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催生中国式叫骂

骂人者对同事家人可能热心善良，对陌生人却往往出口成脏。这种熟人社会的生活观，一直影响着中国人，使得公众道德的推行与公共机制的推行依然备受阻碍。叫骂之盛行，与“熟人关系观”密不可分。

    动不动就开“骂”，显然已是中国社会中一道特有的文化“风景”：虽不太雅观，但蔚然兴盛。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历经社会变革而长盛不衰，似乎与所谓的社会进步并不呈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随着互联网的发达，网络更是成为不少民众宣泄情绪的最新平台，各种古老的新鲜的骂人之语轮番上阵、层出不穷。看不惯身边的日常小事，张嘴就骂；看到自己不喜欢的某些人的行为，张嘴就骂；某项政策不符合自身的期望，张嘴就骂；对社会不公累积诸多不满，遇到一个导火索，就集中火力发泄开骂。
    “骂”只是口头宣泄，不是行动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愈来愈像危险的“火药桶”，只要稍微触碰神经，就会得到激烈的回应。开骂的理由可能不断变化，开骂的平台也可能不断更新，但就遇事开骂这一意见表达方式而言，似乎并无明显改观。如果说开骂的内容折射的是时代背景，开骂的动机反映的是个体背景，那么开骂这一行为的源远流长、遍地盛行，则不得不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着手分析。国人对这一表达方式的依恋，可能正好反映出了我们民族之文化心理中的某些恒久元素。对于这些元素，你可能习以为常，甚至十分依赖，但某些场合下，却是滋生不良习性、或曰国民劣根性的一个渊源。
    骂，更多的是情境性的，而不是人格性的：它不是某个人的稳定人格特征，几乎任何情况都能得到一致的展现；它只是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极为普遍的意见方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特定的情境”呢？诡异的是，每一个社会化良好的中国人，似乎都可以不废吹灰之力地掌握分辨什么情况下可以自由地骂，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什么情况下可以当面破口大骂，什么情况下只能背后嘀咕，或者弄个网名发发贴子解解气。比如面对领导，不论领导的要求多么无礼，敢于当面开骂的人仍然不多，但背后咒骂则未必在少数。表面的和谐，掩盖着背后的无奈：面对着强势的人物或者机构，骂不过是一个“弱者的武器”，不足以改变事实，但聊以宣泄情绪。然而问题往往在于，人们只停留于当面的或背面的骂，一逞口舌之快，而欠缺真正的耐心去寻找问题的真正根源，又或者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但欠缺变革的勇气，还可能具备了变革的勇气但欠缺相应的谋略，等等。总之，问题继续存在，开骂也就有了持久的动机，一代接一代。
    发泄不满的代偿机制可以由关系远近来解释
    又比如面对陌生人。在国内有过公交经历的朋友，就很有可能遭受过司机的各种辱骂：往往不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而只是针对拥堵的路况、不遵守交通规矩的其他车辆或行人等第三方对象。乘坐公交车的多数乘客与司机并不熟悉，但在陌生人聚集的地方，似乎是叫骂之声最为兴盛的场合。中国式的叫骂，似乎天然的具备一种表演的属性：它需要观众，只有观众的存在，才能为开骂者提供一个正式的表演场合，一个绝佳的创作舞台。叫骂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众性的。同时，这些观众最好是不固定的、陌生的，因为这样骂完之后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叫骂可能导致的风险：比如私人性的报复，或者单位的处罚，等等。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司机回家之后对待家人和朋友也永远是一幅随时蓄势而骂的场景，一个骂人的司机也有可能是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女儿心中的好爸爸。
    这种发泄不满的代偿机制，正是我们在社会公众场合骂声不绝于耳的一个重要文化心理根源。当一个人在外遭到了不公，他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另外一个发泄的出路。在欠缺平等的对话平台和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下，这种代偿机制往往体现为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代偿方向。比如一个人从上级那里受了气，他会选择自己的下级发脾气；从一个关系亲近者那里受了气，他会选择向关系较疏远者、尤其是完全没有关系者（即陌生人）发脾气。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之所以不敢向上级当面发脾气，也是因为在当事人心中，上级在他心中的相对位置较近，即“关系”较近，尽管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工具型的关系。类似的，下级的相对位置较远，即“关系”较远，所以适合用来做出气筒。
    这样，发泄不满的代偿机制也就可以由关系远近来解释：凡关系较近者，当面被骂的机率低；关系较远者，当面被骂的机率相对较高；毫无关系者最惨，不仅可能被直接开骂，还有可能要无缘无故地承受许多“不白之冤”，白受自己不该受的骂，于是只能在自己能控制的场合，另寻发泄的出口。比如乘客在公交上挨了一位不满单位待遇的司机的骂后，回家上网到自己常去的论坛开骂，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有文化心理学家称中国文化为“欠缺对待陌生人之道的文化”。此语可谓一语中的，骂文化的盛行也反映出这一现实。我们的道德、良心、修养，似乎仅仅地局限于关系亲近者，或曰“熟人”——如家人或利益共同体——这一小圈子中，而无法泛于整体的公众生活领域。社会学家费效通在解放前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曾将中国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差序格局”，认为我们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一格局至今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所不同的是以前的差序格局更多地靠血缘（亲情）与地缘（乡情）这两维度维持，而当下是日益突出利益维度而已。
    因此，贪官们尽管藏污纳垢，或许对待家人却是万般宠爱，丝毫不顾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诸多陌生人的福祉。骂人者对同事家人可能热心善良，对陌生人却往往出口成脏。这种熟人社会的生活观，一直影响着中国人，使得公众道德的推行与公共机制的推行依然备受阻碍。叫骂之盛行，与“熟人关系观”密不可分。若要彻底纠正这一现象，除了在制度层面上建立公平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外，还有赖于文化心理的蜕变，使得每一个个体，而不只是关系亲近者，都能得到基本的尊重与关怀。而这与现行的思想观念仍相去甚远，改变依然有待时日。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导；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