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柑糖:蒲鲁东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2:03:00
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1809～1865）
Proudhon，Pierre-Joseph
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
1846年发表《贫困的哲学》，企图以政治经济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年革命发生以后，开始从事实际的社会改革活动，曾任《人民代表》报和《人民之声》报主编，被选为国民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因著文反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捕入狱，被判3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在狱中写成《一个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2年获释，1858年在《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一书中激烈抨击天主教会，在再次被捕威胁下流亡比利时 。1862年遇赦返国，继续宣扬无政府改良主义思想。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认为它们维护剥削，扼杀自由。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他的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合成一体，提出一个所谓“互助主义”的救世良方。主张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通过订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彼此“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这种空想的互助主义方案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基础之上，其目的是形成生产者之间“永恒的公平”，防止他们遭受破产的厄运，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
蒲鲁东的学说和政治活动对巴黎公社前的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
蒲鲁东主义
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法国，50—60年代广泛流行于西欧国家并颇具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因其创始人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在他的《什么是财产？》、《贫困的哲学》、《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和《19世纪革命的总观点》等著 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蒲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为了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黎公社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基本消除。
蒲鲁东在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的同时，还主张建立一种契约制度代替政府。他认为，凡是一切都处于相互契约关系中的地方，根本部需要警察执行一切监督、保护的职务，人们也不再需要国家和政府干预他们的事务。他说：“一切通过契约进行。我同自己的邻居达成某项协议——我的意志就表现在契约里。同样，我可以同自己公社的一切居民签订契约。同样，我的公社就可以同任何其它公社签订契约。我深信，以这种方式在一切地方制定的和反映千百万不同意志的法律，将永远只是我的法律” 。蒲鲁东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主张，是从施蒂纳那里承袭来的。马克思指出：“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 。蒲鲁东虽然吸取了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词藻，到处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泰然自若地忍受了法国当权的统治。这表明其个人生活与其思想之间的巨大落差，是其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集中表证。
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又是一个反权威主义者。他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进而反对一切权威即任何形式的“统治和顺从”。他在《19世纪革命的观念》这部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中极力鼓吹反权威主义思想，认为政府、司法、教会、土地、金钱统统不要成为权威；只要不要权威，才能“使个人利益与人类利益、集体至上与个人至上达到空前的一致，……不要权威！就是让自由契约代替专制的法律，让自愿的协商代替铁面无情和至高无上的司法；让理性的伦理代替启示的伦理；让力量均衡代替权力均衡；让经济统一代替政治集权” 。总之，他幻想建立一个“没有权威的社会”。为此，蒲鲁东主张由各地居民组成“自治集团”，并由这些“自治集团”结成“自由联邦”。他认为这种“自由联邦”是绝对自由的。
蒲鲁东在他的1840年《什么是财产？》、1846《贫困的哲学》、《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和《19世纪革命的总观点》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改良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主张
蒲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
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为了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
巴黎公社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
无政府主义
蒲鲁东在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的同时，还主张建立一种契约制度代替政府。他认为，凡是一切都处于相互契约关系中的地方，根本部需要警察执行一切监督、保护的职务，人们也不再需要国家和政府干预他们的事务。他说：“一切通过契约进行。我同自己的邻居达成某项协议——我的意志就表现在契约里。同样，我可以同自己公社的一切居民签订契约。同样，我的公社就可以同任何其它公社签订契约。我深信，以这种方式在一切地方制定的和反映千百万不同意志的法律，将永远只是我的法律” 。蒲鲁东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主张，是从施蒂纳那里承袭来的。马克思指出：“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 。蒲鲁东虽然吸取了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词藻，到处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泰然自若地忍受了法国当权的统治。这表明其个人生活与其思想之间的巨大落差，是其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集中表证。
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又是一个反权威主义者。他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进而反对一切权威即任何形式的“统治和顺从”。他在《19世纪革命的观念》这部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中极力鼓吹反权威主义思想，认为政府、司法、教会、土地、金钱统统不要成为权威；只要不要权威，才能“使个人利益与人类利益、集体至上与个人至上达到空前的一致，……不要权威！就是让自由契约代替专制的法律，让自愿的协商代替铁面无情和至高无上的司法；让理性的伦理代替启示的伦理；让力量均衡代替权力均衡；让经济统一代替政治集权” 。总之，他幻想建立一个“没有权威的社会”。为此，蒲鲁东主张由各地居民组成“自治集团”，并由这些“自治集团”结成“自由联邦”。他认为这种“自由联邦”是绝对自由的。
批判蒲鲁东新救世主社会主义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出身于法国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先后当过旅馆佣工和排字工人，开过小印刷所。1840年出版《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了尖锐地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地主和资本家以地租和利息等形式夺去劳动者一部分产品，这是一种盗窃行为。他说：“能够造成所有权的，既不是劳动，又不是占有，也不是法律”，“所有权就是盗窃”！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38页。他坚决要求消灭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认为“如果它存在，社会就将自趋消亡”。同上书，第8页。由于这部著作“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马克思：《论蒲鲁东》（
1846年，蒲鲁东出版《贫困的哲学》，试图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由于他完全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因而不仅不能科学地了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反而歪曲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在《贫困的哲学》和其他论著中，蒲鲁东宣扬了许多错误理论：
第一，反对工业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蒲鲁东认为，“公平”是各社会衡量一切事物的共同标准，是“各社会中统治的、有机的、最高主权的、支配着其它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摧毁了小私有制，财产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就违背了“公平”的原则。为了维护“公平”原则，他反对工业革命，反对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企图使社会倒退到旧日落后的手工劳动状态。至于这样做会使社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处境，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在蒲鲁东看来，只要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并使“永恒的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蒲鲁东的信条是：只要公平得胜，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切真能实现，世界是要消亡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页。
第二，幻想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私有者。
蒲鲁东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反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把小私有制当做自己的最高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平等。前者是强者剥削弱者，后者是弱者剥削强者；前者具有压迫性和反社会性，后者则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前者通过专制主义侵犯自由意志，后者则“压制智力和感情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用相等的美好生活来酬报劳动和懒惰、才干和愚蠢，甚至邪恶和德行”。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273页。他幻想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在那个社会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用来供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这样，“大人和小人、智者和蠢者、富人和穷人就可以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友谊中团结起来。”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第298页。其实，这种社会制度不过是被理想化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蒲鲁东的目的无非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页。
第三，企图通过“无息贷款”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蒲鲁东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他把货币看做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根源，把借贷关系看做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剥削形式，把利息看做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剥削收入。他认为，由于存在货币，便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所有者贷款给借债的人，通过收取利息对他进行剥削。借债的人如果是资本家，就会把利息和工资加在一起，形成商品的价值，所以劳动者要买回他自己生产的东西，乃是不可能的。自食其力这样一个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一个矛盾。从这种错误理论出发，他主张用无息贷款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按照他的设想，劳动者集资成立的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帮助他们开设小作坊，成为小业主；人民银行还用劳动证券收购劳动者的产品，劳动者用这种证券可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实现“永恒的公平”。但这是荒谬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蒲鲁东“想把生息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马克思：《论蒲鲁东》（
第四，对无产阶级革命采取敌视态度。
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蒲鲁东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却坚决反对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资本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改良。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为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据我看来，用温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他主张革命应该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为了胜利不应该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在这里，他表现出与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对立的态度。
第五，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
蒲鲁东不仅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他说，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因为工资就是粮食等等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消费需求的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因此，他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工人们决不是依靠类似的收入就可以致富，更不会借此获得那比财富更宝贵万倍的东西：自由。工人们受到几家处理事情轻率的报纸的支持，要求提高工资，其实这样做法为垄断企业服务的成分要比为他们自己真正的利益服务的成分来得更多。”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23页。
蒲鲁东还反对工人组织工会，用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他认为，工人们没有结社权。如果工人组织工会进行罢工，这就违背了社会道德准则。他说：“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4页。蒲鲁东的观点，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对于正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起着涣散的作用。
由此可见，蒲鲁东所宣扬的东西“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尝试”恩格斯：《致马克思》（
从19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马克思就进行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派别在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发生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十年。
当马克思1843—1845年在巴黎居住期间，曾经与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马克思帮助他学习黑格尔哲学。那时蒲鲁东刚刚发表了几部著作，获得了一些赞扬。他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恩格斯：《蒲鲁东》（1848年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马克思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常常是整夜的争论，希望他能够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1846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年5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以法国社会主义代表的身份与布鲁塞尔委员会保持联系，讨论理论问题，交流工人运动进展情况。蒲鲁东拒绝这个建议。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显表示自己反对采取革命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不久，蒲鲁东在巴黎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2卷。1846年9月，恩格斯把蒲鲁东这本著作的内容写信告诉马克思，并且指出，蒲鲁东关于改造社会的“宏伟计划”，“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恩格斯：《致马克思》（
《反克利盖的通告》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于1845年秋天离开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欧洲到美国，以德国共产主义者代表的身份大肆活动。1846年1月，克利盖在美国发行《人民论坛报》，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仅在该报第13号中，他就宣扬了35种爱的表现，鼓吹在“大地上建设起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使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垮台而让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他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仅仅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与此同时，克利盖还与“青年美国”进行联系，成立社会改革协会，主张废除地租，实行小土地私有制。他把“美国民族改良派”这个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他看来，只要废除地租，分给每个公民一小块“不可让渡”的耕地，“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共产主义就会到来。同上书，第11页。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著名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同上书，第3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克利盖不去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而大谈其“爱”和“克制”，把爱的理论捧到最高点，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点更高了。但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爱，只有具体的爱，实现共产主义决不是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无产阶级不应附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克利盖不去研究运动的内容，竟然用一些流行的社会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它的改良性质，把这个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说成是“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 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公告》（
克利盖美化小私有制的幻想，也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他们指出：以后只要把每一个人都变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私有者，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人类就将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纯粹的幻想。在私有制条件下，小生产者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企图用一道法令来禁止财产集中和工业发展，维护土地私有制，是根本办不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揭穿了克利盖改良方案的阶级实质，指出主张使每个公民都成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这决不是共产主义工人的愿望，而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师傅和农民”的愿望。但是，“这种梦想就像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上书，第12页。
像魏特林一样，克利盖还力图把共产主义与宗教结合起来。他关于爱的高谈阔论和对利己主义的攻击，完全浸透了宗教的思想。虽然克利盖在欧洲经常冒充无神论者，但他到美洲之后，却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在他的报纸上，经常充满了什么“共产主义者最隐秘的宗教”、“神圣的渴望”、“舍己为人的决心”、“急速传播的福音”、“永恒救世”等胡言乱语，说什么共产主义斗争的目的是“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共产主义涂上宗教的色彩，这是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共产主义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行动，但克利盖的新宗教却宣扬“自卑自贱”；共产主义要求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但克利盖从宗教观点出发，使一切实际问题都变成“全人类”、“人道”、“人类”等虚幻的语句；共产主义要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而克利盖的新宗教却说共产主义不是“破坏”，而是要实现现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资产者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幻想；共产主义要与一切旧观念旧传统决裂，而克利盖的新宗教却要求建立一种永恒的、无处不在的共性精神。“由此可见，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反克利盖的公告》（184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页。
马克思、恩格斯把《反克利盖的通告》印成许多单行本，分发给与布鲁塞尔委员会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也寄一份给克利盖，责成他必须在自己的报纸上全文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对于揭露克利盖在美国活动的实质，粉碎他所宣扬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起了决定的作用。
克利盖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以后，并没有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他在被迫发表《通告》的同时，又发表了几篇冗长的文章，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企图以此抵消《通告》的影响。
为了彻底驳斥克利盖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对他作进一步的批判。1846年10月，恩格斯在巴黎看到克利盖的答辩文章后，立即写信对马克思说：“这样的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我……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恩格斯：《致马克思》（
《反克利盖的通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克利盖所宣传的“爱”的说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报纸被迫停止出版；他在拥护者中的威信也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