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艾晓明专

艾晓明:一个男人女人化,或者一个女人男人化,很好啊!世界多姿多彩,你看张国荣吗?迷死我啦.我喜欢张国荣,韩红,还有穿芭蕾舞裙的跨性别演员,这才是真精彩.他说别人歧视他,他会不会歧视自己?如果他歧视自己,就中了鬼子的奸计.千万不要自己歧视自己.

记者:你最欣赏什么样气质的男人?

艾晓明:你刚才问男性气质,男性气质其实有很多种;雄辩的男人和沉默的男人,热情的男人和含蓄的男人,用眼睛说话的男人或者用手说话的男人,其实都有各自的美.男人的美,我觉得最重要的在心地和创造力.

记者:在目前这个社会,你觉得男人和女人的压力有何不同?

艾晓明:男人压力大啊,要有钱,有车,养家,救国;男人把半个天让出来,就没那么累了.女人有本事,社会不让她发挥,非把女性压迫成弱者不可.这就是女人的压力.干啥都不给机会.

记者:所以,你提倡男人和女人共同分担,是不是?

艾晓明:对,我提倡家务大家一起分担.大家都干点,不是不那么累吗?

记者:有男人想回家,有女人想上班,你怎么看?

艾晓明:男人回家,女人上班,在一个家里,要看两个人是不是能商量好.商量着办,就好.是吧?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是女人回家男人养家,怎么舒服怎样更符合一个家的特色去生活,我觉得就是好的.

记者:但如果一个男人回家,即便他以家庭为重还兼带着工作,他也会总感到没有女人回家自然,你怎么看?

艾晓明:那是,因为咱们的文化老啊,文化规范就只让女人管家,不让男人回家.你要当社会改革先锋,那就得担待着点,扛着黑暗的闸门,下一代男人回家,就没那么累了.

性别表达有多种,平等不只是两性

记者:你为什么会想到做女权主义研究?

艾晓明:如果说有什么决定了我今天的立场,那是在1999年.那年,我在美国开始系统学习女权主义理论.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发现对同样的问题,选择可以如此不同.比如,美国家庭收养的其他国家儿童有不少男孩,只有来自中国的全是女孩.中国,这个没有发生战乱和饥荒的国家,竟然是世界上抛弃女婴最多的国家,这成为我心里的一个结.

这以后,我看了一些跨性别的书,很受启发.从美国回来后,每当人们说男女平等时,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讲男女平等时设定了人类的性别只有两性.实际上这个男女之间它会有很多过渡.比如说,我们设定了男女两性,设定了一个异性恋的关系,实际上还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还有中国人说的阴阳人,双性人.是吧?还有男性通过手术改变成为女性,女性通过手术成为男性.有通过手术变性,也有不通过手术,而是男性以女性装扮自己,女性以男性装扮自己,对不对?你能在这在中间数出来的性与性别有上十个.所以当我们说两性平等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非常不对.

记者:你怎么看待男女平等?

艾晓明:应该是人人平等,所有的性别,性取向都是平等的.平常我们讲人人平等时,我们预设的就是两性平等,没有去想所有的性别一律平等这些问题.就是说没有考虑如何取消性别压迫的问题,没有考虑建立在性差异,性别差异上的压迫.所以,最起码的男女平等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性取向,所有的性别表达平等……

记者:你会不会把女权的很多思想贯穿到你的家庭生活中?

艾晓明:会的.我先生对这一套理念很认同.我儿子基本上也是一样.我说基本上,是说他这四年在大学上学,所以我不是经常和他在一起.但是上周我们在复旦大学参与那里的V日活动,女生演出了《阴道独白》,我儿子和我一起给演员献花了.

记者:你希望很早就让他尊重女性, 理解女性?

艾晓明:他大四了,喜欢搞摇滚乐.不是我让他尊重女性,作为人,他应该尊重女性.

记者:家里有个女权太太,你和先生不会因此有矛盾吗?是不是经过一个过程沟通后所致?还是他天生就能理解?

艾晓明:我们当然有过矛盾,我们和普通家庭一样,也有闹别扭的,吵架的,我们也都会发火,人嘛.就是普通人,俗人.不过,我们可以沟通,交流,讲道理可以讲到一起.至于孩子,多个孩子多个朋友.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关系最好是朋友关系.

　　艾晓明所害怕的正是这种暴虐的身份转换在这个时代里死灰复燃，可悲的是，在现在实施的收容遣送制度下，某些可能正在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的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一直是我所敬佩的。虽然没见过艾教授，但通过她的文字我也大概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和蔼可亲、富于理解力、与世无争的长者。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在网上看到艾教授发的帖子时，会吃惊得眼珠子都几乎滚出来的原因。
　　
　　“以前儿子在我身边，看到类似报导我就对他说：如果你蒙冤被抓，千万不要吃眼前亏。你马上告诉对方，我妈是著名教授，她的学生在省公安厅，你今天动我一个指头，明天全广州缉拿你。我还说，你立即打我手机，我一定飞奔而去解救。”

　　堂堂大学教授、博士导师，至于教导别人这样“虚张声势”（艾教授语）吗？然而她这么做了——因为她还是一位母亲，她害怕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就像那个叫孙志刚的平面设计师那样，仅仅因为没有随身带上暂住证便莫名其妙地进了收容所，随即因为“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在收容所旁的医护站里走完了自己短短的27年人生历程。而死者的家属在得知此事后，奔忙、申诉了一个半月，至今没有弄明白，谁该为此承担责任……
　　
　　这是一起太过明显的暴虐案件，让我注意的是，艾晓明教授在帖子中，除了痛惜死者的年轻、指斥暴徒的凶残外，还近乎执拗地反复强调孙志刚是“经过四年大学学习，两年社会实践”的平面设计师，而非报道标题中所指的“被收容者”。
　　
　　对此，艾教授写道：“让我们也想想，如果我们自己死在收容所，我们就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一生积累的、自我认同的身份吗？我就成了‘被收容者艾晓明之死’，或者我的学生——好不容易从农村、边远地区考来的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就成了‘被收容者张三、李四之死’，我们能接受吗？我们的亲人、朋友能接受吗？”

　　艾晓明所害怕的正是这种暴虐的身份转换在这个时代里死灰复燃，可悲的是，在现在实施的收容遣送制度下，某些可能正在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艾晓明不得不在恐惧中追问，“我们的收容制度是什么制度？怎至于一家公司的平面设计师竟然被强行收容？如果这里不容解释、不容抗辩、不容保释，这不是强暴是什么？这个收容制度应该如何管理、应该如何受到法律监督？违法收容的不法人员，应该如何受到法律制裁？（老实说，我说到这里一直心怀恐惧，我的家人一直提醒我，你说话要有分寸，不要遗祸我们的孩子。）”

　　也正是在这一“身份制度”的掩护下，某个（或者某些）施暴者可以心安理得地逍遥法外，而他们的上级或监管者却不得不以“维护整体荣誉”的名义替他们掩饰、遮瞒甚至歪曲事实。
　　
　　艾晓明想说的是，假如每一个人都失去了个体的身份与尊严，那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可能成为群体性暴虐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