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针织面料成本核算:幸福的价格：关于工作与生活，你感觉幸福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6:42:47
墨西哥最有名的文化现象，除了玛利亚奇乐队和狂热的坎昆春假，当属1979年的电视连续剧《富人也哭泣》了，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叫玛丽安娜的可爱女孩，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这部描写她历经人世磨难、让人大悲大喜的肥皂剧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风靡了100多个国家，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
该电视剧被引进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它让苏联解体不久后的俄罗斯人头一次尝到了资本主义通俗文化的滋味，1992年5月在俄罗斯首映时，吸引观众多达1亿人，连叶利钦总统也成了该剧的观众。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当时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正在打仗，为了不耽误观看该剧，双方士兵一致同意节目播出时暂时休战。
该剧的情节错综复杂。女主人公玛丽安娜被恶毒的继母赶出了家族庄园。一个有钱的好心人收留了她。恩人有个儿子，风流倜傥，开始追求她。她和这个年轻人的爱情遭受到第三者的阻拦，在他人的嫉妒中得到考验和升华。不过，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玛丽安娜决定把他们的儿子贝托送给了一个销售彩票的女人。多年之后她再次遇到贝托，并把儿子从他亲生父亲的枪口下救出来，最终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
尽管剧情曲折离奇，演员们还穿着喇叭裤，但这部电视剧还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因为它发掘出了这一类浪漫故事的核心：走投无路的灰姑娘一下子成了锦衣玉食的公主，但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她仍然不幸福。它传达的信息，尽管是华丽包装下的陈词滥调，却依然跨越时空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我们可能认为金钱能够带来幸福，但其实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提出这一观点，他强调：“金钱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是抽象的，只有那些无法消受人类具体幸福的人，才会把金钱当成唯一的追求。”
遇刺的三个月前，1968年3月，罗伯特·肯尼迪对全美的经济停滞提出尖锐的批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空气污染和烟草广告，包括了高速公路上清理事故受害者尸体的救护车，包括了我们家门上的锁，以及为入室盗窃者准备的监狱门锁，还包括了被毁坏的红树林，以及因为城市无序扩张而消失的自然奇观。”
“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他们游戏时的快乐，没有考虑到我们优美的诗歌或者牢固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考虑到我们关于公共问题机智的辩论，以及公务员的诚实敬业。它既无法衡量我们的聪明和勇敢、我们的智慧和学识，也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一言以蔽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却不包括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的那些东西。”
他的思想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人民都在作出努力，力图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觉察到，某些决策者推崇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人们因而形成了一种信念：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有别的追求，狭隘地、最大限度地追逐国内生产总值只会带来灾难。
2008年，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法国总统萨科齐召集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负责起草一份报告，探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的标准。报告的结论是：“把我们的统计系统的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在既有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信息，包括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小国不丹，把这个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得出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量化标准，用来进行政策评估，反映国家的福利状况。这个术语是不丹前国王晋美桑给·旺秋1972年创造的，直到2008年后他正式退位才成为现实，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通过了新宪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一共有72个变量，分为9个方面，包括心理幸福和社区活力、生态、人性化行政，以及时间的利用。它给行为也制定了分值，如果人们经常祈祷诵经并且照顾家庭就能得分，如果自私就会减分。但分值高不一定就好。例如，不丹人喜欢的一种叫做“兰塔播”的运动，双方用头顶对方，直到对方无力抵抗。据说该运动会使不丹人快乐，不过每月玩一到两次就够了，玩多了也不会增加幸福感。同样的，金钱也能增加幸福感，但只限于每年每个家庭70 597努扎姆，或者
1 550美元。
尽管上述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金钱与幸福无关或者关系不大这种信念还是会引起误解。认为物质财富没有意义的多数言论，和叔本华的怀疑以及玛丽安娜的痛苦一样，支持了一种含混的理念：既然物质财富无法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追求经济发展就是浪费时间。尽管人们怀疑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在抨击功利主义，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还是比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要高。不信可以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里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如果他每天靠不到2.5美元过日子，他会幸福到哪里去。
事实上，调查结果说明有钱人大致上比穷人幸福，这是因为金钱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改善人们的生活。富裕国家的人总的来说比较健康，儿童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长，环境比较好，公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重体力工作比较少而让人们感兴趣的工作比较多。有钱人一般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外出旅游比较多，有钱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金钱可以帮助人们打破局限，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肯尼迪怎么说，国内生产总值确实保证了美国人的孩子的健康。
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按1~7的等级划分，年收入每增加12.5万英镑就可以增加一级生活满意度。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通过调查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活遭遇之间的关系发现，16 500~24 500美元的意外之财可以带来的幸福感大致与结婚相等；而失去178 300~187 600美元带来的不幸福感大致相当于丧子之痛。2009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年收入2.4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0%被诊断出有抑郁症状，而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则只有13%。幸福是有价格的。
对于那些热衷于用幸福指数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还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谁来界定哪些东西能使人们幸福？应该是政府吗？公民幸福指数高了政府难道不会从中受益吗？不丹是个相当专制的国家，直到1999年，电视播放还受禁。1989年政府颁布命令，所有不丹人在公共场合必须说宗卡语。1985年它通过新的《公民法》规定，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1958年前进入不丹的南部尼泊尔族人不享有不丹国籍，后来还把他们中的10万人驱逐出境。它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全国森林覆盖率达72%，旅游的人口也不多。该国很多女婴被虐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达到100∶89.2。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如何界定幸福的特征与属性上遇到困难。例如，不丹的媒体报道，该国人民喜欢兰塔播运动和其他传统运动的已经很少了，但它们仍然是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不丹人可能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与其说与他们幸福指数里的各项指标有关，倒不如说是与他们的物质财富关系更密切。1980年，不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印度高出10%，现在则高出75%。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不丹却增长了6.9%，2008年不丹的经济增长了20%。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不丹人幸福指数提高了，是因为国家更有钱了。 美国人与法国人，谁更幸福？
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一直都比别的国家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比美国人的多。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欧洲的高利率阻碍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还有的指出欧洲强大的工会组织促使民主党左翼政府创造更多休闲时间，包括法定假日和减少每周工作小时数。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议会通过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案，作为对抗失业的策略，其基本想法就是所有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就会有更多人就业。虽然这一措施并没有促进就业，倒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工人的休闲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他的学术生涯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度过，他强调，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之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美国人选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多赚钱，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欧洲人选择了“及时消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休闲和家务劳动上。
很多经济学家把两国人的选择理解为不同理性偏好的显示。法国人选择时间，美国人选择金钱，都是根据各自的喜好，各自的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美国人选择的道路并不幸福。
有些研究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就陷入停滞，这使得法国人更得意于自己的选择。法国人每年比美国人少工作440个小时，部分是因为他们有7个星期的假期，而美国人只有不到4周。法国人在工业化国家中平均睡眠时间最长，他们平均每天花在三餐上的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比美国人多出一小时，而且他们每天休闲的时间比美国人也多出将近一小时。
法国女人花在一日三餐上的平均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多，花在积极的休闲活动（例如体育运动和观看表演）方面的时间，比美国人多将近50%。美国女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10%，花在消极休闲活动（例如看电视）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将近1/3。事实表明，美国人更喜欢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如果让美国女人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像法国女人那样做，尽管她们的幸福感仍然赶不上法国女人，但比目前的感觉要好。
从美国人的幸福悖论推断出，并不否认金钱能够增加幸福感，它确实能够增加幸福感。然而金钱不是有关幸福的唯一变量。幸福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货币购买，幸福可以用爱来购买，还可以用时间来购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会导致我们牺牲幸福感的其他组成元素。
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相信墨西哥肥皂剧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电视网Televisa决定对获得巨大成功的《富人也哭泣》重新制作，他们给这部翻版电视剧取名为“巴里奥的玛利亚”。可能是为了指出原剧天真得不可救药，或者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编剧给女主人公，现在名叫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加了一条新台词：“我知道富人也会哭泣，”她说，“不过，穷人哭得更多。”
幸福是个既不稳定又难把握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却又无法给它准确定义。很多思想家曾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你与你的言行和谐一致。”印度圣雄甘地如是说。亚伯拉罕·林肯强调：“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能够多幸福。”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漫画中的小狗哲学家史努比的一句话，对于这个基本的认知难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可我还是很幸福。我也不明白，这样做对不对？”
研究幸福课题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主观幸福度”有3个组成部分：满意度，指描述人们如何以他们的渴望为尺度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拥有例如快乐一类的正面情感，再有就是缺少愤怒之类的负面情感。
这种幸福度确实存在，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幸福度比较高，人口统计中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就比较低。幸福的人们不容易感冒，即使感冒了也会很快康复，对生活满意的人即使受了伤痊愈得也很快。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经常面带微笑，睡觉睡得香，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与亲戚相处得愉快。有些研究表明，幸福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幸福的人非常珍惜生命。
不过，这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很难具体衡量。你不妨像进行综合社会调查那样，把幸福分为1~3级，问一下自己的幸福度为几级，然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把直觉反应与深入分析混在一起，不知如何对待眼前的愉悦感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长远理想紧密结合的问题。我们可能知道将来什么会带给我们幸福，比如名望、金钱或者生活伴侣。不过真到了那一天，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似乎了解什么是长远的满足，什么是眼前的幸福，但又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
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在2008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遭遇灾难性失败时，37%的共和党人仍认为“非常幸福”，而民主党只有25%的人这么认为。从1972年社会综合调查开始把这一问题列入调查范围后，这一倾向一直存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由左翼人士的负罪心理造成的。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的幸福指数的差距也会拉大。这表示右翼人士更倾向于把不平等看成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并没有很大的负罪感。
不过，要是能改变人们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就很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幸福度。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经过了10多年，原民主德国的人的幸福度仍然低于他们的西部同胞。而且，如果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的幸福度可能还要更低。1991~2001年，原民主德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大约20%。满意度的大幅提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来独裁国家的垮台，但是家庭平均收入增长60%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苏联解体，1990~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5%。毫不奇怪，俄罗斯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17%。对于苏联解体后男性自杀率的急剧上升，研究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0美元，男性自杀率就会下降0.14%~0.2%。同样，在被调查人群中，有固定工作的人每增加1个百分点，男性自杀率就下降大约3%。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家的地面什么也没铺，只是泥土，你会感到多么不舒服。2000年，墨西哥北部的科阿韦拉州政府推行了叫做“Piso Firme”（硬化地面）的项目，由政府出钱给那些泥土地面的家庭，每户最多提供5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造价大约是1 500墨西哥比索，当时大约相当于150美元，也就是墨西哥人一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每家都提前接到通知，让他们把需要硬化地面的房间准备好。大卡车在贫穷社区里穿梭来往，给每家每户倒下搅拌好的水泥，让他们自己抹平。
水泥地面铺了几年以后，在该州首府托雷翁工作的世界银行和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装备了便携式磅秤和医用检测设备，对居民进行了调查，测定该项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泥土地面会滋生多种寄生虫和病原细菌，儿童很容易接触到，从而引发腹泻或者营养不良。贫血在这里很常见，还有各种发育性残疾。研究人员对儿童进行了化验，他们提取了粪便样品，在孩子们指头上扎针作贫血测试，还给他们进行了认知能力测试。他们找家长询问婴儿对于动物、家庭物品一类词语的学习情况，大一些的孩子则测验看图识字。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孩子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硬化地面的效应，他们把托雷翁的数据与它的姐妹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它们同属于一个大都市区，但后者因属于杜兰戈州而没有实行该项目）作了对比。研究人员发现，硬化地面使儿童寄生虫病下降了78%，腹泻病例减少了一半，原来非常普遍的贫血病例下降幅度最大，少了4/5。家里铺水泥地面的儿童回答认知问题的正确率比那些家里没有铺水泥地面的儿童高出30%~100%，孩子母亲的幸福度也高得多，她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50%，而且焦虑水平也降低了。铺水泥地面家庭的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69%，而这种幸福的成本不过每户150美元。毫不奇怪，墨西哥联邦政府后来决定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
工业化国家比较富裕，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富裕。即使这样，金钱仍然能增加幸福度。欧盟民意调查连续30多年询问欧盟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最富裕的25%的人口中，有近1/3的人自认为“非常满意”，而最贫穷的25%的人口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3%左右。
美国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关于美国人行为和信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最富裕的1/4人口中有40%以上的人自认为非常幸福，但是最贫穷的1/4的美国人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5%。
金钱可能无法永远保证幸福。不过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生活中的任何变化，对于幸福度提升的效果，都比不上从收入最低的人一跃成为收入最高的人。”
我所在的纽约第十一国会选区，属于不太富裕的一个地区，从相当贫穷的东弗拉特布什和克朗高地延伸到相当豪华的帕克斯洛普。统计资料显示，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1 3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2万美元。这里的人们脾气不太好，200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康威医疗保险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健康保险计划游说团体，根据人们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发表了一份所有选区的幸福指数对照表。我所在的区在全美名列第421名，倒数第15名。
最幸福的选区离纽约第十一选区非常遥远，在美国大陆另一侧的加利福尼亚。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环抱太平洋的加州第十四选区，包括了高科技走廊硅谷的一大部分。与纽约的布鲁克林相比，那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而且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1.66万美元。
适应性：善变的幸福感
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源于人类最独特的本能之一—适应能力。人们能够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因伤病致残后会觉得幸福感大幅下降，但是很多人能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有相当大程度的恢复。德国关于婚姻和幸福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寡妇遭受丧夫打击之后可以在两年里恢复正常。
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了经济学史上有关幸福研究的可能最有趣的现象。通过对25年关于幸福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经济方面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倾向可以用适应性来解释。不过伊斯特林却提出，这种模式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造成的，幸福可能不单单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幸福度，还取决于与周围人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比邻居过得好。
其他经济学家此后也发现了有关幸福相对性的类似例证。看到邻居更有钱，自己的幸福度就会降低。简单地说，自己丢失1 000美元，与看到邻居得到1 000美元引起的不快程度相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自杀率就越高。伊斯特林提出，金钱给那些很穷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要比富人的长久一些，收入提高会使穷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不过一旦越过欲望的某一道门槛，再努力争取就没有意义了。富人可能比穷人幸福，但是富上加富未必使他们更幸福，起码不会长久，这是因为收入上一个台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并习以为常了。
适应性这种特质可能对人类有好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路易斯·拉约强调说，幸福的短暂性和环境上的适应性从进化史上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进步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幸福，他们就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不落邻居之后”的愿望也有这种作用，百折不挠的发展欲望能够增加生存的机会。正如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指出的，人们能够获得幸福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激发并保持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会使我们更幸福，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伊斯特林是对的，经济增长的主张就不会令人向往。如果所有人收入的增加都是齐步走，人们之间的相对差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增长使一部分人获利比其他人多，赢家增加的幸福与输家丧失的幸福互相抵消，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适应性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更加渺茫，毫无意义地在幸福的跑步机上不断奔跑，不会产生丝毫结果。美国的创建者把追求幸福定义为公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适应一切，那么为幸福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心理学家甚至指出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取决于环境变化，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组成。有些证据似乎也表明基因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明尼苏达州的孪生子登记资料库跟踪了数千对1936~1955年出生的孪生子。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孪生子之间幸福感的变化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不论他们是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幸福感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学历和财产因素的差异。对比之下，异卵孪生子之间就没有这种关联，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成的。
但是，如果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比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更深一层的疑问：既然无法增加主观的幸福感，我们争取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有价值吗？这会颠覆整个经济学理论。几年前，伊斯特林写了一篇名为“满足发展和幸福的幻想”的文章，把他对于幸福的研究结果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他一生所从事的研究“打破了所谓集中发展经济对社会最有利的观点”。
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不受发展的影响，这有些奇怪。1946~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创历史新高。尽管如此，各项调查表明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反而有小幅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 2000~2006年，只有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它们是匈牙利、葡萄牙、加拿大与美国。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除美国之外，收入增加几乎都带来了幸福指数的提高。过去25年左右对5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幸福指数提高的有45个国家，下降的只有7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印度、爱尔兰、墨西哥、波多黎各，还有韩国，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1973年时原欧洲委员会成员后来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除了比利时以外，有9个都声称从那时起国民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了。
这些数据与前面说的那种观点相抵触，即我们被卡在幸福的跑步机上，每踩一步都要校正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然后重新回到起点。这些数据表示，即使我们真的适应了收入的增长，适应性也不会完全吞噬我们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断激励自己要超过邻居，我们仍能享受到金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果说100美元给布隆迪人带来的幸福感比美国人多，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年收入低于400美元的人来说，100美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而对那些收入是他们100多倍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经济发展在富裕国家似乎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事实上，我们从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某种高度就不能进一步带来幸福感，而是它仍然能够带来幸福感。事实上，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多拿到的钱不过是锦上添花。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把它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其他的稀缺自然资源，例如休闲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对我们的幸福感的提升也很重要。金钱对富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些资源却变得更重要了。我们牺牲一部分这样的资源换取经济繁荣，而由此换取的金钱则需要从净幸福感中扣除。
美国人比欧洲人富裕。2006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 800美元，比法国或德国高出1/3以上。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按照1~3级的衡量标准，美国人的幸福等级是2.2，与欧洲人基本持平，因为根据欧盟民意调查，欧洲人在1~4的幸福等级里测到的数值为2.9。
造成美国人生活满意度停滞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实质上的收入不均，1972~2005年，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到0.5%。但是最富裕的1/5人口中，家庭年收入却增加了59%。幸福指数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最富有的40%的人口的幸福感略有提高，其他人口都下降了。如果说是在经合组织的富裕成员国中，美国是幸福度差异最大的国家，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收入分配也是差距最大的。
不过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金钱能产生幸福感，休闲时间也会。美国人牺牲了大量时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经济繁荣。伊斯特林发现美国人的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更幸福，实际上，他这种悖论式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我们为了挣钱所花费的时间抵消了我们的幸福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消费的愉悦。
研究人员对1 000个经常写日记的得克萨斯州妇女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在日记上详细记录了她们怎样分配时间以及她们的感受。研究发现，让她们感到最幸福的是性生活，其次是工作之余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她们最厌倦的是上下班交通和工作。遗憾的是，她们每天平均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只有3小时40分钟，而在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却要花费将近9个小时。
工业化世界中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长。除了美国以外，经合组织所有国家都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和带薪节假日。葡萄牙工人每年一共有35天的假期，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也有10天；对比之下，美国人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休假的机会也少。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减少了工作时间，只有美国在过去的35年里一直没变。美国的全职工人每年平均要辛苦工作46个星期，比西班牙工人多5个星期。根据40多年前的记录，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比美国工人多干350个小时，到了2006年，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日本工人。
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1975~1997年，全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一半。不过问题或许出在，美国人因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幸福感，却因每年多工作76小时所带来的不幸福感给抵消了。比较金钱产生的幸福感提升和休闲时间带来的享乐，研究人员估计，要使美国人达到与法国人同样的幸福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提高3倍才能补偿人们多做的工作所抵消的幸福感。
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随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变化。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而因为钱多了，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工作时间比不发达国家的少。韩国人平均每年的休闲时间比墨西哥人多650小时，却比比利时少400小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会引发焦虑，因为收入提高得越快，从事非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折合成金钱的损失就越大。人们挣钱最多的时候，时间和金钱的利害关系也达到顶点。
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曲线看上去像个“U”字，中年以前一直下降，然后再上升。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的时段是50岁多一点，欧洲男女两性都出现在将近50岁，墨西哥人在41岁左右幸福感跌落到最低点。中年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我们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把一些心存已久的雄心壮志束之高阁，不再梦想成为当红歌星、一夜暴富、周游世界或者长生不老。这时我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20岁左右青年时期的9.8小时，下降到8.3小时。
信息技术被描写成改善人们生活的革命性工具，实际上它是当代劳务市场的枷锁。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对政府声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惊人的提高的统计数字提出猛烈批评。服务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主要是理念产品，怎么可能随时随意折算成每小时的产量？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带来的所谓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实际上计算机技术容易使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便携工具可以让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带到哪里。罗奇写道：“信息时代肮脏的小伎俩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拿到政府承认的工作时间以外去做。”过去我们花在别的活动上的时间，现在用到了这些新玩意儿上了，而且这往往更出成果。在1985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做饭、吃饭、清洗餐具和收拾厨房的时间是2小时29分钟，但到了2003年，用在三餐上的时间缩短到1小时50分钟。
该电视剧被引进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它让苏联解体不久后的俄罗斯人头一次尝到了资本主义通俗文化的滋味，1992年5月在俄罗斯首映时，吸引观众多达1亿人，连叶利钦总统也成了该剧的观众。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当时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正在打仗，为了不耽误观看该剧，双方士兵一致同意节目播出时暂时休战。
该剧的情节错综复杂。女主人公玛丽安娜被恶毒的继母赶出了家族庄园。一个有钱的好心人收留了她。恩人有个儿子，风流倜傥，开始追求她。她和这个年轻人的爱情遭受到第三者的阻拦，在他人的嫉妒中得到考验和升华。不过，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玛丽安娜决定把他们的儿子贝托送给了一个销售彩票的女人。多年之后她再次遇到贝托，并把儿子从他亲生父亲的枪口下救出来，最终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
尽管剧情曲折离奇，演员们还穿着喇叭裤，但这部电视剧还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因为它发掘出了这一类浪漫故事的核心：走投无路的灰姑娘一下子成了锦衣玉食的公主，但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她仍然不幸福。它传达的信息，尽管是华丽包装下的陈词滥调，却依然跨越时空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我们可能认为金钱能够带来幸福，但其实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提出这一观点，他强调：“金钱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是抽象的，只有那些无法消受人类具体幸福的人，才会把金钱当成唯一的追求。”
遇刺的三个月前，1968年3月，罗伯特·肯尼迪对全美的经济停滞提出尖锐的批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空气污染和烟草广告，包括了高速公路上清理事故受害者尸体的救护车，包括了我们家门上的锁，以及为入室盗窃者准备的监狱门锁，还包括了被毁坏的红树林，以及因为城市无序扩张而消失的自然奇观。”
“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他们游戏时的快乐，没有考虑到我们优美的诗歌或者牢固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考虑到我们关于公共问题机智的辩论，以及公务员的诚实敬业。它既无法衡量我们的聪明和勇敢、我们的智慧和学识，也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一言以蔽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却不包括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的那些东西。”
他的思想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人民都在作出努力，力图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觉察到，某些决策者推崇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人们因而形成了一种信念：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有别的追求，狭隘地、最大限度地追逐国内生产总值只会带来灾难。
2008年，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法国总统萨科齐召集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负责起草一份报告，探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的标准。报告的结论是：“把我们的统计系统的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在既有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信息，包括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小国不丹，把这个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得出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量化标准，用来进行政策评估，反映国家的福利状况。这个术语是不丹前国王晋美桑给·旺秋1972年创造的，直到2008年后他正式退位才成为现实，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通过了新宪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一共有72个变量，分为9个方面，包括心理幸福和社区活力、生态、人性化行政，以及时间的利用。它给行为也制定了分值，如果人们经常祈祷诵经并且照顾家庭就能得分，如果自私就会减分。但分值高不一定就好。例如，不丹人喜欢的一种叫做“兰塔播”的运动，双方用头顶对方，直到对方无力抵抗。据说该运动会使不丹人快乐，不过每月玩一到两次就够了，玩多了也不会增加幸福感。同样的，金钱也能增加幸福感，但只限于每年每个家庭70 597努扎姆，或者
1 550美元。
尽管上述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金钱与幸福无关或者关系不大这种信念还是会引起误解。认为物质财富没有意义的多数言论，和叔本华的怀疑以及玛丽安娜的痛苦一样，支持了一种含混的理念：既然物质财富无法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追求经济发展就是浪费时间。尽管人们怀疑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在抨击功利主义，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还是比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要高。不信可以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里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如果他每天靠不到2.5美元过日子，他会幸福到哪里去。
事实上，调查结果说明有钱人大致上比穷人幸福，这是因为金钱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改善人们的生活。富裕国家的人总的来说比较健康，儿童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长，环境比较好，公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重体力工作比较少而让人们感兴趣的工作比较多。有钱人一般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外出旅游比较多，有钱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金钱可以帮助人们打破局限，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肯尼迪怎么说，国内生产总值确实保证了美国人的孩子的健康。
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按1~7的等级划分，年收入每增加12.5万英镑就可以增加一级生活满意度。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通过调查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活遭遇之间的关系发现，16 500~24 500美元的意外之财可以带来的幸福感大致与结婚相等；而失去178 300~187 600美元带来的不幸福感大致相当于丧子之痛。2009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年收入2.4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0%被诊断出有抑郁症状，而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则只有13%。幸福是有价格的。
对于那些热衷于用幸福指数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还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谁来界定哪些东西能使人们幸福？应该是政府吗？公民幸福指数高了政府难道不会从中受益吗？不丹是个相当专制的国家，直到1999年，电视播放还受禁。1989年政府颁布命令，所有不丹人在公共场合必须说宗卡语。1985年它通过新的《公民法》规定，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1958年前进入不丹的南部尼泊尔族人不享有不丹国籍，后来还把他们中的10万人驱逐出境。它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全国森林覆盖率达72%，旅游的人口也不多。该国很多女婴被虐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达到100∶89.2。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如何界定幸福的特征与属性上遇到困难。例如，不丹的媒体报道，该国人民喜欢兰塔播运动和其他传统运动的已经很少了，但它们仍然是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不丹人可能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与其说与他们幸福指数里的各项指标有关，倒不如说是与他们的物质财富关系更密切。1980年，不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印度高出10%，现在则高出75%。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不丹却增长了6.9%，2008年不丹的经济增长了20%。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不丹人幸福指数提高了，是因为国家更有钱了。 美国人与法国人，谁更幸福？
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一直都比别的国家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比美国人的多。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欧洲的高利率阻碍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还有的指出欧洲强大的工会组织促使民主党左翼政府创造更多休闲时间，包括法定假日和减少每周工作小时数。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议会通过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案，作为对抗失业的策略，其基本想法就是所有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就会有更多人就业。虽然这一措施并没有促进就业，倒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工人的休闲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他的学术生涯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度过，他强调，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之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美国人选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多赚钱，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欧洲人选择了“及时消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休闲和家务劳动上。
很多经济学家把两国人的选择理解为不同理性偏好的显示。法国人选择时间，美国人选择金钱，都是根据各自的喜好，各自的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美国人选择的道路并不幸福。
有些研究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就陷入停滞，这使得法国人更得意于自己的选择。法国人每年比美国人少工作440个小时，部分是因为他们有7个星期的假期，而美国人只有不到4周。法国人在工业化国家中平均睡眠时间最长，他们平均每天花在三餐上的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比美国人多出一小时，而且他们每天休闲的时间比美国人也多出将近一小时。
法国女人花在一日三餐上的平均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多，花在积极的休闲活动（例如体育运动和观看表演）方面的时间，比美国人多将近50%。美国女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10%，花在消极休闲活动（例如看电视）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将近1/3。事实表明，美国人更喜欢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如果让美国女人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像法国女人那样做，尽管她们的幸福感仍然赶不上法国女人，但比目前的感觉要好。
从美国人的幸福悖论推断出，并不否认金钱能够增加幸福感，它确实能够增加幸福感。然而金钱不是有关幸福的唯一变量。幸福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货币购买，幸福可以用爱来购买，还可以用时间来购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会导致我们牺牲幸福感的其他组成元素。
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相信墨西哥肥皂剧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电视网Televisa决定对获得巨大成功的《富人也哭泣》重新制作，他们给这部翻版电视剧取名为“巴里奥的玛利亚”。可能是为了指出原剧天真得不可救药，或者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编剧给女主人公，现在名叫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加了一条新台词：“我知道富人也会哭泣，”她说，“不过，穷人哭得更多。”
《世界价值调查》过去20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一系列民意调查，发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富裕的丹麦，最不幸福的国家是贫穷的津巴布韦。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让132个国家的成年人为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打分，分值是1~10。多哥公民打出的幸福分值平均为3分多一点，而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32美元。美国比多哥富55倍，美国人给出的幸福分值为7分。
幸福是个既不稳定又难把握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却又无法给它准确定义。很多思想家曾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你与你的言行和谐一致。”印度圣雄甘地如是说。亚伯拉罕·林肯强调：“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能够多幸福。”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漫画中的小狗哲学家史努比的一句话，对于这个基本的认知难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可我还是很幸福。我也不明白，这样做对不对？”
研究幸福课题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主观幸福度”有3个组成部分：满意度，指描述人们如何以他们的渴望为尺度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拥有例如快乐一类的正面情感，再有就是缺少愤怒之类的负面情感。
这种幸福度确实存在，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幸福度比较高，人口统计中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就比较低。幸福的人们不容易感冒，即使感冒了也会很快康复，对生活满意的人即使受了伤痊愈得也很快。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经常面带微笑，睡觉睡得香，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与亲戚相处得愉快。有些研究表明，幸福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幸福的人非常珍惜生命。
不过，这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很难具体衡量。你不妨像进行综合社会调查那样，把幸福分为1~3级，问一下自己的幸福度为几级，然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把直觉反应与深入分析混在一起，不知如何对待眼前的愉悦感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长远理想紧密结合的问题。我们可能知道将来什么会带给我们幸福，比如名望、金钱或者生活伴侣。不过真到了那一天，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似乎了解什么是长远的满足，什么是眼前的幸福，但又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
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幸福就是水泥地面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在2008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遭遇灾难性失败时，37%的共和党人仍认为“非常幸福”，而民主党只有25%的人这么认为。从1972年社会综合调查开始把这一问题列入调查范围后，这一倾向一直存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由左翼人士的负罪心理造成的。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的幸福指数的差距也会拉大。这表示右翼人士更倾向于把不平等看成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并没有很大的负罪感。
不过，要是能改变人们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就很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幸福度。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经过了10多年，原民主德国的人的幸福度仍然低于他们的西部同胞。而且，如果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的幸福度可能还要更低。1991~2001年，原民主德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大约20%。满意度的大幅提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来独裁国家的垮台，但是家庭平均收入增长60%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苏联解体，1990~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5%。毫不奇怪，俄罗斯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17%。对于苏联解体后男性自杀率的急剧上升，研究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0美元，男性自杀率就会下降0.14%~0.2%。同样，在被调查人群中，有固定工作的人每增加1个百分点，男性自杀率就下降大约3%。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家的地面什么也没铺，只是泥土，你会感到多么不舒服。2000年，墨西哥北部的科阿韦拉州政府推行了叫做“Piso Firme”（硬化地面）的项目，由政府出钱给那些泥土地面的家庭，每户最多提供5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造价大约是1 500墨西哥比索，当时大约相当于150美元，也就是墨西哥人一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每家都提前接到通知，让他们把需要硬化地面的房间准备好。大卡车在贫穷社区里穿梭来往，给每家每户倒下搅拌好的水泥，让他们自己抹平。
水泥地面铺了几年以后，在该州首府托雷翁工作的世界银行和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装备了便携式磅秤和医用检测设备，对居民进行了调查，测定该项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泥土地面会滋生多种寄生虫和病原细菌，儿童很容易接触到，从而引发腹泻或者营养不良。贫血在这里很常见，还有各种发育性残疾。研究人员对儿童进行了化验，他们提取了粪便样品，在孩子们指头上扎针作贫血测试，还给他们进行了认知能力测试。他们找家长询问婴儿对于动物、家庭物品一类词语的学习情况，大一些的孩子则测验看图识字。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孩子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硬化地面的效应，他们把托雷翁的数据与它的姐妹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它们同属于一个大都市区，但后者因属于杜兰戈州而没有实行该项目）作了对比。研究人员发现，硬化地面使儿童寄生虫病下降了78%，腹泻病例减少了一半，原来非常普遍的贫血病例下降幅度最大，少了4/5。家里铺水泥地面的儿童回答认知问题的正确率比那些家里没有铺水泥地面的儿童高出30%~100%，孩子母亲的幸福度也高得多，她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50%，而且焦虑水平也降低了。铺水泥地面家庭的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69%，而这种幸福的成本不过每户150美元。毫不奇怪，墨西哥联邦政府后来决定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
工业化国家比较富裕，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富裕。即使这样，金钱仍然能增加幸福度。欧盟民意调查连续30多年询问欧盟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最富裕的25%的人口中，有近1/3的人自认为“非常满意”，而最贫穷的25%的人口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3%左右。
美国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关于美国人行为和信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最富裕的1/4人口中有40%以上的人自认为非常幸福，但是最贫穷的1/4的美国人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5%。
金钱可能无法永远保证幸福。不过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生活中的任何变化，对于幸福度提升的效果，都比不上从收入最低的人一跃成为收入最高的人。”
我所在的纽约第十一国会选区，属于不太富裕的一个地区，从相当贫穷的东弗拉特布什和克朗高地延伸到相当豪华的帕克斯洛普。统计资料显示，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1 3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2万美元。这里的人们脾气不太好，200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康威医疗保险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健康保险计划游说团体，根据人们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发表了一份所有选区的幸福指数对照表。我所在的区在全美名列第421名，倒数第15名。
最幸福的选区离纽约第十一选区非常遥远，在美国大陆另一侧的加利福尼亚。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环抱太平洋的加州第十四选区，包括了高科技走廊硅谷的一大部分。与纽约的布鲁克林相比，那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而且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1.66万美元。
适应性：善变的幸福感
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源于人类最独特的本能之一—适应能力。人们能够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因伤病致残后会觉得幸福感大幅下降，但是很多人能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有相当大程度的恢复。德国关于婚姻和幸福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寡妇遭受丧夫打击之后可以在两年里恢复正常。
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了经济学史上有关幸福研究的可能最有趣的现象。通过对25年关于幸福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经济方面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倾向可以用适应性来解释。不过伊斯特林却提出，这种模式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造成的，幸福可能不单单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幸福度，还取决于与周围人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比邻居过得好。
其他经济学家此后也发现了有关幸福相对性的类似例证。看到邻居更有钱，自己的幸福度就会降低。简单地说，自己丢失1 000美元，与看到邻居得到1 000美元引起的不快程度相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自杀率就越高。伊斯特林提出，金钱给那些很穷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要比富人的长久一些，收入提高会使穷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不过一旦越过欲望的某一道门槛，再努力争取就没有意义了。富人可能比穷人幸福，但是富上加富未必使他们更幸福，起码不会长久，这是因为收入上一个台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并习以为常了。
适应性这种特质可能对人类有好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路易斯·拉约强调说，幸福的短暂性和环境上的适应性从进化史上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进步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幸福，他们就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不落邻居之后”的愿望也有这种作用，百折不挠的发展欲望能够增加生存的机会。正如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指出的，人们能够获得幸福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激发并保持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会使我们更幸福，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伊斯特林是对的，经济增长的主张就不会令人向往。如果所有人收入的增加都是齐步走，人们之间的相对差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增长使一部分人获利比其他人多，赢家增加的幸福与输家丧失的幸福互相抵消，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适应性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更加渺茫，毫无意义地在幸福的跑步机上不断奔跑，不会产生丝毫结果。美国的创建者把追求幸福定义为公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适应一切，那么为幸福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心理学家甚至指出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取决于环境变化，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组成。有些证据似乎也表明基因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明尼苏达州的孪生子登记资料库跟踪了数千对1936~1955年出生的孪生子。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孪生子之间幸福感的变化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不论他们是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幸福感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学历和财产因素的差异。对比之下，异卵孪生子之间就没有这种关联，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成的。
但是，如果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比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更深一层的疑问：既然无法增加主观的幸福感，我们争取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有价值吗？这会颠覆整个经济学理论。几年前，伊斯特林写了一篇名为“满足发展和幸福的幻想”的文章，把他对于幸福的研究结果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他一生所从事的研究“打破了所谓集中发展经济对社会最有利的观点”。
幸福感来自金钱与休闲时间的权衡
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不受发展的影响，这有些奇怪。1946~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创历史新高。尽管如此，各项调查表明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反而有小幅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 2000~2006年，只有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它们是匈牙利、葡萄牙、加拿大与美国。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除美国之外，收入增加几乎都带来了幸福指数的提高。过去25年左右对5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幸福指数提高的有45个国家，下降的只有7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印度、爱尔兰、墨西哥、波多黎各，还有韩国，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1973年时原欧洲委员会成员后来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除了比利时以外，有9个都声称从那时起国民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了。
这些数据与前面说的那种观点相抵触，即我们被卡在幸福的跑步机上，每踩一步都要校正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然后重新回到起点。这些数据表示，即使我们真的适应了收入的增长，适应性也不会完全吞噬我们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断激励自己要超过邻居，我们仍能享受到金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果说100美元给布隆迪人带来的幸福感比美国人多，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年收入低于400美元的人来说，100美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而对那些收入是他们100多倍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经济发展在富裕国家似乎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事实上，我们从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某种高度就不能进一步带来幸福感，而是它仍然能够带来幸福感。事实上，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多拿到的钱不过是锦上添花。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把它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其他的稀缺自然资源，例如休闲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对我们的幸福感的提升也很重要。金钱对富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些资源却变得更重要了。我们牺牲一部分这样的资源换取经济繁荣，而由此换取的金钱则需要从净幸福感中扣除。
美国人比欧洲人富裕。2006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 800美元，比法国或德国高出1/3以上。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按照1~3级的衡量标准，美国人的幸福等级是2.2，与欧洲人基本持平，因为根据欧盟民意调查，欧洲人在1~4的幸福等级里测到的数值为2.9。
造成美国人生活满意度停滞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实质上的收入不均，1972~2005年，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到0.5%。但是最富裕的1/5人口中，家庭年收入却增加了59%。幸福指数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最富有的40%的人口的幸福感略有提高，其他人口都下降了。如果说是在经合组织的富裕成员国中，美国是幸福度差异最大的国家，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收入分配也是差距最大的。
不过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金钱能产生幸福感，休闲时间也会。美国人牺牲了大量时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经济繁荣。伊斯特林发现美国人的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更幸福，实际上，他这种悖论式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我们为了挣钱所花费的时间抵消了我们的幸福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消费的愉悦。
研究人员对1 000个经常写日记的得克萨斯州妇女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在日记上详细记录了她们怎样分配时间以及她们的感受。研究发现，让她们感到最幸福的是性生活，其次是工作之余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她们最厌倦的是上下班交通和工作。遗憾的是，她们每天平均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只有3小时40分钟，而在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却要花费将近9个小时。
工业化世界中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长。除了美国以外，经合组织所有国家都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和带薪节假日。葡萄牙工人每年一共有35天的假期，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也有10天；对比之下，美国人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休假的机会也少。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减少了工作时间，只有美国在过去的35年里一直没变。美国的全职工人每年平均要辛苦工作46个星期，比西班牙工人多5个星期。根据40多年前的记录，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比美国工人多干350个小时，到了2006年，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日本工人。
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1975~1997年，全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一半。不过问题或许出在，美国人因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幸福感，却因每年多工作76小时所带来的不幸福感给抵消了。比较金钱产生的幸福感提升和休闲时间带来的享乐，研究人员估计，要使美国人达到与法国人同样的幸福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提高3倍才能补偿人们多做的工作所抵消的幸福感。
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随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变化。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而因为钱多了，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工作时间比不发达国家的少。韩国人平均每年的休闲时间比墨西哥人多650小时，却比比利时少400小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会引发焦虑，因为收入提高得越快，从事非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折合成金钱的损失就越大。人们挣钱最多的时候，时间和金钱的利害关系也达到顶点。
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曲线看上去像个“U”字，中年以前一直下降，然后再上升。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的时段是50岁多一点，欧洲男女两性都出现在将近50岁，墨西哥人在41岁左右幸福感跌落到最低点。中年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我们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把一些心存已久的雄心壮志束之高阁，不再梦想成为当红歌星、一夜暴富、周游世界或者长生不老。这时我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20岁左右青年时期的9.8小时，下降到8.3小时。
信息技术被描写成改善人们生活的革命性工具，实际上它是当代劳务市场的枷锁。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对政府声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惊人的提高的统计数字提出猛烈批评。服务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主要是理念产品，怎么可能随时随意折算成每小时的产量？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带来的所谓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实际上计算机技术容易使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便携工具可以让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带到哪里。罗奇写道：“信息时代肮脏的小伎俩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拿到政府承认的工作时间以外去做。”过去我们花在别的活动上的时间，现在用到了这些新玩意儿上了，而且这往往更出成果。在1985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做饭、吃饭、清洗餐具和收拾厨房的时间是2小时29分钟，但到了2003年，用在三餐上的时间缩短到1小时5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