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掌柜理财排名第几:国宝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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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边璋,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54.5厘米,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

   
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现藏三星堆博物馆。

   

2、摇钱树,属东汉,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短刺所包裹。现藏绵阳市博物馆。


    

3、铜奔马,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出土。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龙雀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5年武威市将“马踏飞燕”定为象征武威腾飞的城标;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布什总统来华访问,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原大仿制24K镀金青铜仿制品“马踏飞燕”作为国礼赠与来访的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原邮电部发行的JP32纪念邮资明信片、1997年发行的1997-3《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普通邮资明信片以及联合国1996发行的一套邮票中的一枚均以马踏飞燕为邮资主图。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4、铜车马,属秦代,1980年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制作年代约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21—前210年间。铜车为单辕双轮车,辕长246厘米,轮径为59厘米,车舆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御手所坐之处。铜御手高51厘米,重52公斤。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三个窗户。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御手互通信息。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亦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蓬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御手也罩在下面。蓬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


    

4匹马的高度为91—93厘米,长度为110—115厘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公斤、180.7公斤、183公斤和212.97公斤。四马神态各异:中间的两匹马昂首正视前方,两侧的马略侧视,张大鼻如喘息状。铜车马在制作上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粘接以及子母扣、纽环扣、锥度配合、销钉连接等各种工艺。钻孔的最小直径为1毫米,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窗板的铜片仅厚至0.12—0.2厘米,车辆头的内孔滚圆,就象车床加工的一般。铜车马的许多零件都与现代使用的相似,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其形状与今日门窗上使用的活页非常相似;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策扣与今日人们用的腰皮带上的策扣完全相同。现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5、墙盘,属西周中期,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此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微氏家族器具,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盥洗器,此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敞口,浅腹,圈足,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凤鸟纹,圈足部饰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全器纹饰以云雷纹衬地,显得清丽流畅。盘内底部刻有18行铭文,共284字,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人们从微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可看出周王朝对殷商遗民采取的政策。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盘铭也是一篇很漂亮的书法作品,其文体使用简明整齐的四字句式,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现藏陕西省周原扶风博物馆。

  
  38、淳化大鼎,属西周早期,1979年陕西咸阳淳化县史家塬出土。该鼎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平沿、方唇,口沿二直耳,耳圈大而高,饰夔纹。宽体垂腹三柱式足,腹外壁有三个半圆形大耳,与三柱足相对应,腹上部饰兽面纹三个,每一兽面纹之下又各浮雕出一牛首,每柱足也饰浮雕兽面。该鼎形制浑厚,造型生动,纹饰奇伟。此鼎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腹壁上铸有三个半圆形大耳,这种形制的铜鼎为特例,至今仅见此一器。它是迄今所见西周青铜器中最大、最重者,也是迄今出土的圆鼎中最大者。其他著名的西周青铜重器如大盂鼎通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重153.5公斤,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都稍逊一筹。淳化大鼎是研究西周早期周人分布和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6、何尊,属西周时期,1963年陕西宝鸡东北郊贾村出土。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122字的铭文,残损3字,现存119字。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而其中“宅兹中国”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7、茂陵石雕。西汉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遗产,举世无双的古代雕刻艺术杰作。这批作品构思超凡,题材多样,富于大自然的山野情调,意象博大深沉。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或腾跃或宁息,生态万般,无不各具其妍,韵致宛若。质朴而有灵趣,力雄风雷,气势浑厚磅礴,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石刻表现手法洗练,雕凿勾勒并用,以意运斤,精微入化。相石拟形之构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浑若天成之妙,乃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以写实象生与写意并重之优秀范例。作品风格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瑰宝。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

    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马踏匈奴”,高168厘米、长190厘米,以一匹刚武雄健、气势轩昂、庄重有力、威风凛凛的战马将一龇牙咧嘴、仍手持弓箭垂死挣扎的匈奴踏于腹下为题,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象征着正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雕刻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力。揭示出为霍去病建冢刻石的主题,寓意极为深刻。

   
卧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成功地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粗壮有力的特点。神情安祥宁静,显示出坚韧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圆睁的眼睛,肥大的喘息的鼻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更为真实而生动。西汉时牛仅在军事意义上次于马,而在生产、运输、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反击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多少精壮男子奔驰沙场,同时国内还有兴修水利、宫殿、陵墓、苑囿等役事,农田耕作人力匮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补其间,发挥着重大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时人6万,牛就10万,说明战时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军事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牛的辛勤劳作,是汉王朝迅速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没有劳苦功高的老黄牛。


8、河姆渡出土陶灶,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夹砂灰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9、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陕西西安大秦寺遗物。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由唐建中二年(781年)僧景净撰,吕秀岩书并题额。高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10、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出土。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11、兽首玛瑙杯,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首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兽首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整个杯的造型与动态,描述了全神贯注、飞驰疾奔的猛兽向前突冲的一瞬间,曲尽其妙,令人心动。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首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12、景云铜钟,唐代,陕西省西安景云观遗物。陕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雕铸着飞天、龙、狮、独角兽、蔓草和云朵的大铜钟——极为珍贵的唐“景云钟”。它是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铸造的,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距今已有1300年,但敲起来,声音仍清脆宏亮,音韵优雅浑厚,听了使人心旷神怡。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13、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厘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态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


   

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14、八重宝函,唐代,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法门寺地宫出土。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第六重宝函为素面盝顶银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宝函通体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第五重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第三重宝函为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
八重宝函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但它的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15、铜浮屠,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该鎏金浮屠原置于地宫前室的阿育王塔内,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为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门两侧各开一处直棂窗。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垅,檐角略翘。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的塔刹,由刹座、刹身、刹顶和刹杆组成,刹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写实,是我国古代高超手工技艺的绝妙佳品。

   
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16、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属战国时期,1974年河北平山县出土。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7、中山王铁足铜鼎,属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为子口内敛,上有云形钮圜顶盖,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下为蹄形铁足,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鼎壁与盖部云钮以下、足部以上,刻铭文77行,每行6字(盖上二字,腹部凸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唯末行1字,共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内容可补史籍之不足,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8、刘胜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厘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为岫岩玉制作,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上衣呈绿色,玉质莹润,下身为灰白和淡黄色,整体主要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五部分。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状。一些玉璧,以及饭含、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19、长信宫灯,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出土。灯体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重15.85公斤。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后来皇太后窦氏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堪称“中华第一灯”。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20、铜屏风构件5件,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现藏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朱雀屏风铜顶饰: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厘米,双翅距24.5厘米。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

   

蛇纹屏风铜托座:高23.4厘米、长46.45厘米、宽29.4厘米。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通高33.5厘米、通长27.3厘米。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原有鎏金。半蹲在托座上的蟠龙,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各卷缠一只青蛙。蛙张口暴目,力图挣脱状。龙口大张,口内有一只两前肢攫住龙的口缘,头向前伸,好像逃脱了恶蛇的侵袭,得到龙的保护,状态安详。此托座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是一件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的文物精品。蛇、蛙曾是古越人的图腾,而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高16.7厘米、宽56.3厘米、厚4厘米,两面造型一致,为双面兽形。双目圆突、高鼻、张口露齿、状若微笑。头顶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如三束飘带相互绞缠,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插入雉羽为饰。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整器通体鎏金,兽面顶的双角、眉毛、卷云纹均用黑漆勾勒轮廓线,管壁上刻有顺序数目。


   

21、角形玉杯,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上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现藏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22、人物御龙帛画,战国中期晚段,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龙体之下有游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3、人物龙凤帛画,战国中期晚段,1949年湖南长沙东南郊楚墓出土。又名“晚周帛画”、“夔凤美女图”,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呈长方形,质为深褐色平纹绢,以写意手法绘人物及龙凤。画幅中是一位侧身直立合手祈祷的贵族妇人,身着宽袖长袍,细腰垂譬,神态虔诚,花袍上饰云状花纹,妇人脚踏一半月状物,似为龙舟,亦可释为弯月,妇人前上端绘有高颈昂首、尾翎卷翘、轻盈飘逸向上飞跃的凤鸟,与凤相对应处绘有伸脚卷尾、躯体弯屈、扶摇升腾的黄龙。根据当时楚国的习俗并结合文物考证,此画的妇女形象即是墓主人,作品的主题是表现龙凤引导死者即墓主人灵魂升天。人物合掌祝祷,神态庄重虔诚,处于静态;与动态的龙和凤形成对比,使整个画面构成对比中的和谐。此画在丝织品上以墨线勾勒,用笔流畅。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4、直裾素纱禅衣,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禅衣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出土谴册称其为素纱禅衣。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其经密度一般每厘米为58根至64根,纬密度每厘米为40根至50根纱。密度稀疏,孔眼充满织物的表面,因而质地轻薄,古人形容“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一点都不夸张。上乘的纱料,以蚕丝纤度匀细见长。素纱禅衣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并非因其织物的孔眼大,空隙多,而是纱料的旦数小,丝纤度细。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有一个专用计量单位,叫旦(全称:旦尼儿),每九千米长的单丝重一克,就是一旦。旦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素纱禅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旦,而现在生产的高级丝织物还有14旦,足见汉代缫纺蚕丝技术的高度发展。它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为国内所仅有,它是西汉纱织水平的代表作,更是楚汉的骄傲。这件纱衣应属于辛追,辛追是汉代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死于公元前186年,享年50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5、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棺椁用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底正中。椁室上下四周塞满木炭和白膏泥,上面层层填土夯实。


    
彩绘黑地漆棺,长256厘米,宽118厘米,通高114厘米。黑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棺为梓木材质,斫木胎。内髹朱漆,其中棺内右侧板中上部朱漆上,用黑漆笔画草率勾出勉强成型的奔马和人物。外表以黑漆为地,用朱、白、黄、等色彩绘复杂多变的云气,云气之中,饰“仙人降豹”、“怪神操蛇”、“怪神弹奏 ”、“怪神射鸟”、“仙人静坐 ”、“怪神对奏”、“怪神骑马”等图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棺纹饰与图案大都采用汉代新兴的堆漆装饰技法,云纹的轮廓线显著高起,因而立体感强,具有浮雕的艺术效果。

   

朱地彩绘棺,长230厘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朱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三层,棺为梓木,通体内外髹朱漆。外壁在朱漆上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颜色,绘出龙虎相斗、双鹿腾云、双龙穿壁,以及仙人、云气、仙鹿等,整幅画面充满海外仙山与神仙洞府神秘迷离的气氛,并以此表达吉祥升仙的主题。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6、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覆盖在一号墓即辛追墓的内棺上,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西汉初年的神仙方术思想,学者认为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华盖以上为天上部分,所绘以神、龙、日、月为主。正上方的神,人首蛇身、披发而坐,其蛇尾缠绕在他身下。神话中女祸、伏羲、烛龙都是这种形象,但传说中由烛龙镇守天门,这与天国部分正下方的两扇开启的大门相对应,所以他极可能是烛龙神。烛龙的左右身侧画着五只仰天长啸的仙鹤,这是代表长寿的瑞鸟,它们使天国呈现一片祥瑞的气氛。烛龙的右边有九个红色的太阳,里面蹲伏着一只黑色的类似于乌鸦的鸟,古人称之为金乌,是古人眼中太阳的精灵。这些太阳半隐半藏在弯曲绵长的蓝色扶桑树中,而这种传说中的神树是太阳的栖息地,它生长在东海,有几千丈高。烛龙的左边则是月宫的描绘,银白色的月牙弯弯如钩,正是月初的月象。其上有一只体形硕大的蟾蜍蹲伏着,口中还含着一颗可除百病的仙草灵芝。再上面是一只昂首腾跃的玉兔,它轻盈瘦长的身躯与蟾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月亮之下,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轻舒广袖翩然而舞。烛龙之下,有两只展翅相对的飞鸟,长颈短尾,这应是楚歌中鸿鹄高飞举千里的鸿雁。其下,有两只兽首人身的怪物骑在神马飞黄上,手中牵绳,向左右飞奔,绳上扯着一个呈梯形的乐器——铎,振铎作响是欢迎升天之人的最高仪式。铎之下是两个呈倒形的天门,门上两旁是神豹两只和紧守通天大道的两位守门神—司阍,现在此二神躬手相立,恭敬作揖,他们和天国中所有的神、龙、瑞兽一起,正满怀欣喜地恭迎升天的老夫人。人间部分以华盖作屋顶,上有朱雀鸟作为装饰。华盖下是神禽飞廉,这只貌似猫头鹰的怪鸟专司引魂升天。

   

飞廉之下则是老夫人生前的一幅出行图,这位体态丰腴的老太太,锦衣华服、环佩叮铛,形象高贵,正手持拐杖踽踽前行。老夫人身后有三个贴身的奴婢,身前则是管家跪送丰美的食物。但也有人说是炼丹的方士正献上长生不老丹,这是秦汉时流行的用汞等物质炼成的长生之药。下面的图画可能是老夫人去世后悼念的场景,这些身着长袍的男人可能是其儿孙,他们面色青蓝,神色肃穆,尽显哀伤之态,他们头上的乐器磬也正在奏出悲乐以示哀悼。地狱部分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地神——鲧,正平托着白色的苍茫大地,他的脚下踩踏着两条巨大交叉的鳌鱼,传说中只有鲧才能稳住兴风作浪的鳌鱼,制止地震山崩的发生。地府中更有面目狰狞的怪狗和双目圆睁的猫头鹰,它们虽不吉利,却能镇压地府中的妖魔不去侵扰老太太安静的亡灵。
这是一幅把神话、想象和现实生活完美统一的杰作,它无处不体现了古人对天国的想象和追求永生的幻想。同时,这位出手不凡的画家,具有超神入画的画功,帛画的内容层次分明,线条流畅,天上、人间、地狱三部分的承接转合浑然天成,动与静的图案结合自然。而且,还综合运用了后代所说的勾勒法、没骨法等表现技法,既有精细的线条,又有浑圆的涂画,挥洒自然,不拘一格,真是严谨洒脱,奇变浪漫。因而,T型帛画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难得一见的杰作,具有难以估量的艺术价值,堪称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27、红地云珠日天锦,属北朝时期,1983年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长48厘米、宽28厘米。为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8、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属西夏时期,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出土经书共9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9册的文字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现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29、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1979年江西宜春丰城县收集。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仓楼为亭式重檐,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飞檐、朱栋、雕栏,造型别致,华贵绚丽,充分体现了江南木构建筑的特色。脊吻塑双狮头,四角饰卷云,重脊中部各饰一朵云纹,正脊中部饰以带叶仰莲,上置扁平形矛头。仓楼系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覆盖于仓上,四立面下视均为四柱三间,仓楼内置宝座。正中后,以串珠组成“十”形镂孔图案,与前楼相通。两旁有亭楼,底层前后均为两柱夹仓。插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右联为“禾黍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披“南山宝象壮五谷之仓”。后面柱间空档为墓铭,青料直行楷书,计12行,159字。左右亭正面墙各用红料楷书“五谷仓所”与“凌氏墓用”字。瓷匠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和釉下彩青花集中于谷仓之上,瓦垅栏杆均以串珠纹组成。楼阁及两侧亭楼上塑有10个优伶,有的手执掌扇,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吹箫弄笛,有的甩袖起舞。上下左右有人物18个,姿态各异。色泽绚丽,造型奇特,精绝无双。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30、竹林七贤砖印模画,属南朝时期,1960年江苏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

  

  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亦博得了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其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他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更有荣启期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现藏南京博物院。

   

31、“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质护膊,属汉晋时期,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此护膊面积不大,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经密为2200根/10厘米,纬密240根/10厘米,经向花纹循环7.4厘米。织锦的右侧保留着幅边。纹样从右侧开始是一对牝牡珍禽,雄鸟站在云纹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头顶是汉隶“五”字,胸部左云纹上悬挂着一个茱萸花纹。雌鸟站在云纹上垂首面向雄鸟,其颈上方是一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背上方是一个“星”字,尾部下方有一个茱萸纹。与“星”字间隔一个茱萸花纹的是“出”字。“东”字在两个云纹间隙之上。“东”字的左下方、一个云纹之上是一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太阳”左下侧是一倒悬云纹,云纹凹进处,有一张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独角瑞兽,尾部下垂,背上长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兽角上方云纹上端是一个“方”字。“利”字隔着一个云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云纹的左侧是一个身着竖条斑纹、豹眼圆睁的虎形动物,后右足踩在云纹上,举步向右行,尾部高耸,刚劲有力。其尾部右侧是“中”字,左侧是“国”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此汉锦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应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古人能在一块方寸不大的织锦上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实属罕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当之无愧。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现藏新疆考古研究所。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实在太有名了,媒体也好,各种教科书也好,商家也好都对它兴趣无限,资料也很翔实清楚,这就严重影响了楼主俺8它的兴趣。所以俺就偷个懒,把百度来的文章资料直接复制粘贴附加小标题,大伙儿慢慢看就是。明天让俺精神百倍地8利簋吧。
  
  “商代后期”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希增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 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1939年,安阳武官村村民的一次偶然探宝,挖掘出了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

  村民吴培文藏起了大鼎,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查,在外逃亡了10年,直到1949年,他才安心地回到了安阳,回到武官村。

  如今,已经84岁的老人 仍然居住在当年的祖屋中,依旧守候着那个曾经埋藏了巨鼎8 年的院子。

  如今司母戊鼎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经过清理和秤重,它的准确重量是832.84公斤,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比出土于安徽寿县的第二大鼎,重了将近1000斤。第二大鼎,是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楚国鼎。那么司母戊鼎又是什么年代的器物呢?考证它的年代应该从出土的地理位置着手。

  安阳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核心地带,一条洹河横贯东西。武官村位于洹水河北岸,这里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巨型墓葬,是晚商的王陵区,司母戊鼎正是在这里出土。

  唐际根是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现任安阳考古工作站站长,他在安阳工作了10年。对这里地层相当了解,司母戊鼎的研究工作首先从出土的地层开始。


  一般情况下,考古,要是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主要是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呢,在底层关系的基础上呢,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这个组合关系,那么司母戊鼎它这两个关系都不具备。

   60多年前,武官村村民一个偶然机会使司母戊鼎重现于世,当时即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这给今天的考古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殷墟有2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8代12位商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方鼎,又是哪一位商王的杰作呢?

  根据考古的一般经验,判断器物的年代,可以从器物形制着手。

  杜金鹏,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多年,对殷墟器物的分期特征及其熟悉。

  这个每一个时期的鼎,它都有不同的造型,比方说我们举一个方鼎来讲,那么这个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呢,它也就细长,或者叫细高,那么然后越晚呢,这个腹部就越变得浅一些,腿呢就变得粗短一些。

  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

  既然器形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铭文上。司母戊鼎名字的来源,是因为鼎腹内,三个清晰的铭文。经过70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已经可以十分确定,这三个字,正是“司母戊”。

  所谓司,是祭祀,母是母亲,戊呢,是个人名,是个称谓,那么到底谁是“戊”,这个“戊”是谁,这个我们通过查这个甲骨文,发现甲骨文里提到过好几个戊。

  这个巨鼎的铸造竟然是为了祭祀一位女性。晚商时期,可以想象,铸造这个巨鼎在当时来说必定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浩大工程。那么这个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位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商人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tai 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国家博物馆
  
  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姚青芳,正在对司母戊鼎进行维护和检测研究,他希望可以对其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或许可以给大鼎确定年代和主人身份提供有力的帮助。

  不同年代的青铜器呢,我们把它的成份做出来,大量的数据集中起来我们进行分析,分析以后呢我们会初步推算出它这个成份随着年代变化的规律,那么我们在鉴定未知的青铜器的时候,我们把未知的样品,做这种成份的检测以后,我可以跟这个考古样品做对照,那符合哪段儿呢,我可以认定它基本上是符合这一段的,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这只是一种参考数据,但是很有用的。

  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合金配比不同,找到确定的样本,对比其各种金属含量,只要合金配比接近,就可以确定器物的年代。合金配比的曲线图出来了,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到可以做参考的样本。

  商王朝,虽然遗留下了大量墓葬,但是被历朝历代盗墓者光顾得几乎一无所有。尤其是王室大墓。几乎都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此时,姚青芳突然想起了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葬,妇好墓。

  妇好墓是未曾被盗过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个。也正是因此她的身份才被确定无疑。这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一共重达1.6吨。两个方鼎都有100多公斤,其中一个名为“司母辛鼎”。

  姚青芳把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做对比,他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及其相似,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上和甲骨文都记载着,“妇好”正是武丁的王后。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

  同为武丁王的王后,但是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是它的6倍。如此巨大的差别到底说明了什么?

  字幕:司母戊鼎 重832.84公斤
  司母辛鼎 重128公斤

  甲古文中关于武丁之妻“戊”的记载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关于妇好的记载却让人极为震惊。妇好,主持祭祀、打猎、带兵打仗,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如此非同凡响的王后,墓中的鼎也不过是100多公斤,那么这个千斤巨鼎的主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寻找墓葬成为继续揭开迷题的重要途径。经过了多方的探寻和推测,终于考古人员在当年大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墓葬。

  当年出土司母戊鼎的这个地方,经过钻探呢,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有个墓葬,而且很大,是个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因此我们决定挖掘,把这个墓挖出来,当时我们就希望,像这么大一个墓,通常是盗不干净的,虽然我们知道它被盗过,钻探的时候就发现它被盗了,但是我们想呢,可能会留点什么,墓道中有一堆人头骨。考古队员们期待着,墓葬之中可能有更加珍贵的信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里除了几把木质锹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专家们只能根据推测把一个仿制的司母戊鼎摆放在墓中。我们对王后“戊”没有更多的了解,有的只是这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

  若干个考古学家,在不同的时期,专门统计过,就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墓葬的因素,主要有什么,他统计全世界的,几百个民族,结果统计的结果是,最能反应墓主人社会等级的,社会身份,就是墓葬的形制。

  这个巨大甲字形墓葬到底说明了什么?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据专家们推测,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为什么王后“戊”可以埋葬在王陵区里?

  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

   32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武丁王的儿子,商王祖庚或是祖甲铸造了这个惊世巨鼎。为的就是祭祀母亲“戊”。

  鼎上的铭文成为今天我们触摸远古时代的重要线索,但是在3200多年前的商朝,铭文的作用却是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沟通的媒介。

  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
   (纹释错位)

  但是就在此时,姚青芳突然有了一个异常的发现。司母戊鼎的东侧壁,纹饰粗糙,有点地方还可以看出错位的痕迹,四条鼎腿下半部分厚度都出现了异常。这种现象让姚青芳疑惑不解。此时南京博物院正在进行泥范法复制司母戊鼎试验,姚青芳希望可以通过试验来进一步研究。

  负责此次试验的是南京博物院技术部主任王金潮和天津铸造长的罗宝琪。此次试验考古研究,是完全模仿商人的制作方法来重新铸造司母戊鼎。

  为了保证复制的准确性,制作泥范用的土壤是从殷墟购买来的。泥范是用泥制成坯后焙烧成的,所以泥范也可叫陶范。首先专家们要制作出有花纹的泥范。

  但是试验很快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使用商代生产工具,竟然在泥范上无法形成清晰的花纹。

  每当印有花纹的模板从泥范上取来下,泥范上的花纹就模糊了。今天的生产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谓轻而易举,但是3200多年前的古人又是何如做到的呢?

  罗宝琪不断调整泥中的含水量。

  泥范上花纹的确是清晰了很多,他们迫不及待的开始铸造试验,但是铸造出来的铜镜,结果很不理想,花纹几乎无法分辨。

  现在的脱模材料多得是,可是商代呢我们要考虑它当时只有谷物,还有面粉,还有各种就是说物理粉末,经过研究以后呢,那么我们采用了用木炭粉,因为木炭粉在商代随处可见,只要要燃烧就很容易形成木炭。

  模板上,铺上了一层细细的木碳粉,花纹终于清楚的呈现出来,不断的往上拓印,花纹越来越清晰。

  这一次,罗宝琪开始着手一个四分一大小的方鼎试验。

  小鼎上花纹终于成功了,由于试验选用的花纹模板比大鼎上的花纹还要精细,所以罗宝琪有理由相信,在以后大鼎上的试验也一定会成功。

  正当他沉浸在试验成功喜悦中时,他注意到,在小鼎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楞。楞的出现是泥范破裂铜水渗入的结果。那么司母戊鼎上花纹的错位,就很可能是当时铸造时泥范发生破裂形成的。可是如果泥范破裂,花纹因该残缺,难道古人在发生意外之后又及时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吗?

  为了证明这种推测,姚青芳对司母戊鼎进行一次X射线探伤。X光可以形成物体的透视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大鼎内部密度并不均匀,东侧壁,发现花纹粗糙的地方,厚薄差异较大。四条鼎腿底部相对较厚,竟然无法形成清晰的透视照片。

  姚青芳越来越坚信自己的推测,整个大鼎鼎身部分很可能在铸造时发生了泄漏。对于这个推论姚青芳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据,他立刻开始着手做金相显微组织观察试验。

  在金相显微镜下,姚青芳清楚的看到了2种不同的组织结构。

  实际观察结果我们发现,它的大块鼎身这一侧,它那个样品显示的是等轴晶组织,所谓等轴晶组织呢一般是因为在退火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组织,而小块的三角区,它的组织形貌呢是一种树枝晶组织,这个树枝晶组织通常是由铸造以后形成的这个组织形貌,我们铸态组织大多是树枝晶组织。它的显微形貌呢很像我们那个树枝的生长方向。

  两种不同的金相组织结构,证明大鼎并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在第一次浇铸时,由于泥范体积太大,铜液冲刷过于猛烈,在鼎的东侧壁,内部带有花纹的泥范,发生了破裂,铜液渗入泥范,所以预计的铜液没有把整个泥范浇满,使4条鼎腿短了一截。接铸的部分使鼎腿的厚度变厚了。

  如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古人一次并不完美的作品,或许也仅仅是一次大胆的试验尝试,毕竟在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发现1600多斤的大鼎仅此一个,甚至连超过千斤的鼎都没有。或许这样的工程对于工具简陋的商人来说,还是太过艰难。

   2003年,考古工作站,在安阳再次发现了1.68米直径的圆鼎铸鼎遗址。按照这个直径的比例,我们可以想象铸成的大鼎,体积和重量都一定会远远超过司母戊鼎。这说明商代曾经有过更大的巨鼎问世。

  司母戊鼎的铸造虽然留下了很多遗憾,但是对于商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偶然的失误,他们的铸造技术和社会生产水平远远的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

   3200多年前的殷商留给我们的是种种的猜测和设想,那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在仅有铜器和石器的年代,古人又是如何创造辉煌的?

  司母戊鼎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 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