钚的价格:特务委员吴玉章

　　深得孙中山信任，为国民党收拾烂摊子

　　马思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这段大家熟悉的话，是毛泽东主席1940年1月15日在延安为革命元老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上讲的。毛主席说：“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1878年12月生。他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吴玉章历任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1925年初，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

　　吴玉章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因此，在国民党档案中有很多关于他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记载。

　　入川整顿党务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吴玉章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邀请，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因此和“国父”有了更紧密的接触，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月—1927年7月)期间，吴玉章受我党委派，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他“奉命”回四川整顿党务、推进国共合作一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题为“派吴玉章为四川省党部筹备员”的档案(档案号：汉4044)，这样写道：

　　迳启者：七月三日本会第九十二次会议议决，派执事为组织四川省党部筹备员，务请从速入川，会同石青阳同志筹办一切，俾四川党部得以早日成立以利进行。此致吴玉章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七月四日

　　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5年7月4日写给吴玉章的公函，任命他为四川省党部筹备员，到四川整顿党务、筹备党部。

　　原来，当时重庆等地由于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压迫，进步刊物被查封，共产党人肖楚女、张闻天等人被驱逐出境，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四川方面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希望国民党中央派人来川整顿国民党党务，促进国共合作。他们点名要的人就是吴玉章。

　　当时，一些地方的国民党组织涣散，地方党部领导人与中央貌合神离，且“隐隐有异志”，以至于“党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见吴玉章有意入川，有人奉劝他说，四川党部“是个烂摊子”，要整顿“只怕是白费力气”

　　。

　　但吴玉章并不灰心，他决心从基层做起，先把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整顿好。1925年7月，吴玉章等取道广东入蜀。到四川后，他一方面努力健全国民党组织机构，培养革命骨干；另一方面，选派得力干将充任国民党地方党部筹备员，在重庆和周围一些区县建立起区分部，还以“特许”的办法在学校成立特别区分部。这些措施，很快为四川的党务工作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吴玉章还多方筹措资金，开办中法大学，并亲任校长。他还聘请共产党人在学校担任重要职务，这些为在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打下了基础。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至1925年10月20日，四川国民党共组建了441个区分部，党员8000余人。这让原本不看好吴玉章的人大为吃惊，纷纷称赞他“手段真高明，像神仙一样”。其实，他们不知道，吴玉章成功的背后，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

　　杨尚昆同志的哥哥、当时重庆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杨闇(同“暗”)公曾在一封写给上级组织的报告中称：“玉章同学(当时中共党员之间常互称同学——笔者注)较返川时要彻底得多了，并能努力工作，且非常切实。对于校义(马克思主义——笔者注)，也非常的明白而有真认识了。此次归川的同学，渠当首屈一指。”

　　成立四川特务委员会

　　1925年底，吴玉章等人作为四川省代表，赴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  

　　而在四川，国民党右派分子朱叔痴、张赤父等人则趁吴玉章不在，召开四川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企图把省党部从重庆迁往成都。结果，朱叔痴等被国民党中央停职。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档案(档案号：汉8830)，记录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此事的批复：

　　迳复者：现接报告，以朱叔痴等借开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勒将省党部迁移成都，不遵决议，违反纲纪，请停止该临时省党部职权，听候查办……

　　虽然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却给吴玉章提了个醒。他意识到必须对省党部进行彻底改组，以纯洁革命队伍。

　　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所向披靡。8月，北伐军连克长沙、岳阳，逼近武汉。北伐战争的形势，使拥有庞大军队的四川军阀惶惶不安。而川军的选择，又是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兵员之众，番号之杂，甲于全国”。其中大军阀有杨森、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以及袁祖铭，他们各不相让，相互讨伐，而且政治信仰不明确，朝秦暮楚。如何从众多四川军事将领中甄别出哪些是忠于革命的，这成了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重大课题。看到这种形势，吴玉章致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该会主席谭延闿(字组庵)，提出组织四川特务委员会，并推荐刘伯承等担任特务委员。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档案(档案号：汉4593)，对此有如下记载：

　　组庵先生同志大鉴：近来川中各将领以我北伐军迭获胜利，多数均有倾向国民政府之趋势，惟其派别复杂，利害互异，应付稍有不慎反致引起纠纷，而为前途之障碍，故拟仿照湖北例组织四川特务委员会，具有公函，请为提出政治会议。至于人选问题，拟推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李筱亭及担任四川临时省党部军人部工作之同志刘伯承。此外如无相当人员，弟亦愿承乏一席。可否？仍请裁酌。

　　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川特派员吴玉章

　　八月二十日

　　吴玉章的想法是：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川军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必要时带领义军会师武汉，配合北伐。1926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第50次会议讨论吴玉章提议。同日，政治委员会根据吴玉章函请，任命吴玉章、刘伯承、李筱亭为四川特务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

　　助刘伯承顺泸起义

　　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人，少年从军，有勇有谋。他曾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后受命回川发动“川东起义”，组建护国军抗击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他已是赫赫有名的“川中名将”了。

　　1923年，刘伯承在成都结识吴玉章，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1926年，由吴玉章、杨闇公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与刘伯承相交甚深，在四川革命的紧急关头，吴玉章第一个想到了刘伯承，意欲“携手共济时艰，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吴玉章与刘伯承一起，在四川做的一件最为惊天动地的事，就是1926年底震惊全国的顺(庆)泸(州)起义。顺泸起义影响深远，可以看作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刘伯承是顺泸起义的直接领导者，但他1962年在四川省文史馆看到《顺泸起义记》这部史料后，特别指出：“吴玉章在这次起义中发挥了至为关键作用，当时中共对顺泸起义的指导均是通过他之手而进行的。”

　　起义之前，吴玉章等积极协助刘伯承在川军中开展工作，他利用以前与军阀的关系，分头做工作，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驻扎在南充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但这位标榜“进步”的军阀，实则最不进步。经过摸底，吴玉章发现，何光烈原来还是一家工厂的老板，他的工厂里发生过共产党组织的工人罢工，所以，他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吴玉章虽最终劝说不成，却成功地将何光烈手下的两个旅长拉入了革命阵营。接着，吴玉章又做起了大军阀袁祖铭手下两个师长的工作，后成功将其中一人收编。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革命势力顺长江迅速发展。四川军阀刘湘、杨森、赖心辉等派代表沿江东下，向北伐军“表诚意”。北伐军对刘湘、赖心辉等委以军职，但他们心存观望，迟迟不就职。四川情势仍然云山雾罩，极不明朗。

　　当时，中共中央复信重庆地委，同意策动四川军阀起义，以“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9月28日，刘伯承等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在顺庆和泸州发动起义。会议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各路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11月中旬，刘伯承与朱德、杨闇公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家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在川组织暴动的最后决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杨闇公为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经过反复讨论，提出具体计划，并将起义时间暂定在12月5日。

　　现存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一份刘伯承给国民政府秘书处近3000字的军事报告，对起义经过进行了详细记载：

　　四川陆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所属旅长秦汉三、杜伯乾两同志，三月以前各于部队内作党义宣传，光烈禁之，汉三、伯乾更秘密从事于党的组织……现值我党军北伐胜利，革命潮流高涨之际，其工作已成不可掩之事实。光烈十分危惧，一面严令解散党的组织，一面分调汉三、伯乾与其部队分离，拟谋杀之……   

　　在此情形之下，12月1日，泸州城先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2月4日清晨，起义军胜利占领顺庆城。12月10日中午，在刘伯承主持下，顺泸地区起义军7000余人在顺庆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并通电全国。

　　当时在武汉的吴玉章，得知顺泸起义，十分兴奋，发来慰勉电：“诸同志内遭环境压迫，外受潮流之激荡，偏师以来，薄海腾欢，奋斗精神，足使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寒心破胆，革命勋功，信当永垂史册。”但很快，起义军被四川军阀组织的数万部队包围，激战数日，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顺泸地区。后来，这支队伍编入国民革命军，投入了北伐战争。

　　赴鄂整军理财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组成民国中央党政临时联席会议。12月17日，吴玉章被临时联席会议委派为特派员，赴鄂西视察党务、军事及社会情形。

　　这时的吴玉章，可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北伐军刚攻克宜昌就出了状况。宜昌的各方军队很复杂，有贺龙率领的湘西民军，有新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黔军王天培、杨其吕部，还有后来以反共著称的湘军何键的第三师等。几方为争夺驻地、军械、给养摩擦不断，民众叫苦不迭。就在吴玉章获命的当天，宜昌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武装冲突。这不仅威胁到当地的安定环境，还使武汉政府的收入来源缺乏安全保障。

　　抵达宜昌后，吴玉章分别会晤了宜昌军政当局，严令军队不得干涉民政财政，并严肃军纪，杜绝了扰民事件的发生。针对“商旅滞涩”的情况，吴玉章推动恢复川鄂长江航运，保证了长江上游交通的顺畅。

　　当时，在宜昌的地主和商人中间有传言称，宜昌的骚乱主要是贺龙部队的问题，发生枪战也与贺龙部队有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吴玉章不露声色地暗查了宜昌骚乱的来龙去脉，并向中央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调查鄂西军队劫夺暴行事报告书》。这份档案现存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吴玉章在报告中写道：

　　“十七日午，因缴北军械，发现枪声，登时枪声四起，被缴械之兵与缴械之兵遂乘机抢劫，秩序大乱，继以搜索枪械为名，肆行掠夺，城内外各商店住户被劫者几十有六七……”

　　文中所提“北军”为贺龙部，这段文字足以表明，发生枪战的过错并非全在贺龙军队一方。而国民党党史馆的另一份档案可说做了进一步的印证。这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写给吴玉章的一封信。王天培当时在行军途中听到枪战的消息后，“于即夜赶至，极力镇抚，并将查获之不法军民分别处决”，他还自责称“弟未能先事预防，良用抱疚”。这说明王天培的部队也参与了枪战和骚乱。

　　事情到了这里，已经水落石出。不过，贺龙部队“名声差”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贺龙带领的部队是最倾向于国民党左派的，因而深受国民党右派分子嫉恨。何键等军阀与一些地主、商人极力鼓动国民党中央对贺龙部采取措施。他们甚至劝说吴玉章，让其参与消灭这支部队。

　　好在吴玉章沉着应对，一边制止何键的险恶企图，一边设法调离贺龙部。他在打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称“人民极盼将该军他调”，这其实也是在掩护贺龙部。吴玉章还提出调离贺龙部队的条件，即由宜昌的地主和商人拿出400万银元，作为军费。这样，既部分缓解了武汉政府的财政压力，又让贺龙部队逃离险境，为革命保存了火种。

　　1927年，吴玉章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他赴苏联学习，1938年回国。1939年，吴玉章赴延安，任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66年12月12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