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昆讲礼仪:怎样解读胡锦涛的庆中共成立90周年讲话

　　主题是四个字“回顾”和“瞻望”，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性。其中，对历史功绩和经验的总结，最集中的体现在“三大历史功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党的先进性的根本点”、“党的建设科学化”等内容的阐释。最新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并做了归纳和概括;第一次把党的先进性归纳和概括为四个根本点;第一次对党的科学化建设做出了“五个必须坚持”的归纳和概括。其中，第一次把“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作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列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四个根本点之一;并把这种人才兴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隐含着党对未来发展和人才争夺的极度关注。对于未来的瞻望，重申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二十四字方针和相应的“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四个坚定不移”等内容。胡锦涛这个讲话，低调、沉稳、朴素、创新、精细、执著，最大的特点是在正面建构中体现了强有力的回应性。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

　　对于共和国建立以后到改革开放这29年如何评价?目前国内舆论界以及学界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声音。完全肯定者否定目前的市场经济取向和民生社会政治状况，认为改革改出了“新三座大山”，广大的普通民众又有重新被沦为苦难和奴役的危险;完全否定者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对过去的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的全盘否定。胡锦涛的讲话，把这段历史明确的定位为，党在90年中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二件。它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话，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29年中带领党和人民为开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付出的沉痛代价和牺牲。这种积极正面客观地评价，充分体现和尊重了那些曾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立和建设艰苦奋斗一生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历史功绩，也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有识之士，对历史实际的尊重、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和为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深谋远虑。

　　为中国模式讨论画上一个句号

　　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举世瞩目的。那么这种经济成就是由于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具有并形成资本增值的土地、劳动力、税优政策等形成的“洼地效应”，抓住了世界产业资本转移的机遇带来的，还是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形成的综合制度效应造就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政界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也间接地回应了中国快速发展是否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的争论。“机遇论”的解释源于资本的本性和普世规律，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经济的要素优势与世界接轨的必然产物;“制度论”的解释源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认为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综合制度效应优势才形成世界产业资本汇集的“洼地效应”，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在政治领域，不然就无法解释世界上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没有造就中国的经济奇迹。这次胡锦涛提出并阐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相关内涵，实际上间接地回应了中国发展奇迹是否形成了“中国模式”问题。没有一种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可以想象会形成长达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怎么可以想象在全面冲击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根基的“金融大危机”中，中国仍能稳如泰山，不仅能够保持自身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还能为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注入信心和活力、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括和提出，实质上为中国模式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国不仅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制度体系，并且这种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了可以长期发生规范、激励和保障效应的制度机制。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系统稳定的制度体系和框架就是模式。

　　改革不能做成一锅夹生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框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发展需要破解的主题，归根到底始终是共产党能不能成功领导搞成市场经济这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探索创新实践，以我的判断和观察，到目前为止尚有“五个很不够”：一是对市场经济的适用主体和组织结构形态认识得还很不够。在市场化机制下，究竟还能不能长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搞公有制经济有没有可持续的动力、效率和前途?二是对搞市场经济能否破解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问题认识得还很不够。以民营经济、社会自由和市场化驱动的地方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资源占有、分配、交换等方面的不公是必然趋势。能不能即利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资本活性发展经济，同时又能够破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不公，住房、就医等民生和公共事业领域的市场和单位垄断造成的交换不公，各地区之间因资源、区位和领导力等因素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各单位因行业性质和收入不等形成的收入差别等等，实现中央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认识得还很不够。搞了市场经济以后，我国虽然在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方面也根据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做了必要的调整和改进，但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党的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贯彻执行有相当大的困难，党对新型社会组织和结构的领导以及社会化建设方面推进缓慢，政府的机构和职能定位以及法制化还不完全适应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求和民生需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拓展群众决策参与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方面还没有实现法制化，反映和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对话、协商和有效解决问题的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全面建立等等。四是对如何防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认识得还很不够。中国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和信仰理念，使市场经济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和奉行的交换法则，很容易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生活并与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等政治体制的弊端相结合，放大社会经济人效应。我国仅仅搞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社会道德和官场伦理滑坡得如此之快，钱权崇拜泛滥盛行，就很突出的体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济理念和市场规则主导社会化，必然形成政治和伦理生活的商业化，这与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冲突。五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发展规律和运作机制认识得还很不够。市场经济不单纯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和供求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着一整套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性质差异较大，关涉国计民生的产业和大企业实行国有以及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作用的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度，政府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工具在市场培育和资源优化配置中往往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基础和运作规律包括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否能够颠覆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一般价值理念和关系，对这些问题无论理论和实践都没有给出清晰地答案。

　　这“五个很不够”，意味着对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我们仍处于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阶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未来走向和可能发生的必然结局也尚处于不断积累经验和深化认识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件事情，不仅不是已经大功告成了，而且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尚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任务还相当繁重。“五个很不够”，能不能通过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得到解决，实质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框架能否实现长期稳定和不断走向完善。这“五个很不够”如果解决的不好，就不能说我们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这件事情已经成功了。那种认为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框架已经确立，我们的改革也仅仅是在一些具体的制度环节上修修补补，这样的认识以及实践，很可能使我国的改革事业做成一锅夹生饭。

　　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

　　什么是当代中国发展主题?是不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需要在工作重心和发展策略做全面调整的阶段?如有的学者提出的进入到“社会政治建设”或者“国家制度建设”新时期?这一有关中国发展方向和工作重心的思考和讨论，目前不仅在学界争论激烈，我国各地的实践也给出了不同发展趋向的选择。我的基本判断是：尽管我国一些地方其经济发达和富裕程度与西方社会在数值上和感观上已看不到什么明显的差异，但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和满足13 亿大众的需要出发，我国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发展中阶段。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主题和客观需要也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是中国科学发展中的最大政治这一判断也没有过时。对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大国搞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还远远不够。实际上，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各种权利保障和法治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任务会更加繁重。执政党对市场经济的领导和政府对市场经济建设的注意力和关注度丝毫也不应放松。这次胡锦涛在他的讲话中，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对于未来发展，总书记提出“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四个“坚定不移”，表明了中央对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的鲜明立场，在目前认识分歧较大和舆论论争的背景下，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所确立的方法论哲学是四位一体、统筹兼顾，绝不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单打一，也不是开始重视民生导向和建设就可以忽视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先进文化的教育和传导，而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探索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探索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其中蕴含着市场化、民主化、公平化、科学化、生态化等相互作用的发展智慧和机理。综合运用这些发展智慧和机理，就能够形成综合的制度效应，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竞争力，形成“洼地效应”，产生人们意想不到的发展奇迹。胡锦涛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核心和引领是“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之路”，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和方法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才能在目前的发展成就基础上再上一个更大的台阶。

　　科学化是党的执政建设的首要任务

　　什么是党的建设最应优先考虑的目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相对应的就是党的执政建设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显然，科学化排在党的执政建设第一位。但是，什么是党的科学执政?这个问题虽然在党的文件中有相应的原则性表述，但把握起来尤其是具体操作不是很清楚。并且目前，对于党的执政民主化和法制化呼声很高，相应的理论阐释和对策主张也相对丰富。这都凸显了对党的执政科学化理论阐释的迫切需求。

　　总结我们党科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时代最主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保持我们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最显著标志。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和总结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规律?除了我们必须坚持的党的优良传统外，还有哪些是决定执政党兴衰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才”问题、“腐败”问题、“制度”问题。一个执政党能不能“任人唯贤、广纳人才”、把最优秀的先进分子尤其是青年才俊吸收入党并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施展才华，是决定一个执政党能否实现可持续执政和长治久安的关键。而预防和遏制权力腐败和乱用，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的又一个最为严峻的考验。过去对腐败问题经常用“生死存亡”表述，体现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权力腐败，党性不容、国法不容、人民不容。党的执政和政府的公信力不仅与执政能力有关，更与廉洁公正有关。贪赃枉法、偏私不公的执政、执法、司法，绝不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信任。而制度建设是我们党吸取“十年动乱”带来的沉痛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建设，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制度建设。只有把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才能使这些经验和做法成为可持久坚持并在完善中不断发生效用制度机制。

　　党的执政科学化的经验阐释和优先强调，并不意味着党的执政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是可有可无、可容可缓的事情。党的执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不仅是党的执政信仰的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更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落实。以民主的方式执政和以法治的方式执政，不仅是市场经济建设对党的执政理念和能力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已经被我国各地实践反复证明的党实现有效执政的最佳方式。民主的执政不仅在理念上体现为人民执政和依靠人民执政，实际上还具体体现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能否自觉并熟练运用现行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并把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组织动员起来，在科学发展和维护稳定、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权和民主权方面，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些组织和人民参与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做到人民的事情人民办，人民的事情靠人民。法治的执政就是把党的执政行为纳入到法治规范和监督的制度框架内，不仅使党的执政行为在宪法和法治的范围内活动，更要使党的执政行为自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监督”，把党的执政行为实实在在的纳入到法治规范的制约和监督之下，实现党的执政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