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教学十二正经口决:底层文学生态的形象雕塑

                                                               ——读全淅林长篇报告文学《钟祥有个乡土作家群》

黄叶斌

    在世纪之交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内，在一个县市级的文坛上竟如井喷般凸现数百名乡土作家的奇观，有人叹之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有人赞之盛世年华带来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归与承继，有人疑之乡土作家作品的水准、价值、地位与影响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曾经采写过报告文学《移民大柴湖》的省作协会员全淅林，经过一年实地考察，深入采访，几易其稿的长篇报告文学《钟祥有个乡土作家群》近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实践与理论的高度，全景式地剖析解读了“乡土作家群”这一文化现象的内涵与意义，为半耕（工）半文的草根族小人物树碑立传，不啻为底层文学生态的形象雕塑。

                                                                                                 文学生态的扫描与透视

    泥腿子登上文学大雅之堂，初小文化者写出百万巨著，捡拾破烂不忘写作，身患绝症立志出书…….目前在钟祥市文化界追求写作出书的时尚已蔚然成风。作者在4章22节的描述中，从不同侧面介绍总结了乡土作家队伍中典型代表的成长历程以及文学生态的地域性、差异性、自发性、成长性的特质。

    从作家结构看，队伍形成金字塔式分布。目前该市身处塔尖的作家有十人左右，其评价标准为作品创作颇丰，且在全省乃至全国获奖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如杨道金、冯道信、刘正权、董玉洁、王世春、肖立宽、饶秀珍、李祖才、全淅林等人，作者不吝笔墨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与颂扬。身处塔腰的准作家约百人，他们一般都已出书或有个人文集。近年来该市每年都有十多部文学专著问世，有人已经出版多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 楹联、报告文学、杂文、评论、电影电视文学剧本、戏曲演唱文学、民间故事传奇等），作者对此类人进行了概述性的扫描与点评，其代表人物为罗贤能、陈军、沈传凤、熊开德等人。身处塔基的文学爱好者三百余人，他们在劳作或工作之余喜爱阅读写作，也时有文章见诸报刊，并以加入市作协为荣。作者满怀感情地对他们创作中的艰辛与困境进行了真实而细腻地描绘。另外，从作家的行业特点来看，在该市400余名作协会员中，公务员或离退休人员约占1成，教师约占1成，自由职业者约占0.5成，工商业界约占0.5成，中小学文学社成员约占2成，而农民约占5成。作者的采访对象既注意到了全面性，又突出了典型性或代表性，对文学生态给予了冷静客观的报道。

    从人文环境看，“四大要素”促成了乡土作家群的崛起与成长。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调，从地域文化的滋养、历史文脉的传承、文化氛围的激励和社会政府的关爱等方面，对作家群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宏观的探究分析与思考。此外，还对钟祥文学的开路人柳大洪、作家摇篮县文化馆、乡土作家旗手冯道信、文学之舟《莫愁湖》杂志、小作家的摇篮校园文学社、《阳春诗林》与肖立宽、作协郢南分会与扬书义、企业与文学界的联姻等等，作者从中观的角度细致描述了作家群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外条件与客观因素，既是感性的肯定与赞美，又是理性的梳理与总结；既是历史资料的备忘录，又是继往开来的集结号，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认识价值。

    从成果评价看，在关注、总结、研究中彰显其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作者对乡土作家群的评价，主要从人文现象、文化品牌和社会效应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今，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们不仅追求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关注精神生活的充实。因此，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和个人情感、理性思考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就成为了个性化写作的首选。这种人文现象由个体向群体的推广和蔓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的繁荣与衰败与物质基础的文明程度不一定成正比。但涌现乡土作家群这一人文景观，却以不争的事实说明，荆楚历史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其次，作为一个文化品牌，已经引起了中央、省、地、市各级宣传、文化、作协等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注与重视。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乡土作家以自己的生存状态、写作姿态和积极心态为家乡的四个文明建设贡献着一份力量，如同企业名牌产品一样体现着自身无形而无限的品牌价值。最后，由于前两者的出现，其社会效应也就应运而生了：个别乡土作家成功的示范效应，给人们带来赞叹、羡慕的轰动效应，接着就是效仿争先的骨牌效应。这种文化气场一旦形成，其吸引力、感召力和诱惑力也就不可抗拒，并驱使推动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追求迈向新的台阶，步入更高的境界。

    客观地讲，乡土作家能够叩开文学的大门并渐入佳境，除了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浸染、熏陶、影响、支持外，个人明智的选择与艰辛的努力更是获得成功的决定因素。从内在原因分析，乡土作家一般具有以下三种人文特质的磨砺、显现与坚守。

    爱好兴趣的执着，如江河迂回曲折向海的信念。从乡土走进文学殿堂，从农民身份跻身于作家的行列，从寻梦、做梦到圆梦，这是执著与艰辛嫁接绽放的成功之花，这是信念与勤奋联姻结出的希望之果。该书以杨道金、王世春、刘正权三人的成长经历为代表，让读者感受到了执著的力量与信念的魅力。他们三人是典型的农民出身，且文化程度是初中水平，但有两人分别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一人为省作协会员。杨道金为中外国家的领袖人物撰写的传记文学专著享誉海内外，王世春的中篇小说十多次荣获全国或省级大奖并在重点刊物上展开争鸣与讨论，刘正权的小小说近年来数次荣登全国排行榜被称为新锐黑马。目前，他们皆为专业作家，王世春还获得了国家二级作家的专业职称。他们是乡土作家群的骄傲与榜样，同时也鼓舞和激励着大多数正行走在田埂上的文学追梦者。如年近七旬的农民罗贤能连续编写出约50万字的长篇小说《神树》与《中草药民间故事》，青年农民陈军从部队复员后出版115万字的长篇小说《绿野纯情》，“鸭倌”沈传凤十六年磨一剑写出环保题材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血肉情》等。 作为农民作家，不管是成功者还是正跋涉者，他们的担子是沉重而又光荣的，他们的精神是痛苦而又快乐的，他们的追求是艰难而又伟大的，他们的心灵是寂寞而又充实的。他们像希腊神话中一生奋力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具有虽九死而无一悔的执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只管耕耘不顾收获的勤奋，以排列文字作为精神寄托的信仰；他们是现代中国基层最崇高、最伟大、最虔诚的信教徒，是中国底层文化的精英，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延续光大的民族脊梁。他们那些苦行僧式的写作，生存困境煎熬时的悲壮，与其说给人带来某些同情、怜悯和感动，不如说带给人们更多的理解、敬仰和赞叹。我们应该向这些乡土作家致敬——不仅是他们的写作姿态，更是他们的信仰和精神！

    责任意识的自觉，如拓荒牛般开辟文化新天地。责任意识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文化自觉，是一种远离世俗功利的理性选择，也是一种超越个体、地域和时空的心灵操守。在这方面，该书重点介绍了具有公务员和作家双重身份的部分人，如省作协会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蔡章田，原市纪委常委、现荆门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董玉洁，市作协主席冯道信，市文化馆馆长何先进，文化局干部雷光年、周天慧、李英，市文联干部雷明才，市供销社干部朱大明，电力局干部姚天文，市电台记者王永前，退休老师杨书义、王华俊、邹家勤、伍春轩、邱道铸、游远图，统战部干部汪景富、侯书云，公安局干部张传喜、熊开德、任文清，市农行干部姚世清，国土局干部刘清华，市政府办干部肖立宽、徐德学、毛本忠，粮食局干部孙家福，水利系统干部陆诚忠、陶文美，市历史研究会干部李祖才等人。他们认为，写作出书是一种职业的延伸和精神的拓展。在工作之余，将爬格子作为一种心灵对话的平台，自觉担负起时代印记、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代言人、传播者、记录者，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责任与使命意识的觉醒与强化。这种自觉意识一旦外化为文学作品或专著并刊载出版，其影响力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流传，那么作者将会获得莫大的欣慰和满足：写作中身心所受到的痛苦、寂寞、折磨、疲惫、焦灼、无奈、误解和打击，将瞬间转化为一种久旱逢甘霖的快感与惬意。如果说，农民作家为了写作首先要背负自身或家庭的生存困境的重担，那么，公务员的写作只要抵御自身的惰性或排除世俗的干扰与功利的诱惑就可叩开文学殿堂之大门了。在收获文学成果的过程中，不同职业、身份、地位的人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心理感受、精神压力与效应期待也是有所差异的。应该说，公务员在生活体验、知识积累、信息收集、写作条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文学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上并非成正比。对于以上现象及其缘由，作者从个案以及文本出发给予了一定的分析与探讨，对如何提高文化生产力提供了一个参考思路。

    精神家园的守望，如飞蛾扑火般献身的悲壮。守望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坚持与意志毅力的比拼。人们常说，文人作家是清贫的富有者，这种揶揄性的评价也从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乡土作家的现状。该书作者敢于直面现实，不粉饰、不夸大、不缩小，将部分作家贫穷的家境、疾病的困扰、举债出书的尴尬、生活的艰难等窘态进行了如实描述，从而进一步反衬和讴歌了乡土作家那种精神殉道者的形象。为此，该书重点推出了四类人物：一是“娘子军”女作家。她们为人妻、为人母，还要肩负家庭劳作的重任，但她们在圆作家梦的路途上走得那样坚定而光彩。如饶秀珍、周秀凤、张军兰、孙梅、王玉菊、周红梅、邓德玉、崔云、范菊芳等人，由于她们的性别和身份的特殊性，所付出的往往比他人多，但其女性视角的细致和文笔的细腻，却给读者更多温暖的感动和甜美的回味。二是残疾青年。如孙维华、黄显铭、余秀华等人，他们因肢体残缺畸形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与写作，但还是克服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付出十倍艰辛努力，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其倔强的生命力和不死的魂灵，以个性化的思考发出对生命人生意义 的呐喊，以心灵的诉求表达其生存挣扎和悲壮前行的顿悟。作者对弱势群体的杰出代表饱含深情的描述，不仅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其人格尊严的礼赞。三是已患病去世的老作家。如陈栎、张万昕，他们两人都是教师，历尽人间坎坷，家庭不幸，身患绝症，但痴心不改呕心沥血为家乡人民奉献出了一部部的小说、诗歌、剧本，为弘扬荆楚历史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作者以生动的细节描写，展现了他们的人品和精神。陈栎194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他自称是兰台（市一中所在地）最苦恼而又最快乐的人。他是诗人，生前创作诗词1.2万余首，有时一天竟写出七八首；他又是剧作家，先后写出宋玉、莫愁女、司马迁、李世民和杜甫等8个电影文学剧本。可惜，他的作品因贫病未能正式结集出版留下终身遗憾。张万昕因鼻咽癌在退休前四个月永远离开讲台，但留下了四部诗文小说集，其中《风雨长渠》长篇小说形象记录了修建温峡水库工程的历史，十分难能可贵。四是行走文学边缘的准作家。如年逾花甲的拾荒老人凌贵德，创作出了20多个曲艺剧本、中篇小说、民间故事和诗歌散文数十万字，但他痛苦并快乐着。开理发店的农村女青年温清松出版了个人诗集，原来是给海外打工丈夫的深情寄语。总之，以上各类乡土作家不管以何种方式守望文学，都是对精神家园的一片绿化，对心灵世界的一种滋润，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弘扬，对逝去岁月的一种祭奠，对美好未来的一种预支。

     文人对现实的思索与记录。目前，在钟祥市人们已把写作出书当作一种时尚的追求和高雅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对乡土作家的成长与成熟将发挥积极的引导推动作用。文学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也是一种塑造、改变、提升自我的过程，但受到文化水准、文学修养和生活感悟能力的制约。这可能就是乡土作家的作品质量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吧。此外，在写作目的或写作心理上，大概也有几种思考和选择：用笔讨伐生活为一种职业、用文字记录历史为兴趣使然、用文学证实个人价值为高雅追求、用文化拓展精神家园为责任意识觉醒等。但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其写作是真实、真诚、真情的，其作品不论艺术价值高低都应对其接纳、肯定和赞赏，因为它也是一种精神的涅槃与张扬，文化的反思与回归，人性的解读与质疑，情感的宣泄与熔铸，心灵的剖析与自慰，意义的解悟与阐释。乡土作家队伍从总体上看，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作品不乏稚嫩、粗糙、浅薄、模仿和雷同的胎记，但扎根于乡村沃土的文学大树必定会经过春花秋实的生长过程迎来它葱笼繁盛的明天。在这里，对乡土作家及其作品的任何非议、嘲笑、贬斥、打击都是对文学神灵的亵渎，对作家劳动成果的轻蔑。当然，善意真诚的批评、指导是值得欢迎的，它也是促进文学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一环。可惜，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只停留于表层、廉价的认识与评判上，还缺乏系统、深入、理性的分析、论证和探讨。

    文学对人才的催生与诱惑。对文学的感情是既爱又恨，这是许多乡土作家的切身体验与感受。爱之，是因为文学如仙女招唤、雾中看花、月下听琴，其朦胧美、宁静美、诱惑美总使人身不由己地去接近、试探、抚摸、占有与陶醉之，它可以魔鬼般俘获人的心灵，使人为之寝食不安、丧神失魂、痴情疯狂，虽荆棘遍地也义无返顾，虽路途遥远也无怨无悔，如夸父逐日般执著，如精卫填海般坚韧。恨之，是因为一旦选择了它，如同踏上了不归路，它孤独你、折磨你、困顿你、躲避你、撕咬你、痛苦你，让你身心疲惫又生活窘迫，真是欲罢不能、欲舍不甘。据统计，乡土作家八成以上举债自费出书，大都是赠送他人，能在市场畅销的只是少数几个作家的作品。尽管政府和社会对乡土作家给予了一定的关心和资助，并建立了文学奖励机制，但还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土作家的困境。但不管怎样，在一个县市级区域里催生出四百多人的乡土作家队伍，这不能不归功于文学的魅力、文学的胜利！

    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与促进。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中的一支生力军，而文化则是一个地方软实力的综合体现。乡土作家群已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品牌、名片和符号，对社会文明风气的形成，对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对服务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义如此重大，效果如此明显，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具体措施，给予乡土作家更多的鼓励、支持、推介、批评和帮助，使其队伍更好更快地成长、进步与成熟。全淅林的长篇报告文学已在钟祥的历史上首次完成了底层文学生态的形象雕塑，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乡土作家将会书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