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x1.0张无忌:三野“空军司令”刘瑞龙

三野“空军司令”刘瑞龙
三野“空军司令”刘瑞龙从红十四军创史人之一到三野后勤部长兼政委，他没有授衔，老同志却戏称他为三野“空军司令”。
为了共和国的农业、农村工作呕心沥血，从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直至倒在农业会议上。
江泽民给刘瑞龙夫人江彤写信并抄录的三首诗词。信中说:“江彤同志：我抄录了江上青 、江树峰的三首诗词，其中表达了对刘瑞龙、顾民元同志的怀念。乍暖还寒，请予珍重。”
笔者供职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张震将军作序的《刘瑞龙诗稿》。书中在显著位置收录了江泽民写给刘瑞龙夫人江彤的一封信和抄录的三首诗词。信中说:“江彤同志:我抄录了江上青、江树峰的三首诗词，其中表达了对刘瑞龙、顾民元同志的怀念。乍暖还寒，请予珍重。”
江泽民同志抄录的江上青烈士和江树峰同志的三首诗词，其一是江上青1939年寄给江树峰的诗：
过隙光阴似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付三期战，别绪全凭一雁书。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
其二是江树峰1982年怀念江上青之词——调寄青玉案：
腾腾晓雾秋山去，竟一别难重聚。梦魂几绕蕉窗叙；街头宣讲，广场歌剧，星月何从数。碑名已勒洪湖渡，英烈江淮生死处。翠柏丹枫千万句；青阳春早，广陵梅吐，嘱我行兄路。
其三是江树峰怀念顾民元书赠刘瑞龙同志之词——调寄八声甘州：
亿通城南角，正书斋净几作诗文。想狼山登眺，啬园凭吊，天石初敦。讵料汇龙成一别，竟作浪花奔。《写读》成绝响，中道星殒。何处诗觥三百，慰精魂安憩，大地皆春。喜海天雨露，乃健继家声。望江边，粮棉新士，记当年鼓吹费艰辛。浩歌荡，泉台携手，上与兄斟。
江泽民的信和抄录的三首诗词，体现了总书记和我们党对老同志及其家属的关心。江上青、江树峰的诗词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该书出版后，众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来电来信询问——刘瑞龙是何许人也？他与江上青、江树峰有着怎样的情谊？《刘瑞龙诗稿》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笔者因参与编辑《刘瑞龙诗稿》，对其中情况略知一二，应该说，这是一本很特殊的诗稿，收录了作者一生创作的近200首诗词，有早期“在马背上哼成的”诗作，有土地革命时期用“三字经”的形式写成的布告、通告，有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激烈斗争的真实写照，也有对新中国的热情歌颂，有他的人生感悟以及对子女的勉励，充分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和广阔胸襟。可以说，《刘瑞龙诗稿》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词集，是一部给予后人以丰富教益和深刻启迪的警示录。
从红十四军创始人之一到著名的“空军司令”
——三野后勤部长兼政委
刘瑞龙1910年10月生于江苏南通。出生后70天，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生活十分窘迫。母亲白日里糊纸锭、代人刺绣，晚上挑灯纺纱线，挣钱供儿子上学。刘瑞龙小小年纪，就要用长衫的大襟包着纸锭给人送货。母亲是一个老儒生的女儿，精通文墨，她要求儿子勤奋读书，晚上她一边纺纱，一边听儿子读书。督促温习功课之余，她还讲一些弹词小说里的故事给儿子听。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使刘瑞龙自小对中国的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以后的诗词创作打下了基础。
1921年，刘瑞龙转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读书，14岁考入通州师范。此间寄宿在他表哥葛松亭家中，因为表姐夫恽子强是恽代英的胞弟，从他们那里，刘瑞龙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大革命失败后，刘瑞龙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通州师范的党支部书记，他组织顾民元、江上青等革命青年开展学生运动，并吸收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两年后，时任南通县委书记年仅19岁的刘瑞龙与李超时、何昆、张爱萍、黄火青等同志参加创建红十四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带组织工农武装。
红十四军失败后，刘瑞龙调入江苏省委，在陈云同志任书记的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及省农委书记，并在李硕勋同志任书记的军委任委员。1932年秋，因为出现了叛徒，刘瑞龙不能继续留在上海，中央让他选择去苏联学习或者到东北工作。虽然他一直向往能到当时世界的革命中心——苏联学习，但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毅然决定留在国内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四川，急需干部，他被派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央交通员崔逢云同志的护送下，他化装成商人，多次与敌人巧妙周旋，历经了千辛万苦，翻越悬崖绝壁上的栈道才到达汉中。用他的话说，真真切切体味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刘瑞龙先在红二十九军工作，不久任川陕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时，由于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关押杀害了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对于知识分子干部，更是打击迫害。刘瑞龙是“白腿子”。(知识分子)，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冒着极大的危险，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了不少同志。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四方面军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刘瑞龙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策骑攀北麓，晨雾冷阴浓。嘘气成冰滴，奋力登顶峰。政雾晴万里，红日浴絮云。万山回吟啸，举首揽太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翻越金山遇到的艰难险阻，也抒发了一个革命者勇于战胜困难，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情怀。42年后，当刘瑞龙的小孙子出世时，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叫“草地”，以此来纪念那段永世难忘的历程。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了四川北部的藏区计孜。刘瑞龙利用工作间隙，努力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并亲自参加领导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少数民族群众沟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学习藏语和口语。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总结部队开展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刘瑞龙把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做群众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归纳起来，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简明易行的工作守则，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全军的贯彻执行。刘瑞龙十分注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拜访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向他表明了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经过多次友好互谈，彼此十分融洽，格达活佛认为刘瑞龙博学多识，值得信任，对刘瑞龙宣传的我党政策极为赞赏。在紧要关头，格达活佛带领白利寺的僧俗群众，特地征集了青稞134石，豌豆72石和许多骡马、牦牛来支援红军。
1936年10月，刘瑞龙奉命参加西路军西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西路军惨遭重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在与敌军的浴血奋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瑞龙也被国民党马步芳残部关押在狱中。后经党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觉哉、王定国同志的营救，才和其他同志一起回到延安。
刘瑞龙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后，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胡乔木、冯文斌等同志一起担任领导与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抗日青年干部。1939年9月，他随刘少奇同志到河南确山竹沟镇。11月份到达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新兴集，在那里刘瑞龙担任了中共豫皖苏区区委副书记。
此时，和他一起在南通参加革命的江上青和顾民元等也在这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江上青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笔为枪，写诗撰文，创办刊物，传播革命火种。江上青两次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他创作了大量追求革命理想的诗歌，表达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理想的情怀。1938年11月，江上青成功地推动国民党六安县长盛子瑾抗日。刘少奇同志曾高度评价说：抗战初期，我党在皖东北与盛子瑾的统战，是一个成功的范例。1939年8月29日，江上青在率队谈判返回途中，遭反动武装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顾民元烈士是刘瑞龙的表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启东县政府一科长，后来当县长。1941年2月24日，顾民元被误杀。同年4月，被新四军追认为烈士。
1940年，刘瑞龙调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1941年9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后，刘瑞龙又担任了行署主任的职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根据地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地处淮北的新四军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政府发动和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壮大了抗日力量。为了保证军民的物质供给，淮北区党委健全了政府的财政机构，积极发展经济，发行边币，稳定金融，和法币、伪币作斗争。区党委还提倡实行开源节流，严格财经审计，杜绝贪污浪费，边区政府被群众誉为“最廉洁的政府”。刘瑞龙曾经说:“那时，我和彭雪枫同志一个铜板也要掰成两半花。”
在这段时间里，刘瑞龙创作了一批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诗歌，著名的有收在书中的“农民歌”、“革命三字经”，“阶级化分歌”等。这些诗歌传播苏维埃政府的公告，启发劳苦大众的革命觉悟，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本质，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造就“世界平等”的新社会。
解放战争时期，刘瑞龙历任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豫皖苏分局财经办事处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等职务，在苏中、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和进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以及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中，直接指挥和组织后勤支前工作，为前方战斗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华中《新华日报》的战地记者徐熊同志风趣地说:“刘瑞龙这位战勤司令实际上是一位‘空军司令’，他手下只有一位秘书、两位警卫员、两位副手，他当时主要参与抓了三件大事：一是进行土地改革，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有力地支援战争；二是把支前后勤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建立了支前后勤机构——北线战勤司令部和基层支前组织:三是有预见地协助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组织敌后武装，就地坚持斗争。”
1949年元月初，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前委的领导下，经过66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在战役中，就是这位“空军司令”直接组织和指挥了浩大而复杂的战勤与支前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要保证由数百万民工和民兵组成的支前队伍能够及时地把枪支弹药、后勤补给送到前线，把伤员转移到后方，必须建立一个自上而下、运转灵活的后勤指挥系统。刘瑞龙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虚心向广大干部群众请教，找到了战勤支前工作的关键所在，从而悟出了发动群众、指导工作的要诀。在淮海战役和横渡长江两大战役中，刘瑞龙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电影《车轮滚滚》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民工支前的感人情景。
元月10日，刘瑞龙随粟裕代司令员驱车来到陈官庄战场。明亮的月光下，打扫战场的汽车车灯发射出耀眼的光芒，战士们忙着搬运战利品，一群群的俘虏被押出战场，三三两两的敌伤兵正等待我军收容，四处都洋溢着胜利的欢乐与喜悦。刘瑞龙立即写下了《庆淮海战役全胜》的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激动不已的心情：徐宿萧永大战场，自古兵家决兴亡。蒋贼陈兵六十万，妄图顽抗逞强梁。主客攻守时已变，解放军威势大张。百万军民齐协力，长围猛击力如钢。贼军饥寒日交窘，我军从容气昂扬。总攻聚歼同捣蒜，贼军技穷终败亡。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1997年出版的《淮海战役支前后勤日记》中，刘瑞龙多角度、多层面、系统翔实地记录了整个淮海战役特别是渡江作战期间，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张震同志曾高度评价了这部日记，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中所总结的战时后勤工作的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从农业部
常务副部长直至倒在农业会议上
上海解放后，刘瑞龙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1953年2月，调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这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62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后，刘瑞龙经常下乡蹲点，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总结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亲自参与并组织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建设方案》(初稿)的工作。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他悉心钻研威廉士土壤学等专著，虚心向专家学习，向农民学习。刘瑞龙的诗集中，就有一首是总结老农秧田除稗经验的即兴之作。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接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他提笔批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毛主席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刘瑞龙。
据专家调查统计，当时中国大约有22亿只麻雀。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为了慎重起见，刘瑞龙特地找到动物学家钱燕文。钱燕文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和动物打交道，在他看来，麻雀是吃植物种子的，植物种子多半不是粮食，况且麻雀还吃害虫。钱燕文没有系统研究过麻雀的食性，定夺22亿只生灵的生杀大权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思忖再三，提笔在报告下边写道:“我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在那个年代里，这份没有科学家定论的报告，最终也没有改变麻雀的命运。
刘瑞龙在参考古代和近代农业著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撰写了《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遭到残酷的迫害，在狱中他用捡来的烟盒当稿纸，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一书的提纲。因此，刘瑞龙在农业界不仅是公认的有建树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基于刘瑞龙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造诣，北京农业大学曾授予他名誉教授。
在“文革”中，刘瑞龙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1月到1972年11月，他被非法关押在上海监狱。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却没有摧毁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他在《回忆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一文中写道:“五年中折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危害最大的是夏天用车轮战连续审讯的办法让我白天挨高温，夜里喂蚊子。有两年冬天到了11月份还不让家属送棉被，冻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用尽手段，可是没有结果，只好把我放出去，但在所谓‘解放’我的结论中捏造了许多不实之词……后来我在中央组织部抄件中看到‘四人帮’控制下的审委所作的错误结论时大吃一惊。经申诉才得到新审委彻底平反。”
刘瑞龙在狱中，重新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列原著，同时也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农业事业，构思并详细列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浅说》的写作提纲。没有纸，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垃圾堆里捡来破烂的烟盒纸，他用芝麻大的小字，工工整整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诗词。在《刘瑞龙诗稿》中，有十五首诗词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1972年年底，刘瑞龙出狱时，带回的衣服裤子已经十分破旧，但都补得平平整整，有一件衣服上竟然织补了240多块补丁。刘瑞龙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些补丁是如何织成的吗？”孩子们猜不出，他拿出几根用鸡翅膀骨磨成的小针，针上的小眼是他用窗纱的铁丝一点一点钻出来的。他把别人丢弃的破袜子拆出线来，再沿着布的纹理，一针一线把衣服、裤子上的破洞织补好。刘瑞龙之所以能在那种恶劣环境中仍保持衣着整洁，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粉碎“四人帮”后，刘瑞龙重获解放。他用诗欢呼“清除四害，大快人心”，颂扬“周邓度艰危，为国费苦心”，歌颂“四五运动起，十月换乾坤，千钧摧枯朽，‘三全’始复春”。刘瑞龙重新回到农业部工作，当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和六届人大常委，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作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农林口政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他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旗帜鲜明，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刘瑞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关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商品经济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问题，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亲身体会到党的改革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欣喜地赋诗“神州风光好，江海喜奔腾。四化责任重，战绩日日新”。
自1984年起，已是古稀之年的刘瑞龙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他对这两部大百科全书编纂方案、总体设计、内容规划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组织专家、解决经费困难等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历时16年，编撰人员达到6200多人，汇集了全国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包括农业经济、农业历史、生物学、农业气象等共25卷，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令人钦佩的是，作为总编委主任的刘瑞龙，不顾年迈多病，不仅为推进全书编撰作出了重大决策，而且事必亲躬，参加各种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对全书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常常对他的子女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要把中国建设好，就必须发展农业，就必须做好农民的工作。”
1988年5月，78岁高龄的刘瑞龙到广州参加全国农史学会的会议。此前，刘瑞龙的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曾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了解他病情的同志，劝他不要到外地去，但刘瑞龙坚持要去，谁也拗不过他。到广州后，刘瑞龙没有住进本已安排好的高级宾馆，坚持要和会议代表们一起住在郊区华南农学院招待所。他不顾天气炎热，坚持参加会议的全部活动，认真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还按照老习惯，认真地做笔记。会议快结束时，刘瑞龙抽出时间与从事农业专业的年轻学者们座谈，鼓励他们要献身祖国的农业事业，还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交换意见。5月24日，他亲笔修改会议的总结报告，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多钟。这种连年轻人也难以承受的工作负荷，终于引起了心脏病严重发作，由于病情危急，刘瑞龙被送到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抢救。5月25日晚上7点钟，刘瑞龙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他眷恋的大地。
克己克家——孩子眼中的严父慈父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克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文革”前，刘瑞龙在华东局农办工作时，一次去苏州视察，苏州地委的同志托司机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后发了脾气，对司机说:“怎么拿来的怎么退回去！”司机只好将百合送回了苏州。
刘瑞龙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家里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身患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转乘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医院。像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确太多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都习惯成自然，都自觉地遵守他为大家立下的规矩，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办私事。
刘瑞龙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碗里的米粒没有吃干净，他就教育他们一定要爱惜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延淮、延东当年独自在北京上高中，家里每月只给20元钱，其中包括寒暑假回上海的路费。那时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刘瑞龙总要省下钱接济生活困难的烈士亲属。刘瑞龙还将朱文英烈士的母亲姚老太太接来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尊称她“婆婆”。1961年，刘瑞龙调到华东局农办工作，婆婆也随到上海。刘瑞龙对婆婆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下班回家后，只要有时间总要陪婆婆下一会儿五子棋，让婆婆高兴高兴。“文革”中，造反派强迫婆婆揭发刘瑞龙的“问题”，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装耳聋，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20世纪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儿到上海治病，生活无着落找到了他家。刘瑞龙跟夫人商量，腾出一间房让她住，还为她提供生活费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受到冲击被关押时，她才离开。刘瑞龙说:“他们的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想想死去的战友，我们生活艰苦一点又有什么呢。”
刘瑞龙对孩子很严，却很少大声地训斥孩子。女儿延淮从小爱好十分广泛，画画、跳舞、拉小提琴、练体操，她都十分上心。到了初二，这些爱好却使她的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刘瑞龙突然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对延淮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为主。你爱好广泛是一件好事，但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都应该有不同的重点任务，如果什么爱好都不愿意放弃，就什么都不能学精。你现在的重点任务就是搞好学习，否则将来你用什么去建设祖国？”
刘瑞龙的教育使延淮猛然警醒，她从此下定决心，刻苦发愤，最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附中学习。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她都牢记父亲的教导，在46岁时远渡重洋到美国学习计算机国际联机检索技术。回国时，她也像父亲当年一样，只把一大堆科研技术资料带了回来。
1964年的夏天，刚入党的二女儿刘延东考取了清华大学，从北京回到上海，刘瑞龙不是让因高考已经十分疲惫的她在家里好好休息，而是要她离开喧嚣的城市，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到上海郊区青浦县参加“四清”。刘瑞龙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你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应该到农村去，好好地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你是一个新党员，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延东到农村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失学的孩子扫盲……交上了许多农民朋友，加深了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理解。刘瑞龙写诗告诫她“牢记党决议，实干世所崇……同志多请教，团结四化同。人民有清苦，时刻挂心中……事事靠实干，不搞‘客里空’。”1981年，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工作，父亲又送她一首诗:“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儿子延伸从小就爱读书，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更是把买书、读书当成了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延伸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和刘瑞龙在一起谈自己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刘瑞龙静静地倾听着儿子对某书的理解，时而插上几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舐犊之情像涓涓溪水，在刘瑞龙与儿子的心间流淌。刘瑞龙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书籍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把几千册书籍送给了他的母校——江苏南通师范和南通农校。虽然刘瑞龙没有把书留给爱书的儿女，但儿女们十分理解刘瑞龙博大、宽深的胸怀。
刘瑞龙既是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的“严父”，又是十分疼爱孩子的“慈父”。他在《示诸儿》一诗中写道:“人生有真评，为民服务多。党手正方向，决议勤切摩。人民养育我，甘为孺子牛。祖国抚爱我，奋志壮山河。四化振中华，力争唱凯歌。学习为建设，忘本实可羞。坚持四原则，唾弃瞎自由。勤奋攻学业，寸阴莫蹉跎。”孩子们把父亲当做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喜欢向父亲请教。而刘瑞龙每次都是引经据典，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刘瑞龙的严格要求，使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好学、不怕困难、襟怀坦白、刚正不阿、联系群众的良好习惯。如今四个子女中有的从事党务工作，有高级工程师，有大学教授，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谆谆教诲，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成就，都与刘瑞龙的严格教育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