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壳都市雷吉欧斯前传:贺子珍家族鲜为人知照片

贺敏学（位于照片中间者，贺子珍长兄）、李立英（前右）夫妇和贺子珍（前左）。
贺敏学，这位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华东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贺敏学一生多姿多彩，毛泽东曾称誉其：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富家子弟闹革命，狱中筹划四县农军暴动
贺敏学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一家境殷实的人家，因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备受宠爱。1921年就读永新县城禾川中学时，与后来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同窗，情同手足。
贺家原指望贺敏学延续书香，光耀门庭，岂料他生来顽皮好动，读书长进不大，看三国、水浒以及武术一类的闲书却津津有味，有时还舞弄些棍棒拳脚，练就了一身好气力。他那豪爽耿直、嫉恶如仇的性格对妹妹贺子珍、贺怡等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次，两个兵痞在贺家开设的"海天春"茶馆调戏老板娘(贺敏学母亲)，贺敏学怒火勃起，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子朝两兵痞的屁股捅去，痛得他们抱头鼠窜。贺家知道兵痞们不会善罢甘休，让贺敏学连夜外逃避祸。后来，贺家给两个兵痞赔了不少袁大头，才算平息了这一事件。
贺敏学离家后，拜名师学武艺。关于习武初衷，贺敏学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富有爱国热情，平时又爱看武侠、三国、水浒之类忠义救国小说，深受其影响，认为只有习武才有出路，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贺敏学练就的一身真功夫，在以后艰难曲折、险象环生的革命生涯中，还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贺敏学习武出师后，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雄心，于1925年7月闯荡省城南昌，投考军官子弟学校，随后在北伐前夜加入国民党。1926年9月中旬，贺敏学引导北伐军由茶陵经莲花进入永新境内，赶走盘踞永新的军阀孙传芳所部。
永新光复后，贺敏学当选为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商民部长，并担任中共永新秘密支部组织的农民自卫军的副总指挥。他的胞妹贺子珍、贺怡分别担任县党部妇女部正副部长，和哥哥一样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第一线。兄妹三人的故事在永新传为美谈，他们被称为"永新三贺"、"贺家三兄妹"。随着国民党右派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贺敏学深感在国民党内没有前途。在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兼行政临时委员会委员长欧阳洛(共产党员)影响下，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义无反顾地与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大革命已渐入低潮、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每个共产党员都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贺敏学在关键时刻毅然"转党"，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贺敏学入党后第一次开会，竟发现胞妹贺子珍和贺怡也在场。这才知道，两个妹妹已先于他这个当哥哥的加入共产党(尔后再被党指派加入国民党)，他回到家里后的言行举止，平时还受到妹妹的"监听"，并被及时报告中共永新支部呢。
4月初，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在县城左家祠成立，贺家三兄妹以县委委员之职分别担任青年部长、妇女部长、妇女部副部长职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永新国民党县党部右派秘密召集会议，密谋反共事宜。贺敏学奉令率农军先发制人，逮捕了这些反动人物。
6月10日凌晨，反动武装向县城突袭，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受到破坏，一批负责人和革命群众被捕。正在乡下检查农军工作的贺敏学闻讯，遂隐蔽在离县城不到10公里的村子，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攻县城。可消息不慎走漏，反动武装悄悄扑来，贺敏学来不及转移，在奋力毙伤多名匪徒后，不慎身陷水田，落入敌手。国民党右派早就把贺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却不料，贺子珍已受派到吉安工作，而机敏的贺怡得知政变，马上机智地领父母出城躲避。
贺敏学在狱中利用放风的机会，与身陷囹圄的其他共产党人取得联系，成立了狱中支部，被推举为书记。狱中支部通过从牢墙缝隙递条子等办法，在各牢房都建立了联系，积极领导全体被囚禁的革命群众开展斗争，共相砥砺。他们还设法与城内原工会会员、进步学生和基本群众取得联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驻吉安办事处为了营救狱中同志，决定联合宁冈、莲花、安福三县农军会攻永新。
7月的一天，贺敏学最小的妹妹仙圆跟着舅妈来探监。临走，舅妈有意拍了拍手中那把有些破烂的竹柄油纸扇，使了个眼色递给贺敏学，说：天气热，有把扇子既可扇风，又可赶蚊子。舅妈牵着仙圆的小手走后，贺敏学趁狱卒不注意，把扇子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这是把普通而粗糙的竹纸扇，没有特别之处，但想到舅妈那眼神，贺敏学感觉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左寻右找，他终于从扇把里抽出一张小纸片来，是妹妹贺子珍的笔迹，妹妹让他给袁文才去函求助，并告诉狱中同志做好响应暴动的准备。贺子珍要哥哥出面，主要是担心宁冈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不肯轻易出山，贺敏学亲自写信则不同，因为他与袁文才是同窗好友，情同手足，而袁文才和王佐又有八拜之交，若知贺敏学蒙难，袁文才一定不会坐视不救，而王佐也肯定会鼎力相助。
正有此想法的贺敏学见到妹妹的字条大喜。他已得知，袁文才自永新分手回宁冈后，组织马刀队扯起了造反大旗，威震湘赣边界，1926年在大革命中参加革命，任宁冈县农军总指挥，并加入了共产党。宁冈农军多系绿林出身，骁勇善战，有他们参加，何愁大事不成。贺敏学偷偷写了封短札给袁文才，请他出兵配合永新党组织行动。他将这张小纸片同样塞在扇把的缝隙里，在下一个探监日，神不知鬼不觉地和舅妈调换了各自手中的扇子。随后，贺敏学领导狱中支部积极做好配合劫狱的准备工作。
7月26日，永新县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夜色中，忽地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永新暴动开始了。先前已秘密开到县城附近乡村的安福、宁冈、莲花三县农军，在永新农军的引导下，分头向县城发起了进攻。在暴动前，身在吉安的贺子珍已设法与贺敏学取得联系，告诉了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以便里应外合。因此，城外枪声一响，贺敏学立即率80多位狱友暴动。狱卒见势不妙，丢下他们抱头鼠窜。
四县农军会攻永新县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农民暴动，它极大地鼓舞了湘赣边界人民的斗争勇气，有力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也为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曾在《井冈山斗争》中写到"暴动队始于永新"，指的就是这次四县农军会攻永新的暴动。
永新暴动后成立新的县委，贺敏学被推举为县委书记，同时将四县农军组建成赣西农民自卫军，以便统一指挥，王新亚任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贺敏学还兼任党代表。
不久，国民党派出一营正规军前来反扑，欲行扑灭革命火焰。贺敏学、王新亚等指挥农军严阵以待，大败敌军。但初战告捷，没有冲淡不利的消息。随着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前往广东，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他们从江西、湖南调集6个团的重兵，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占领了大部分地区。王新亚找到贺敏学商议：敌强我弱，光凭四县农民武装无法守住永新城，应在敌人形成合围前主动撤出。贺敏学也认为，暴动的队伍都是各县的革命种子，以回各县坚持斗争为好。根据他们的设想，参战队伍分三路行动：莲花的农民武装仍由杨良善率领回原地活动；王新亚因对湖南较熟悉，则率安福的农民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局面最为险恶，共产党员和自卫队员暂行回家隐蔽，贺家兄妹因在永新目标太大，为避敌锋芒，率一部分永新党员和武装跟随袁文才、王佐上井冈山。在军事会议上，由贺敏学提出这个方案，他说，这样做一是为了保存力量，分开行动，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战斗。此时，莲花大部分地区已被敌人占领，井冈山的茨坪也连连告急，与袁、王有仇的永新反动民团头目尹道一和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璧趁机作乱。大家身在异乡，都有点急着各自回县的想法，因此一致同意贺敏学所提方案。
贺敏学布置完人员的去留后，率一部分永新共产党员、数百名农民自卫军和百余枝枪，跟随袁文才、王佐踏上了上井冈的征途。王新亚率安福农军到家乡湖南浏阳打游击途中，接到中共湖南省委通知，转赴安源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中，王新亚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地区的斗争现状，并介绍了贺敏学、贺子珍兄妹以及袁文才、王佐的情况，最终使毛泽东做出了进军井冈山的决定。莲花农军回撤后，遭敌打击全部溃散，只有自卫军中队长贺国庆保留了一枝枪。
曾经一片赤色的永新，自然没有躲过敌人的血洗，真可谓县城内外刀光剑影，禾水两岸血雨腥风。反动派对贺敏学一家恨之入骨，无奈贺敏学三兄妹连同他们的父母已逃离永新，便迁怒于贺氏家族及亲属，施行惨无人道的报复。连寄放在舅妈家不满10岁的小妹贺仙圆，也没被放过，遭剜眼致死。幸亏小弟贺敏仁跑得快，昼伏夜行上了井冈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还悬赏5万银元，缉拿贺敏学三兄妹和他们的父母，并称见尸首者可得两万银元。这个悬赏告示贴遍了永新、宁冈一带的城乡。
贺家可谓满门忠烈，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先后有十多位亲人为革命献身。

贺敏学（中）与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战友合影。
为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奠定基础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有水田和村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尚有富余。黄洋界等五大哨口是天然关卡，使其进可攻、退可守，确是个占山为王的理想之地。
贺敏学暂时在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安顿下来，和永新县委的几位负责人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永新县委就设在井冈山)，其他人员则分散在深山老林或老百姓家中。率众上井冈后，贺敏学以赣西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副总指挥身份在茅坪和茨坪上下轮流走动，帮助两支农军练兵习武。
袁、王部队绿林习气很重，脑子里装的净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侠客的劫富济贫思想，对人对事往往只重感情，爱憎多从个人恩怨出发。虽然贺敏学针对这种情况给他们灌输了一些革命道理，从水浒英雄最终被朝廷招安、闯王军队兵败京城李自成本人被害，讲到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崇高理想，但似乎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效。有一次，贺敏学和贺子珍上山到王佐的茨坪不久，王佐就率队下山找仇敌尹道一报仇，不料中了埋伏，连茨坪和大小五井都遭到了尹道一保卫团的烧杀抢掠。贺敏学兄妹幸亏躲避及时，才逃过此劫。看到王佐损兵折将，贺敏学经与永新县委领导人商量，主动向王佐提议将永新武装编进其部。但王佐却怕永新的武装超过自己的力量而不敢接受，只勉强编进了一小部分。
随着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开来"进剿"， 尹道一和肖家璧等反动武装也趁机犯境。几仗下来，由于敌强我弱，农民军又缺少作战经验，结果部队都给打散了，井冈山形势顿陷危急。为了应付这个局面，袁文才、王佐召集各县在山上避难的共产党员紧急磋商。他们认为，敌人来势太猛，敌众我寡，不宜硬打硬拼，只有采取打埋伏的办法，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当中，才能保存力量。他们还提出，永新的自卫军人数不少，目标过大，又对山上的情况不甚熟悉，隐蔽有一定的困难，最好的办法是潜回永新，分散埋伏。这次会议搞得永新一些领导人闷闷不乐，认为袁、王是怕永新力量过于强大，山上出现第三支武装，于己不利，才找此借口。贺敏学考虑的却是，王佐他们要管这么多人的吃住，确有困难，又逢大敌当前，总不免分心，不利渡过难关，既然他们不想多收编永新武装，徒留无益，还是分散潜伏的好。
永新农民自卫军上山不久，又要遭遣回家，今后何去何从，命运如何，都是一个谜团，大家为此都有一些埋怨和不满的情绪。贺敏学双肩顶泰山，反复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把枪支埋藏起来，下山隐蔽，有条件的尽可能潜回永新转入地下工作，恢复当地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县委还给每人发了几块大洋作为回家的路费和活动经费。袁、王部队中已有一部分永新武装在内，作为赣西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副总指挥，贺敏学和一部分人员还得留下来工作。他叮嘱大家，天大的困难也要经得起考验，永不投敌，更不得出卖同志泄漏山上情报，否则，一旦察觉决不轻饶。他还乐观地表示，阴霾必将过去，待时机好转条件成熟，他一定会收集力量，再和大家轰轰烈烈地干革命。贺敏学坚定的语气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给了大家巨大的鼓舞。
永新武装多数分散下山后，贺敏学和贺子珍等人每天跟着袁文才数十人的精干队伍，在山头和丛林中运动。对敌人来说，井冈山只有那么几条路，可对土生土长的袁、王部队来说，到处有路可通。敌人搜索这个山头，他们早已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了。袁文才告诉贺敏学：不用会打仗，只要会兜圈子捉迷藏，就能拖垮敌人。贺敏学对袁、王实行的这种战术颇觉新鲜。
敌军撤围、战斗告一段落后，贺子珍却因辛劳过度得了疟疾。发起病来，大热天蒙几床被子都说冷。不独贺敏学着急，袁文才也十分焦虑，从各处延请了几位土郎中为她看病。袁文才还把贺子珍接到家里住，让妻子谢梅香像对亲妹子一般专门服侍她。
贺子珍服了不少中草药，又经一些时日的调养，病体慢慢地好转起来。贺敏学刚放下心来，新的忧虑又接踵而至。敌人在一时难以剿灭袁、王武装的情况下，改用安抚和争取对策，国民党宁冈县政府表示要委袁文才为保安团团总。袁、王与他们也时有接触。如果袁、王立场不稳，革命力量处境将十分危险。贺敏学为此忧心，找到袁文才摸底。袁文才表示自己与对方接触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贺敏学略觉放心，说：尽管共产党眼下遭到了失败，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只要咱们齐心协力，总有胜利的希望。在山上避难的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也说，我们以井冈山作依托，只要能保住人和枪，不管他官府如何"追剿"，也不愁日后没有出山的日子。虽然贺敏学自信"我和袁文才是同学，我的话他还能听一听"，而王佐是听袁文才的，有袁文才在，王佐决不会干卖友求荣之事，但他还是感觉心里不够踏实，担心革命力量意外受损。况且，井冈山过于闭塞，永新县委在山上形同虚设，与党已失去联系多时。他想掌握一下永新同志潜回家乡后的活动情况，并设法寻找上级党组织，既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又可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寻机扭转包括井冈山在内的边界局面。贺敏学主意既定，叮嘱了贺子珍一些话语，要她多注意袁文才的思想动向并加以引导，随后又分别与袁文才、王佐做了番长谈，并将贺子珍托付给袁文才谢梅香夫妇照料，就与永新县委委员胡波等人潜行下山。
贺敏学下山后，打探到小江山和万年山仍有永新地下党的活动，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心中欣喜万分，在这两地分别停留了些时日，检查指导工作。闻听湖南发生了秋收起义，贺敏学经和胡波商量，决定带一支小分队前去寻找起义部队。不料刚到湖南桂东，便与强敌遭遇，寡不敌众，牺牲很大，队伍也被打散了。贺敏学和胡波等人又潜回永新、宁冈交界的小江山。就在这时，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三湾。贺敏学派人打听到这支部队的来路后，马上将有关情况告知山上的袁文才、王佐他们。
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能够上井冈山并在此安家，贺敏学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金冲及《毛泽东传》中有段表述即蕴含此意："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就通过永新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王新亚(王新亚率部回湖南途中奉命参加秋收起义，不幸在起义时牺牲)了解到井冈山的情况，并知道了贺敏学贺子珍兄妹等人。井冈山的革命基础和复杂地形，是毛泽东决定引兵上山的先决条件。工农革命军上山不久，贺敏学奉毛泽东命令通知莲花、宁冈、永新三县各地埋伏的干部开会，是谓象山庵三县联席会议。毛泽东在象山庵会议定下建立根据地的蓝图后，各县负责人纷纷回原地领导斗争，贺敏学却被毛泽东留了下来，以便咨询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冈山的有关情况。
贺敏学站在党的利益高度上为毛泽东分析袁文才、王佐的内心世界，他的真知灼见让毛泽东更好地了解了袁、王部队的性质。毛泽东由此决定先改造袁文才部队的思想，将他们训练成革命军的指战员，让他们都听党的话，并借此影响王佐，带动对王部的改造。他把探口风的事交给了贺敏学。
有贺敏学在两头穿针引线，毛、袁之间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升温。经袁文才同意，毛泽东从革命军中选了徐彦刚、陈伯钧等得力干部，以教官身份走进袁文才的队伍之中。毛泽东也答应袁文才的邀请，搬来茅坪八角楼居住。他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贺敏学让出来的。
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百来步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来往方便。贺子珍因疟疾未愈，未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此时仍住袁家。一来二往，毛泽东与生性活泼的贺子珍便熟络起来。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一样，成了毛泽东详细了解边界历史、地理、农民斗争、风土人情等的最好的访问对象。这段时间的接触，使贺敏学深感毛泽东那卓尔不凡的气度、海纳百川的胸襟，认定这是位足可成大事的领导者。
二打茶陵后，贺敏学奉命赶到九陇山，参与筹建永新县委、组织工农暴动队、发展地方武装等工作，不久又接到进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受训的命令。教导队的培训结束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贺敏学到新成立的二团(即袁文才、王佐部队)担任党委书记，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协助党代表何长工工作。为把袁、王部队改造成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工农大众求解放的革命队伍和红军主力，贺敏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但由于他从不居功自诩，加上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致使解放后党史涉及对袁、王部队改造的内容时，很少提到他的这段经历。时隔60多个春秋，在贺敏学作古后，当时在二团担任连党代表的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在悼念文章里，始给历史和后人作了个明确而清晰的交代。
朱、毛红军会师并整编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后，二团改为三十二团。看到袁、王部队的改造基本成功，毛泽东又把一项新的使命交给了贺敏学：回永新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暴动。贺敏学不辱使命，投身九陇山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使之和井冈山根据地互为呼应。
1928年8月，毛泽东率主力前往迎接湘南失利的红军大队，敌军乘机来攻井冈山。贺敏学率永新武装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为保住井冈山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在迎还红军大队途中，闻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喜讯，欣然命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内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一句。人们只知道黄洋界保卫战中这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携弹者何人。几十年过去后，贺敏学的永新老乡、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忆井冈山斗争诸事时，始揭谜底："(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他(引者按：指贺敏学)在小井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三发炮弹，搬到哨口上，在俘虏里找到了一个炮手，结果三发炮弹，只打响一发。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讲的就是这发炮弹。"
贺敏学以他的特殊身份，不仅完成了对袁、王这支绿林部队的改造，而且对井冈山武装斗争及红色割据政权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他的殊勋，他被选进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

1962年春节李敏与贺敏学夫妇合影
渡长江第一和《渡江侦察记》
1949年3月，贺敏学被任命为三野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他上任伊始，即投入紧张有序的渡江准备，主持水上练兵。
在新四军抗战时，贺敏学历任江南指挥部参谋处长、苏浙军区参谋处长、远征军参谋
长等职，有过几次渡江作战经验。长江自古称天堑，中国历史上渡江作战惨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今偌大一条江，对面又是蒋介石集团的总部所在，将有何等强大的水陆空防御体系和抵抗力量。贺敏学感到这场即将发起的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不仅要重视渡江前的战斗动员、思想整顿、适应性训练准备，以及熟悉地形和水性特点、征集船只等工作，还应特别重视对敌情的侦察了解，确切的情报是取得渡江胜利的重要一环。侦察兵历来是部队行动的眼睛，现在部队的各级侦察分队都被宽阔的江面所阻，难道就此让侦察兵无用武之地？何不派一支精干善战的侦察小分队先遣渡江，钻到敌占区，详尽细致地掌握可靠的敌情资料，并里应外合，策应渡江部队，确保渡江战役全胜？
贺敏学几经斟酌，拿定主意，在军党委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方案，不料未获通过。持反对意见者的理由是，派支部队先遣渡江，人数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少了则无法对付国民党军队，在后援不继、无法接应的情况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照常理，作为新上任的三把手，贺敏学不该坚持与前面二把手相左的意见。但是平时宠辱不惊、为了团结可以息事让步的贺敏学，每当事关党和军队的事业，事关指战员们的流血牺牲等重大问题时，却不惜据理力争。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我们准备充分、细致，侦察分队谨慎、机智，就可化险为夷。"性格直爽的他还表示："哪怕军党委会上只有我一票，我也要坚持派遣侦察先遣队。二十七军通不过这个建议，我就以个人名义向兵团建议，向总前委甚至向中央建议。"但任凭他说破嘴皮，意见还是无法统一。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争得厉害。
当然，为了二十七军的团结，贺敏学没有将自己的想法上报兵团和总前委，而是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以事实说服大家。经过缜密考虑和组织，贺敏学派出几名胆大心细的侦察兵尝试着过江侦察。正如他所预料、所希望的那样，侦察兵们安全返回，不仅侦探到了有用的情报，还顺手牵羊，从江南的土地上拔了一把韭菜和两棵青菜，作为证据带回。
军长聂凤智得知情由，惊喜非同一般。在聂凤智的支持下，贺敏学接连几天都派侦察员过江侦察。其结果是，虽然有的在江中迷了方向，有的碰上大浪翻了船，但成功比率占了八成，登上江岸的侦察人员不但侦察到敌人的许多江防情况，还抓回了30多名"舌头"。贺敏学据此向聂凤智建议：既然分散的侦察活动能够进行，且成功比率很大，那么，侦察分队的活动也应该可能。
聂凤智虽然疑虑尽释，但鉴于事关重大，而且军党委会还有不同意见，乃决定向上级请示，等候行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很快就有了回声，对二十七军这一大胆而胸怀全局的构想极为赞赏，责成妥善实施。
这件事，多年来一直淹没在风尘里。当贺敏学夫人李立英晚年提及后，笔者"按图索骥"，翻寻故纸堆，好不容易才从当年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的回忆录里找到蛛丝马迹："有的同志提出，能不能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而周详地掌握我军当面之敌的变化情况，通过无线电台不断向军部报告。对此，军党委掂量又掂量。在百万大军渡江前夕，单独由我们军派一支武装侦察分队潜入江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不仅侦察分队本身，就连我们军党委在内，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风险虽大，有利因素却也很多……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将实施方案上报兵团。兵团首长考虑，虽然二十七军只打算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但事关渡江作战全局，在全军没有先例，为慎重起见，需向上级请示。经过一级一级上报，最后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赞誉和批准。"
渡江侦察方案获中央和总前委同意后，贺敏学马上协助聂凤智实施。贺敏学对调兵遣将作了好一番酝酿推敲，并经军党委研究同意，从军侦察营抽出一、二连，从各师抽调3个侦察班的骨干共300多人，带上电台，组成渡江先遣大队，由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军司令部二科(侦察科)科长慕思荣带队，分任正副大队长。聂凤智、贺敏学向章尘和慕思荣面授了先遣渡江侦察的任务：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工事结构及部队番号，配合解放大军渡江作战。两人毅然表示：我们一定能渡过长江去，任务保证能完成！
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的行动，使震惊中外、威武雄壮的渡江战役，平添了一组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画面。解放后，这一事件被艺术家们拍成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渡江侦察记》。电影上映后，这支部队的领导拜访贺敏学时，曾由衷地说："没有贺老，就没有《渡江侦察记》。"
根据先遣渡江大队发回的详尽敌情资料，贺敏学积极协助聂凤智、刘浩天制定渡江作战的战前训练准备、战中实施方案和战后善后的各项计划，以力求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渡江作战任务。4月20日下午，国民党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和朱德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决定，包括二十七军在内的三野中路集团军先于全军一步，于4月20日开始渡江。
当晚7时，长江上空云遮雾掩，二十七军下辖的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师趁着夜色，面向对岸鲁港至狄港成一线摆开，几百条渡船隐蔽拖至起渡线，指战员们纷纷登船执桨，待命而发。一个来小时后，随着突击过江的命令下达，大小渡船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如离弦之箭一齐向南岸突进。在这些出征将士中，有后来担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当时是连指导员。
贺敏学从军前指深入到八十师行动，以便直接掌握情况，实施强有力的指挥。八十师师长张 秀(后曾任昆明军区政委、中顾委委员)回忆说："我指挥的部队在狄港、繁昌一线，我渡江部队最先就是在狄港渡江的。贺敏学渡江时，就在我们师，和我一道指挥这次渡江战斗。渡江第一船是我们师的二三八团，团长是王挺。当时的部署是二三八团、二四○团为第一汽艇。贺敏学与我乘坐汽艇在江面前线指挥，他作战是有经验的，有指挥能力的，和我在一起工作、指挥作战协调配合得很好，他对我也是很信任支持的，我对他很尊敬。"

宋仁穷与贺敏学（1983年）
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贺敏学，当面相称"三个第一"
1954年6月，已从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任上脱下军装，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贺敏学，赴京参加中央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饭店看望舅舅。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而且身体很好，毛泽东很高兴，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于翌日晚7点钟来丰泽园做客，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贺敏学。
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除了谈有关贺子珍的事，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家属情况怎么样？贺敏学无拘无束地一一做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和所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地听完，说：你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系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事隔20多年毛泽东再次称贺敏学武装暴动第一，足以说明永新暴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上井冈第一，系指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
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来，贺敏学不仅亲历了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武装暴动、进军井冈山、突破长江天堑这三大事件中，还占了头功。
1955年，被誉为"大上海的建筑业元老"的贺敏学，从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任上奉调大西北，投身国家"一五"计划建设。1958年奉命南下福建，为福建的城建和工业发展殚精竭虑，卓有建树，并以其刚正不阿、一心为民、两袖清风之品德为广大干部群众称道。1988年4月26日，这位淡泊名利、解放后处事低调的英雄，以84岁高龄病逝于福州。中共中央追授其正部级，并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挽联称："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挽联称："论英雄数公为上，为革命至死方休。"
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情动于怀地向世人叙说老战友："敏学同志自井冈山参加革命以来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不愧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