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镀膜: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 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7:35:17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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