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国际娱乐平台:揭秘旧中国总统秘闻

一、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名文，字逸仙，曾化名中山樵。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市）人。他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人称“孙大炮”，轰倒了清廷，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近一个世纪，他受到国人尊敬，世人景仰，中共给他以崇高评价“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然而，至今尚有一些人不能理解：他在17省代表推举下出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什么在百废待兴之时，他仅仅担任90天总统后，突然把无数革命者用鲜血换来的民国江山，拱手让给了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个中缘由如何评说？

A.事业篇

1.孙中山的总统府 密顾问章太炎竟评总统只有“百里才”

所谓百里才。是说为官者仅具治理一个县的才能。典出《三国志·蜀志·庞统传》：“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日：庞士元非百里才也……”说庞统不只是治理百里小县的人才。而章太炎借此反其意而用之，他说孙中山“号令不出百里，公骑马上清凉了”。号令走不出一个县，那孙中山就只有到临时总统府所在的南京西北一偶的清凉山游玩散心，无所事事了。章太炎实在不该这么嘲讽孙先生！

章太炎少年剪辫反清，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邹容著《革命军》作序，被清廷逮捕下狱……这都是他的光荣史。正因为章太炎为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孙才接其驾，迎往日本，共同领导同盟会。章也不负孙中山厚望，主编《民报》，与改良派论战，功劳卓著，地位很高。故中华民国成立后，章担任了枢密顾问重职。章理应协助临时大总统处理纷繁的国是，共渡难关，但章不如此！他参加“统一党”，反对孙中山，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谬论，极大地涣散了追随孙中山的信徒。一时间，章论受到国内外反孙者的欢迎。

２．民国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积极组织“统一党”与民国政府对抗

张謇虽为光绪时头名状元，却在南通开办大生纱厂，创办垦牧公司、轮船公司，成为清末有名的实业家。宣统元年被推举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故辛亥革命后出任临时国民政府实业总长，可见孙中山是很看重他的。他虽有漂亮的口号：实业与教育结合乃“富强之大本”！但大本是张謇个人之“大本”，他惧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恐革命发展危及其私人利益，便起劲地反对孙中山，组织“统一党”，与孙中山及由其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并拉拢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者，使其力量壮大，促使章太炎宣布脱离同盟会，公开反对共和。张见孙中山追随者们“反戈”，便利用所踞实业总长之权，将政府重要财政来源——盐税严控手中，切断政府血脉，由是各省也拒向南京上缴财政收入，截为己用。临时政府成为无血之躯，摇摇欲坠了。

３．孙中山的左臂右膀胡汉民、汪精卫力主与北方和议，进而向“先生”逼宫

孙中山在一排作临时总统府的前清两江总督衙门的平房内，一筹莫展：虽被１７省推作临时总统，可各省并不听令；民国政府内重臣纷纷倒向北方，反共和的潮声迭起……孙中山与最亲近的胡汉民、汪精卫商议：怎样使得南北获得统一，克服目前困境呢？左、右膀胡汉民、汪精卫理所当然地应为国操劳，为先生分忧，献出治国良策，然而他俩却与总统府内外的反孙势力一样，认为只有袁世凯方能担当起中华一统的角色，于是他俩向孙先生逼宫。

胡汉民在分析袁世凯手拥重兵的形势之后，接着指出袁氏有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靠山，绝不是临时民国政府所能匹敌的。他劝孙中山：袁氏出来维持国家秩序、治安，可平息动荡局面。意在劝孙和议，向袁氏妥协。

汪精卫更是气势汹汹，逼问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位置吗？在出此妄言前，汪精卫背着孙中山，以民党代表“资格”，向袁氏表示：“共和非公（袁）促成不可，非公担任不可。”

４．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在反孙大潮中也动摇了

章太炎在同盟会中的威望太高了，造成的坏影响很大。当他提出“虚大总统（位）以待北方之英（袁）”时，黄兴，这位曾被各省都督府会议推举为大元帅的革命党人，一时两眼浑浊，意志动摇，居然也说出了这样的话：“只要袁氏能推翻清室，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他曾致函袁：应“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黄兴何以出此梦言？是他认不清袁氏本来面目？从临时政府北迁，孙中山让位，他留守南京，后又任讨袁军总司令来看，他对革命，对孙先生还是忠心耿耿的。但他毕竟说过贬孙捧袁的话。究竟为何？前面介绍过：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卡住盐税；各省截留上缴财政收入，总统命令“不出百里”；各省要求总统府下拨办公费、军事费的电报频频飞向南京，黄兴手下班子嗷嗷待哺，各部职员家中断炊……面对此种形势，想到革命前途，他忧心如焚，胸口胀痛，热血沸腾，不断从口中喷涌出片片鲜血……

５．在反孙大潮中的黎元洪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便当了孙中山的副手——临时副总统。一见革命内部要求和议，贬孙浪起，他居然也扯起了“民”旗，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民社”，旨在积极反孙、反共和，成了袁世凯在湖北军、政界的代言人。果然，当袁氏篡政得手后便伙同袁氏镇压革命。这当然是旧民主主义的悲哀。

６．怎教宋教仁瞑目

１９１３年３月，宁、汉、沪、穗各报以最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革命党人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杀害经过，引起国人悲痛。然而，宋教仁是个悲剧角色。他与黄兴、刘揆一在湖南组织过华兴会，策动起义未成，流亡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后又任上海《民立报》主笔。还与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以长江为中心谋大举。１９１２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由这段光荣的革命史看，再看被袁氏诛杀的结局，宋应该算个坚定的革命者。不然，袁氏为何加害于他？他在南北议和，孙中山让位后，认识到了袁氏的野心，试图成立政党内阁，以制约袁氏。可惜，袁氏先下手了。实事求是地说，宋教仁是同盟会中的中间派，他以为，武昌起义，临时民国政府成立，建立共和国不成问题，应该立即停止南北战争，让位于建设了。表现在行动上的是：积极反孙，与张謇结合，组织新党，赞同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他的拥袁行为促使孙中山交权起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晚，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到上海北站，为宋教仁送行。宋是怀着去国会争选内阁总理的心情而北上的。可惜踌躇满志化作一腔热血，成为民国史上一大悲剧。

７．张荆野对孙中山说：“袁世凯心如毒蝎。光绪帝临终前写下了五个大字‘必杀袁世凯’。”

１９１２年元月１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对他的秘书张荆野说：“我马上要参加宣誓仪式，给我写‘就职典礼’四字横幅。”张荆野应命，举笔挽袖，下笔裹墨，胡汉民展纸，他一蹴而就。胡汉民说：“意到兴来，意笔神韵。真个‘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好字！”孙中山说：“刚劲豪放。书法家，名副其实。”

张荆野原为八旗教习官，进入内苑，目睹清廷腐败，向往孙中山，与孙有直接联系，向孙透露过许多内宫秘闻并为革命刺探过军事、政治情报。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张荆野被任命为总统秘书，故与孙中山的接触甚多。当孙中山面临将要亲手交权时，张荆野不顾人微言轻，面陈己见：同盟会、临时民国政府是你创造的呀，怎可随便给袁！孙中山痛苦地说：内部已陷入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状态，奈何！张荆野这时才痛心疾首地告诉孙：“袁世凯是个图谋不轨的人呀，连光绪帝临死前都写了‘必杀袁世凯’五字，押在青田石制成的龙砚下。可以断言，袁若窃得总统高位，必将加深民族灾难，危及共和！”说毕，张荆野见孙中山毫不为之所动，便挂冠南归，表示了他坚决反对让权于袁的鲜明态度。

８．黑衣侠女欲以死谏孙

１９１２年４月间，做了寓公的孙中山突然接到都督黎元洪的邀请电，请他去武汉作客。孙中山及其左右膀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老同盟会头们自沪抵汉。不久，传媒公布：袁世凯大总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对此天下人持两种看法：袁邀孙北上，或果出于真诚，必有利于大治，故有赞许目光；反对者说，袁此为纯属表面文章，争取舆论力量，所谓黄鼠狼给鸡拜年，何曾安半点好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说。但是，深知袁氏本质者莫不担心国家前途，认为孙中山不可北上，让袁氏探悉心底，反会被袁所用；应静观袁氏之作为，再定行止。

安平客轮在１９１２年８月中旬的一天，接待了来乘的特殊客人孙中山一行，他们是应袁世凯之请，“握手言欢，共定天下大计”去的。当孙中山进入卧舱时，突然从门侧闪出一黑衣女子，背靠舱门，面色严肃。孙中山此时虽为平民，无钱无权，不值得人暗杀加害，但职业革命家的警惕怎能没有，遂厉声问道：“你想干什么？”那女子低身一拜，凄凉地叫了一声：“孙先生，小女子亦属同盟会中人，有言相陈，绝无伤害先生之意。”说着，取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对准自家太阳穴，“从字词典籍说文解字，可知权是秤的锤，亦即俗称的秤砣。国家是一杆秤，无砣何以定斤两？先生出生入死，同盟会员成千上万抛头颅洒鲜血得来的权力，你拱手让袁，实行了你‘待袁君反正归来’的梦想，怎不令国人寒心！今先生又受其蒙蔽，居然北上议和，必投袁氏虎穴。某愿以死相谏，阻止共和的希望——先生北上！”说毕便抽枪栓、再压弹入膛。孙中山先是一吓，继而镇定，劝慰黑衣侠女：“不必如此，传说不足为凭，此去一试吾之眼光，自有主张！”黑衣侠女见孙中山不是以肯定态度“和袁”而是“试袁”去的，方始放心。当安平客轮三声长鸣时，她一跃登陆，隐入送行队伍之中去了。

９．孙中山拜会袁世凯

孙中山一行从上海乘安平轮动身北上消息，传遍天下，为世人注目。北京民众翘首以待，要目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袁世凯不顾暑气犹盛，下令张灯结彩，铺陈猩红地毯，给孙中山以隆重的礼遇。这是他争取民心的最好时刻：看袁总统竟是如此虚怀若谷，求贤若渴。北京石人大胡同国宾馆更是热闹非凡，车水马龙，禁卫森严。

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孙中山等到达北京，因时间已晚，准备于２５日去“拜会”“当今”。但袁氏急不可耐，他立遣使者到石人大胡同国宾馆，说袁总统已盛张仪卫、隆重摆下晚宴以待。孙中山本来近年身体每况愈下，为国操劳过度，颇显精力不济，此时总统来人相请，孙都已经躺倒铺上，但又盛情难却，只好遵命前往。

果然，铁狮子戒备森严，礼兵庄重，红地毯铺到了街口。北京市民在昏暗的路灯中欲求一睹孙中山风采，却被袁氏武装阻止，拒于胡同之外。此种欢迎，与其说是迎孙，不如说是袁氏摆威显阔。

袁世凯亲自走出总统府外，亲切地与孙寒暄，握手言欢。在丰盛的山珍海味席上，袁世凯着总统服，其袖口、领沿、肩臂上，金丝灿灿，耀眼夺目。他不断地抚摸八字须，不断地念着：“欢迎呵，欢迎呵！”接下来便是致词：“恳盼先生与克强来京久矣，克强未来，难听伟论，深以为憾事；先生既临，实感欣慰。世凯望先生不吝赐教，得国得民……”孙中山深受感动，随即答谢：“孙文久留外域，于国内情势未尽详悉，如有所知，定当奉言。”袁世凯的谦虚、诚恳求教，令孙中山如何不为所动？袁更进一步剖白：“与君相见恨晚呐！”

口是这么说，而袁氏阴毒地对孙进行疲劳轰炸，“交谈”延至午夜而不放孙回宾馆休息。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５日，孙中山发表政见：

一、男女平权。

二、大铁路计划。

三、尊重议院。

四、南北不可分离。

五、大局急求统一。

六、报界直造成健全政论。

七、决不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此中，前六点是对袁氏的“要求”。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表明自家让总统位是义无反顾，教袁氏尽管放心当他的总统去。

自此以后，袁世凯回访了孙中山，又举行欢迎孙中山的盛大宴会。

１０．孙中山先生的悲哀

孙中山驻留北京从８月２４日算起，至９月２１日共２５天，袁氏称孙为“师”，会见、面谈达１３次之多。谈什么内容，自然是国计民生。由于袁要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对孙采取阿谀奉承之手段，连孙中山强调平均地权的主张，袁世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也点头唯唯，尽量让孙中山感到，袁氏是个进步的元首。故在宴会上，孙中山情不自禁地夸袁世凯是“富有政治经验”的。其实，孙中山这个襟怀坦诚的人，被老奸巨猾的政客袁世凯利用了。譬如说，孙中山向袁表示：不愿供职于政界，但愿为社会做一件事业实现他的“大铁路计划”，袁世凯向孙中山许诺：全中国铁路全权都交与君谋划，月薪三万大洋，孙欣然允诺。

孙中山南归后，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袁头脑清楚，凡天下事均能明彻，思想也很新颖。他号召国民党内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

心地坦然，不知袁氏之热忱实为陷阱的孙中山，不仅自己信了袁言，还强求党内所有仁人志士都要拥袁。此乃孙先生之大悲也。

Ｂ．情感篇

１１．早婚——给孙中山拴上一条绳子

初始洋人来中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传教。传教士们在中国大地如入无人之境，为所欲为，早就激起了正派的有见解的中国人的愤恨。当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而入基督教的消息传到翠享村时，孙的兄长孙眉被激怒了：怎可跟随洋人信洋教，中国人吃洋人的亏还少了？怎么办？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孙眉借父病为由，又汇款香港，让孙中山回乡探父。

孙中山孝顺父母，１８８４年夏，秉承老人意旨，由媒妁作伐，与小他１岁的卢慕贞（１８６７—１９５２）女士结婚。卢慕贞出身商贾之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三从四德，毫无个人主张。孙中山的初婚，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少喜悦，他向往的还是事业，要踏入社会之门，还得完成学业。孙中山对新婚仅数月的妻子说：若要夫妻生活如醇酒，岂在朝朝暮暮厮守。我的学业未成，明天怎么生存于社会？１７岁半的小丈夫对１６岁半的妻子一讲道理，即得支持。于是孙中山再行打点，重登旅途，来到香港西医书院，续受前业，于１８８６年毕业，成为一名从医的“郎中”了。

孙中山成为职业医生后，又转入革命活动，回翠享村的时间极少，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大哥孙眉肩上。卢慕贞先后生下子女三人，儿子孙科，日后登上政治舞台，为国人瞩目，在民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长女孙琰，留学美国，品学兼优，惜青春早逝，死时不足１８岁；次女孙琬，亦为留美生，嫁夫婿戴恩赛博士。

１２．孙中山与卢慕贞于日本分手

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派人从广东接来妻子卢慕贞，在“任”上共同生活了极短的时间。随着孙的卸任，卢也在不久后离开江宁。当袁氏拔出屠刀，对准革命党人，首先暗杀宋教仁后，孙方识破窃国大盗本质，举行第二次革命。无奈，因缺少兵力而归于失败，亡命日本。随往的除了黄兴、廖仲恺等被袁世凯追杀的对象外，还有一家与革命有缘的人：孙中山当时的好友、未来的岳丈宋嘉树等。宋将女儿霭龄交与孙中山，在南京、上海担任孙的秘书，专事英文翻译。到日本后宋霭龄一如既往，仍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孙中山讨袁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驻留日本名城横滨，引各界各阶层注目。已获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学士学位的宋庆龄，从传媒得知国内革命党近况，也了解到家庭情形，于１９１３年８月底去横滨，同到日本的还有宋美龄、宋子文。宋嘉树为在异国有全家的团聚而十分高兴，回想起在上海时住宅遭袁氏走卒枪弹袭击的情景，更加坚定了他一家支持革命党、投入革命党活动的决心。所以，除了宋霭龄已为孙中山之英文秘书外，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的频繁接触也是十分支持的。讵料，在孙中山驻留日本一年后，宋霭龄与孔祥熙相爱而成婚，离开孙中山而去。孙中山正愁英文秘书难觅之时，具有很好英文运用能力的宋庆龄悄然来到身边，默默无闻妹继姊业，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由于共同的理想与奋斗目标，他与宋庆龄由相知到相爱。在尚未结合之前，孙中山理智地告知宋庆龄：“为了尊重女权，我反对纳妾，更反对多妻制。”宋庆龄表示赞成。于是，孙中山征求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妻子卢慕贞的意见：可否离婚？孙中山为此特别慎重，他请求亲近的同志专程到翠享村，将卢氏请至横滨以礼相待，并说明缘由，请卢氏作慎重考虑。

卢慕贞是位明大义的人，她思考一段时间后即作决定：“我自幼失去父母，自嫁孙家后，与婆母融洽。而先生终年在外，我又不能跟随；若办理离婚手续，最为理想。我将终生与婆母相伴，先生在外可无后顾之忧了。”说完，请孙先生举笔为约，她则按了红指印。这是１９１５年９月上旬至下旬间发生的事情。

１３．宋庆龄与孙中山相爱

宋蔼龄与孔祥熙的结合，使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告缺。正当孙为缺乏人才而寻觅之时，宋庆龄对姐姐发话了：“你看我能否担任孙先生的英文秘书？”宋蔼龄回复妹妹，当然可以，并请丈夫代自己向孙先生为宋庆龄作了荐引。孙中山为争取国民的幸福与自由，耗尽心血，他内心里贮藏的热能，要泽泻华夏。宋庆龄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可是袁世凯偏偏阻挡民主共和，且形势是如此严峻。有天，宋庆龄见有位革命党人写了一篇题为《窃贼——袁世凯》的文章，发表于报端，一时被行文的风趣所感，便琅琅而诵：“窃，以利器掘土墙于穴中者；贼，有鬼祟躲藏之人，偷了人家的钱，扛着戈矛，不敢见天地日月者……”她的朗诵引发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笑声。宋庆龄深深感到，孙中山绝不可以孤独，应该有常人的欢乐与愉悦，这对革命者是非常需要的。没有健康的身体，何堪革命的重负。

１９１５年春夏之交，宋嘉树秘密返回上海，见袁氏力量无处不在，便又转道澳门，在那儿因公暂住。正是这段时间，宋庆龄对孙中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仅在工作上帮他，而且在生活上，尤其是孙中山病倒时，她更是悉心照料，无微不至。她自言自语，被大姐霭龄听到：“我可以帮助中国，也可以帮助孙先生，孙先生是需要我的。”

事情发生在宋庆龄准备到上海探亲的前夜。她对孙中山说：“许多事在我离开后，可以简略地笔记，待我返回日本后再行整理，这样就节省了你的时间。”孙中山惊异的目光似乎在问：“哦，你还回来的？”宋庆龄久久凝视着孙中山细声地说：“我想知道一件事，不知先生是否愿意和我永远在一起？”不待孙中山回答宋庆龄又接着讲下去，“我知道你结过婚，但与目前的事情并无必然的联系。我认识你的儿子孙科……我儿时，听你在我家讲过，‘要是我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无意义。’因此，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梦想着能有一天帮助几百万民众，成为伟大事业的一分子。现在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件事：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帮你做革命工作。”

孙中山的满面愁容，使宋庆龄意外。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孙才回答：“我不值得你考虑，我已经老了，而你年纪轻轻……”

“但是革命讲不讲年轻年老呢？”宋庆龄真挚地询问。

孙中山再回答：“自然，革命不管年龄，它需要一切人。”停了一会，才接下去说，“庆龄，我深知你的为人，你太勇于自我牺牲了。我听令尊不止一次地讲过。庆龄，可爱的孩子，我真不知道应当还说些什么话……”

宋庆龄说：“你是需要我的。这样一切便对了，我很高兴……”

“但是，”孙中山说，“你必须得到你父母同意才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还有你！”宋庆龄这才嘘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道：“父母那里，自然由我去说。不过，现在我们一切都决定了。”

孙中山说还是要她父母同意后再决定关系。

宋庆龄坚持：“现在就可以说是决定了。”

孙中山深深地爱着宋庆龄，这时更为其诚挚而感动，终于拥抱起宋庆龄，不过，他再三嘱咐：“一定要征得令尊令堂的同意。”

宋庆龄从上海到澳门，拜见了父母，说出了她要同孙先生结合的心思。宋嘉树顾忌颇大，孙先生与自己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寻常以兄弟相称，这样的现实，他很难接受，便委婉地说：“等一段时间吧，孩子，婚姻大事啊。”宋庆龄再次反复说明道理，而父母仍坚持要延缓一段时间，绝不可以轻率地决定与否。

宋庆龄未能与父母告别，径自返回日本。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宋抵东京。第二天，１０月２５日，一清早宋庆龄与孙中山到日本律师田端处办理了手续，随即举行了简短的婚礼。下午孙的日本朋友梅吉为庆贺孙、宋结合，举行了宴会，招待友人。宴会后，新婚夫妇去到新居青山原居１０９号宅第。

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擅长丹青，临场挥毫，为孙、宋的结合，画了一幅《万派朝宗》的中国传统技法的国画，寓意深刻，极受新婚夫妇的喜爱。

宋庆龄在给美国女友的信中，写出她新婚燕尔的感觉：“婚礼已是尽可能简朴，因为我们两人都不喜欢多余的仪式。我是幸福的。我想尽可能地帮助丈夫多做英文通讯工作。我的法语大有进步，我最近能看懂法文报纸，并能作简单翻译。因此，我相信你能理解，结婚对我来说，除了没有伤脑筋的考试以外，它好像是上学校。”

孙宋结合，如鱼得水。宋庆龄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所作出的奉献足以证明她爱孙中山的正确。

尾 声

因革命党内众多亲近者寄统一中国的希望于袁，促孙交出临时大总统之权。１９１３年３月袁派杀手刺杀宋教仁，孙始大悟，起兵讨袁，旋即败走日本。１９１４年，孙于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两次发表讨袁宣言。１９１７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因桂系军阀与政学系挟持，孙又被迫去职而至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１９２０年回广东，１９２１年就任非常大总统。

１９２２年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孙几乎陷于绝境。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共的成立，给了他新的希望，在中共和列宁的帮助下，孙下决心改组了国民党。１９２３年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孙中山应邀北上与北方政府讨论国是，他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表示要与段祺瑞作坚决斗争，使国人倍受鼓舞。可惜天不假年，孙先生因肝病发作病逝于北京，时在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

孙中山先生逝世，举国悲痛，各界人士以中国固有的传统方式——挽联，表达哀思。据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统计，自孙先生逝世到４月１日的２０天中，共收到花圈７０００余个，挽联５．９万余副，横披也有５００余条。各界痛悼孙先生的去世，挽联花圈几达“铺天盖地”之势，足见国人对其伟大人格及功劳的景仰。

二、总理·总统·皇帝——袁世凯

难以令人置信，清王朝最后一位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以科考资格晋身的时代，居然是位屡试不第的布衣!梦想头上戴颗红陀螺(秀才标志)却不能如愿，岂不悲夫!然而，袁世凯头脑很灵活，他看到“满世界”的读书人，都拥挤到科考独木桥，只能是少数人通过而多数人落水，于是，他及时改弦易辙，文场失意武场补，由此一步步攀援，终达清代官阶之顶峰，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大臣。

袁世凯由总理大臣而变成中华民国第二位临时大总统，再变总统仍觉不过瘾，便复辟当了皇帝。但是昙花一现(83天)，旋即呜呼哀哉，遭到全国共讨，全民共唾之可耻下场。应该承认，袁氏是个政治家，且具才能。譬如说，他搞阴谋诡计作恶多端与光明正大行善不少、破坏民主共和与敦促清帝逊位一手给人官位钞票一手举杀人屠刀、一边卖国也一边爱国……他是那么错综复杂，两面三刀!难得他身居高位却礼贤下士笑口常开。你若有丁点儿进取，他便用你那丁点儿才干；你若做出了大成绩，他必定给你大官当。他在小站练兵，职位仅一个小小的按察使，练兵总数却达7000人!然而，他为后来的中华民国练出了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四个总统；练出了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王世珍、靳云鹏五个国务总理；练出了省长、督军张勋、陆建章、张怀元、王占元、李纯、孟恩远、鲍贵卿、卢永祥、何丰林、郑汝成、田中玉、雷振春、徐树铮、段芝贵等多个封疆大吏。

跟着袁世凯干事的人，大都认为他知人善任，且拒用三姑八姨，不论亲疏。故尔，袁氏麾下人才济济。“探望”袁氏的亲朋来了，伙食费住宿费他还是要开销的，若求官要权，对不住，袁肯定不予安排。此外，袁用人绝不论资排辈，只论才干。看他手下，有科考中人，如进士徐世昌，还有更多的举人、秀才，更有贩夫走卒，如白布掮客曹锟……袁氏认为的人才，都能一视同仁绝不论功名出身，他唯才是任，实在有点“大丈夫”气概。

然而他毕竟是玩弄权术企图倒转乾坤的乱世奸雄，功过不可两抵，而是罪莫大焉。

1．洹水钓翁

有一帧清末照片，被后世一再翻印刊出。画面依岸临水泊一小舟，不知有无系绳或抛锚，但见艄公拄篙稳船，有渔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坐于船头，正聚精会神地把钓。有趣的是，一只精巧的鱼篓，本应置于舱中，却陈于船头，若渔翁稍一转动，鱼篓便会坠于水中。但垂钓者，偏要搬出鱼篓以证实自家渔翁身份，有点像演戏人摆出所有道具，以道具语言作内容说明。

渔翁之意不在渔。颇有姜尚钓于渭水之遗风：直钩垂钓，愿者上钩。终于钓来“文王访贤”否?照中渔翁非等闲之辈，正是当日小站练兵的道员、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他如何垂钓，是假日休闲?是为避政事图一时野趣？应该给“钓照”补充说明，不是拍在京城府中花园，也不在京城近郊，而是拍在源于林县隆虑山、流经安阳的洹水。《国策》中的“赵策二”中有苏秦说赵肃侯的记载：“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可袁氏是孤身独钓洹水之上。为什么?

1898年9月，这是引后世特别注目的月份。清末的变法维新派与抱紧祖制绝不放松的守旧派的明争暗斗，已达白热化程度。在两派斗争中，袁世凯成为两派都要争取的俏“货”。

康有为寄希望于袁：“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9月14日，袁见光绪帝，当面说新政好，对皇帝赐予隆恩表示万分感激，从而得到光绪的信任。但光绪帝逐渐觉察到西太后有废己之意，便于9月18日下密诏：“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要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抱着极大信心，将光绪帝之秘诏陈于袁世凯，请袁杀天津荣禄，起兵勤王，以救光绪，亦即挽救变法。袁当即表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氏维护变法，是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而今大摊牌了，谁胜谁负，至关重要。他认为光绪无实权，维新者皆书生，书生尚空谈何以成事，与其引火烧身不如倒向老谋深算实权在握的西太后一边。

袁于9月20日上午乘火车回返天津，将维新计划及光绪密诏全都交与荣禄，荣入京面见西太后。使得光绪帝由此被囚瀛台，维新派喋血菜市口。从而，袁氏的顶戴花翎更加鲜亮，这是爱国者鲜血所染成。当光绪落此下场得知袁氏所为时，在气断之前，拼尽全力以血泪写成五字：必杀袁世凯!

1907年7月28日，仅隔9年时间，袁世凯上奏清廷，谏行立宪，昭大信，举人才，振国势，融汉满，行赏罚，明党派，建政府，逐级设置资政院、咨政局、议事会、办地方自治、实行普及教育。做以上这些颇为开明的谏议的袁氏，与扼杀变法维新时的袁氏相比，判若两人。顽固守旧的大臣们，怎容得此种“异端邪说”，哪里是什么“上奏”，分明是要废了清廷祖制!这还了得?接着，在陈述责任内阁的优越性，建议院的必要性时，醇王哪里是袁的对手。于是，动口不行便动手，醇王从腰中抽出手枪，准备扣栓，幸有邸中长史夺醇王手枪，袁才免于一死。

1908年，光绪皇帝忧郁而死，慈禧太后也奈何不了死神，随之离开了她的极权位置，永远地住进了她生前造就好了的陵寝。３岁幼儿溥仪做了清廷最后一名皇帝，其生父载沣成了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看得透彻，他决心遵照光绪帝的遗志，杀死这个惯用两面手法的大臣。然而，从湖广总督任上调入军机处的老臣张之洞劝说摄政王：“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摄政王细一思之，这不是杀不杀袁世凯的问题，而是为保住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有个暂时的安定局面。遂改变主意，将这个乱臣贼子驱逐出朝廷，“下放”回家了事。但为了遮盖真实目的，给袁一个面子，清廷所颁谕旨措词为：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将其开缺滚蛋。

袁世凯明知“下放”的实质是放逐，朝廷还指明，让他回乡养老。袁氏根本不想回家，老家项城竟与昔日楚项羽共一项字，大不利也，然而事实又如此相同，楚项羽带领的子弟兵被刘邦所灭，无颜见“江东”，自刎乌江!袁氏罢官回家，同样无颜见“江东”，便安家于安阳，到洹上村过隐居生活。

袁世凯何曾过过一天隐居生活，他是居而不隐，故作样子，披蓑戴笠，垂钓洹水，拍下“玉”照，等待时机。

2．末代宰相

如果说《洹水垂钓图》是袁世凯的烟幕、假象的话，他也有“实干”的一面：一方面他的心腹、故旧，不断地从各处拍去电报，报告朝野所发生的近况；另一方面他又发出“提纲”，要求搜集他所需要的情报。袁时刻准备“杀”回北京。这可能吗?

湖北民间盛传“八月十五杀挞子”的民谣，可见人民对清廷统治的反抗精神。果然，八月十五(农历)仅过四天，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浪潮迭起，统治者与革命者彼此较量着。当“红地十八星”大旗高高飘扬在楚望台上时，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吓得大颤。仓皇间，陆军大臣荫昌从北京率领北洋军两镇，乘南下火车开往湖北，企图将辛亥首义镇压。可是，清兵原属袁世凯指挥，兵恋旧主，根本不听荫昌调遣。怎么办?荫昌无奈，一脸尴尬。

这时的清廷总理大臣奕打量了满朝文武，一个个垂头丧气，恰如丧家之犬，谁能使大清江山苟延喘息去对付革命党人?他思量一会，向摄政王载沣谏道：“袁世凯一手操练了北洋军队，如今在军中的中高层带兵者，莫不是其旧部。他有号召力，指挥力。若令他去湖北剿灭革命军，必获胜利。反之，舍袁，余皆畏惧不前，其后果真不堪设想!”载沣上下扫视一番，认为所言不假。然而光绪帝遗愿不仅未遂，自己又反其道而行之，这莫不是自己的懦弱?正犹豫间，荫昌催促道：“不可久议耽过时机，祈速决。”不得已，载沣本着“打一耳刮救一阵急”的态度，于10月14日发出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灭武昌革命事宜。

由于袁世凯通讯手段先进，电报房为他长了顺风耳千里眼，对国家局势了如指掌，又由于常在宦海，极懂上级心理。他接到上谕后，不仅不欣喜，反而懂得在此关键时刻，不可“贱卖”自己，于是待价而沽：“臣因腿疾仍然未愈，何堪重任?!”袁氏不愿出山，令朝廷愈发急煞，赶紧再次催行，自然又用了一些好听的词语。

袁氏认为这才是时机成熟，不可再次扭捏，遂进行实质性的探索，索取比开缺前更大的权力：（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武昌革命党的此次事件；（4）解除党禁；（5）授我以指挥全军(陆、海)之权力；（6）给我以充足的军费。

载沣见袁已作回复，似乎儿皇帝位可保，于是连发数道上谕，于10月30日应允袁氏条件：（1）实行宪政；（2）迅速起草宪法；（3）革除亲贵秉政；（4）大赦国事犯。接着调荫昌回京，授权袁世凯调遣所有水陆军队。

袁氏如愿以偿，出了恶气，得到指挥全权。于是，袁氏叫他的老舅——曹锟领兵直扑汉口；与此同时，袁又指挥部属平息、镇压了石家庄、太原、滦洲的新军起义。双手沾满了鲜血，浑身红得发紫的袁世凯果然不负朝廷厚望，挽救清廷之危急，成为大大的有功之臣。有心计的袁，将保卫京畿的兵权也抓到手中，这叫权倾一朝。

11月1日，袁氏指挥的北洋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去了汉口。胜利的喜讯让清廷的摄政王载沣欣喜不已，当即履行对袁之诺言——宣告解散皇族内族，授袁以内阁总理大臣职——使袁成为清朝最后一位宰相。

3．清帝退位

11月中旬，袁世凯组阁，成员大都由他的老部属担任，以便牢牢掌握住军权。有了军权，他便有了专横的资本，敢于要载沣交出“监国摄政王”大印，因为有其“家法”为据：“亲贵不得预闻政事”。北洋三杰中之一、曾为小站练兵时的好帮手冯国璋，也被袁调入北京，直接掌握皇家“御林军”。从此，隆裕皇后及幼小的皇帝溥仪成为事实的傀儡，袁成为清廷中最有实权的人物了。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者们，不论他们造反时打的旗号、喊的口号如何，手段、办法怎样，其结果有三：辅君治乱缓和矛盾，改朝换代轮流称帝，涂炭生灵作威作福实现个人野心。只有孙中山才是真正革命者，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真心实意地不做皇帝。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战乱，维护共和，拯救百姓，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条件只有一个，袁氏必须迫使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也只有拥兵自重且又有“进步”表现的袁世凯，才具有如此条件。

这样，迫使清帝退位的责任落到了袁世凯的肩上。袁怎样迫使清帝退位呢?隆裕太后、载沣肯接受这个现实吗?他们无可奈何中的办法是苟延喘息，期望在拖延时间中出现奇迹，出现转机，他们不会干脆地交出龙位。袁世凯也不是个真正的共和制度拥护者，也不愿成为曹操第二，他要把事情办得更缓和一些，更体面一些，不背现代曹操之名。因为清廷仍有不少的主战者，反对皇帝退位，这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在。如铁良、良弼等要臣就是这样，宁死也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在为解散袁氏内阁重组皇家内阁，作最后的抗争。如果胜利了，大清江山得保；失败了，远走国外，绝对不做妥协者。于是，退与否形成僵峙局面。

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将两面手法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指使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军事头面人物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

但是，清廷驻外使节的联名通电却是：请清帝退位!

矛盾着的两份电报均属袁之杰作。冯、段等电，用以威胁革命者；驻外使节电，则对付清廷。两面手法运用的结果，使清廷想念以袁氏为首的北洋军人是拥护清廷的，不背“逼宫”的罪名。

固然这是袁氏的主观力量的发挥，但又有客观的“力量”促成袁氏逼帝退位，实为巧合。

正在清帝退与不退(位)形成僵局之时，袁世凯遇刺。

1912年元月中旬某日，一辆豪华的马车载着他去外务部公干，途经丁字街，突然飞来一颗手榴弹，但因马车行进很快，炸弹未能命中；当第二颗炸弹追击爆炸时，仅炸死袁之随员、士兵、马匹，而袁氏安然无恙。这一刺杀，给袁氏脸上加了光彩。袁氏吓坏了，躲到家中，又派数百名操枪的警卫日夜轮流警戒。从此称病不上朝，由民政大臣赵秉钧代行其事。因之皇家亲贵再不怀疑袁氏倾向革命军了，隆裕皇太后更赞袁氏为“股肱社稷之臣”，并派人代表自己去石人大胡同送汤，表示清廷对重臣的亲切慰问。

袁世凯挨“刺”之前，曾警示王公大臣：“革命党所遣之暗杀团布满京城。”清廷认为这是蛊惑人心之言，不足信也。然而，此次袁氏被刺未中，足证袁氏所言不虚。赵秉钧秉承袁世凯指示，在清廷内因刺引起恐慌之际，适时地在御前会上提出：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北京清政府，另组天津临时政府，优待清室……逼隆裕太后表明态度。隆裕支吾，当然不会允诺。

袁世凯则再令段祺瑞等联合47军事头目，具名通电，请清帝即早退位，以便实行共和体制，安皇室定大局。这不得不令隆裕惶恐：一月前，两份通电，外交使节拥共和而反帝制；而今，将军们也反对君主制而拥共和制了。柱石既歪，朝廷赖何生存?这袁氏的手段不谓不高明，他不慌不忙，如猫戏鼠，按部就班，再买通关节，一鼓作气撵清帝下位。

正是隆裕忧思到了极点的时候，又一可怕消息传来，清御林军第一协统良弼遇刺!良弼是隆裕所信赖的军人，他坚决反对清帝退位，他力主解散袁氏责任内阁，重组皇族内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挽救清室三百年江山!可是，良弼这位清廷的忠臣良将被革命党刺杀了。

良弼之死，对清廷影响极大，所有主战反和的贵族王公们，无不吓死，生怕炸弹挨到了自身，纷纷潜逃出京，到处避难去了。以至于隆裕召开御前会议时，到者寥寥无几，好不凄惶!

视此情形，袁氏本可与4岁的皇帝与隆裕太后反目，威逼其退位。然而，他不愿如此“太露”，他还要保名声。于是在利用段祺瑞们通电相逼之后，又看准了可以利用的一人：奕，即保举袁氏重新“参加工作”的清室前总理大臣。此人虽为庸才，但他有一颗贪婪的脑袋，唯财为嗜。袁则投其所好，首先不是直接馈赠金银，而比金银来得文雅：给奕建府第，用上了西洋的建筑材料——钢筋水泥，比起砖木结构，不知恢宏气派几多；给奕兴花园，几乎把苏州园林搬到北京的奕府第。此外，又从英美购回洋货，从衣着用器到堂面摆设一应俱全。

奕见袁比儿子还孝敬自己，打心眼里喜欢上这小子了。毕竟，所有这些构筑摆设，只可用不可花，袁在奕荐他当内阁总理大臣时许诺：“若事成必恭敬30万两!”果然，袁氏花了这区区30万，从奕的引荐中买来清廷大权握手中。如今，王公贵族纷纷逃离，隆裕孤独无依之际，仍不愿退位，怎么办?万事俱备只欠一关键人劝导隆裕交出龙椅了。

袁世凯再次想到了贪污腐败的奕，只有此人，才是在隆裕面前进言献策的适合人选。袁氏根据奕的餐饮嗜好，摆好宴席，恭请奕赴宴。几杯黄汤下肚，彼此面红耳赤，热脉贲张。这是讲私房话的最佳时刻。他首先阐明清帝退位的重要意义与必要：“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再分析财政情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第三推卸责任：“言和则词已说穷，言战则饷械两绌”；第四晓以利害：“海军背叛，强邻威逼，人心涣散”。若像法国那样，“路易之子孙，靡有出售孓遗”，只能是“俯鉴大势，以顺民心”。一句话，交出龙位更易共和。终于，在袁的劝说下，奕始答：“吾犬马余生，苟获目睹太平，死亦何恨。今愿牺牲身家做孤注，玉成公(指袁)之壮志。明日即入宫办此事，誓不反顾矣。”

奕果然做了袁世凯的代言人，在隆裕太后面前，说了袁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以头撞地，大哭号啕：“民情风靡，士不用命，大势去矣!奴才无状，实不能有所计议。”隆裕闻言，也大哭起来：“我大清近三百年江山，果然走到了尽头?”奕止哭，数说北洋军诸头领联名电报，还有各省的纷纷通电的内容，并引用袁言：“清廷无可用之兵了。”不得已，隆裕为此召开御前会议。所谓会议，无非是将隆裕考虑成熟的退位决定公之于众臣。隆裕则令人拟写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告成。

袁世凯见退位告成，欣喜非常，他自我宽慰：既无“欺侮孤儿寡母(宣统帝、隆裕太后)”之嫌，又避免了“万世所唾骂”，自信忠于儒家经典忠孝节义皆全。反正，是奕叫清廷退位的，不与我相涉。谁像曹操那么傻，亲自逼宫，落个戏台上的白花脸小丑扮相!自得之余，他没有忘记前言，为谢奕做了自己的替身，给他送去白银50万两，并且随银附函，退位已成，而皇室优待不减。请君永任皇室事务长官。

这是袁氏对奕的优厚待遇，以感其代言。清帝退位后，仍然保持皇帝称号；民国政府以对待国外君主之规格任其享受；清帝现暂居宫廷，稍后移居颐和园；民国政府每年提供清帝费用四百万两；原有“御林军(所谓禁卫军)”饷银照拨；王公爵位依然；皇族所有私人财产保留。袁氏这样优待皇帝及皇族是为了体面地接过政权。

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小朝廷的保留，给辫子兵、遗老遗少提供了复辟封建王朝的“依据”。

4．登总统位

清帝退位是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决不食言，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自己下台。不过，是有条件的下台：一、临时国民政府应设在南京，且不得更改它处；二、新总统到南京上任之时，本总统及其他人员方始解散；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

孙中山的三条，从其主观愿望说，系防止袁氏施展政治阴谋，也就是说你老袁不到南京来，我老孙便不交权。故尔，孙中山派出迎袁专使五人：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魏宸祖、钮永键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孙中山忘了一句古话：“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前两面刀”。刚好，孙中山让的不是“贤”，是屡经证明确为“两面刀”的袁世凯。

袁氏何人，“虎”在北京依仗北洋势力，调离北方，不是调虎离山!于是“两面刀”再展“两面”。他给孙中山发电报：“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以谅此苦衷。”一电仍未尽意，袁再发一电，重复后再加内容：“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忧外患，遂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先是军旅如林须加部署人心未尽一致为由，设想南下而未能；再拿出帝国主义来吓唬孙中山。隔路千里一纸电文只顾自说不听对答，尚可以遮人耳目。

然而，南方五人专使来到北京，这就使得袁有些心慌，若坚持拒绝南下，触怒了各方人士，若再举孙中山继位，自己岂不因此“挂”了起来?于是乎以高规格接待五位专使，并由袁亲自出面。所谓“人怕当面”，袁氏再不提致两电孙中山的内容，而假惺惺地与五位专使谈南下路线：水路乎?陆行乎?五专使十分天真，得到袁氏如此答复，不由心花怒放，自己的此行任务必将圆满完成，于是拍电报给南京恭候袁驾的孙中山：“袁将不日到位。”

五专使恭候袁总统作准备。到了第五天(2月29日)夜间，密集的枪炮声在专使下榻的迎宾馆周围响起。专使们心惊胆战，从窗外看到，不远处火光冲天，人声嘈杂……形势大变。临近天亮，有人代表袁来慰问五专使：“不必过虑，各位受惊了。是军人哗变，驻防部队反对袁总统南下……”五专使听到哗变一词，又是为袁氏南下事，军人们若怪罪南来客人，枪弹没长眼睛啊，性命难保，赶紧逃离宾馆。这又是袁氏杰作，以哗变来恐吓五位专使。

翌日，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慰问五位专使，又告：“没办法平息哗变，袁只得答应起事的军队首领，重新考虑是否南行；军队首领也保证，只要袁总统留此，对肇事的军人也将进行惩处。”赵的话使专使们不得不信。赵又请专使们把这里的情况和袁总统的苦衷转告南京。果然五位专使拍电报孙中山：“若袁不此留，则北洋半壁将无一日之安宁。”孙因而也受其诈，电复袁同意袁在北京行总统权力。

孙中山除了轻信袁世凯外，实则也有自身困难。第一，南京临时政府面临财政拮据。军饷无源，贷款无人。黄兴作为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伤心地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剖腹以谢天下!”孙中山的强大依靠，居然准备死了，这总统如何当下去!第二，同盟会不少骨干对孙中山失去信心，说孙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事实是，临时政府徒有虚名，无一省遵循孙中山的方略搞经济建设。孙中山实感力不从心，自言：“忝为总统，实同木偶。”袁看清了南方政府的孤立，故在较量时，断定对方拿不出实力对抗。南方因之一再妥协，终让袁的两面手法尽玩，野心尽显，达到了他的目的。

5．新式皇帝

梁启超有篇文章的题目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最有力地揭露、驳斥了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然而，人们，包括孙中山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很容易看清袁氏本来面目的。

袁世凯不离开北京，是不离开北洋军阀集团。他以武力加阴谋将国民党排斥，把中国引入最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他崇尚的是封建制度，至高无上的独裁政权。他镇压“二次革命”后，先强迫国会，将他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这个“议程”完成后，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再下令解散把他变成正式总统的国会。解散国会后，袁氏又修改约法，使他成为终身大总统。修改后的新约法，原有国务院、内阁总理也取消，总统的手下只有国务卿了。

这一切活动，都是袁的预谋，他在向“新式皇帝”逐步推进。譬如说，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强调下属尊徐为“相国”。徐“相国”也不负袁望，将官名改称，什么卿、大夫、士等，向前清官制尽量靠拢，以显示与民国官名的区别。

这就说明，袁氏准备当皇帝了，一切皆在准备进程中。

1915年8月下旬，以杨度为首的六个人组织筹安会。宣称：“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故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标榜“为思国体问题”，电请全国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代表到京，“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在此之前，即这年的4月间，杨度写了一篇洋洋一万余言鼓吹帝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君宪救国论》。文章中将辛亥革命以来由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原因，只有君主制度方可挽救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文化程度太低，共和不可立宪，只能是君主立宪。再说共和选举总统时容易变化。得出结论是：袁世凯的专制是没有戴皇帝帽子的原因。文章写好，送袁世凯过目。袁读后高兴得不得了，将此文批转大员们传阅，又书条幅“旷代逸才”给杨度，以资鼓励。由是，“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因帮助袁世凯制造称帝的舆论有功，被袁批准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有趣的是，除了由杨度发起舆论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请愿团”应运而生。什么请愿团呢?就是请袁世凯当皇帝，以遂民“愿”。

请愿团的招牌大到“各省公民请愿团”，次到“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不知这些人为何热衷于请出皇帝来管自己?是否有切身关系?此次国体请愿，遍于全国。一会儿说国人愚钝，文化偏低，不懂民主共和，一会儿又有这么多国人来请愿，关心国体了?

原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所书请愿书，无一不是袁出点子，手下人出钱雇人“办”成的，用以欺骗民众而已。此外，还有资料记载，当日北京还出现过“妓女请愿团”，岂不更怪?其原因也很简单：八大胡同内卖笑女与军政界“风雅之士”有往来，妓女们从其口中得知，组成一个请愿团，奉交一份请愿书，表示拥袁为帝者，可得一笔酬金。原来，卖笑女为赚一笔酬金，便别出心裁地打出了“妓女请愿团”的招牌。

由此可知，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什么手段也使得出来。

更奇怪的是，各省也一致推戴袁世凯当新式皇帝。1915年12月11日上午9点，各“国民代表”1993人，全票赞成君主立宪，无一张弃权或反对票。袁真会“作秀”，居然“顺乎”民心天意当上了皇帝。然而，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他导演的这场戏有其密电为证。政事堂10月12日发出密电：“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又有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况随时详报。”

看，这两份电报恰好说明，谁推戴完全是假，由袁直接指挥“推戴”是真。还有许多电报内容大致相似，是督促下面发动、组织推戴活动的。密电公开，真相大白，推戴完全是袁世凯窃国的卑鄙伎俩，哪来半点民意!

从总统过渡到新式皇帝，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接受百官们肉麻的山呼万岁。所不同者，袁此时尚未着莽袍、扣玉带，而是穿元帅服，独据上方，让群官仰视、鞠躬。自己当了皇帝，不忘哥儿们，特封公、侯、伯、子、男爵128人，封孔圣人后代孔令贻袭衍圣公；后宫中将太监改用女官(又是一个“新”，免了阉割一批男人)，太和殿改为录运殿，意即奉天承运，他才是真龙天子!下面的人建议，当皇帝不可以总是穿元帅服，还是要名符其实着紫龙袍。一件龙袍竟耗资80万元!还用12万元制玉玺；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册封皇后嫔妃，立皇储定继位人，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洪宪皇帝登基干活。

当时有民谣为证，流传极广：“纠纠辫，打红线，开茶馆，卖汤圆。汤圆蚀了本，回家打连滚。”

纠纠辫，指出时代背景。清廷强制男蓄辫女裹脚，孙中山则提倡人身文明，男剪纠纠辫，女放小小脚。打红线，谐音，打倒洪宪皇帝。开茶馆、卖汤圆，反映了历史真实情况：茶馆是公众场所，茶馆老板怕顾客议论国事获罪，改茶馆卖元宵，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犯讳，袁政权下令将沿袭称谓的元宵改称汤圆。汤圆蚀了本，回家打连滚：讽喻窃国大盗袁世凯，终归因其倒行逆施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北京还有句谚语：癞蛤蟆过不了端午节。作家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记载了一则传说：袁习惯午睡，午睡后必吃一盏浓茶，由书童奉进。一天书童送茶时间提早，竟看到龙床上蹲着一只癞蛤蟆，吓得失手跌碎了茶盏……当时的北京人相信袁世凯是癞蛤蟆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