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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粉“手雷”郭美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实习生 夏倩 2011-07-07 10:21:19 来源:南方周末

她在微博里说：“邪永远不能胜正，You know？别再绞尽脑汁做荒唐事，这样只会让你变得很可耻，不属于你的你绑都绑不走！”

不知道郭美美所说的“绑都绑不走”的是什么，但至少目前，她和一个最敏感的机构捆绑在了一起。

从捷达到MINI再到玛莎拉蒂，三辆车构成了郭氏母女经济状况逐步进化的年轮。 （郭美美博客相册/图）

“爱我就包容我的任性”

她不掩饰自己的任性，她的微博签名档是 “爱我就包容我的任性”。被指炫富，她说，“我们也是纳税人，挣自己该挣的花自己该花的碍着你们了吗？”

“现在社会是变态了吗？”2011年5月5日下午，郭美美在微博里指责围殴一个女生的一群中学生，这在她的“炫富”微博里并不多见。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一个预言：一个半月后，郭美美自己也走到了当初被同情的角落，周围充满攻击性的人群，矛头指向她以及她所牵连出的中国红十字总会。

《纽约时报》说，这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像一枚手雷落在中国的慈善事业”。“手雷”是6月22日晚间爆炸的。有网友披露，经新浪微博认证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郭美美，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一时之间，中国红十字会的红色徽标，成为了舆论攻击的靶心。人们从郭美美的微博中，寻找钱权交易的蛛丝马迹。“郭美美开着玛莎拉蒂撞向了红十字会最痛的地方。”有网友评论说。

在随后的几天里，郭美美丧失了她的大部分隐私：加密的个人博客相册被网友破解；6月27日午夜，她乘飞机赶往北京，尚未登机，她的登机牌信息便出现在了微博上。凌晨1时30分，当郭美美穿黑色T恤、红色短裤出现在首都国际机场时，已经有数十名网友和记者在守候着她。6月底，网上流传郭美美和她的母亲要“外逃”澳大利亚，几百个电话打到了澳大利亚大使馆，要求使馆拒绝给郭母女办理签证。

郭美美现今20岁，身高163cm，体重40公斤。她养着一条名叫米罗的俄罗斯蓝猫。像大多数同龄的女生一样，她喜欢自称是米罗的妈妈。她希望自己更女人一些，“免得某人天天说我像小孩”。

她不掩饰自己的任性，她的微博签名档是“爱我就包容我的任性”。也许是因为任性，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她并未意识到被网络民意锁定后意味着什么。被指炫富，她说，“我们也是纳税人，挣自己该挣的花自己该花的碍着你们了吗？”

事发前一个星期，这个湖南女孩刚度过了自己的20岁生日。这是大多数同龄人都无法想象的奢侈生日。早在两个月前，一辆作为生日礼物的、价值250多万的玛莎拉蒂被神秘人物送给了她。两年前，她18岁的生日礼物是一款价值16万的卡地亚手表。

郭美美为人所知，是在2008年，当年她获得好乐迪全国KTV新星大赛深圳赛区的冠军。此后，她为人所知的职业是一名演员。演过些《激浪青春》、《女生宿舍那点事儿》、《美丽会说话》等一系列不温不火的电视剧，《美丽会说话》的制片人赵女士在接受东方卫视采访时说，郭美美进剧组的时候家境就比别的孩子好，她妈妈是做生意的，拍戏的时候都开着mini车，名牌包啊，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保姆都跟着。

据知情人介绍，2007年起，母亲郭登峰开始包装郭美美，并自称是女儿演艺娱乐事业的经纪人。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郭美美现在的男友——深圳富豪王军，系有妇之夫，他们是今年年初认识的。王军拥有中红博爱大股东物华公司10％的股份。

多方的信息显示，郭美美并未真正独立。母亲郭登峰帮她打理着一切。郭氏母女的财富大都寄于郭登峰名下。收入一方面来自于郭美美演艺事业；另一方面来自郭登峰炒股的获利。“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那波行情赚得不少。”有知情人透露。

从郭美美的微博里，可以察觉郭氏母女经济状况逐步变化的脉络。她的微博注册于2010年7月。从微博中流露的信息残片中可以知悉，郭的母亲郭登峰要亲自买菜，不像阔太。在北京租过房，2011年4月，甚至和房东发生纠纷，“我觉得房东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唯利是图的小人，自私自利的奸人”，扬言要在法庭解决纠纷。《南方都市报》调查显示，郭美美、郭登峰母女包括固定资产等在内的家财，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郭美美，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一时之间，成为了舆论攻击的靶心。 （冯飞/图）

“郭美美身世未明，没有心情做××”

在多方确认了郭美美和王军的关系后，7月5日，她发微博称“我觉得应该出来澄清一些事情，我也不想大家听信那些胡乱造谣的话。我男友是1986年的并非网上传言的那些人”。

“郭美美身世未明，没有心情做XX”成了目前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现在看来，郭美美的身世，继续要“未明”下去了。

“我不是红十字会会长或郭沫若先生的子孙。”从一开始，网友便推测郭美美和红十字总会某郭姓高官的血缘。但很快被双方澄清。

据户籍资料显示，郭美美未婚，户籍所在地为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长益路33号。这里是益阳市的老城区，此前该市的事业单位多聚于此。2005年前后此地拆迁，长益路已更名为“桃花仑路”。这里的老人告诉记者，郭美美在读高一时，便被母亲带到了深圳。到深圳后受教育情况不详，但其微博日志中多有病句。

郭美美原名郭美玲，昵称“洋洋”，对比2008年的照片，可以肯定郭美美并非“天生丽质”，应系美容手术塑造，但郭美美自己否认曾整过容。

知情人称，郭美美父母离异，其生父具体身份不详。郭美美的微博日志中，2011年6月14日才提了一句爸爸，也仅此一次。

郭美美的母亲郭登峰1964年7月生，曾在益阳当地的事业单位工作过。后通过湖南老乡会在北京、深圳两地谋生，做些贸易及广告之类的工作。郭氏母女被网络“人肉搜索”后，有消息称2007年到2008年间，郭登峰曾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九龙城，开过一家服装店。

47岁的郭登峰据称交际广泛，着装入时，在她名为“COCO”的博客中，可以看到其上传于2007年的147张照片，照片显得比真实年龄要年轻得多。其中一组照片显示，是拍摄于她在深圳开的服装店中。

郭氏母女名下共有三处房产，老家益阳一套，是位于赫山区长益路33号的旧宅；在北京、深圳各一套，分别位于北京朝阳区百子湾路后现代城和深圳罗湖区东乐花园。从郭美美的微博日志中可以获知，北京的房子是目前常居之所。2011年3月31日，郭美美曾带着母亲去后海玩，“她老人家难得出门溜达，看到剪纸人臭豆腐和炸米花兴奋的像个小孩儿都要尝尝。”

在北京，郭美美曾有过三辆车，分别为车牌“京NRG222”的Mini Cooper、 车牌 “ 京NMM271”的玛莎拉蒂和一辆捷达。三辆车构成了郭氏母女经济状况逐步进化的年轮。2011年3月21日，郭美美在网上发布消息，打算以29.8万元的价格，出售其名下市价约40万元的Mini Cooper。北京公安交管局的信息显示，从2009年10月31日至2010年9月29日，该车有九次违章记录，都尚未处理。

郭家平时仅租用小区的A－035号地下车位。另外两辆车停在露天车位。郭美美曾炫耀自己用过的、车牌为“粤B333SS”的兰博基尼，系男友王军所有。

6月25日，郭美美应北京警方要求返京接受调查。警方对其名下资产进行核实后发现浮夸成分太大。有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告诉《财经》杂志记者，“比如那套别墅，不是她的，她炫耀的那些名车也不全是自己的。”

郭美美曾展示过她整整一壁橱的名包。但与商业红十字会关系紧密的中红博爱法定代表翁涛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郭美美炫耀的名包皆为王军购买，除了一个是真的外，其余都是假的。

在微博开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郭美美乐此不疲的展示着她宽裕的生活，名车、名包、名马。这几乎便是让她作为一枚舆情“手雷”的引信。有评论认为，郭美美撩动了中国社会目前“仇富”的心理之弦。一个背景是：早在2010年10月份，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家，而未来三年，中国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在学历上，郭美美自称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另一说法是毕业于湖南涉外职业学院。但有记者查阅了两校历届学生，对照两校历届学生名册，均无郭美美此人。电影学院有学生在辨认其所谓的毕业照后，分析认为郭美美可能只是学校一名进修生，且进修专业未必是表演。“北电的进修班多数是一年期的，交几万块钱，一周上不了几节课的。”

或真或假的信息包裹着郭美美。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头衔的解释上。6月23日，她归罪于她的表妹，声称是表妹用她手机做了修改：“她好玩，她自己的微博也是写的什么CEO那种。”三天后她承认，是“本人杜撰出来的，无心之过”。

郭美美是矛盾着的。她有时似乎在有意“灭火”。6月25日之后，她删除了微博上有关红十字会的言论，比如在2011年5月7日发布的“每天要游泳上英文课，还要学习当红十字会总经理”。但有时她又似乎要“点火”，在多方确认了她和王军的关系后，7月5日，她发微博称“我觉得应该出来澄清一些事情，我也不想大家听信那些胡乱造谣的话。我男友是1986年的并非网上传言的那些人”。

“邪永远不能胜正，You know？”

郭美美在微博里说：“邪永远不能胜正，You know？别再绞尽脑汁做荒唐事，这样只会让你变得很可耻，不属于你的你绑都绑不走！

目前通过搜索引擎检索郭美美，可以找到一千两百万条检索结果。这已然逼近“芙蓉姐姐”等偶像级人物。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责骂、“表扬”、质疑乃至同情的声音，包裹着这个二线或三线演员。

责骂是基于一个炫富、虚荣的“女朋友”郭美美。这些声音热衷于郭美美和王军的关系。王军乃至王军妻子的各种信息，陆续被披露出来。“表扬”声则基于一个“无脑”的郭美美，认为她通过“卧底”，揭开了中国慈善业存在的问题。“商红会的劝募资格”、“红总会的审批权”等一系列问题，在郭美美之后，被媒体不断追问和讨论。

质疑声则认为郭美美城府颇深，怀疑此事是一次精心策划、利用红十字会进行的炒作行为。有媒体称，工信部将介入调查，并明确表示“怀疑背后有网络水军炒作行为”。此种观点认为，郭美美早前在微博中放出“学习当红十字会总经理”的信息，是为了在杜撰身份的同时，刻意将此身份进一步“坐实”。

同情声则基于一个“弱者郭美美”。同情者以陈丹青为代表，认为网络暴力群体而攻之，“形同文革批斗”。但反对者认为，恰是此种围观，形成了网络反腐的氛围。

但这些声音背后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是，郭美美这枚可以争论的美丽手雷，已经把慈善业存在的问题，不容置疑的摆在了公众面前。

“本人已经受到家人和朋友的严厉教育和谴责！这几天我一直在反省这个给大家造成了伤害和烦恼的愚昧无知行为，希望各位网友不要再炒作，我决定用更多的时间来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郭美美在微博里公开道歉。

而在4月27日，彼时，她刚刚拿到那辆引发争议的白色玛莎拉蒂，她在微博里说：“邪永远不能胜正，You know？别再绞尽脑汁做荒唐事，这样只会让你变得很可耻，不属于你的你绑都绑不走！”

不知道郭美美所说的“绑都绑不走”的是什么。但至少目前，她和一个最敏感的机构捆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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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背后的商业世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禹丁 陈新焱 实习生 祝杨 房姗姗 发自北京、广州 2011-07-07 11:48:49 来源:南方周末

王鼎、中红博爱、心动中基等公司的浮出水面，为公众勾勒出红十字会的另一副商业化面孔。这些依附于红十字会的公司运营手法如出一辙——利用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招牌，获取自己的广告收益。

中红博爱、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多方关系图。 （CFP/图）

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

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

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盈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谋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但王鼎公司创始人王树民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丘振良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心动传媒：公益＋广告＋避税

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赢方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

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m），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赢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赢方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赢方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

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

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

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的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

而张赢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心动中基的广告刊例显示，其单台募捐箱的广告发布价为 3000元／月。公司官网称，它一度与中移动、联想集团、百事七喜、宝矿力水特、美国强生等大公司达成广告合作关系，产品遍布京城高校、超市及酒店等。

不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该公司业务受到广告行业不景气的打击，风险投资撤离，公司大幅裁员、搬迁办公地址，并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08年的一份民事判决书表明，心动中基因拖欠北京新利同创电子设备公司募捐箱货款52.7万元而被告上法庭，并败诉。

工商资料显示，5年来心动中基连年亏损或勉强盈利。张赢方称，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为该项目投入了近千万的资金，资金收入甚少，入不敷出，目前公司的基本运营费用是由股东个人出资维持。

一通明堂：非公募基金的执行者

与红十字会传播基金副秘书长张赢方及心动中基一起被网友“爆料”出来的，还有红会传播基金秘书长韦莹及其任法定代表人和发起股东的一通明堂（北京）文化传媒公司。

资料显示，红会传播基金和一通明堂都成立于2009年，一通明堂为前者的执行单位，注册资本1000万元，韦莹出资690万元。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张赢方和韦莹既不是红十字会的正式工作人员，也不是红十字会的聘用人员。因此二人并不属于公务员经商情形。韦莹是一通明堂的董事长，2009年她倡导发起“中国红十字传播基金”，并担任该基金管委会的副主任。

7月4日，韦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本人早年在瑞典从事公益传媒事业多年，“不是生意人”，红十字传播基金实际是2009年由她本人捐资200万元发起成立的，成立时获得香港影星甄子丹的100万元捐赠，因捐赠额超过200万元，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到场向她颁发人道主义勋章。此为网上二人合影照片的来历。

而一通明堂则是韦莹与其前男友合办的一家公司，由她出任法定代表人。由于传播基金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单设账号，在一些日常事务（比如租场地办活动等）中又无法使用红十字会的公章，所以该基金曾以一通明堂作为日常事务的执行单位。韦莹称，一通明堂的业务——贵金属产品研发与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联。

与男友分手后，她实际上早已离开一通明堂公司，公司股份也早已转让给他人，并在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的5月份，委托工商注册代办公司去办理更换法定代表人的手续，目前由于手续不齐仍在办理过程中。她表示传播基金已经彻底脱离该公司，自己也已很久未去该公司上班，而专心打理传播基金事务。离开一通明堂后，她自己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爱凤栖”，专门服务于传播基金，目前已经通过工商部门审核。

韦莹表示，红十字传播基金采用专款专用的定向募捐方式，而非面向公众的公募方式，目前该基金已经募得善款约1500万元。“我们和王鼎、中红博爱等公司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自己的账号，不是从老百姓那里募款，都是从自己认识的朋友那里募得，这一千多万都是我一个人找回来的，我怎么可能从中谋私利呢？”她说。

韦莹称，心动中基的工作由张赢方负责，自己并没有参与。

寄生商红会

在心动中基、一通明堂两家公司进入大众视野之前，围绕在红十字会直属行业分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数家关联公司，早已随着郭美美事件的爆发而被网友“人肉”出来。

北京王鼎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是最先浮出水面的一家。王鼎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10日，注册资金10万元。成立之初，王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均为王树民（笔名王鼎），王树民同时兼任商红会副会长。王鼎公司副总经理李庆一亦为商红会副秘书长。后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都有所变更，现任法定代表人为王树民的女儿王彦达。

公开资料显示，王鼎公司的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经销茅台酒。但这家公司的效益却一直不怎么样。工商年检资料显示，2008、2009年两年，其销售收入分别为11.76万元和12.7万元，且均无服务营业收入，而两年的利润则分别为－3800元与－5421元，均处于亏损状态。

就是这样一家注册资金仅为10万元的“迷你公司”，却试图做一个投资上千万的项目。

2007年9月，香港上市公司民丰控股发布公告，民丰控股与王鼎公司成立合营的民丰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正是在全国推行“红十字万站进社区活动”，根据该活动规划，将在全国初步设立2万个服务站，称为“民丰博爱小站”。此次合营的资产管理公司将成为唯一获得商红会批准的机构。

合作仅一年，2008年8月18日，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民丰控股与王鼎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终止。为继续推进该项目，王鼎公司又组建了一家公司——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

这是一家更具神秘色彩的公司。中红博爱招聘信息显示，其成立于2008年6月，将在2015年之前分期分批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社区内投资构建3万个红十字博爱服务站，总投资近30亿人民币，管理团队将超过10万人。

其在宣传资料中称，“红十字博爱服务站进社区”活动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和民政部多年来共同推行的大型公益项目，由红总会、商红会承办，中红博爱独家投资、运营和管理。

然而，在“郭美美事件”曝光后，这些网络信息大部分都被紧急删除。

实际上，与王树民、商红会关联的公司并不止于此。王树民曾于2002年成立北京中谋智国广告有限公司，并自任法定代表人。如今，他在该公司的职务已同样被其28岁的女儿王彦达代替。中谋智国还有一个分公司，办公地址一度与王鼎公司在一起，连电话都是一样的。不过，中谋智国分公司与总公司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年检营业额均为零。

中谋智国在2006年左右曾运作过一个名为《生命第一·红十字救助手册》的项目，在做广告招商时，自称“是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联合打造的社区直投媒体，每册均由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入户直投，是社区内直投效果最好的媒体”。

据公开报道，“红十字博爱服务站”的运作模式也与此类似。中红博爱通过投资硬件，同时向企业出售其车体和橱窗广告，甚至提供关联服务（如与中国人寿合作，随车提供人寿保险、家财保险、车辆保险等服务）而营利。

今年初，有资金雄厚的公司看上了“红十字博爱服务站”项目，几经倒手，最终，深圳物华投资有限公司承接了中红博爱60％的股份。据《财经》杂志报道，这家公司的老板之一、持有深圳物华10％股份的王军曾许诺郭美美出任中红博爱相关职务——这个从未正式担任任何机构职务的女孩，便迫不及待地更改了新浪微博的认证，由“演员”变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潘多拉魔盒由此打开。

（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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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禹丁 陈新焱 实习生 祝杨 房姗姗 发自北京、广州 2011-07-07 10:14:19 来源:infzm.com

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一手垄断权力，一手与商业结盟。中国红十字会创造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存在模式。 （CFP/图）

郭美美，一个20岁女孩的网络炫富之举，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舆论的旋涡。在过去一个月内，这场质疑的风暴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多家公司的勾连，逐渐演化到对红十字会这一官办慈善组织本身的反思。

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

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

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官办慈善的双重身份。为何中国红十字会的架构如此独特？它究竟应该是个官方慈善组织，还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它对权力的垄断及与商业的结盟，是否符合国际红十字会的传统和价值观？

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

“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伊斯兰教国家，因宗教原因称为“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的公益慈善组织，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创立于1864年。其起源是缘于亨利·杜南发现战争的伤员和战俘无人救援，发起了这一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 Divid Pierre Marquet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和平时期全球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一共有三大组织：沿袭红会传统的战俘人道协助使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仍活跃在局部战争地区；各自独立的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体系；以及协调各国红会、组织跨国救援的红会国际联合会。

自建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确定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是从人道精神出发，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任何时候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但必须保持独立；且该运动是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渔利。

也即是说，从创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刻意与各种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保持距离，试图“中立”、“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为表示对红十字运动这一超然属性的支持，各国红十字会虽属于民间组织，其“名誉主席”却通常由国家元首或皇室代表担任。

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使公益慈善事业成为各国红十字会行使的主要职能。中国红会概莫能外。但在中国，本应属于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却已异化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2007年数据），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

中国的公益组织分为三种，一种是基金会，又分为公募或非公募性质；一种是会员制社团；第三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红会属于第二种的人民团体，同类社团还有工会、妇联等。但红十字在行政体系的坐标中，实际却比一般事业单位更加“行政化”。因为它按政府机关行政序列定级，其正式聘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参照公务员”编制，按国家公务员的15级科层行政级别定级。比如红十字会会长享有副部级待遇，县红十字会则挂靠在卫生局下，为科级单位。

据中红会官网上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全国红会（不包括港澳台分会）共有编制人数7774人，其中专职人数为6745人。西南某县的一位红十字会副会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县红会主要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不怎么与上级红会打交道，和红十字基金会从未打过交道。每年，该县红会的活动经费大概数万元，“找每个理事单位报销一点就够了”。

而在法律形式上，红会面对社会募款又以公募基金的形式出现。既是政府又是慈善组织，“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振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十字会实际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历史上唯一保留下来的“非政府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NGO如“育婴堂”、“寡妇堂”等，都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缔了。而由于红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它被保留下来，但随后就被计划经济时期“普照之光”给行政化了。“几十年之后，这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现在要让它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王振耀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认为财政拨款不能随便交给民间组织去用，要保持对钱的控制力。”一位民间NGO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大道未开，小道就乱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

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真正有心做慈善的民间力量，则需要突破重重政策限制，到红总会去求情“拜衙门”，才能打通此道。这一制度安排被业内专家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

在其他国家，民间公益慈善的门槛远没有中国这么高。在很多国家，个人或家庭就可以发起注册一个基金会去募捐、行善。其信用完全依赖于它履行对捐款人承诺的程度。“在中国，大道未开，所以小道就乱了。”王振耀说。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这在中红会旗下红基会的逐年年报上也得到体现，其善款的投资收益连年为零；且账上的净资产总额已经由2007年的约1.5亿元，沉积至2009年的约7.7亿元。

红会掌握了大量政府资源，又垄断公益慈善牌照，给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一些商人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与红会合作，实际是看重红会背靠的大树。郭美美事件中，天略集团前员工即爆料说，天略慈善捐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政府系统搭上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基金会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个别红总会的人下到地方，“就跟发改委官员似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为规范公益慈善事业，中国引入国际上的现代基金会管理机制。1994年，中国红会直属基金——红十字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但红十字总会原有的公募资格和公募牌照资源，由于体制原因并没有被同时取消。由此，中国有了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两个具有独立公募资格的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中，也属罕见。

而且，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红十字会比红基会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其直属分会和直属基金的设立只需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审批生效，无需基金会主管机构民政部批准。

历史遗留的监管空白地带，为红会公募牌照资源的自我繁殖和滥用留下了操作空间。眼下令中国红会身陷“郭美美”漩涡之中的根源，正在于此——围绕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红会直属专项基金周边的关联公司，可以通过种种曲径通幽的创新性运作，将本应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公募资格进行商业变现。

对于此次中红会风波的成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其必然性：从公益组织管理来说，首先是对捐赠人负责，公益组织是受托于捐赠人而存在的。所以，捐赠人代表一定要进入核心层，任命信得过的管理者，监督管理层的运行。“今天中国许多公办慈善组织的最大问题，是负责人的任免与捐赠人无关。钱由捐赠人捐，任免由政府部门领导决定，组织负责人首先只对政府部门负责，而政府部门不可能了解捐赠人最内在的具体期望”。

谁来问责？

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Marquet先生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透明化运作”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的保证。这名热心的法国人动作夸张地捧起一本16开厚达578页的《201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舔着手指给记者翻看，“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我们都统计在此。”他说，“我不能把这一本送给你，因为我们要替捐款人节约成本，不过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在ICRC官网上查到。”

ICRC的活动经费来自于每年各国政府的资助，南方周末记者看到，2010年它获得了美国政府捐助的2.61783亿瑞士法郎，中国政府也捐助了59万瑞士法郎。

对捐款人透明，遵从捐款人的意志，对其负责，是现代公益慈善业的基石。“捐赠人满意不满意，这是公益慈善事业最高标准。”王振耀说。在此方面的制度安排上，中国红会显然还与国际同行有很大差距。

在中国红会现有机制中，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的告知；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对红会的另两笔资金来源（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进行审计；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对比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红会年报，可以发现中红会的披露数据和红基会已发布的年报可谓简略到极致。

由民政部主管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由于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受《基金会管理条例》制约，其信息披露比中红会规范，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每年3月份必须公布上一年的年报，时至7月，中红会仍没有披露2010年年报。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近年来，中红会系统不断被爆出“天价帐篷”、“万元午餐”等丑闻，与其内部长期不够透明、公开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红会不仅存在上述信息披露方面的不透明，其内部运作也给人打擦边球的不透明之感。比如中红会下直属的“百分之一”基金明明是非公募基金，却在其门户网站首页设有“我要捐赠”的链接。此为明显违规行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非公募基金“不得主动向不特定公众募款”。

万通基金会理事长李敬认为，中红会的不够透明，其主要原因是缺少问责的压力。“我们的公募没有形成市场，不会对公众负责，所以没有公众问责的压力存在，基本靠自律。长期如此就造成了内部问责机制的脆弱”。

相较而言，其它国家的红十字会一般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属于真正的民间组织，但也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会长由民间的理事选举产生，领取年薪。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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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NGO更应该向政府要拨款——访原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禹丁 发自北京 2011-07-07 11:52:15 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为什么只有红十字会能拿到政府财政拨款，而民间的基金会拿不到？

王振耀 （CFP/图）

王振耀：国外红十字会一般也是民间组织，不仅是红十字会，很多民间组织一半以上的钱是政府拨款。我们因为不习惯，一个是我们的民间组织不太专业，咱们的社会还在转型，以前大家认为社会的需求就是吃饱肚子，不知道吃饱肚子以后其实有大量的社会问题，大量的服务问题，需要社会组织来做。过去NGO就是不能要政府拨款，其实政府可以拨款给NGO，草根NGO更应该向政府要拨款。

政府很多事情做不了，我去美国旧金山看，大量的日常服务是政府拨款，民间组织来花。有一个韩裔美国人，入了美国籍英文说不好，NGO就请人来照料他。这种事情政府不可能派个公务员去，只有委托民间组织。做完了评估一下，或者日常监测，看能不能继续拨款。我们对这套公益慈善非常陌生。该政府做的政府不做，让慈善组织去做，不该做的它又做。比如我们的农民工，啥是农民工？就是工人嘛，不给人家办户口，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社会问题。计划经济当时也不认为这是个人问题，认为是社会问题。结果现在变成了要慈善组织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方周末：别的国家有没有公益慈善二级基金、专项基金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的制度安排？

王振耀：全世界都没有。因为人家基金会注册非常简单，像美国、欧洲的那些基金会有多小啊，一万美元，一万欧元，他们十万来个基金会，绝大部分都是一家一户，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想捐个十万八万，到税务局注册一个基金会就可以了，也不要什么主管单位。全世界的行善是非常方便的，你行善还给刁难啊？我们就设了个200万门槛，没有200万你找不到主管单位，要不你就给政府，要不你就像陈光标那样，直接发吧。这样的话，NGO很难成长的。

南方周末：中国红十字会还有公务员体系的编制，这在其他国家也如此吗？

王振耀：这也是历史原因了，原来是为了保证红会的人员稳定。假如说红会也跟草根民间组织一样，没有工资花，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吗？所以就采取了中国式的办法。然后它又要想拓展业务，保持增值，就会去弄商业系统模式，这时大家就接受不了了。我们国家整体体制安排上，本来是和现代社会差距比较大，所以红会下一步的发展，要说发展的话，我觉得应该参照国际惯例做一些实质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