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x加道德事件:斯大林模式为何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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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为何被抛弃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陆南泉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9期)

    苏联剧变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很多分析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结果。这个说法,后来很多人很快就不太认同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事物的变化有外因作用,亦有内因作用,但主要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内因的作用,所以后来就转到内部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从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党的问题以及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对外关系等多个角度对苏联剧变进行了解读。这个阶段的研究,学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开始,我国的政界和学界开始提出问题:究竟哪个因素在苏联剧变中起主导性的、根本性的作用,即深层次的因素。

    苏联剧变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下再谈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是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基本的思路是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要摆脱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有什么特征,本质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最后失败,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等,这些问题需要解答;二是中国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同时,有三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或者说非常突出,第一是腐败,第二是垄断,第三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三个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但国内有些人质疑改革,认为还是苏联的模式好。本来历史上已经搞清楚的问题,现在变得似是而非了,比如有人不承认有斯大林模式,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澄清这些争议,很有必要。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我坚持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斯大林模式在战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落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需要用集中的方式来整合它的资源,来调整经济结构,发展落后地区,但是这个过程也存在很多弊端和潜在的问题。1946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本来迎来一个很好的改革时机。当时斯大林的威信很高,国际影响很大,国内国外又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但是斯大林并不想改革,他认为这种制度是最好的,不能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发现苏联的经济、政治形势都非常糟糕。斯大林执政的30年,在政治上搞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独裁专政。经济上,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过两次,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沙皇年代的水平。虽然搞了工业化,工业上去了,但是经济结构非常畸形,市场供应非常紧张。赫鲁晓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一个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如果不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他是没有办法进行改革的。像我国在改革前批判“两个凡是”一样,没有对一些理论的重新认识,就没办法进行改革。

    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还是没有离开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框,同时由于改革中出现的盲目性、唯意志论,所以搞得很混乱。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政治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反对干部终身制、取消一些特权等,都有一定的进展。勃烈日涅夫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重新斯大林化,在这种情况下,到80年代,勃烈日涅夫下台的时候,经济形势已经非常困难。苏联农业衰落,从一个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这个时期我把它称为“走近衰亡”的历史时期。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已经非常困难了,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如何看待苏联剧变是体制问题还是个人作用

    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我们党应该遵循这一教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党的问题应该从制度层面去分析。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苏共党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环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

    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苏联历次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斯大林之后的改革都没有成功,总结其通病,我认为有三个共同性的因素:一,所有制没有改革,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是最好的,不能改革这种所有制形式,但是所有制不改革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二,改革从来不以市场经济为取向,还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进行的,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在把指令性经济的计划权交给地方还是集中在中央之间摇摆,在勃烈日涅夫的改革则是在增减指令性指标的问题上兜圈子,都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三,都没有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每个阶段的改革失败都有不一样的原因,但上述因素是共同性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人民论坛记者杜美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