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长安中心写字楼:1864年 … 1897年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1902 … 1949年

1864年 …1897年1898年1899年1900年1901年 1902 … 1949年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64年
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1865年
满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没希望
1866年
斌椿出洋：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1867年
举国热议：学西方算术会不会亡国
1868年
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1869年
朝廷死要面子 神马都是浮云
1870年
天津教案：民意的可用可欺与可杀
1871年
晚清教案民众的理性与非理性
1864年
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1865年
满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没希望
1866年
斌椿出洋：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1867年
举国热议：学西方算术会不会亡国
1868年
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1869年
朝廷死要面子 神马都是浮云
1870年
天津教案：民意的可用可欺与可杀
1871年
晚清教案民众的理性与非理性
向右

云南高等学堂印制的奏定学堂章程与1906年光绪丙午年由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的钦定学堂章程（点击可看大图）。

张謇。清末教育体制改革启动之后，各地建立的近代小、中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增大。1903年，商务印书馆根据蔡元培的提案，开始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不几年，“俨然教科书托拉斯，无有能与竞争者”；1906—1907年，张謇挂名的中国图书公司也加入教科书之编纂行列，以出版高小史地书籍而闻名；1906年，清廷学部也设立图书局，于1907年先后出版了初等小学国语、修身等三种教科书，但因声誉不佳，最后学部不得不放弃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

陶成章。1902至1904年间，陶成章刊行《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著作开篇即说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陶氏强调书写中国历史，对于汉族祖先“创拓之丰功”，不能不“颂言”；对于汉族“中世近世见陵于异族、见迫于异族之奇祸惨况”，不能不“质言”；对于最近数十年间，列强入侵，攘夺汉族土地，“我同胞行且为饿殍，我祖先行且为馁鬼”的危急处境，不能不“言之详而言之长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一长篇累牍的“点将录”，自黄帝而下数十名历史名人，尽数纳入“民族英雄”之谱系。

柳亚子。1900年代，柳亚子高举种族之义，以激烈排满著称于世，曾有如此激烈之言辞：“吾闻近世爱国者之言曰：‘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是亦民族主义之代也。彼其示目呻吟于异族之下，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较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其伤心惨目之情状，殆尤有甚焉！”柳氏这般以种族主义为民族主义之寄托，在190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极为普遍。

刘师培。刘氏的民族主义在1900年代亦与种族主义相混——“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刘氏后易名“光汉”，撰写《攘书》，直指宋明之亡，中国无正统者或近百年、或达二百余年，“其所谓史者，乃胡史，而非华史”，并率先标举“黄帝纪年”，主张以黄帝诞生为始，改订中国历史纪年之法。

学者黄节。黄氏乃“史界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因痛感“夷夏羼杂，而惧史亡”，黄氏曾杂取官书正史，读之手之，复“访及野乘，驰心域外”，发愤作《黄史》，“条别宗法，统于黄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黄”，乃以“黄帝”为汉人之共同祖先之意。

宋教仁。“史界革命”中，宋教仁曾说道：“历史者，叙民族之进化导后来之发达者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1905年间，宋氏曾一度发愿“釆辑自黄帝以迄有明，上下五千年间，吾汉族之所以对待外族，而最得优势”之事迹，纂为《汉族侵略史》一书，希望以此激励汉人之“民族主义自豪感”。
年度事件：史界革命
为在列强面前塑造“开明”形象，以求免除慈禧政府被推翻的命运，1901年清廷颁布了变法上谕。承上谕旨意，1902年，清廷启动了教育领域的近代化改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历史教育改革走在教育近代化改革的最前端，掀起了一场“史界革命”——在这场历史教育近代化改革的过程中，最值得后世深思的是：官方与民间呈现出了巨大的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官方：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宣扬“本朝列圣德政”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史称“壬寅学制”。按照主流史学的定义——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制，“意味着中国实行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始。”
次年，清廷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按主流史学的定义，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一场教育近代化改革，由此正式启动。
●总章程：“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是两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总章程。历史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
小学9年，每年都设有中国历史。中学5年，历史列入必修科目——第一年讲中国史，每周3钟点，第二年讲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每周2钟点；第三年讲中国本朝史及亚洲各国史，每周2钟点，第四、五年讲东西洋各国史，每周2钟点。
历史教育在整个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说得非常明白：
“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共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厘定学堂章程折》）
换言之，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知识”、“艺能”为主。
稍后，清廷成立学部，继续深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1906年，学部拿出一份《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明确阐明新教育的宗旨，并由政府颁示全国各级教育机关切实推行。此项宗旨包括二类五条：
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二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学部认为，前二条乃“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这五条十字的宗旨，仍然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
●分章程：“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使学生知晓本朝“列圣德泽之深厚”
1904年，清廷又正式颁布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分章程，对修身、格致、历史、地理等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关于历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如此规定：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历史宜悬历代帝王统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能自记。”
此外，《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
《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
“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民间：史界革命之目的，在于打造一个“民族主义新中国”
与清廷着手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大略同步，晚清民间知识分子也掀起了一场历史启蒙教育运动。但与官方历史教育所强调的“多讲本朝仁政”不同，这场民间历史启蒙教育运动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诉求——打造一个“民族主义中国”以及运动“排满”革命。
●梁启超：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这场民间历史启蒙运动，是从质疑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历史”开始的。在一个历史文献如此发达，历史编纂传统如此悠久的国家，出现这种质疑，本就是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事情——譬如梁启超的质疑：“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所谓“兹学之盛如彼”，指的是历史文献之发达与史学编纂传统之悠久；所谓“其现象如此”，则是“国民散漫不团结”、“国家衰落不进化”。
梁氏的质疑包含了三层意思：1、史学是国民爱国心的源泉，是欧洲民族主义国家强盛进步的极重要的动力；2、任何国家只要有真正地史学，即可实现国民团结，国家进步；3、为什么素以史学发达著称的中国，国民却如此蒙昧、国家却如此衰弱呢？
梁氏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数千年来，从没有真正的“历史”。按梁氏的描述，中国之旧史：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英雄的舞台，舍英雄之外再无历史；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变成了一项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的无聊工作；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汗牛充栋的史书，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史学非但不能开启民智，反成“耗民智之具”。
这种中国“无史”的论断，有其特殊的思想背景，即“民族主义救中国”。梁启超曾说过：“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数十年外患丛生与数十年学习西方，终于让晚清知识分子了解到：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中国必须向“民族主义中国”转型。正如《浙江潮》杂志1903年一篇文章所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余一《民族主义论》）
而要打造一个“民族主义新中国”，其当务之急就是改造史学，给国民灌输新的历史教育——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改造史学：要为国民写史，写大众之史
梁启超1902年以一篇《新史学》掀起了晚清“史界革命”的序幕。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史学？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有助于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是个本质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历史”的定义：什么样的记录和描述，才算真正的“历史”？
梁启超的回答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碟；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也是在1902年的夏天，章太炎致信梁启超，提到了自己编写《中国通史》的打算，章氏说：“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上海的《新世界学报》1902年刊发了学者陈黻宸、马叙伦等人的多篇文章，既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亦谈及打造新史学应从何处着手——这些文章说：西方史籍，对民事的记载非常详细。西方史书“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而中国的旧史书，自班固、范晔以下，不过是一家一氏之谱牒而已（马叙伦《史学总论》）。如何改革史学？“史者，民之史也”，历史应以人民为主体，反映人民生活的经历。
学者邓实也在1902年撰文，批判中国三千年来竟无一卷契合“历史真精神”的历史著作，“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所以，中国旧史仅可称作帝王之历史，“舍帝王以外，无日月；舍帝王以外，无风云。其所传威名彪炳之将帅，则攀附帝王者也；其所纪功烈懿铄之元勋，则奔走帝王者也；其所谓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则帝王下走之舆台也、帝王弭笔之文士也。”邓实喟叹：“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真正的“历史”该记载什么？邓实说：“舍人群不能成历史”，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民史”，应该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应该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人群之事功”。因为这些“英雄”，这些“事功”，背后所系，是民众的群体利益，而非君主的个人私利。
实践“改造史学”者更是大有人在。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姑且不论，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亦写了一本《中国历史》。在序言中，曾氏认为：历代史家只知道“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崇拜千百奇妖魔鬼，以奴隶神明贵冑之无量数美男儿；汇积累累串珠之墓志铭，而垄断国民活动荣耀的大历史”，大骂传统史学教育阻碍中国文明的进步：“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天子谱系和将帅互砍垄断了传统历史，“社会文明史”和“国民进步史”都化为乌有，曾氏激愤地说道：如此“老死不睹光天化日”的黑暗国度，“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有中国历史乎！”
曾氏对自己这本改造国人历史观的著作寄托了很高的期望：“《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
●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一大批“民族英雄”横空出世
彻底推翻旧史学的价值取向，重建适合“民族主义新中国”的新史学价值体系，显然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但救亡迫在眉睫，又容不得慢条斯理的学术改造。如此，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本堆里，哪一种历史叙述最能契合“民族主义救中国”这一救亡策，最易于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就成了梁启超、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1909年《中华新报》所刊登的一篇题为《最近精神教育刍议》的文章，可以视作对上述问题最标准的回答。这是一篇特别强调要重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长文。作者在文中说：今日中国的教育，乃是“救亡之教育，国民之教育”，其宗旨应该是“唤起共同之感情”，“唤起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心”。而如何唤起这种感情和责任心呢？文章说：人们特别是儿童的心理，都爱听“英雄之传记”，因为他的精神“足以刺百世下人之脑筋”，“英雄生平之为人，其古谊忠肝，实足引起青年界之崇拜心、效法心”，“外国之英雄，是间接的唤起青年感情者”，“本国之英雄，是直接以唤起青年感情者”。作者发出热切的呼吁，希望学界“急以英雄好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 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传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激发和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爱国精神。
这种“英雄好模范”，在梁启超、章太炎们的语境里，被称作“民族英雄”——唯阐发“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最能激发国人的“民族情感”，最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的捷径。在这方面，梁启超可谓用功最勤者。1902年前后，先后撰成张骞、班超、赵武灵王、郑和等人的小传；1904年，又采集春秋战国一直到汉初这段时间中，“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后世子孙模范者”，凡七十八人，“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编纂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作为学校的教科书。
清廷官方的历史教育宗旨，既以“忠孝”为本，自然毫无变传统中国为“民族主义新中国”的迹象；但梁启超等民间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史界革命”，不仅仅是要用“民族主义”摧毁传统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且还要直接摧毁满清政权。
1903年，湖南留日同乡会所办的《游学译编》杂志刊发了一篇讨论教育方针的文章。文章直截了当地说道：“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着，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着。”
这个所谓的“异民族”，在当年的语境里，即是当政的“满洲”。梁启超晚年虽然倡导“大民族主义”，反对排满，但在1903年前后，也同样认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与“排满革命”是一件一致的事情——“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呜呼！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诏谕所称为列祖列宗、讴歌而颂扬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而爱之？…..是中国所以终亡也夫！”
“史界革命”、“排满革命”与“民族主义新中国”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三位一体”，其直接结果，是催生出了一大批的中国古代“民族英雄”。
第一个获得“民族英雄”璀璨光环的，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903年，《湖北学生界》率先刊载《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文，极力宣扬岳飞抗御金人的“精忠报国”。作者说：凡民族国家者，其历史上必有一全族推尊之绝大人物，如俄国之有彼得大帝、法国之有拿破仑、日本之有丰臣秀吉，……以此律之中国，则必推岳飞为第一人。作者还说，近世一般人谈论民族主义，多溯源到17世纪的荷兰，殊不知中国早于荷兰四、五百年，就已经有了一位“轰轰烈烈，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至死不变，宗尚民族主义之一绝大伟人”，这一伟人就是岳飞。最后，作者认为：国人若要礼敬崇拜世界民族主义之巨人，则应该先礼敬崇拜“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的“中国数千年民族主义第一人”的岳飞。尤其是在这种“茫茫黄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舆图”被异种之人盘踞之际，顶礼膜拜岳飞这位“嗜杀异种如命之伟人”，更是不可须臾稍缓的当务之急。
继岳飞之后，续登“民族英雄”宝座的，是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文天祥。1903至1904年间，《新白话报》刊出一篇题为《文天祥》的传记小说。作者在小说中于反复申言文天祥所率将士，“都一个个抱着一团爱国、爱种、排外的热心”，“要拼着这几万颗头颅，恢复汉土”，并呼吁国人效法文天祥及其麾下部卒的爱种之心，投入反满革命的行列。1904年《觉民》杂志又刊载《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一文，誉之为“首竖义旗、攘斥胡虏，九死不屈、为种流血”的大豪杰。作者说：南宋之亡，非亡一姓，实亡汉种，乃国人震于杀戮之淫威，不辨华夷，甘作顺民。唯有文天祥，怀着一颗“如火如焚之爱种热心”，“挥长戈、张义旗，欲报祖宗之大仇，雄心勃勃，有杀尽胡元之概”。作者强调，文天祥所彰显的，正是“人心赖以不死、神州赖以不陆沉”的“种族魂、自由血”，今日之汉族爱国志士如能取法文天祥之伟大典型，身体力行，“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
岳飞、文天祥而下，晚明大量的反清志士也被纳入了“民族英雄”的范畴。而传诵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则莫过于史可法与郑成功二人。
1903年，《江苏》杂志刊登《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文章将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说道：“史可法者，文天祥也。文天祥之死，非为赵氏死也，为尔民族死也；史可法之死，非为朱氏死，为尔民族死也。”史可法乃是汉族“种魂”的象征：“可法一身乃与我汉种之存亡绝续相维系，有可法，汉种为有机体；无可法，汉种为登场傀儡”；史可法死后，汉族沦亡，民族志节日益卑下，不思自振，“士大夫病骨一掬，女态娉婷”，“卑汉尊满，以谄胡人”，乃至以满族之史为国史，汉族本有之光荣历史全遭扭曲，沦丧尽净。作者大声疾呼，号召国人发扬史可法“为种流血”之民族气节，恢复汉族本有的历史记忆。
郑成功成为“民族英雄”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因其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在日本的通俗戏剧与民间记忆里，往往被描述成一位扬威异域的日本英雄，日本人“虎山先生”撰有《读郑成功传》一文，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编刊物《汉声》转载，文章说：郑成功虽为日本平妓所产，“平妓虽贱，亦我神国中之一人耳”， 秉持大和民族“一点灵淑之气”，故而“雄峙如此”，倘若当年的日本政府答应郑成功的请援，出兵十万助之，则中国此时恐怕和朝鲜、琉球一般已经是日本之藩臣了。《汉声》的编辑在这篇文章的案语里说道：“亡国人不忍卒读”。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190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郑成功的描述，在数量和分量上要远远超过其他“民族英雄”。1903年，《浙江潮》分期连载署名匪石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一文。文章说，中国数千年来，国民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以至于数千年之历史，成了一部“至秽、至恶之历史”，幸而在明末清初，中国本部尽为异族所据之时，有“民族英雄”郑成功横空出世。同年，《江苏》杂志也发表柳亚子所撰写的《郑成功传》一文。柳氏认为，中国二千余年以来，绝无“民族精神”可言，更无“民族英雄”，如果一定要说有，则“非我绝代佳人郑成功而谁属哉！”文章还说，郑成功起兵抗清，乃是“日夜谋保种保国之政策”，不能得志于江南，神州沦陷，才辟地海隅，占据台湾，以之为“汉族最后之居留地”，郑成功死后，台湾入清，“海外新中国”落入异族之手，自此以后，汉族沦胥，“沉沉睡狮，一卧不醒”，至于今日。
郑成功之后，继之扛起“民族英雄”大旗的，是洪秀全。1902年，孙中山嘱咐刘成禺搜集资料，为太平天国编史，以“发扬先烈，用昭信史”； 1904年，刘成禺编成《太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亲自撰写序文一篇，赞扬该书“扬皇汉之武功”，充分显示“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并要求“洪门诸君子”人手一编。
至此，上起岳飞，下至文天祥，一份完整的中国“民族英雄谱系”宣告完成。1906年，革命党官方刊物《民报》第五期卷首，同时刊出明太祖、洪秀全与孙中山等三人的肖像，并称之曰：“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至此，革命、排满、历史三位一体。而在官方语境里，岳飞和文天祥们乃是“忠烈名臣”的典范，是朝廷遣官致祭的对象；即便是一度给清廷带来巨大现实困扰的郑成功，一旦事过境迁，也成了宣扬“君臣之义”的正面教材——1874年，清廷在台湾建立“延平郡王祠”，赐谥郑成功“忠节”。同样的历史人物，民间与官方在历史认知上，首次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巨大鸿沟。这种鸿沟会带来什么，历史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结束语
关键词：关键词：史学 革命 排满 民族主义 梁启超
《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作者虽认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传统中国并非“民族国家”，史可法更未必有“民族主义”之意识。自然，更难以想象岳飞、郑成功们会了解“中华民族”的涵义，但“民族主义伟人”、“民族英雄”的桂冠，在1900年的中国，是非戴在他们头上的——虽然“名不符实”——因为“非民族主义不能救中国”。
于是乎，晚清官方宣扬“本朝列圣德政”的历史教育被彻底淹没在了民间“史界革命”的大潮中的同时，近代中国的救亡路径，也悄然地拐向了“民族主义”——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打出了两条民族主义洋溢的条幅：“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1935年，中共穷蹙陕北一隅，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号召而打开局面；1937年，国共两党清明共祭黄帝陵，以示民族大义、团结抗日，毛泽东所撰写的祭文如此说道：“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沦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