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雄心四控制台:如何看待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的差距

如何看待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的差距

2007-07-13 16:21 山东大学 张传旭
《兰亭序》传奇的身世，真本的失踪以及化一成千的传本，象是真假孙悟空，亦真亦幻，扑朔迷离，无数的笔墨官司也由此而起。至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高二适等人围绕《兰亭》真伪问题争执不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争论的文章和出土文字资料的报道，真伪之争仍在继续。
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是论辩各方都看到的客观事实。
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它们二者之间的差距，即这个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同书家之间差距。我认为这是《兰亭》真伪之争的焦点问题。
要较为准确地判断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目和《兰亭》二者之间的差距，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是把能够代表王羲之面目的各种法帖和《兰亭》进行直接的对比分析，然后再和以《万岁通天帖》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传世摹本进行对比，以判定这个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同书家之间差距。由这样的比较所得到的证据，是“内证”。在此基础上，再恰当地参考“旁证”——出土的书法资料和文献资料，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内证”不明，仅拿“旁证”讨论问题，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
在“内证”问题上，以启功、刘涛、徐利明诸位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为切实。我认为，启功先生的思路和观点在《兰亭》论辩中最为简明、清晰：“回来再看今传的《兰亭帖》，无论神龙本或定武本，一律纯然是唐代风姿，不用拿《二爨碑》来衡量比较，即用《丧乱帖》、《姨母帖》、《奉橘帖》等等唐摹简札墨迹来看，风格也不相同。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确曾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兰亭》只有近于它以后的姿态，而不带有它以前的余风，譬如一个人的相貌，只与子孙相似，而毫无像他父母的地方，也就是只见其启后，而不见其承先，便是可疑的了。从书法风格看，《兰亭》既与《丧乱》、《姨母》等帖不同，而《丧乱》、《姨母》等帖既保存了一定分量的王羲之风格，那么写《兰亭》的必定不是写《丧乱》、《姨母》等帖的人，就是必定不出于王羲之之手，可以说是毫无疑问。”[1]
刘涛和徐利明的分析对比更具体细致，通过比较王羲之传世的各种临摹本墨迹，徐利明得到的结论是“将神龙本的书法面目与王羲之传世的各种尺牍临摹本墨迹相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其各种尺牍临摹本之间气息相通，用笔有鲜明的基本共同点，兰亭序帖因很难进入这个大氛围之中而成为孤例。”[2]
和以《万岁通天帖》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书法对比，徐利明认为“（王氏家族的书法）下笔皆刚健利落，行笔爽朗，运动节奏明快，无矫饰之态。尤其是这些帖中的行楷字可与兰亭序帖直接对照，笔法之悬隔分明可见。由此可证，爽劲平实、下笔斩截、无尖细突出的露锋和扭曲婉弱的笔画形态，是王氏家族书法用笔共有的基本特点，这是与王羲之用笔相一致的，而兰亭序帖的用笔正与之相违背。”[3]
刘涛首先比较了王羲之的各种摹本以及《十七帖》，认为“（诸帖）虽然书体不一样，书写时间有先有后，写法还有些差异，但是笔体的共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4]
他进一步把王羲之和《万岁通天帖》作了比较了，认为“自东晋迄梁朝的王氏书家墨本几十帖，笔画都有‘銛锐方硬，沉税厚重’的特点。这一迹象表明，东晋南朝王氏书家的字，是以厚重为宗尚，进而言之当时士族阶层的书风就是如此。”[5]
进而和《兰亭》比：“由王书的笔画特点来考察神龙本《兰亭》，我们发现起笔处常带有尖细的弯头，一些笔画映带牵丝不自然，有些笔画薄弱流滑，我认为，这正是神龙本《兰亭》‘失真’之处。帖中也有一些厚重或方硬的笔画，但‘沉稳’不足，或已失‘銛锐’。”[6]
以上诸位先生的分析，可以说非常直观简明地指出了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存在的差距。王羲之传世的各种临摹本墨迹之间书体不一样，书写时间有先有后，写法还有些差异，但“气息相通，用笔有鲜明的基本共同点”，而“《兰亭序帖》因很难进入这个大氛围之中而成为孤例。”[7] 得到的结论应当是：《兰亭》与王羲之之间的差距不是王羲之本人不同年龄段、不同法帖之间的差异，而是不同书家之间差距。
而且通过和王氏家族的书法进行对比，结果是“自东晋迄梁朝的王氏书家墨本几十帖”，都有共同的基本特点，而且“与王羲之用笔相一致”，“而《兰亭序帖》的用笔正与之相违背。”[8]结论是：《兰亭》不但与王羲之有很大的差距，也与东晋迄梁朝的王氏家族的书法特征有很大的差距。
我认为以上各位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得到的证据是《兰亭》真伪之争最重要、最直接、最基本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是无法否认的。应当使这些证据更具体、更清晰、更直观。
如何解释王羲之书法与《兰亭》之间存在的差异？
郭沫若一方认为，王羲之和《兰亭》二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同时代之间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兰亭》系后人的伪作，作伪的时间大致在梁陈之后至隋唐之间。但郭沫若在运用出土资料，比较不同材料的时候，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他以出土的王谢墓志来总括当时书体状况的论断是很不恰当的。
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人，基本上把造成差异的原因归结为一点：“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以及定武石刻本，昔属唐人辗转叠摹钩填，由于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神韵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9]
如果把原因仅仅简单的归结为“传摹临写过程中带入了后人的笔法而‘失真’”的话，我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疑惑之一：从现在能看到的王羲之以及王氏家族的众多唐摹本来看，当时摹写水平之高是大家都公认的，都认为是“下真迹一等”，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为什么一提到《兰亭》，就传摹失真，就过多的带有后人的笔法了呢？疑惑之二：《兰亭》是唐太宗如此费尽心血才得到的王羲之的代表作，“天下第一”，自然会让宫廷中最好的临摹高手如冯承素等来临摹，这些临摹高手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力争临摹得惟妙惟肖，这也不会有人怀疑。而这些临摹高手为什么偏偏把《兰亭》摹得如此失真，连其它一般的作品都不如？疑惑之三，大家公认神龙本《兰亭》是最忠实于原作的本子，启功先生“曾屡观原卷”，对于摹写得如何之精细入微，也有详细的描述[10]。但一讨论到它的真伪，有些人马上又认为它是榻手辗转叠摹，间用我法，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了。
徐利明有一个似乎更圆满的解释：“《兰亭序帖》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之失真严重。”他“推测神龙本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是隋末唐初人的临本，它距一神龙本兰亭序帖不远，与智永书法尚有明显的距离，而与王羲之真迹的差距则更远。”而真本《兰亭》“应具有与王羲之及其家族诸人的种种尺牍传本墨迹所共有的书法用笔的基本特征，不能脱离这一风气范围和笔法模式。”[11]可以说徐利明已经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但在最终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不得不落入唐太宗们的“彀中”：王羲之一定写过我们谁都不可能再见到的、与现在各种《兰亭》传本都不同的真本《兰亭》。
在如何判定《兰亭》所属的时代问题上，在如何运用对比材料上，我也存在一些疑惑和不同的看法。
譬如有人认为“《兰亭帖》字体，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12]，似乎就可以证明《兰亭》是王羲之的作品了。且不说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即使“《兰亭帖》字体，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也并不能证明《兰亭》就是王羲之的作品。有这种字体，仅是一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同样也有人以王羲之兼善诸体来证明《兰亭》就是王羲之写的，兼善诸体也只是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即使两个充分条件同时存在，也不能变成必要条件。
也有人认为王羲之是兼善诸体、力求创新的杰出书法家，把他的书法和书刻粗糙的二爨、王谢墓志等字迹来进行比较，是不科学的；写经体因自成体系并具有保守性，也不能和王羲之比；《李柏文书》等简牍文书，因为出自边疆的下层文吏书记之手，用来作为比较对象，对《兰亭》真伪之争无有裨益。甚至有人认为所有的出土材料都不具有可比性，强为比较，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似乎只能是王羲之和自己比，和王氏家族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内证问题。但我认为，在充分比较《兰亭》和王羲之各种法帖、王氏家族的书法摹本的基础上，不能仅就《兰亭》论《兰亭》，也不能仅限于王羲之的范围内而论《兰亭》，应当把《兰亭》和王羲之放到王羲之的时代、放到整个书法史的范围内来研究，要把《兰亭》以及王羲之各种法帖和同一时代的、前后时代的各种文字材料进行比较，只有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更准确地分析《兰亭》与王羲之各种法帖之间的差距，才能更准确地判定《兰亭》的所属时代。
我认为，《兰亭》以及王羲之书法不仅可以和各种出土文字材料进行比较，而且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比较。譬如，要和智永比，和唐代陆柬之的《文赋》比，和孙过庭《书谱》比，和初唐的各位大家比，和颜真卿的《祭侄稿》、《争座位》比，和苏轼的《赤壁赋》、《寒食帖》比，和米芾的《苕溪帖》、《蜀素帖》比。它们都具有可比性，只是看你比什么，如何比。就碑刻来讲，尽管有刻手问题，有的刊刻粗糙，但从长时段看，汉代不会出现魏晋的碑刻，魏晋的碑刻也不会混同于唐代，时代的差别是无法混同的。郭沫若也一再强调，“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也正是强调时代性问题。王羲之的书法、《兰亭》和《二爨》为什么就不能比了呢？假定比较的结果是，王羲之书法和刊刻粗糙的《二爨》之间的相通之处还要多于王羲之书法和摹榻精微的《兰亭》之间的相通之处，那又说明什么？不比较，又如何得出结论？何况刻手问题，既有刻得粗糙的，也有忠实于墨迹的，在高昌砖以及写经体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一点。当然，对所比较的材料，对它们的用途、作者、背景等作进一步的区分，弄清各种不同的情况，分清具体问题，不能盲目迷信考古材料，这也是在研究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郭沫若在运用出土资料，比较不同材料的时候，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余论八十年代以来也不断有人指出的，由于郭沫若本人的地位以及当时政治风气的影响，《兰亭》之争受到了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认为郭沫若的态度“主观而颟顸”，方法“粗疏而武断”，“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都有问题”[13]，《兰亭》真伪问题似乎也应当“拨乱反正”。在没有读《兰亭》论辩的文章之前，我也有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但仅仅根据我初步的学习体会，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章和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作一简单的对比，我发现六、七十年代的文章，虽然有一点时代的政治痕迹，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不够严谨的地方，但总体来看，态度是严肃的，方法也是恰当的，争论也是围绕学术而展开的。不论从所争论的问题本身、文章的质量、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参入者的学术修养来看，《兰亭》论辨都是现代迄今为止最高水平的书法研讨。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文章，反倒是态度“主观而颟顸”，方法“粗疏而武断”，套用丛文俊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 “对出土文字资料貌似科学的解释、对魏晋书体演进和书法风尚的不甚瞭解、对汉魏晋唐书法史缺少通盘的把握，乃是其通病。”[14]
这些问题同时也提醒我自己，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对历史感的把握，即艺术作品在艺术史中的准确定位：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文献考证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