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衬四氟三通:余秋雨作品

这里真安静                一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
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
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
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
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
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
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
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二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
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
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
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
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居促
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
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
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
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
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
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
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
不愿再哼一声。
    三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
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
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
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
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
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
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
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
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
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
僻，而我的目光背後，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
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
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
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
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
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
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
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
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
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
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
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
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
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８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
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
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
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
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
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任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
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
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入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
“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
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
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
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
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
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四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
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
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
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
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
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
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
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
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
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
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
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
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
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
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
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开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
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但是
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３００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
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
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
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
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
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
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
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
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
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
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
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
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
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
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
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
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
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
包藏着许多政治风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
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
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
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
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五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
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
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像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
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
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
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１９０９年２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
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
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
了。他进坟地是在１９０９年５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
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
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
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
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
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
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
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
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
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
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
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
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
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
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为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
信。
    六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
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
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
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
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
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
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
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
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
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
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全文完－－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寂寞天柱山           
                               作者：余秋雨                                      １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安家。他们走过的地
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言一定要在某地安
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
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
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携杨贵妃出逃蜀
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
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
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
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四十岁时曾
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柱山，苏东坡由此
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四十而华发苍苍，下决心也要拜谒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
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所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
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士，欲
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
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
他这是在用诚恳的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
有改变。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
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只在古城隅，    万昊归来卜筑居。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
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六十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决定的了，
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但有趣
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三十多岁时曾做过三年舒州通判，多
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
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
经常羞愧：    相看灵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也无法回
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多大意
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搅辔羡君桥此路”，他多
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责，觞事遇
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
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是口口声
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天柱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
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
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宗古刹；在道教
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
都曾在这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
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
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
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一零六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
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天柱山地区出过一
些让一中国人都难以记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
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
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定局时曾急切询部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
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
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芙蓉。只今冷
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如果风景不好，佛道寺院不会竞相在这里
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会叫人过多地留连。那么，且让人们进山。    ２    我们是坐长途汽车进天柱山的，车上有十多个人，但到车停下以后一看，他们大多是山
民和茶农，一散落到山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真正来旅游的只是我们。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山外的一
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簇的各色林木，一
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
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关搬到山外去
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
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
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
一条大沙河，浑浊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
水都是清澈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
鸣，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你就
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要表现的一种
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一处不妥贴的，于是妥
贴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德国哲学家莱辛曾在《拉奥孔》一书中嘲笑那种把美女的眼睛、
鼻子、嘴巴分开来逐个描绘的文学作品，这是嘲笑对了的。其实风景也是一样，我最不耐烦
有的游记作品对各项自然风景描摹得过于琐细，因此也随之不耐烦书店里的《风景描写辞
典》之类。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实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只觉得山谷抱着你，你又
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样紧，逮不到一丝遣字造句的思维。猛然想起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
诗：    哀怀抱绝景，    更觉落笔难。    当然不是佳句，却正是我想说的。    长长的山道上很难得见到人。记得先是在一处瀑布边见到过两位修路的民工，后来在通
向三祖寺的石阶上见过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雳石边上见一位蹲在山崖边卖娃娃鱼的
妇女。曾问那位妇女：整个山上都没有人，娃娃鱼卖给谁呢？妇女一笑，随口说了几句很难
听懂的当地土话，像是高僧的偈语。色彩斑斓的娃娃鱼在瓶里停伫不动，像要从寂寞的亘古
停伫到寂寞的将来。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好得与这
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那些已经溶化为
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
石径，却镌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曾从崖石边飞出，磬钹声此起彼
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士子们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
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
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如果在荆莽丛中划开一条小路，一次次低头曲腰地钻出身子来，麻烦虽然麻烦，却绝不
会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的畅亮山道上，却不知为何突然
消失了全部浩浩荡荡，光剩下了我们，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进山前曾在一堵墙壁上约略看过游览路线图，知道应有许多景点排列着，一真排到最后
的天柱峰。据说站在天池边仰望天柱峰，还会看到一种七彩光环层层相套的“宝光”。但
是，我们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线图上的诸多景点呢？也许根本走错了路？或者倒
是抄了一条近路，天柱峰会突然在眼前冒出来？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么念头都会产生，连最
后一点意志力也会让位给侥幸。就在这时，终于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路标，一眼看去便一阵
激动：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时发现，写的是天蛙峰，那个蛙字远远看去与柱
字相仿。    总算找到了个像样的景点。天蛙峰因峰顶有巨石很像一双青蛙而得名。与天蛙峰并列有
降丹峰和天书峰，一峰峰登上去，远看四周，云翻峰涌，确实是大千气象。峰顶有平坦处，
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顿时山啊、云啊、鸟啊，都一起屏息，只让你静静地休憩。汗收
了，气平了，懒劲也上来了，再不想挪动。这儿有远山为墙，白云为盖，那好，就这样软软
地躺一会儿。    有一阵怪异的凉风吹在脸上，微微睁开眼，不好，云在变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头也
开始探头探脑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无避雨处，要返回长途汽车站还有漫长的
路途。不知今天这儿是否还会有长途汽车向县城发出？赶快返回吧，天柱峰在哪儿，想也不
敢去想了。    后来，等我们终于赶回到那幅画在墙上的游览线路图前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离天柱
峰还不到三分之一。许许多多景点，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到呢。    ３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论爬山，我还不算是一个无能者，但我为何独独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长途和清寂呢？我本
以为进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苏东坡他们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原因离我更
加遥远了呢？    也许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为何游人这般稀少呢？    据说，很有一些人为此找过原因。有人说，虽然汉武帝封它为南岳，但后来隋文帝却把
南岳的尊称转让给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对这种说法只可一笑了
之。因为天柱山真正的兴盛期都在撤消封号之后，更何况从未被谁封过的黄山、庐山不正热
闹非凡？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安庆到这里要花费半天时间。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
些更其难于抵达的地方如峨嵋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认为，天柱山之所以能给古人一种居家感，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江淮平原，
四相钩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柴米之匮，总而言
之，既宁静又方便，但是，正是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条件，使它一次
次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或要严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这样，它就要比其他风景胜地
不幸得多。不间断的兵燹几乎烧毁了每一所寺院和楼台，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
山路，在寂静中蜿蜒。    我敢断定，古代诗人们来游天柱山的时候，会在路边在寺庙道院里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
处，一天一天地走过去，看完七彩宝光再洒洒脱脱地逛回来。要不然，怎么也产生不了在这
儿安家的念头。    因此，是多年的战争，使天柱山丧失了居家感，也使它还来不及为现代游人作应有的安
排。    空寂无人的山岙，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４    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约略可说的只
是……    南宋末年，义民刘源在天柱山区率十万军民结寨抗元达十八年之久，失败后天柱山遭到
扫荡，刘源本人则牺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张献忠与官军多次以天柱山为主战场进行惨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
一炬，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次战斗中，张献忠的起义军战死十余万人，天柱山地区“尸
横二十余里”；    以后，朱统钅奇又以天柱山为据点抗清复明，余公亮也在这里聚众造反。他们都失败
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与火的荡涤；    天柱山成为最大的战场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在此与清兵撕
杀十几年，进进退退、烧烧杀杀，待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去打点这个旧战场，金山寺庙几乎都
已不复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诗文，但中国历史要比这一切苍凉得多，到了一定的
时候，茫茫大地上总要现出圆目怒睁、青筋贲张的主题，也许是拚死挣扎，也许是血誓报
复，也许是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也许是舍弃强暴已不能验证自己的存在，那
就只能对不起宗教、美景和诗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给这些主题腾出地盘。    它本该早就彻底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但总还有一些人在战场废墟上低头徘
徊，企图再建造一点大体可以称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还有一个妙
高和尚栖息在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开荒积粮，又四方化缘，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实
在是创造了个人意志力的惊人奇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本世纪依然兵荒马乱，油漆崭新的
殿宇很快又在战火中颓圮。现在，战争停息已有很多年了，这儿，也许可以比较长久地改换
一个主题？    终于又想起李白、苏东坡、王安石他们了。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让这样的文人能产生
终老之计的山水，总应该增加一些而不是减少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
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
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苏东坡、王安石本是不错的哲学家，天柱山寺庙的僧侣中一定也隐
伏过许多玄学大师，他们在山间漫步沉思的时候，是否也曾碰撞到这些问题的边缘？王安石
一直叹息在这里没有人能与他谈学问，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这方面的玄机？    至于我，现今也到了苏东坡所说“年来四十发苍苍”的年岁，浪迹四野，风尘满身。当
然不会急着在这里觅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却时时体会着“万里归来卜筑居”的
滋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好像寻找的人还相当的多。耳边分明响起比我年轻的人的恳切歌声：“我想有个
家……”    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覆想到的一个远远超出社
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选自“文化苦旅”  书海茫茫
    作者：余秋雨    像真的海一样，我们既赞美它，又害怕它。远远地看，大海澄碧湛蓝，云蒸霞蔚，但一
旦跳入其间，你立即成为芥末，沉浮于汹涌混沌之中。如何泅得出来？到图书馆、书店走
走，到街头的报刊亭看看，每次都感到纸页文字对生命的一种威逼。几年前还在热心地讨论
“读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我是主张对文化人不应有禁区的，但现在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
到的无奈：必须自设禁区，否则将是时间的泻漏、生命的破碎，从一生的孜孜不倦走向一生
的无所作为。    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被印刷过的白纸黑字曾经是令人仰望的符咒，因此，读书很
可能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不管什么时候，在写字桌前坐下，扭亮台灯，翻开书本，似
乎都在营造斯文，逼近神圣。这种误会，制造了无以数计抛掷生命的游戏，而自己和旁人还
十分安慰。为此，一些真正把书读通了的人总是反对“开卷有益”的说法，主张由学者们给
社会开出一些大大小小的书目，以防在阅读领域里价值系统的迷乱。我赞成这种做法，但这
种做法带有常规启蒙性质，主要适合正在求学的年轻人。对于中年人来说，生命已经自立，
阅读也就成了自身与阅读对象的一种“能量交换”，选择的重任主要是靠自己来完成了。因
此，自设禁区，其实是成熟的表现。    感觉极好的文章少读，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感觉极好，为什么要少读呢？因为感觉极好是很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就要细细体
会，反复咀嚼，不容自我干扰。这就像我看电影，突然遇上一部好片，看完后绝对不会紧接
着看另外一部，而会一个人走在江边，走在小路，沉湎很久。我即便知道其他几部片子并不
比这一部差，也舍不得一块儿奢侈地吞噬。交朋友也是这样，天下值得交往的好人多得很，
岂能都成为往来熟络的密友？推心置腹的有几个，也就够了。到处拍肩膀搂脖子，累死累
活，结果一个也没有深交，一个也对不起。阅读和交友差不多，贪心不得。    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一点听起来不难理解，事实上不易做到，因为我们在阅读时常
常处于一种失落自我的被动态势，很少打开感觉选择的雷达。其实，即便是公认的世界名
著，年轻时老师都是说必须读只能遵循，到了中年发觉与自己的感觉系统不对位就有权利拒
读。人家好端端一本书，你也是好端端一个人，没有缘分就应该轻松地擦肩而过，如果明明
别扭还要使劲儿缠在一起难受半天，多不好。    我所说的“感觉不对”，主要是指一些让我们感到某种不舒服的文章，或者做作，或者
伪饰，或者炫耀，或者老滑，或者跋扈，或者酸涩，或者嫉妒，那就更要避开。如果我们误
会它们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解除误会。避开了，误会也就不成其为误会。也许我们
会出于某种传统的责任感对这种文章予以批评，但这种责任感往往是以否定多元合理为前提
的。人有多种活法，活着的文明等级也不相同，住在五层楼上的人完全不必去批评三层楼的
低下，何况你是否在五层楼还缺少科学论证。也有极少数文章让我们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邪
恶和阴毒，才读几句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最好的办法也是赶快推开。    有些朋友不理解：雪白的纸，乌黑的字，怎么能印出一篇篇这样的文字来呢？这是一种
好心肠的痛苦，但不客气地说，这种痛苦产生于文化禁锢下的习惯和文化暖房里的梦幻。生
活格局的开放，书报市场的开拓，使各色社会情绪有了宣泄的机会和场所，从总体看来不是
坏事。例如嫉妒，既然有一批人成功了，难道那些暂时末成功的人连嫉妒一下都不可以？雨
果说，一片树叶受到阳光照耀，它的背面一定是阴影，阳光越亮，阴影越深。树叶尚且如
此，何况是人。白纸黑字不会只反射阳光，它们也传导阴影。把阳光和阴影加在一起，才是
一个立体的社会。因此，不仅要允许嫉妒，也要允许做作，允许伪饰，允许炫耀，允许老
滑，允许跋扈，允许酸涩，当然，也要允许你的不舒服，允许你的不理睬。从事事关注、事
事难容，转变为关注不多、容忍很多，这应该是我们社会观众的一大进步。    以文字犯案，当不在容忍之列。但是我仍然要说，不要在文字官司上过于敏感。几百年
的你争我斗，几十年的匕首投枪，使我们报刊上的有些文章保留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剑拔弩
张、刁酸促狭，这是一笔沉重的历史旧帐，不幸让这样几个作者肩负着，是很值得同情的。
他们缺少法律常识，缺少人格概念，从来没有把人间的名誉当一回事，与他们打官司，自己
也要回到人生的启蒙期，真是何苦来着。他们的日子一般都过得不宽裕，因为根据经验，人
的生态和心态是互为因果的，一打官司，他们就要赔偿大笔的名誉损失费，从人道主义的立
场看，又于心何忍？前不久我在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间独个儿漫游，遇到一位相知多年的佛学
界朋友，问他这些年在干些什么，他居然说一直在打一桩名誉官司，我听他介绍了案情，觉
得他遇到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只能说是一种谁也不会在意的家常便饭，对他如此认真深感困
惑，就笑着请教：“佛家讲究宽容，你这样打官司与佛教理义有抵触吗？”他回答，“如果
我不去制限他们，他们还会继续伤害众生，因此我这一拳出去十分慈悲！”我似乎有所憬
悟，但回来一想，又觉得这毕竟与整体环境有关。整体环境还很不卫生，你就没法对落在身
上的尘埃过于认真。有一个卫生的念头就好，慢慢来，别着急。    在这中间，唯一需要花点口舌对付一下的，是报刊间那些指名道姓，又完全捏造了事实
的文章。因为捏造的事实比大声的漫骂更能迷惑人心，人们如果相信了那种捏造，那么，被
捏造而又没有辩诬的人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是，话虽这么说，真正辩起来却十分气闷，
我的原则仍然是能不理尽量不理。这些年来本人由于不慎发表了一些文化随笔，有人说好
话，干扰了几位先生的视听，于是逐渐有一些与我的名字牵在一起的“事实”刊载于几种报
刊，起初以为有一个恶人与我同名同姓，后来搞清是在说我，刚想辩解说绝无此事，新的
“事实”又刊布出来。正烦恼，突然想起，海外一些年轻的演员刚刚成名总会遇到类似的境
况，他们几乎不辩，依然笑眯眯地演着唱着，我比他们年长，为何连他们也不如？这种想法
解救了我，几年来未辩一言，到后来对那些文章读也不读，结果像没事儿一样存活至今。当
然我的躲避也有底线，简单说来，如果别人受到诬陷而我知道真相，我不会躲避；如果事涉
公共道义，我也不会躲避；躲避的只是自己的事。倒也不是大公无私，是因为自己的事怎么
辩都是窝囊，我没有权利让我的朋友、学生、读者一起分担这份窝囊，窝囊比受伤更让人痛
心。    总而言之，书海茫茫，字潮滚滚，纸页喧嚣，墨色迷蒙，这是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文
化景观，我们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来了却手足无措，抱怨不迭。解除过度的防范敏感，
降低高昂的争辩意识，减少无谓的笔墨官司，让眼睛习惯杂色，让耳朵习惯异音，不太习惯
就少看不听，即便习惯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也可以少看少听。一切自己作主，看一点
悦目的，吸几口新鲜的，尝几味可口的，稍感不适就轻步离去，我没有义务必须接收我不想
接收的一切，哪怕有人直呼姓名在门口喊阵也关窗拉帘，闭目养神，顺手打开柴可夫斯基或
瞎子阿炳。人们都说身处现代社会必须学得敏锐和迅捷，我却主张加一份木讷和迟钝。人生
几何？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比较正经的年代，赶快省下精神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哪里还有时
间陪着陌生人胡乱折腾？门外的风，天边的云，一阵去了一阵来，当不得认真，哪怕这些风
这些云是白纸黑字组成的，也是一样。    文化是社会的一种定力，文化人不可自己乱了方寸。  关于友情--------------------------------------------------------------------------------作者：余秋雨
一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
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
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
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
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
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
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
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
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
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
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
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
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
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
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
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
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
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
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
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
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
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
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
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看不惯孤
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时间一长，飘渺
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靠岸。无所适
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
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
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
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
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
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
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
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置
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
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
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
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
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
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
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
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
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
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
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
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
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
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
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
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
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
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
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
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
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
“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
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
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
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结帮把友情异化
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
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
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
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
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
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
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
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
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
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
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
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
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
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
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
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信任友情，试图用
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
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
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
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
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
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
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
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
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所说的异
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
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
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
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
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
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
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
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
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
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
入。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恶的
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
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
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
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然很难认
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热情的声音还是苍
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
前。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两种
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
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写尽了人
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
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
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
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
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
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
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
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
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
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
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
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
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
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
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
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
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
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
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
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
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
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
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
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
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
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
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
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
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
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为什么有的敌人
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
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
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
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的义务，
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
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友情的
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在这个问
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往往是
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类的时候
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当人类在最深刻地
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世界理应
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到了生
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
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现今还是稚嫩的心
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这是一个近乎宿命的难题，完全无
法贸然作答。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
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
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
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
    ——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西湖梦           
                               作者：余秋雨
                                       １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
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
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
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
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
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
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
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
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
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
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
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
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
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
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
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
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２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
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
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
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
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
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
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
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
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
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
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
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
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
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
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
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
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
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
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
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
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
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
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３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
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
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
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
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
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
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
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
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
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
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
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
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
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
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
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
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
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
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
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
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
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
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
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
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
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４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
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
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
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
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
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
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
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
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
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
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
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
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
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为潇
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
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
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
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
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
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
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
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
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
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
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
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
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
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
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
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
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
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
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
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
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
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
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
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
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
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
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
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
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
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
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
但总要去看一次。    录自“文化苦旅” 
流放者的土地           
                               作者：余秋雨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
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
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
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
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
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
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
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
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
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
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
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
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
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
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
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
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
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
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
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
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
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
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
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
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
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
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
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
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
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
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
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①这些论著也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线索，谨此感谢。－－作者注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
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
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
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
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
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
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
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
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
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
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
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
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
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
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
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
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
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
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
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
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
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
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
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
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
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
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
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
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
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
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
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
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
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
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
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
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
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
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
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
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
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
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
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
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
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
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
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
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
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
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
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
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
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
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
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
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
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
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
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
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发
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
“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
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
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
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
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
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
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
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
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
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
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
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
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
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
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
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
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
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
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
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
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
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
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
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
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
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
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
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
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
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
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
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
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
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
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
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
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
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
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
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
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
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
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
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    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片语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
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
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
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
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
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
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
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
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
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
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
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
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
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
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
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
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
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
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
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
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
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
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
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
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
［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
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
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
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
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
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
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
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
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
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
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
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
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
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
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
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
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
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
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
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
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
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
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
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
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
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
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
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
达感受：    浓阴落尽有高柯，    昨日流莺在何处？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
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
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
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
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
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
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
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    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    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    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    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
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
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
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
“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
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
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
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
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
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
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
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
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
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但
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
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
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
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
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
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
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
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
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
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
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
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
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
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
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
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
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
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
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
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
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
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
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
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
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
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
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
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
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
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
“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
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
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
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
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
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
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
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
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
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
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
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
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
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
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
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
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
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
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
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
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
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
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
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
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
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
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
在苦难中的高贵。－－全文完－－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作者：余秋雨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
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
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
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
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
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遭，最
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
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
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化”的
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
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
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
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
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
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
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
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
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
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
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
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
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
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
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
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
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
得多。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
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
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
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
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
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
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
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
廷，作践了他们。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
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李香君真想与
恋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来强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溅
纸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
操守、抗争、奔走，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连
他，也对历史转捩时期那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这种怀疑，转化成了笔
底的灭寂和苍凉。    对李香君和候朝宗来说，明末的一切，看够了，清代会怎么样呢，不想看了。文学作品
总要结束，但历史还在往前走，事实上，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
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
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
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
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
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
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後，刚到那天的薄暮
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
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
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
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
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
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
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
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    山庄外面还有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里面，除了
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
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
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
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
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
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后辈继承
人看的。朝廷给别人看的东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官样文章，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尽管
有时也咬文嚼字，但总的来说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较真实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
草，辩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便舒
松开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
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
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祥，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
样的。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
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
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
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
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
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
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干脆
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他等于
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
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
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
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
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
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１６９１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总
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
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
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
“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
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
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康熙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修长城
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
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得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
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
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
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
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
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软
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
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
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
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
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
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
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四
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逐年轮换是为了
生态保护），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
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齐
声呐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
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
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
而康熙还必须回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康熙一生身先士足打过许多著名的
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１７
１９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
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
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帐，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
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气无力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对
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挺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
疏通漕支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
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
一位，这一点一直很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当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
震动了。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
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
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
《朱子大全》、《理性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
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
《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
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
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
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
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潜两边的毕竟
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
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
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
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
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
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
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愤学习，真
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
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
《验气图说》、《仪像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
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十八只野兔互不
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我并不认为康熙给
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
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
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
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
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
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
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
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
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
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
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
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
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
历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
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
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
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
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
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
“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
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
争”的最高爆发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
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
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
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
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
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
“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
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
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
“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
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
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
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
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
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
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
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
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
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
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
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
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
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
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
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
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
《明实录》如实编定，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
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
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
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
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
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
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策划反
清。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
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
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
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
情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
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
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
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
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
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
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
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
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
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
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励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
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的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
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
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
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
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
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
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虏”、“胡”之类
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
帝。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
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
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
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不想作
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
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
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犭
尔］”，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
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
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
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境战争的必要性深可
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对待邻居们吗？需要杀
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
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中华
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
一部综览全部典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断地写诗，说避
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宋诗词里的描绘，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
人”，在此间度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诗
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
年），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
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王申］，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中国的整
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
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
边沿口或陶醉，或喑哑。    １７９３年９月１４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
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
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
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
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
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
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
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
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
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本来康熙早在１６８４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
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
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
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
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
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
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这座园林，已孱杂进某
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峡细读乾隆写了六首诗的那座石碑时，在碑的西侧又读到他儿子嘉庆的一
首。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读了父亲那些得意洋洋的诗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
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嘉
庆为人比较懦弱宽厚，在父亲留下的这副担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
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
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
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
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
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
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
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１８６０年９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咸丰这
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
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
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１８６１年８月２２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一
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棺木
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
了，而就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
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
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
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
迷，暮鸦回翔，旧墙斑剥，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
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
但清代把它丢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落魄的朝代。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
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溯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
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
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民族
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发掘和播扬。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朝的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
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直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
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深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
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
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
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
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
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
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
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
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
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
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
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
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
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
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
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
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
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可怜的正本--------------------------------------------------------------------------------作者：余秋雨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
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
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
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
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
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
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
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
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
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
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
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
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
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
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
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
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
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
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盗版本。
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
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
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
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
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
“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
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
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
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
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
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
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
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好言好
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
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
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
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
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
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秋雨散
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既选了《文化苦
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
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的总策划安波舜先生
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而《秋雨散文》的盗版本则连我自己也分
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
的书，才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了，出版家为遏制盗版而采
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者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片》，发
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拿着这封信我苦恼
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
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
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担损
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陆出版《山居笔
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仍是最
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我十分感动。但
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
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
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
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
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
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
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
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
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
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
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
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
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
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
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
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
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
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
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
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
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
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
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
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
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
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
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
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
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
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
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
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
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
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
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
“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
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
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
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
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
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
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
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
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
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
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
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
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
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
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
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
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
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
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
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
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
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
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
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
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
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
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
“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
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严肃的谈
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
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
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
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好，全让
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读者继续
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去买这个盗版本。
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
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在担心部
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女
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
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
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
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没有理由
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者们原谅，这本书
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
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哭无泪的
叹息。
    （原载《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