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有言：“脏唐乱宋”。 “脏唐”，自然是指唐朝无礼人伦道德的空前性开放；
“乱宋”，既指两宋时期的社会动荡，又泛指宋代的淫欲横渡。
唐朝、五代至两宋时期，无疑是性开放空前的年代，从“红灯区”、“私奔”、“一夜情”、“试婚”、“慰军妇”到家妾待客、僧道蓄妓、尼姑做妾，其开放程度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究其根源，唐宋统治者崇尚享乐所导致的“上之所好，下之所趋”，大抵是主要原因。
李唐皇室始终秽事不绝。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便将亡弟李元吉之妻霸为己有，让弟媳妇成为自己的杨妃。之后，李渊从父兄子、卢江王李瑗谋反，李世民将其诛杀后，又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侍左右。
唐高中李治则在当太子时便与李世民的才人“武媚”（即武则天）关系暧昧，继大位后便让自己的庶母出任“第一夫人”。
唐玄宗李隆基则夺儿媳妇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宫中礼数实同皇后，可谓“公媳恩爱”。
更有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两对母女公然包养男宠、淫乱宫闱。
皇室如此丑态百出，就难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犹自笙歌彻晓闻”。
唐代是古代妓业的繁荣期，并形成教坊妓制度，宫妓盛行不衰。
史载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
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内人”。
教坊妓虽然原则上献艺不献身，但毕竟是皇家的玩物，免不了供皇帝淫乐。
在唐代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乐助兴，于是官妓迅速崛起。
北宋张瑞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隶属于各级官府，又称“官使妇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时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县级衙门。
官僚贵族们还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的“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的真实写照。
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
中宗曾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
唐玄宗则下诏：“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
如此诏令，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取乐。
唐代的市妓也不甘落后，规模十分可观。当年长安的平康坊，便是著名的“红灯区”。《开元天宝遗事》说：“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的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
《开元天宝遗事》有载：“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富，而好接待四方之士......每至伏暑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桂，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如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
唐代名妓的这种出局应召服务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产生的。文献记载，唐代金榜题名的士人有召妓待宴的习惯，一旦金榜题名，他们便纵酒狎妓，奢侈极欲。如“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诣名园曲沼，藉草祼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隐。”
五代十国是历史上分裂动乱的时代，但其性开放程度较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蜀王建喜在宫中用教坊妓表演队舞，还常从青楼中搜集能歌善舞的妓女参加表演。其子王衍即位后，更是“荒淫酒色，出入无度。”他自创《折红莲队舞》，用宫妓几百人集体表演歌舞，场面十分壮观。后唐灭前蜀时，不少唐将把王衍的宫妓掳归己有，如后唐名将郭崇韬就曾夺得“王衍爱妓六十人”。
后唐宫中，佳丽如云。据《新五代·伶官传》所载，庄宗李存勖幸邺之时，曾“采邺美女千人以充后宫”。他在宫中设立教坊妓，除自己享用外，还经常用妓乐招待宾客。
南唐李煜“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侈陈游宴。《清异录》说：“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垂醉大书右壁，僧妓不知其为谁也。”
南平高保勗荒淫无节，召娼妓至府署，挑选强壮的士兵，命其随便调戏淫谑，自己则携姬妾一旁观赏以为娱乐。
五代文臣武将蓄养家妓成风。南唐德昌宫使刘承勋极事淫侈，“蓄妓数百人，每置一妓，价盈数十万，教以艺，又费数十万，而服饰珠犀金翠称之。”
南唐孙晟宴客时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类似于日本的“裸体盛”。
南唐韩熙载蓄养的家妓
南唐重臣韩熙载“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在自己府上营造“天上人间”，每天与一帮朋友，夜宴不断，尽情欢娱。
五代时的家妓，不仅供主人淫乐，而且还往往受主人之命陪客侍寝。后周世宗曾派翰林学士陶谷出使南唐，韩熙载便遣家妓侍之。至早上，陶谷以书谢云：“巫山之丽质初临，霞侵乌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满鸿沟。”弄得满朝文武不知其何意？韩熙载召家妓讯问，方知“夕忽当浣濯”。“浣濯”即沐浴，原来这陶谷还与家妓洗了“鸳鸯澡”。
宋代更是一个淫欲横流的时代。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便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屡劝百官以声色自娱。
于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
时人有言：“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南宋王懋《野客丛书》则说：“今贵公子多蓄姬媵。”“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淫乐，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为宾客之欢。
史载，当年苏轼“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杨震“有十姬”，张渊“买佳妾二十人”，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
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日日置酒相乐。
《清波杂志》有载：“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无所顾避。”
太医出身、曾任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家中“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生活极度奢侈。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蓄养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日夜淫乐。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全然不顾别人已有婚姻。
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须婢歌吹齐鼓，方就一梦。
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南宋末年，皇帝常带着一批宫妓到西湖上寻欢作乐，当她们玩得疲乏时，皇帝便令她们退入湖边的丛林中，脱去衣服，裸体投入湖中游泳，而好色的皇帝却在一旁观赏，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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