又从沉寂中苏醒过来，这个功劳应该记在刘心武先生的账上。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也匆匆出笼，以许多时尚的“亮点”凑热闹，结果闹了一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

            《红楼梦》原来是以《石头记》之名传抄问世的。十八世纪末，才出现的高鹗和程伟元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一瞬间成为畅销书；当时的社会上层知识分子竟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虽都诗书也枉然”之誉；可见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之深，流传之广。我倒是觉得，“索隐”作为百花齐放下的一种学术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只要能够言之有理，自成一家，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它存在；因为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为了逃避“文字狱”，使用了“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本身的确存在许多需要“解密”的问题。有人来做这个工作有什么不好呢！文艺批评的任务只是在于帮助“索隐派”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向即可。

             刘心武先生也为《红楼梦》续了貂。也引来许多人的反对、质疑和批评。我是支持的。高鹗续得，为什么刘心武续不得？没道理啊！不管他续得 怎么样，这也是一种创作，理论上讲谁都有创作自由，包括续写名著。艺术之审美规律，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一个人都有对名著发布自己的见解的话语权。

              高鹗的后四十回历来也被主流的批评家戴上“狗尾续貂、画蛇添足”的帽子。我的观点是，一个肢体残缺者，装一个假肢总比不装要好一些。至于高鹗有没有按照曹雪芹的思想主旨去完成《红楼梦》本来应该有的“曹氏大结局”，这是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一样。

              简言之，中国四大名著的共同糊涂账就是：1，在民间故事传说的基础上完成（《红楼梦》除外）；2，作者系多人或者不能确定（《西游记》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