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国和孙丹菲:皇太极如何运用手腕宰割手握重兵的八旗诸王？

  皇太极如何运用手腕宰割手握重兵的八旗诸王？
 文章摘自《帝国杀戮:宫廷斗争史》 作者:温相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皇太极原来领有正白旗，他成为新罕王以后照例也要领有两黄旗。于是，皇太极变通了一下，他把正白旗、镶白旗换成正黄旗、镶黄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们的两黄旗转眼成了两白旗。这次“换旗”实际也是皇太极加强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三尊佛”的力度，皇太极洞若观火，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是，凡事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皇太极用十六年的时间赢得储位，所以，他也需要时间来削弱乃至消灭“三尊佛”现象。

          皇太极走的第一步棋是“掺沙子”，所谓“掺沙子”就是通过扩大八旗各旗头面人物的数量做到进一步化解旗主贝勒的集权。就在皇太极即立的当月，也就是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皇太极就和诸贝勒商量，扩大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固山额真)的权限，总管大臣可以和诸贝勒一起共议国政，本旗的行军、围猎、出行等事务，都归总管大臣指挥、调遣。以往，后金规定议政的权力只限于身兼议政大臣名义的八旗旗主，现在皇太极把它扩大到了总管旗务大臣身上，一下子拉进来了八个人。当然，这八个人选并不都是由皇太极一个人决定的，还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实权贝勒点头才行。除了这八个人以外，八旗原来还设立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即梅勒额真)，现在还要设每旗两名的调遣大臣，一共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辅佐总管旗务大臣，掌管刑律；调遣大臣是上传下达的角色，位在佐管旗务大臣之下。这样算下来，八旗旗主贝勒的权力又进一步被稀释，总管大臣、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们虽然要服从旗主，可也能够对旗主原本很大的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十六名佐管大臣、十六名调遣大臣中多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人有的就是皇太极掺进来的“沙子”，这正是皇太极的深意所在。

         当时(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的名单如下:正黄旗纳穆泰，是开国元勋扬古利的弟弟；镶黄旗达尔汉，是努尔哈赤早期亲信杨书的儿子、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红旗和硕图，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里之子；镶红旗博尔晋，就是那位给阿敦鸣冤叫屈的三等副将；正蓝旗托博辉，是努尔哈赤的堂叔龙敦的儿子；镶蓝旗固三泰(一作顾三台)，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白旗喀克笃礼；镶白旗彻尔格，他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的第三子。这里的多数人都是原来该旗旗内的头面人物，像彻尔格因为皇太极的“换旗”，从镶黄旗满洲变成了镶白旗满洲，实际也是没有变化，正红旗的总管大臣和硕图是两红旗旗主代善的女婿，也就是满洲称呼的“和硕额驸”(汉人俗称“郡马”)。托博辉有点特殊，他的老爹龙敦是努尔哈赤三祖索长阿的第四子，从一开始就和努尔哈赤作对，努尔哈赤攻打尼堪外兰时，龙敦就泄漏了进军的时间。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妹夫噶哈善是他的左膀右臂，龙敦唆使努尔哈赤的异母兄弟萨木占杀害了噶哈善。可是，随着努尔哈赤的“买卖”越做越大，身为龙敦的儿子的托博辉，转而跟随努尔哈赤，跻身到了八大臣的序列中。他们这八个人在日后的政局起伏中也是荣枯不同。总体看来，这八位总管旗务大臣主要还是和本旗旗主关系密切才得任此职的。所以，这次掺沙子因为是在皇太极初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可威力不是很大。
         走出“掺沙子”的第一步，皇太极的第二步就是“挖墙脚”。其实，“挖墙脚”本来就是皇太极的拿手好戏，当年在储位之争拉开序幕时，皇太极已经在进行暗中的“挖墙脚”活动了，他拉拢进来的岳托、萨哈廉、德格类、济尔哈朗，哪一个不是其他各旗的骨干墙脚？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挖墙脚”也有新的政治含义。那时候拉拢岳托等人是为了登上大位，现在继续笼络这些人是为了分化瓦解，前者不尽是通途可也目标一致，现在看似简单却难上加难。

          因为岳托首倡“大义”，所以，皇太极即位后给岳托的酬庸也很重，他劝说代善把名下的镶红旗让出来由岳托担任旗主贝勒，代善也没有多想，自然同意。后金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借口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背盟实施*，代善、萨哈廉领军前往征讨，一战获胜，萨哈廉因此受封贝勒。至此，当初两位首先提议皇太极即立的功臣岳托、萨哈廉都先后得到擢升。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衔努尔哈赤宁远兵败之恨再度起兵伐明，兵到锦州城下遇阻，明军在守将的得力指挥下，再创后金军。后金军在锦州城下屯兵14天，硬是一无所获。五月下旬，皇太极转攻宁远，此时镇守宁远的正是明朝名将袁崇焕，因为地形对后金军不利，尤其不利于开展以骑兵为主的野战，代善、莽古尔泰、阿敏都劝阻皇太极不要急于和明军展开厮杀，就军事素养来说，代善明显高于皇太极，但皇太极不听，他说:“当年父汗进攻宁远不克，如今我进攻锦州又不克，大金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日后如何张我国威？”皇太极不审时度势，空洞地把军事打击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其目的并不全是什么“张我国威”，而是张扬他个人新罕王的权威。皇太极督率阿济格等人带领亲军护卫亲自出战，济尔哈朗、萨哈廉等“五虎将”立刻跟上，代善等人见此情景也只好放弃主张，跟着一道冲锋。这场战役的结果诚如代善等人所料，后金军再度遭受重创，而且这一战的具体损失较之努尔哈赤宁远大败还要惨重一些。身为觉罗宗室的大将拜山在此役中阵亡，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代善之子)也受伤。同时阵亡的还有备御巴希等。这里顺便提一句，拜山的儿子顾阿岱、孙子莫洛浑后来也是死于疆场之上，有清一代，宗室之中祖孙三代沙场殉难如拜山者并不多见。如果说上次宁远大败是事前努尔哈赤骄狂的结果，那么这次宁远再败就是皇太极瞎指挥造成的。虽然战争输掉了，可皇太极还是有些政治上的收获，从济尔哈朗、萨哈廉不顾一切地紧跟自己的行动并因此摆脱了三大贝勒的干涉来看，皇太极似乎从中找到了日后收拾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的不二法门。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再犯明境，劳师远征。代善、莽古尔泰坚绝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后果非常危险，如果明军堵截在后，且粮草匮乏，如何为继？代善、莽古尔泰的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错，如果不是因明朝崇祯皇帝的愚昧无知错杀了袁崇焕的话，这一次远征的结果显然不容乐观。代善等人再度否决皇太极的意见，令皇太极大为光火，众贝勒进帐询问皇太极部队的进程时，皇太极和盘托出事情的原委，岳托、萨哈廉、杜度、济尔哈朗、阿济格、豪格等贝勒都支持皇太极的决策，他们主动去说服代善和莽古尔泰，代善二人在众小贝勒的解释下终于同意皇太极的计划。皇太极领军攻陷遵化随即直驱北京，他本以为袁崇焕遇警无法抽身，哪知道就在皇太极向北京进发时，袁崇焕已经先于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九日抢先到达蓟州，后金军精锐次日才进抵此处。当皇太极的后金军出现在北京城下时，袁崇焕、祖大寿等人虽兵不足万，仍旧力战阻敌，皇太极并没有捞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皇太极以数万之众奔袭千里，空手而返，自然说不过去，这就萌发了他使用离间计的念头。应该说，皇太极的这出反间计本身并不高明，取材也十分粗陋，大概是他夜读《三国演义》的心得，他几乎完全照搬“蒋干盗书”那一节，偏偏赶上昏聩无知的崇祯皇帝以及他手下笨得可爱的几位太监，意外地成就了皇太极，袁崇焕被捕并惨遭杀害。清人最惧袁崇焕，他们立国创业的所谓“太祖”、“太宗”都先后败在袁崇焕的手下，如今袁崇焕一死，关外的格局发生了巨变，清朝人编写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

          皇太极北京之行不虚，不仅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还发现自己历年以来的“挖墙脚”特见功效，这次奔袭战如果没有岳托这些小贝勒的鼎力支持，根本就无法达到除掉袁崇焕的目的。而且，代善、莽古尔泰虽然位高权重，可在众小贝勒的围攻下仍然不能不按照皇太极既定的意图行事。皇太极已经从这些微妙的变化中看到了他重新赢得努尔哈赤生前一样的权威的希望。天聪初年，皇太极一力擢拔他的“五虎将”，特别是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三人备受宠信，萨哈廉曾经说过:“汗(皇太极)待尔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等，过于己子，细心恩养，迥异众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213页，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皇太极虽然和岳托名义上是叔侄关系，实际他是把岳托当做弟弟看待，这点皇太极后来在崇德年间曾经追述过:“(岳托)我母自幼抚养之弟”、“(岳托)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朕亦视之如弟。”《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24，下册第1564－1565页；《清太宗实录》卷64，第18页。皇太极还把岳托的长女视如己出，这也是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具有的情分。为了拉拢岳托，皇太极不惜降格以求，这说明了皇太极在政治上的老到。需要指出的是，岳托虽然在皇太极嗣立、分权等一系列问题上担任了主要角色，但他和济尔哈朗、豪格、萨哈廉等人唯命是从、毫无原则的紧跟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鲸吞正蓝旗



          继阿敏之后，三贝勒莽古尔泰也成为皇太极菜板上的另一块鱼肉。就莽古尔泰其人来说，皇太极并不怎么放在眼里，因为他有勇无谋、名声又差，对他的汗位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莽古尔泰生性桀骜不驯，又兼有兄长的名义，尤其当年皇太极和他一起在储位争夺中彼此配合默契，将来难免不留下不利于皇太极的口实。再者，莽古尔泰一旦垮台，正好给皇太极“五虎将”中的另外一员虎将德格类腾出上升空间，正蓝旗也将在皇太极的手掌之中了。这应该是皇太极清洗莽古尔泰的全部如意算盘。

         如果说对阿敏的清洗，皇太极采用了直捣腹心的策略，那么在对付莽古尔泰的问题上，皇太极则是采取了“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办法。换句话说，皇太极是故意激怒莽古尔泰从而给他整治莽古尔泰提供必要的借口。后金天聪三年年底，后金军奔袭北京，在攻打蓟州时，皇太极突然更换左翼的统帅，把莽古尔泰换了下来代之以代善，而且也没有对莽古尔泰说清楚理由。天聪四年十一月，皇太极和莽古尔泰行猎，莽古尔泰强夺属下的两件猎物被皇太极所指责，莽古尔泰归还了猎物，还把一头野猪送给皇太极作为赔罪的表示，可哪知道皇太极非但不要野猪，还把野猪射死，讥讽莽古尔泰“见识浅薄”。莽古尔泰也不示弱，天聪五年，皇太极装模作样地写信征求诸贝勒对他执政的评价，其他贝勒或者拍马吹捧、或者言不及义，只有莽古尔泰据实批评皇太极，同时还为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做出辩解，皇太极看完莽古尔泰的来信，不禁大怒。皇太极利用自己的权力，给正蓝旗派差很多，而且还把正蓝旗所属的十个牛录拨给皇太极长子豪格的镶黄旗统领，这无形中更加刺激了莽古尔泰的怒火。

         后金天聪五年八月，二人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起因是在围困大凌河时，莽古尔泰向皇太极汇报说:“昨天的厮杀，我们正蓝旗损失很大，罕王是不是应该把派给镶黄旗出差的属于正蓝旗的护军还给我们？”莽古尔泰的请求并不过分，可是，皇太极有意激怒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地问莽古尔泰:“听说你们正蓝旗每次派差都常常违反规定出现失误？”莽古尔泰看皇太极非但不同意拨还护军反而借题发挥，不免火气上升:“我们正蓝旗是派差最重、最大的一个，但何时都能做到尽人尽责，现在罕王指责我们违规，不知道从何而来？”皇太极又故意说道:“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可能是有人诬告；当做如果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我就要严加处理。”莽古尔泰怒不可遏，他反驳道:“罕王你应该公开说明是非曲直，为什么唯独和我为难，我莽古尔泰因为你是罕王，一切都顺从，而你一再如此仍不知足，难道是要杀了我吗？”情急之中的莽古尔泰居然忘了必要的忌讳，女真人有握刀的习惯，莽古尔泰在愤懑中不断用手摩擦刀柄，站在一边的德格类当然知道莽古尔泰这些身体语言的错误容易给人造成误解，马上赶上去拦住兄长，莽古尔泰迁怒于德格类，竟拔刀出鞘，这下子完全达到了皇太极最初的目的，“御前拔刀”，这样的罪名本身就是死罪，连代善也转而对莽古尔泰不满起来，认为他太不懂君臣的礼节了。皇太极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反而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走到一边对众贝勒诉苦说:“我自继承汗位以来，一直留心治国的道理，十分谨慎，哪知道这些谦逊的行为竟然成为他莽古尔泰轻视我的依据。”等他回过身来却又大骂身边的侍卫:“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处？他莽古尔泰御前拔刀，你们却跟瞎子一样站在那里不动。”当晚，莽古尔泰准备向皇太极赔罪，皇太极哪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莽古尔泰，他当即拒绝与莽古尔泰见面。

         大凌河战后，众贝勒根据皇太极的旨意，公开议处莽古尔泰“御前拔刀”的罪名，最后一起认定应该革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爵位，降为普通贝勒，夺去五个牛录、罚银一万两入宫。天聪五年年底，参政李伯龙提出莽古尔泰不应该再与罕王并坐受贺，皇太极虚晃一枪地说道:“以前都是并坐，现在忽然改了，让外面听说还以为出了什么乱子，何况外面也不知道他莽古尔泰的罪状。”众人当然知道皇太极这是故意而为，内心巴不得莽古尔泰快点下课才好，所以，代善首先提出来不愿意再像以往那样与新罕王并坐，情愿下来，众人也是一致同意，皇太极顺水推舟立刻同意，这样一来，自天命十一年九月以来的“三尊佛”现象开始土崩瓦解，皇太极初步完成南面独尊。

          平心而论，莽古尔泰绝非良善之辈，他手刃生母以邀宠努尔哈赤，其人之恶毒暴露无遗，在构陷褚英、代善等活动中，莽古尔泰都以急先锋的面孔出现。但是，自皇太极即立以后，莽古尔泰非但没有什么“小动作”，反而相对比较尊崇皇太极，虽然不及代善的恭顺，可也大体上说得过去。至于他要回护属于自己正蓝旗的护军更是无可非议。有的清史研究者盲目地站在皇太极胜利者的立场上指责莽古尔泰，说莽古尔泰是“从本旗的利益出发”云云，这是以成败论英雄的缺陷。试问，皇太极调发莽古尔泰十个牛录的护军难道是从大局出发吗？明明知道正蓝旗损失很大却没有相应的补充，难道是从后金汗国的最高利益出发吗？皇太极故意打压莽古尔泰的做法让一直紧跟他的镶红旗贝勒岳托不以为然。他素来刚正、了无私心，在阿敏准备在朝鲜逗留的问题上，岳托为了国家的大局与之抗争，他明确指出，阿敏所带三万精锐对于后金汗国来说无异于空国而来，御前缺少足够的兵力阻挡蒙古或者明军的侵扰，如果边疆一旦遇警，很难预料胜负。他要求阿敏即刻和朝鲜方面议和，迅速班师。当阿敏不同意时，岳托又找到济尔哈朗，要他向他的兄长说明利害是非，他甚至强硬地对济尔哈朗说:“你要跟你的二哥(阿敏)去便去，我自己亲领两红旗班师，我相信两黄旗、两白旗也会跟我走。”阿敏鉴于岳托、济尔哈朗等人的反对，这才改变自己的主张。阿敏后来在永平丧师，岳托虽然参与了对阿敏的清洗，但在岳托看来，阿敏确有应得之罪，并非空穴来风。然而，这次处理莽古尔泰完全是皇太极以个人意志强加给集体，不但无理，而且手段毒辣。岳托撇开众贝勒独自为莽古尔泰辩解道:“三贝勒莽古尔泰坐在一边痛哭流涕，必有隐衷，他到底有什么明显的罪过？罕王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过节？”《清太宗实录》卷30，第25－26页。岳托为莽古尔泰鸣不平种下了他自己日后遭皇太极暗算的恶果。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愤懑而死，历史上记载他的死亡是“暴卒”，也就是突然死亡，死前“口不能言”，症状非常奇怪，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诸子中身体非常健康的一位，史料上也没有记载他曾经患过什么恶疾或者顽症，这样一个健硕如牛的人居然在遭到处罚之后的一年中愤懑而死，本身就很怪异，联系到三年后即天聪九年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德格类也是这样的暴死、也是这样的“口不能言”，以及稍后正蓝旗家奴冷僧机的突然告发和正蓝旗遭到皇太极的全面吞并等，似乎都在一种既定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咄咄怪事，我们认为，莽古尔泰的暴死和皇太极有着直接的关系，很有可能是皇太极指使他人害死乃兄，当然，这种推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史料的支持，只作为一种意见提出。

          莽古尔泰死后，他的七个儿子，包括长子在内都没有承袭正蓝旗旗主的份儿，倒是同母弟德格类被皇太极选中，继为正蓝旗旗主。这样，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中除了萨哈廉之外，都已经得任旗主贝勒。

          德格类本来和皇太极的关系非常密切，皇太极清洗莽古尔泰以后能够撇开莽古尔泰诸子直接选定德格类为旗主也说明了这一点。天聪五年三月，皇太极给大贝勒和议政贝勒以及八旗总管大臣们写去几封信，冠冕堂皇地要求他们对自己治国的得失提出匡正。德格类很快上疏给皇太极，对皇太极的五年统治加以肉麻的吹捧，他说:“要我看，自罕王即位以来，尊重兄长、友爱弟侄，恩养百姓、赏罚分明，没有什么过失可言。”皇太极很高兴，七月设立六部时，德格类任掌户部，皇太极曾经表扬岳托、多尔衮、德格类三人管理的兵部、吏部和户部“办事妥帖、不烦朕虑”。皇太极的本意是要德格类指挥的正蓝旗像济尔哈朗的镶蓝旗那样对他无命不从、无话不听。可是，既已得宠并在即立和控制正蓝旗等一系列问题上给予皇太极最大帮助的德格类却在这件事上和皇太极开始有了分歧。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女真人的军事征服的主要副产品就是掠夺，他们通过掠夺积累物质财富，八旗各旗除正黄旗、镶黄旗地位特殊外，其他并无伯仲之分，可是在贫富上面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主要和各旗旗主的军政能力分不开。正蓝旗旗主原来是莽古尔泰，他以勇猛善战著称，正蓝旗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第一线，加之德格类谋勇兼备，所以，正蓝旗较之其他各旗相当富庶，相比之下，两黄旗也要为之逊色。清崇德六年，皇太极调查满、蒙十六旗的贫富状况，结果发现，镶黄旗下有十个牛录非常贫困，皇太极大怒，对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大加呵斥。可是，德格类尽管守着这么富庶的正蓝旗，却对皇太极没有更多的孝敬，反而在天聪九年还与皇太极唱了一出对台戏。后金汗国设有牧场，德格类就牧场的官员任免问题对皇太极提出:“牧场的官员任命要谨慎，现在担任这类官职的人不称职，因为这个牧场事关我们八家(指八旗旗主)，所以，要选用能干的人。”皇太极一听就火冒三丈:“什么叫‘我们八家’？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事关你们诸贝勒的事情就要谨慎，事关汗国的事情就无所谓？”这次谈话是在天聪九年六月，当时皇太极已经逐渐有意全面加强罕王的集权制，而削夺“八王”的既得利益，德格类在这个当口还不能跟上形势，头脑中还残留着“八王共治”的痕迹，自然令皇太极大为不满。到了下半年，察哈尔的囊囊太后来归，皇太极让代善娶她，代善不愿意，阿济格、德格类等人就劝皇太极迎娶囊囊太后，德格类还说这是“上天所赐”。其实囊囊太后贫穷，也无姿色，皇太极当然不愿意背上这样的累赘，德格类原本是好意却被皇太极误会为逼婚，同时，德格类因为包庇同母姐姐莽古济，更致皇太极的怀疑，盛怒之下的皇太极甚至以辞位作为要挟，德格类因此被罚银500两。就在德格类被罚的第八天也就是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初二，德格类突然暴死家中，也是“口不能言”，德格类早不死、晚不死，偏偏死于和皇太极关系开始僵化之际，其死因不能排除政治谋杀的嫌疑。24天以后，莽古济属下的奴仆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有谋反迹象，从而爆发了后金(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杀戮即正蓝旗遭吞并事件。

          皇太极吞并正蓝旗、残杀莽古尔泰后代这起清朝入关前最大的政治杀戮中有两个关键性人物、即莽古尔泰同母妹莽古济和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莽古济因为与莽古尔泰、德格类同母所生，感情一直很好，莽古济说起来也算是后金汗国里面几个数得着的喜欢干预政务、吹枕头风的女人之一。她本是都堂乌尔古岱的妻子，后来乌尔古岱因为受到贬黜抑郁而死(详见本章第一节《皇太极崭露头角》)，莽古济就转而嫁给了蒙古敖汉部落首领锁诺木，成为满蒙联姻的产物。可是，莽古济却对锁诺木原来的妻子也就是锁诺木的好友托古的妹妹深怀嫉妒，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莽古济甚至要杀害托古本人。莽古济并不是孤立的，她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镶红旗贝勒岳托和镶黄旗贝勒豪格(皇太极长子)，莽古济很有可能动用了家长的威严，要弟弟德格类、女婿岳托、豪格在皇太极面前奏请杀掉托古。莽古济原来和皇太极的关系也不错，天聪初期，皇太极经常到莽古济那里做客，过年时还专门给莽古济行家庭的礼节，把莽古济看做亲姐一般。莽古济原以为凭着这些关系除掉一个托古并不费事，哪知道托古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早就看出来皇太极垂涎正蓝旗，所以，几次利用所谓酒后吐真言的机会向皇太极诉说德格类、岳托、豪格等人的“不轨”。皇太极疑心自来很重，尤其是他准备全力对付正蓝旗的时候，更把德格类上书要求杀掉托古看做是政治事件，同时，他对于岳托、豪格与正蓝旗的姻亲关系也洞若观火。其实，岳托、德格类、豪格之所以能够成为姻亲，皇太极原本很受用，德格类、豪格、岳托都是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行列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皇太极夺位的骨干，他们之间最终“亲上加亲”，在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皇太极看来简直如虎添翼。可是，今夕异势，皇太极已经看出德格类、岳托不可能像济尔哈朗那样俯首贴耳，德格类更成为皇太极吞并正蓝旗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怎么能够容忍德格类、岳托、豪格再像以往那样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呢？托古是什么人？与皇太极并无很深的历史渊源，何以酒醉之后的谰言竟然得到皇太极如此的重视？答案是明摆着的，因为托古的话正中皇太极的下怀。果不其然，德格类的疏请一递上来就遭到皇太极的怒斥，牵连岳托、豪格也一并受罚，而且连岳托的父亲、并不知情的代善也给捎带做了处罚，莽古济还被限制行动。一个“闹家务”，成了皇太极拿正蓝旗、德格类开刀的先兆。

           叶赫部被努尔哈赤灭亡以后，有一个叫叶赫那拉·冷僧机的人被分配到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麾下做了一名仆从。当莽古济和蒙古的锁诺木结婚以后，冷僧机被作为嫁妆转到了莽古济的手下。后金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冷僧机突然自首，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曾经和德格类、莽古济等人焚香盟誓要推翻皇太极，锁诺木还和莽古济积极赞成莽古尔泰，他们夫妻表示表面上继续奉承皇太极，实际上则帮助莽古尔泰夺位。据冷僧机的交代，当时在场的包括莽古尔泰、莽古济、德格类、锁诺木、冷僧机、爱巴礼、屯布禄这几个人。皇太极就根据冷僧机的讦告来定莽古尔泰、莽古济和德格类的罪名。这种做法十分罕见，岳托就表示反对，他说:“德格类贝勒怎么能做出这等样事呢？这一定是告密者的胡说。”实际上众贝勒也不相信冷僧机的告密，在议论冷僧机的处理时，诸贝勒对冷僧机特别鄙薄，所以，贝勒大臣们决定不给冷僧机任何奖励。这个决定立刻遭到皇太极的否决，皇太极认为:“若以冷僧机无功，则人皆容忍。遇此等事，谁复首告？为日后计，则冷僧机宜叙其功。”努尔哈赤生前曾对奴仆讦告旗主或者主人有过明确的规定，皇太极即位9年以来，也从未见他有过具体的否定，何以这次对冷僧机格外开恩呢？皇太极如此袒护一个下级的奴仆绝不是什么“为日后计”，而是冷僧机给他彻底消灭正蓝旗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试想，以冷僧机的地位，怎么能够了解像谋逆这种头等机密的大事呢？例如冷僧机提供的预谋人员名单，其中锁诺木是莽古尔泰的妹夫、屯布禄是甲喇额真(汉译名称为参领，定为正三品)、爱巴礼是赐号“巴克什”(巴克什是对通晓文墨者赏赐的称号，类似于武将赐号“巴图鲁”一样)，他们或为莽古尔泰兄弟的亲属，或为他们的亲信，地位都在冷僧机之上，所以说，冷僧机知晓谋逆案的始末，特别是了解誓词的全部内容，其本身就大可存疑，这是其一。其二，冷僧机讦告为何如此准确？为何告密经过如此顺利？为何没有受到质疑？一个奴仆想要告发旗主并且迅速地投递到御前，即便是在规矩初立的后金汗国也相当的不容易，而冷僧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如果没有事前的某种默契，则很难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的存在。从冷僧机后来受到的皇太极的特殊礼遇，自一个一文不名的奴仆一跃而为三等副将(即三等梅勒章京，也就是后来的汉称三等男爵)、一等侍卫，其擢升速度相当惊人。我们前面提到的镶红旗总管旗务大臣博尔晋追随努尔哈赤征战半生也才是三等副将的爵位，冷僧机不过告密而已，居然在一年之间就拿到了博尔晋半生努力的荣誉，我们益加可以推论，冷僧机很有可能属于皇太极收买的内线，他的告密和皇太极整肃、吞并正蓝旗行动遥相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给莽古尔泰定罪的比较有力的罪证是在他家里搜出来牌印十六个，上面都书写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可是，我们都知道，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目前有明确记载的一共铸造过两枚大印，一枚汉文译作“天命金国汗之宝”，盖有这枚大印的一些文件、信牌目前还保存在沈阳的故宫博物院中。另一枚叫做“后金天命皇帝”，这个资料来自于朝鲜人的记载，据朝鲜的《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89，第15页中记载，在后金天命四年，朝鲜人看到过努尔哈赤发行的文件上盖有这枚大印留下的篆文字样，据说这枚大印在一些文献上也有所反映。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390页。在皇太极即位以后，这两枚大印继续使用，同时还有一枚大印也在使用着，这就是“金国汗之印”。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述，这是一枚金印，可能是金子铸造而成的。这三枚大印一直到清崇德元年都是通用的，也就是只有这三枚印玺才是后金汗国的最高权力的象征。可是，从莽古尔泰家里查抄出来的“大金国皇帝之印”，明显和上述三枚印玺的印文不同，要知道莽古尔泰本人曾经是后金天命年间的轮值执政贝勒之一，又是天聪初年的“三尊佛”之一，莽古尔泰真的要谋反，不可能连罕王印玺的玺文都记忆得如此含糊，更何况还是刻在木板上。仅此一点就说明皇太极等人极力营造出来的莽古尔泰生前“谋逆案”在证据上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此外，作为预谋者的锁诺木也在后来的处理中逃脱极刑，倒是并没有参加谋划的莽古尔泰的爱子额必伦被处决。对大凌河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发生的冲突，额必伦后来说:“当时我是不在场，我要在场一定宰了罕王，哪怕是与父亲同死也值了。”这段话来自于《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第214页，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这是最后清算正蓝旗时对莽古尔泰、额必伦父子的指责中夹带出来的，据说是莽古尔泰的儿子光衮揭发的，《译编》中说:“额必伦兄光衮首告，汗(皇太极)隐其事，未告于众贝勒，其后事被发觉，遂诛额必伦。”额必伦说这番话的时间应该是在大凌河冲突后不久，不可能是在天聪九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天聪九年之前皇太极得知额必伦竟然有杀他的心思，他还会让额必伦安稳地活到天聪九年吗？而且，还“隐其事”，不知道皇太极为何要替额必伦隐瞒这件事不让众贝勒知道。《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在该月的二十九日赏赐给额必伦原莽古尔泰旗下五个牛录，如果皇太极知道额必伦有杀他的意思，就算不加刑罚，怎么还会横加赏赐呢？所以说，额必伦意外遭到处死，并不是他真的有加害皇太极的意思，而是皇太极认为对于额必伦这个莽古尔泰生前爱如心肝的后代必须斩草除根。如果按照《译编》中说的那样，是额必伦的兄长光衮揭发的，那么按照皇太极在吞并正蓝旗事件中对告密者的格外宽厚的态度看，这位揭发者光衮应该受到优待才是，可就在清崇德二年，光衮被扣上“意欲潜逃”的罪名也遭到处决。事实上，光衮“潜逃”是假，而是他不留神说了一句实话:“因我等蓝旗殷富，所以夺去。”《清太宗实录》卷26，第10页。从光衮的这句实话中，我们倒是能够窥见皇太极之所以下定决心吞并正蓝旗的真正原因了。

          莽古济、额必伦、爱巴礼、屯布禄、昂阿喇等人都被处决，莽古尔泰的另外六个儿子以及德格类的儿子邓什库都被废为庶人，削去宗籍，其中光衮在二年以后还是遭到杀害，而光衮的兄弟萨哈联、阿克达也险些被杀。因为皇太极的粗暴凶狠，受到来自正蓝旗的激烈抗争，莽古尔泰生前对正蓝旗属下比较宽厚，深得众心，就在他死后的一周年之际，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还带领蓝旗的一些大臣去莽古尔泰墓前祭扫。所以，皇太极在吞并正蓝旗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他所遭受的抵抗是没有预料到的，可是，皇太极一旦决定要吞并正蓝旗，那么也就准备大开杀戒了。根据当时逃到明朝方面的后金知情人给明朝宣府巡抚陈新甲的报告说:“四王子(皇太极)将大王子莽古尔泰三个儿子俱杀死，还杀了当紧夷人一千多人。”明兵部题《宣府巡抚陈新甲塘报》，载《明清史料》甲编，第九册，第853页。这次大屠杀中，济尔哈朗、豪格等人都是急先锋，他们的出色表现让皇太极特别满意，其中豪格为了表达他对乃父的效忠，还把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莽古济的女儿杀掉。但是，这场血腥的吞并并不见载于清朝的任何官修史书，清朝遗老遗少编撰的《清史稿》更是只字不提。屠刀上的鲜血未干，皇太极就命正蓝旗正式并入两黄旗，由“杀妻”的豪格统领。自此，皇太极自领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在八旗中占有绝对优势，努尔哈赤生前的“八王共治”至此被打了个稀巴烂。
    
          莽古尔泰、德格类虽然已经死了，可皇太极还不放过他们，他命令削夺莽古尔泰、德格类的宗籍，平毁他们的坟墓，把他们的尸骨从坟墓中挖出来扔掉。德格类这位生前给皇太极竭力奔走储位的功臣居然落得如此下场，可见，“兔死狗烹”在哪一朝、哪一代都不罕见。
 打压代善父子

          死人皇太极尚且不肯放过，何况活着的两红旗的贝勒，怎么可能躲过皇太极的算计呢？莽古尔泰、阿敏、德格类既死，皇太极矛头直接对准当年拥立他上台的代善、岳托、萨哈廉父子。
          对于代善，因为他有拥立的大功，而且又是长兄、一度的储君，所以，皇太极即立之初，对两红旗极尽拉拢之能事。又是封官、又是许愿，对代善的恭敬程度可谓内外皆知。天聪二年，代善身体偶有不适，皇太极马上带着众贝勒到府上去看望。天聪五年，明降官祖大寿拜见皇太极，在宴会中，皇太极请代善先行饮酒，然后自己再饮。天聪六年新年，贝勒大臣们进宫给皇太极祝贺，皇太极见礼以后又跑到代善的府上专门给代善行兄弟之礼。天聪八年，皇太极听说代善因病在汤泉疗养，因为他自己此时正在“避痘”(躲避天花的感染)，不能亲自前往，他就派其他贝勒、大臣带着鲜羊、鲜鱼等物品专门看望代善。秉性宽厚的代善被他老弟的这些表面文章所迷惑，真的以为眼前的罕王兄弟看重手足之情，所以，他对“罕王老弟”的事业无不积极追随、格外卖力。天聪五年，在大凌河“御前拔刀事件”发生以后，皇太极诡称他不能直接过问此案，代善就承担起责任来，把皇太极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而且事后代善第一个主动提出不再和新罕王一起端坐受礼，从而给皇太极“南面独尊”的确立奠定了先机。天聪末年，皇太极已经决定彻底推翻“八王共治”的体制，将代善、莽古尔泰等人踩倒在地，所以，借题发挥地利用家务纠纷开始向代善父子发难。
        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消灭了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全部势力，林丹汗的女眷就成了女真人瓜分的对象。皇太极指明要代善迎娶林丹汗的大妃囊囊太后，代善一方面由于囊囊太后身份贵重，由他来迎娶明显不合适，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囊囊太后的嫁妆不很可观，所以就婉拒了，代善希望皇太极能把囊囊太后的妹妹苏泰太后指婚给他。可是，皇太极根本不同意，因为苏泰太后不但富有，而且容貌也比囊囊太后好一些，更为主要的是，这个苏泰太后已经经由皇太极做主许给了他的头号亲信济尔哈朗做新福晋(满语福晋就是妻子的意思)，怎么可能再给代善呢？代善见皇太极不同意，也没有强求。阿巴泰、德格类等人则力主皇太极迎娶囊囊太后，因为身份相当，也体现了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部的姿态。德格类说这是天意，并非虚妄。皇太极一看这个又丑又穷的包袱要给他自己背上，当然不乐意，他就以他已经有了一个福晋，不宜再娶新的为由加以拒绝，这不过是皇太极的托辞罢了。可众贝勒并不明白，只是一再力请，皇太极无法，只好自己吞下这杯苦酒，心中自然悻恼，他认为代善在这里面没有起好作用，似乎是和他作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要求迎娶林丹汗的另外一位妻子为福晋，皇太极当然答应。哪知道这就引起豪格的岳母也就是莽古尔泰的妹妹莽古济的不满，莽古济质问皇太极，为什么明知道豪格已经有了正室还把蒙古女人指给他？言语之间多有冲突，其实这可以理解，作为母亲的莽古济当然不愿意看到女儿身边又多了一个与之争宠的对象。莽古济气愤而去，偏巧遇上代善，代善可能出于好意，邀请莽古济一起吃饭，还送了一些财物给莽古济，代善在邀请莽古济之前还不知道皇太极和莽古济的冲突，所以，他的邀请并非有意和皇太极作对，但却被皇太极紧紧抓住，成为打击代善的借口。

          皇太极首先呵斥代善和萨哈廉说:“你代善邀请怨恨我的莽古济一起吃饭还赠送礼品，这是什么用心？还有你萨哈廉，执掌礼部，居然不进行劝阻，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罕王？”萨哈廉此人素来尊崇皇太极，对于皇太极的权威更是无条件的维护，如果皇太极所说是事实的话，即萨哈廉也没有劝阻代善邀请莽古济入宴，那就更加说明代善无意扩大矛盾，很有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代善和莽古济不仅是兄妹，而且还是亲家，莽古济的女儿就嫁给了岳托，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在一起吃顿饭赠送点礼物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乃至上升到眼睛里面有无他皇太极这个新罕王的政治高度呢？究其内里，无非是皇太极借故泄愤、借题发挥、借刀杀人罢了。天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正式向代善发难，他此前故意把事情做绝，摆出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模样，关起门来不理朝政，还告诉诸贝勒说:“我将杜门谢客，你们对我如此不敬，看来你们心中已经自有主张了，那你们就另外选立一人做新罕王好了。”皇太极这是故伎重演，当年莽古尔泰事件时，皇太极就是如此嘴脸，如今继续以退为进，实则要狠狠打击代善。诸贝勒见皇太极如此光火，实在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们也实在不理解皇太极为什么会因为这件小事如此动怒，也委实想不出来一向守法自谨、谦虚回避的代善有什么了不得的罪名。皇太极看到火候差不多了，也是准备要给诸贝勒提醒一下，于是就牵强附会地拉出几条罪状强加给代善，诸如代善以前在进军明朝腹心之地时和他意见相左、代善带领正红旗的人马狩猎实际把马匹搞得瘦弱不堪，不利于战阵。代善不迎娶囊囊太后还挑肥拣瘦这是对罕王权威的藐视等等，诸贝勒惧怕皇太极打击报复，自然迎合皇太极的意图，生编了四条罪状作为处罚代善的依据，处罚决定是革去代善的大贝勒、削去和硕贝勒、罚去十牛录和万两白银，萨哈廉也受到了牵连。皇太极因为这时准备集中对付正蓝旗，还不准备和两红旗撕破脸，所以，故意装出一副开恩的姿态，免革代善的大贝勒、和硕贝勒，仅仅罚银罚马了事。
           等到正蓝旗被皇太极吞并以后，他开始腾出手来收拾两红旗了。两红旗的家长是代善不假，但是，灵魂却是岳托、硕托、萨哈廉三人。尤其是岳托，不但军政双才、能力突出，而且为人正直、公而忘私。这种人气的代表如果不进行彻底整治，那么对两红旗的收服怎么能够顺利进行？皇太极不念旧情，首先拿岳托开刀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当年大凌河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发生冲突时，岳托竟然一反常态，不站在他皇太极这一边，反而帮着莽古尔泰解释，这在皇太极看来简直不能容忍。在吞并正蓝旗时，岳托再唱反调，居然给已死的德格类辩诬，前后这两件事让皇太极感觉必须清洗岳托，否则他的全面宰割诸王的计划无法通盘实现，同时利用整肃岳托作为一部教材，让那些举棋不定的贝勒、大臣们彻底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岳托其人不但在拥立皇太极这件事上对爱新觉罗乃至整个后金、清初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上的布列实施又经常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后金的真正崛起立下了特殊功勋。天聪元年，阿敏逗留朝鲜不返，正是岳托力阻成功；天聪三年，皇太极二次伐明，莽古尔泰、代善一举否决皇太极的意见，又是岳托联络诸贝勒服从皇太极的指挥；天聪五年，皇太极写信求言，岳托大胆直陈要求皇太极执政务必要有务实的精神，敢于擢升忠诚直谏、排斥奸佞阿谀，而这些正是皇太极所或缺的；天聪六年，执掌兵部的岳托痛陈后金汗国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弊端，披肝沥胆地指出，必须全面革除这一弊政，必须学会在争夺天下之际首先争夺人心。岳托不但提出切实可行的安抚汉人的政策，他自己还身体力行，首先与汉官首领佟养性结成亲家。在孔有德、耿仲明所部劫掠过多的情况下，岳托也从大原则的角度出发，不予苛责；天聪七年，后金汗国对于战略方针的确定有些举棋不定，又是岳托力主坚决伐明；天聪八年，后金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军事阅兵中，岳托再一次展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天聪九年，岳托会同多尔衮、豪格等，一举击破察哈尔部，底定了漠南蒙古。岳托虽然是皇太极早年的亲信和夺位过程中的骨干，却并非像济尔哈朗、豪格那样趋炎附势、阿谀谄媚，而是继续保持他特有的风格，在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时，他不惜做出抗上的动作。这既是岳托这类人物的优点，也是他们共同的悲剧所在。皇太极需要的是既果敢能干，又如臂使指、冷酷无情的忠顺奴才。在他整军经武之际，他需要人才为其筹划，在他政治倾轧之际，他又需要奴才为其呐喊、奔走。而像岳托这样爱憎分明、个性突出的人显然不是皇太极的亲信，特别是在皇太极已经完成角色转换，逐渐掌控后金汗国生杀予夺大权之后，岳托已经从他的亲信跌落到打击的对象，应该说，这也是皇太极以及和他同类的必由之路。
           清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四月二十三日，岳托受封为和硕成亲王，是清初首封的七位亲王、郡王之一(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武英郡王阿济格)。这是岳托一生的顶点，从此，他的厄运开始临头。就在册封不久也就是崇德元年八月，皇太极突然召集诸王、贝勒举行会议，在会上又突然算起历史旧账，把天聪五年大凌河御前拔刀事件和天聪九年审理德格类身后谋反事件翻了出来，皇太极当众指责岳托曾经回护“叛逆”莽古尔泰、德格类，还指责岳托挑拨济尔哈朗、豪格之间的关系，要诸王当场给岳托定罪。这些久经考验的是非场上的诸王贝勒们，当然清楚这是皇太极清洗岳托的信号，哪里敢怠慢，所以，甫一定罪就是死罪和终身监禁两种极刑。皇太极要别人唱白脸，他每每唱红脸，这时他又装出怜惜功臣的样子来，说不必死罪，削去亲王降为贝勒就行了。岳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更让他心寒的是第二年的七月间，皇太极再次发泄淫威，整治两红旗。

          这次整治两红旗代善家族的起因是代善多选护卫引起的。本来，在清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就把代善作为样板进行训斥，七月间，代善曾经希望多选一些护卫，为此代善还和户部的参政恩克说过，皇上本人所选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代善大概忘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以后，皇太极大肆发挥，指责代善“阳为恭谨、阴怀异心”，还借此恐吓诸王说:“举凡黜陟予夺大权都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做什么还需要和你们打招呼吗？”这句话明显是针对代善说他的护卫也超过定额而发的，言外之意就是警告诸王，皇太极已经不再是天聪初年的新罕王，而是大清国的“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不仅把户部参政恩克处决，还进一步把代善的第四个儿子瓦克达的一些事也挑了出来作为大骂代善的理由。瓦克达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误，这时竟被皇太极上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上来，代善无法自明，只好鞭责瓦克达。代善的小儿子马瞻看到父亲无辜被骂、兄长又代人受过，实在忍受不了，大哭起来，皇太极一见，立刻又把怒火撒到了马瞻身上，他大骂马瞻说:“责打瓦克达的是你父亲，不是别人，你哭什么？瓦克达犯法被责，你本应该从旁警示他，为什么还要大哭？你这么一哭，无非是准备激怒你的父亲，让你父亲怀恨在心。你身为幼子，行军围猎不奋勇向前，反而要暗中点火激怒你的父亲，你想干什么？”站在一旁的岳托眼见这一幕，怒不敢言，代善气愤得连马都不骑，徒步回营。可就是这样的忍气吞声，还是逃不过皇太极的叱骂，他说代善不骑马是在和他公开叫板。经过这一轮的打击，代善颜面尽失、意志消沉，被迫不再过问政务，过起半隐居的生活，而这正是皇太极想要看到的。皇太极深知代善并无野心，对他的皇位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且代善家族庞大，如果像对待阿敏、莽古尔泰那样难免不走向极端，所以，在严厉打击代善、迫使其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皇太极便换上一副面孔，做出安抚的姿态出来，借以缓解他和代善之间的紧张关系。崇德四年，代善随同皇太极围猎，不小心跌伤了脚，皇太极亲自为代善包扎，还为之落泪:“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皇太极专门让代善乘轿，他又亲自护送出一段距离。皇太极的恩威并施、软硬兼用，将两红旗的大家长代善牢牢地控制在手心中。

           因为亲眼目睹了皇太极的淫威，岳托心中不满。崇德二年八月，皇太极在校场上故意让岳托举弓射箭，表面上是因为岳托掌管兵部，应该有所表率，实则是故意找茬、折辱岳托。岳托不射，皇太极就此发难，诸王顺从皇太极的意图把岳托论死，皇太极加恩免死，降岳托为贝子，解除掌管兵部的执掌，罚银5000两，还不准随意走动。皇太极看出岳托为人强项，所以，进一步用软刀子折磨岳托。崇德三年正月，岳托的新福晋讦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用魔法伤害她。按照清廷的法律，这是要处死的罪行。后来众人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是新福晋告诉大福晋说她头发上有虱子，要大福晋帮她拿下来，大福晋匆忙之间也摘掉了新福晋的几根头发，这就引发了新福晋的举报，说是大福晋拿她的头发可能做什么魔法。皇太极听说以后，马上过问，他表示岳托大福晋的生母莽古济和他有仇，所以，作为皇帝的皇太极不能亲自讯问，要避嫌，由诸王大臣们来决定。这里我们顺便解读一下皇太极的整人特色，主要有两点:第一，皇太极整人的时候，往往迫使那些与挨整的人关系最好或者血缘最近的人率先表态，所谓“忠不忠、看行动”，他整阿济格时，多尔衮、多铎兄弟就要明确表态；他整阿敏时，济尔哈朗、篇古等人就要附和；他整莽古尔泰时，德格类就要同意；他整代善时，岳托、萨哈廉就要服从。他整莽古济时，豪格就要杀妻自赎。如果谁在这期间有所动摇，例如岳托。那么下一个打击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动摇者。这种手法的最大好处在于久而久之，人们效忠、亲近的对象只有他皇太极一人。第二，每当动手整人时，皇太极就百般托辞，总之他不处在整人的第一线，而是暗中指挥。这样既可以避免手上沾血，又可以有很大的转圜余地，关键的时刻，他还可以唱一把红脸，轻而易举地从心理上折服挨整的人。这次整岳托，皇太极又不出面，诸王们当然知道皇太极肚子里面的“小九九”，于是就给岳托的大福晋定为死罪。皇太极这时出来了，他告诉大家说，还是不要一下子就问死，还是要给岳托的大福晋留个出路。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要岳托和大福晋不能见面，大福晋自己另外选一个地方居住，岳托不能探视。从古至今，犯人都有被探视的权利，何况一个满洲上层贵族，一个为皇太极鞍前马后勤劳十余年有大功于宗社的前王爷岳托。俗话说“生离死别”，“生离”的痛苦其实远要比死别更甚，皇太极就是用这种法子折磨“朕亦视之如弟”的帮助他上台的头号功臣兼侄子。所以，皇太极所谓的“给出路”，实际上也就是不给活路的同义词。本来，皇太极要对莽古济的两个女儿斩草除根，豪格领会了乃父的意思以后，立刻就把自己的妻子即莽古济的女儿杀掉，可岳托对豪格这种行径不以为然，他故意上疏说:“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这明显是将了皇太极一军，皇太极当然不愿意从他自己嘴里说出同意岳托杀妻的本意，所以，假意劝阻岳托了事。但是，心中不免怀恨。我们不妨想想看，岳托的新福晋利用这么一点小事就大张旗鼓地直接打击大福晋，而且一下子就上纲到问死的地步，如果没有人授意，她敢如此吗？联系到当年争夺储位时，皇太极、莽古尔泰等人炮制的“桃色事件”利用庶妃代因扎讦告大妃阿巴亥进而整臭代善的戏法，也就不难理解这起事件的原委真相了。           七个多月以后即清崇德三年八月，因为征伐明朝、用人孔急，皇太极又想起来了文武兼备的岳托，他拜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领右翼兵马和多尔衮兵分两路。岳托不负众望，率领清军一举越过长城，长驱直入、纵横千里，攻克十九城、败明军十六阵，可惜的是崇德四年正月初九，他在济南染上天花不治身死，享年仅有41岁。皇太极得报，痛哭失声，命令辍朝三日，并且追封岳托为克勤郡王，赐五只骆驼、三匹马、一万两白银治丧。代善因为忽然间死了两个爱子(岳托的弟弟马瞻同时也病故)痛不欲生，皇太极还搀着他这位长兄一起坐在地上大哭。表面上看，皇太极对岳托的死非常痛心，实质上这不过是皇太极惯于玩弄的政治把戏而已。皇太极可以说是一位天才的“表演艺术家”，他的政敌莽古尔泰、德格类等人病故时，他一样痛哭失声，清代的官修史书上经常能够看到皇太极在一些贵族、名臣死后“哭临甚哀”以至于“涕泪纵横”，哪知道转眼间眼泪还没有擦干的皇太极已经动手清洗死者的全家了。就在追封岳托为郡王的第三个月，突然有人举报说岳托生前曾经和他的岳父锁诺木(莽古济的丈夫)策划于密室，皇太极先要诸王审理，然后自己公开说:“(莽古济)乃岳托妻母也，彼时奸谋，岳托亦必知之。”这时候距离岳托的死还不到半年，真算得上“尸骨未寒”了。代善知道这又是皇太极逼他表态，所以，他故意给岳托定上最狠的处罚决定:“刨骨扬尸、罪及子孙”，皇太极对代善的“大义灭亲”很感满意，遂“网开一面”地说道:“岳托虽有不轨之心，朕既自幼抚养，也不忍加以身后之刑，而仇视其子也。”说来说去还是认定岳托有所谓的“不轨之心”，如果岳托真的有不轨之心，何不在皇太极还没有成为新罕王之前就有了呢？何不在新罕王即立之初就有了呢？反倒是在皇太极站稳脚跟、逐渐*之际自不量力地滋长了“不轨之心”，这种骗人的强盗逻辑说起来也只有*者才能说出来。尽管没有给岳托追加什么罪名，皇太极却命岳托的大福晋也就是莽古济的生女给岳托“殉葬”。更为有意思的是，在岳托死后，皇太极有一次谈及岳托和莽古尔泰、德格类的死因时，居然说他们的死都是因为怀有异心，以至于被上天“夺其寿算”、“皆被天诛”，换言之也就是死得活该。这样一来，我们再回头看看皇太极在岳托死后的那一番表演，实在有些忍俊不禁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皇太极对他的另一位五虎将之一、忠心耿耿的萨哈廉的态度。萨哈廉较之岳托、德格类更加效忠皇太极，甚至可以用“恭顺”两个字形容，而且他又不同于济尔哈朗奴才般的恭顺，而是经常能够给皇太极以新的启发，皇太极自己就说过:“诸子弟中，启我所不及、助我所遗忘，整理治道，唯尔(萨哈廉)是赖。”而且，萨哈廉不遗余力地维护皇太极的个*威，积极主张废弃“八王共治”，推崇皇太极的高度集权思想。天聪五年，萨哈廉就指出“听断不必多人”，还从皇太极的角度出发担忧代善、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的权势有可能威胁到汗位，可谓仁至义尽。皇太极也说萨哈廉的建议“深获朕心”。就在萨哈廉病重之际，他还在天聪九年十二月力请皇太极称帝建号，他还给皇太极谋划在称帝之前必须要诸贝勒宣誓效忠，尊崇皇权。萨哈廉本人还抱病主持了有关仪式，这样皇太极终于登上了皇帝之位，也就是说从四贝勒到新罕王再到大清国皇帝，萨哈廉一片忠诚、竭尽全力。可是，就这么赤胆忠心地辅佐，仍旧脱不过皇太极的残酷打击，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因为代善、瓦克达，皇太极不只一次地追究萨哈廉的责任，就在萨哈廉劝进前三个月，皇太极还暴怒地指斥萨哈廉。清崇德元年正月，萨哈廉病重，皇太极去看望他，萨哈廉说:“当国家大勋垂就，不能为主尽力、捐躯报国，乃竟辗转床褥，死于妇人之手，为可恨耳。”有的清史研究者就以萨哈廉这句“死于妇人之手”武断地认为萨哈廉的死和他的正福晋有关，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萨哈廉的这句“死于妇人之手”是承接上一句“辗转床褥”，也就是说他是死在女人的侍候之中，而不是效命沙场。《资治通鉴》卷七十三记载“中山恭王兗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东堂。’堂成，舆疾往居之。”这就更说明“死于妇人之手”绝非为妇人所杀的单纯解释。萨哈廉死后，皇太极很悲痛，又是痛哭、又是追封(萨哈廉追封颖亲王)。据说萨哈廉死后一个月，皇太极在翔凤楼上打盹，梦见了萨哈廉跟他要牛，醒来以后问大学士希福才知道，按照清朝的典制，亲王病死祭祀初祭要用牛，萨哈廉因为是追封亲王，所以初祭没有用牛，皇太极马上要人备好牛前去祭祀萨哈廉。《清太宗实录》卷29，第8页。尽管皇太极“宽宏大量”地给死者萨哈廉补上了祭祀所用的牛，可就在萨哈廉死后不到4年，皇太极开始一再利用一些小事故来惩罚萨哈廉的妻子和儿子。崇德四年七月，萨哈廉的正福晋和开国元勋“五大臣”之一的何和里之妻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女儿发生了小细故，进而被皇太极小题大做，实际上这一年皇太极对两红旗的打击仍旧没有放手，上一个月，皇太极就问罪于死人岳托，所以，下一个月里找萨哈廉遗孀的茬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崇德六年，萨哈廉的遗孀再度受罚，理由是违规去明朝的边境进行贸易，这次还牵连到了已经承袭郡王的萨哈廉的长子阿达礼。就在当年(崇德六年)九月，皇太极的宠妃宸妃病死，皇太极这次动了真感情，大哭起来，可身为侄孙的阿达礼却在吹拉弹唱，大作其乐，从阿达礼这一反常的举动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对这位刻薄寡恩的叔祖的强烈不满，也从侧面透视出皇太极对待萨哈廉的某些真实态度。
           岳托、萨哈廉是两红旗的左膀右臂，他们先后在崇德元年、崇德四年病故。代善因为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压和丧子之痛，也于崇德四年前后退隐。那么，在皇太极看来，还有一个人必须要给予重创，才能彻底收服两红旗。此人就是代善的次子硕托。他和父亲代善的关系泛泛，不过，硕托是天命六年以前的贝勒，还很早就和五大臣一起议政，资历很老，因此，皇太极认为有必要给予一定的打击。天聪四年，阿敏丢弃永平四城的时候，硕托就曾经苦劝，可皇太极并不领硕托的情，反而责怪硕托不能强力拦阻阿敏，“徒以流涕相劝为词”，还革去硕托的贝勒，夺了硕托所属的人口。这次打击硕托迁怒的因素很大，谈不上正式的整肃。因为此后不久硕托还在大凌河乃至攻伐皮岛等战役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攻占皮岛，硕托还曾担任主帅。到得崇德四年，硕托的厄运终于临头，这年的新年，皇太极带领诸王贝勒去堂子行礼，硕托因为被指责在堂子内悬挂纸钱，受到降爵的处分，从固山贝子降为辅国公。次年，攻打锦州时，多尔衮等人干犯旨意，受到皇太极的呵斥，可地位远在多尔衮之下的硕托却受到皇太极格外的责骂，皇太极威胁硕托说:“你屡次犯罪，朕都加以宽宥，可你毫不知悔改，以后如果再犯，朕绝不宽容，任凭法司惩治。”所谓硕托的“屡不悔改”都是托辞，倒是“任凭法司惩治”确属真话。皇太极死后，硕托义无反顾地积极拥立多尔衮就是对皇太极打击他的最大回报。

           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较量，到清崇德六年也就是皇太极死前的两年，他的权威达到了巅峰。正蓝旗、镶蓝旗，一个惨遭吞并，一个分化瓦解。两红旗则完全受压，至于两白旗，因为多尔衮、阿济格的乖巧和顺从，很快成为皇太极打击其他各旗的帮手。努尔哈赤生前念兹在兹的“八王共治”被皇太极彻底粉碎，全面宰割诸王进而达到“南面独尊”，让皇太极尝到了专权的甜头，也为他身后更加诡谲的政治风云的变幻涂抹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