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水木年华健身房:东晋南朝儒士之籍贯变迁及其历史意义（夏增民）

东晋南朝儒士之籍贯变迁及其历史意义（夏增民）

2009-12-28 17:46:18|  分类： 儒学大师 |  标签：无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摘 要：永嘉丧乱，儒士持续南迁。东晋前期，儒士籍贯以黄淮地区和江东地区为最多，至后期则北方籍贯者遥遥领先，籍贯在江东地区的儒士人数减少。这样的变化，是东晋内部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即在东晋政治高层中，北方南迁大族明显压倒江东大族，从而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南朝之初，继续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但是，由于中央政权南迁已久，不免走上本土化的道路。这表现为南人地位的提高。政治形势的变化，引起文化格局的变迁。北方大族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作用日渐缩减。宋齐梁陈四代，儒士籍贯在江南者所占的比例不断增长。由南朝儒士籍贯随着时间延续而变化这一点，可以看出江南政治势力的增长和儒学在当地的传播。儒学在南方地区的传播，促进了本土学术文化的增长，也带动了文化的普遍发展和南朝疆境内文化变迁，激发了南方土著力量的觉醒和壮大，并使之走上历史舞台。

关键词：东晋　南朝　文化变迁　历史文化地理

一　对东晋及南朝儒士资料的说明

东晋延祚104年，由于东晋与北方各族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边境不断地变化、伸缩。而且，这一时期，北方人民的持续南迁，也不断地改变着当时的政区划分和迁入地区的文化面貌以及东晋统治区内的人文状况。正是这样，讨论东晋境内的文化状况，并不能得到详细而准确的信息和结论，只能粗略地描述其大概的情况。虽然如此，为了相对准确地考察东晋儒士籍贯之分布及其变化，特以东晋孝武帝为限，将东晋一朝分成前后两期，以便得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结果。何以以孝武帝时为东晋前后分界限？其一，是考虑到孝武帝时，淝水之战结束，南北处于相持阶段，而北方也大致安定，南迁民众减少。其二，依田余庆先生的意见，孝武之时，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终场时期，孝武帝有意振兴儒学以提高皇权，儒学地位略有改观，从而使儒学传布及传播加大成为可能。其三，东晋延国至孝武帝，恰好为东晋国祚之半，在时间上正好可以将东晋一分为二。

东晋之儒士，本文以《晋书》和丁国均《补〈晋书〉经籍志》为主要资料来源，兼及其他传世史籍，整理出东晋一代儒士名录。自420年刘裕立宋起，南朝历史可以说一以贯之，没有明显的大的断裂，而且，宋齐梁陈四代，除梁外，大多国祚不长，很多人兼跨两代甚或三代，因此，本文在整理南朝儒士资料时，并没有以朝代划分，而是一并列出，只是在分析资料时，严格按朝代进行了分析，兼跨两代者，则两代都计入。所据乃是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以及聂崇歧《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如此共得200余人，为避免资料堆砌，这些儒士的具体资料于此不再迻列[①]。

在分析儒士分布时，以郡为单位。这是因为，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大小适中，且变化较少；最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以本郡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小的文化区域。如果史载某人在某州，以州治所在郡为准；如果只载某人在某县，则以所在县上属郡为准。如下即试以上述思路为原则，在充分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东晋及南朝儒士的籍贯分布与变迁。

二　东晋南朝儒士籍贯分布

东晋前期：

会稽、琅邪、彭城和颍川最多，计5人；其次是陈留4人；丹阳和陈郡3人；吴郡、晋陵、太原、河东、广陵、武昌、谯国、渤海各2人；余则临海、寻阳、临汝、太山、济阴、南阳、桂阳、江夏、新蔡、鲁国、高密、城阳、乐安、河内各1人。（见表1）

表1　东晋前期儒士籍贯分布（略）（资料来源：《晋书》）

东晋后期：

颍川、东莞、琅邪最多，各6人；陈郡5人；谯郡（谯国）、北地各3人；东海、南阳、武陵、武昌、庐江、太山各2人；余则南平、顺阳、会稽、寻阳、陈留、濮阳、太原、雁门、河东各1人。（见表2）

另，天水、会稽各2人，高平、南阳、安定各1人，在东晋的具体年代不详。

表2　东晋后期儒士籍贯分布（略）（资料来源：《晋书》）

宋：

有宋一代，所有儒士籍贯可考者，以琅邪郡最多，共9人，其中主要为琅邪王氏与颜氏；吴郡和济阳各6人，济阳主要是江氏；颍川、陈郡和北地各4人，颍川主要是荀氏与庾氏，陈郡以谢氏为主，而北地全为傅氏；河东、汝南、东莞、吴兴、平原、会稽各3人，其中汝南全为周氏，吴兴全为沈氏，平原全为明氏；雁门、庐江、豫章、河南、平阳、东海、谯郡、兰陵各2人，其中庐江全为何氏，豫章为雷氏，平阳为贾氏，河南为禇氏，谯郡为戴氏，兰陵为萧氏。；余者，范阳、河内、濮阳、乐安、太山、鲁郡、沛国、高平、彭城、下邳、高平、顺阳、南阳、南乡、南琅邪、晋陵、东阳各1人。

齐：

南齐一代，所有儒士籍贯可考者，以吴郡最多，共8人；琅邪、兰陵、济阳和陈郡其次，各6人，其中琅邪主要是王氏和诸葛氏，兰陵则全为萧氏，济阳全为江氏，陈郡则以谢氏为主；吴兴4人，汝南、会稽、东海、河内各3人，其中汝南全为周氏，而河内全为司马氏；庐江、平原、南阳、平昌、东阳、彭城各2人，其中庐江全为何氏，平原全为明氏，南阳全为刘氏，平昌全为伏氏，彭城全为到氏；余者范阳、平阳、河南、京兆、冯翊、新野、南乡、建平、高阳、乐安、濮阳、高平、济阴、沛国、下邳各1人。

梁：

有梁一代，所有儒士籍贯可考者，以吴郡为最多，共21人；其次为会稽，共18人；吴兴9人，以沈氏为主；东海8人，徐氏居多；兰陵、陈郡、琅邪和济阳各6人，兰陵全为萧氏，济阳仍以江氏居多，琅邪仍为王氏和诸葛氏；平原、汝南、南阳各4人，其中汝南全为周氏；庐江3人，全为何氏；范阳、清河、河内、高阳、沛国、平昌、彭城、新野、南乡、东阳各2人，其中，河内全为司马氏，平昌全为伏氏，彭城全为到氏，沛国全为刘氏，新野全为庾氏，南乡全为范氏，高阳全为许氏；余者，京兆、太原、济阴、乐安、建平各1人。

陈：

有陈一代，所有儒士籍贯以吴郡为最多，为10人；其次，吴兴和会稽各5人，汝南和东海各3人，汝南全为周氏，东海全为徐氏；济阳、东阳、南阳各2人，其中济阳为蔡氏，南阳为岑氏；余者，太原、清河、河内、高阳、琅邪、兰陵、彭城各1人。（见表3）

表3　南朝四代儒士籍贯分布（略）

（资料来源：《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

三　东晋南朝儒士籍贯变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东晋前后期儒士籍贯变迁趋势是，颍川、琅邪、陈郡继续保持“儒士高地”的地位，但会稽、丹阳的地位丧失；而荆州地区的儒士人数略为上升。同时，北方人遥遥领先，但集中于少数大族所在数郡，籍贯在淮南地区的儒士人数减少。

东晋前期，江东儒士在数量上与北方不相上下，而到了后期，则零星寥落，即便是文化阜盛的会稽郡，也不过数人而已。这样的变化，明显是东晋内部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即在东晋政治高层中，北方南迁大族明显压倒江东大族，从而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因儒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在思想学术上也有类似的体现。王仲荦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中述及东晋一代南北大族的矛盾，于此有所披露。他认为南北大族之间，有冲突，又有合作，南北大族经过妥协共同维系和巩固了东晋王朝，然而他也指出，“江东世家大族虽然经过一定的斗争过程，使得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但是在参加政权领导工作方面，无论在东晋抑或宋、齐、梁，比起北方世家大族来，还是相形见绌”[1]（P329）。东晋政权与北方大族南迁江东，立足未稳，自然要求与江东大族合作，以谋求长治久安。一方面拉拢其代表人物参与政务，但同时也打击江东大族的军事势力。西晋末年，政局动荡，扬土也不例外，江东大族出于自身利益，遂有“三定江南”之举，因此也积蓄了相当的军事力量，其中最具实力者，乃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周氏“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2]（卷五八《周札传》）东晋立国之初，周玘、周勰均阴谋起兵，事泄无成，东晋因政权初立，也无可奈何，唯多加优抚。但东晋政府也伺机谋求解决之道，王敦利用江东大族周氏与沈氏的内部矛盾，以周氏谋叛为名，尽杀周氏。东晋一代，虽有荆扬之争，但在对待江东大族的问题上，立场还是一致的，所以王敦虽有不臣之心，仍立意剿灭周氏。后来东晋利用平定王敦之乱之机，又一举灭掉沈氏。从此，江东大族在军事上无所作为，从而为北方大族在政治上一支独大奠定了基础。

虽然如此，北方大族初来乍到，仍在很多方面依赖江东大族。西晋末年，中原将乱的形势已很明显，有识之士有意南迁以求自保，一些大族人士纷纷求官吴越，如《晋书》卷九三《外戚传·庾琛》载，颍川庾琛求会稽太守；《晋书》卷六二《祖纳传》载，祖纳“以洛下将乱，乃避地东南”；《晋书》卷七五《王承传》载，王承“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晋书》卷八三《袁瓌传》载，袁瓌“与弟猷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转江都，因南渡”。东海王司马越也指使司马睿移镇建康，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司马越系的琅邪王澄、王敦也分别出任荆州、扬州刺史。北方大族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形势的发展仍然超出他们的预料，因此使南渡变得十分仓促，前期的准备也不十分充分。这主要体现在江东大族对北人态度冷淡和对局势的观望上，尤其北方大族居然“驾御吴人”，更使得“吴人颇怨”，司马睿移镇建康一个多月，竟然不能与江东大族取得联系，一批北方的“亡官失土之士”，不免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之感[3]（《言语篇》），幸赖北方大族琅邪王氏出面斡旋，局面始得改观。北方大族与江东大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向合作。东晋政府在排除江东大族的军事威胁之后，也多照顾其切身利益。在经济上，北方大族避开江东大族的利益范围太湖流域，转而南向浙东会稽，进而发展到台州、温州地区，更远如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1]（P329）；在政治上，江东大族的领袖顾荣、贺循等人也被邀参加东晋政府，“由是吴会风靡……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但东晋政府所根本依赖的，仍然是北方的大族。东晋对南渡的大族除了“收其贤人君子”[2]（卷六五《王导传》）外，在经济利益和精神抚恤上也是关怀备至。太原王峤南渡，“时元帝镇建邺，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2]（卷七五《王峤传》）由此可见一斑。

北方大族对江东大族的让步，只是暂时的，一俟政局稳定，则在政治上逐步排除之。陈长琦先生在《两晋南朝政治史稿》中，统计了两晋南朝在权力中心的任职者，考察范围为录尚书事、中书监、令、侍中、尚书令、仆射[4]（P100）。统计出东晋一朝，先后任录尚书事的分别有：王导、王?、荀组、王敦、陆晔、荀崧、苏峻、庾冰、何充、司马昱、蔡谟、桓温、谢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桓玄、桓谦、王谧、刘裕等19人。

其中先后任侍中的有（陈长琦只计正员，未计加官）：刘隗、纪瞻、戴邈、荀邃、陆晔、邓攸、祖约、熊远、王彬、温峤、王侃、荀闿、陆玩、褚翜、蔡谟、丁潭、钟雅、荀奕、诸葛恢、颜含、冯怀、桓景、顾和、顾众、刘劭、张澄、司马晞、司马昱、王彪之、高嵩、庾希、江霦、谢安、王坦之、王荟、王混、卞耽之、韩伯、司马恬、王欣之、谢琰、车胤、王国宝、王珉、王恂、庾准、孔安国、庾楷、虞啸父、王恺、王爽、司马元显、桓石生、王谧、王桢之、殷仲文、袁湛、范太、褚秀之、王敬弘、孔琳之、臧焘、刘叡等65人。

先后任中书监者有：王导、庾亮、庾冰、司马昱、谢安、刘裕等6人。

先后任中书令者有：诸葛恢、温峤、庾亮、何充、褚裒、王坦之、谢安、王献之、王珉、王恭、王国宝、司马元显、王谧、桓胤、王绥、谢混、袁湛等17人。

先后任尚书仆射者有：陆玩、王彬、褚翜、顾和、顾众、谢尚、王彪之、江霦、谢安、王劭、王蕴、谢石、陆纳、王珣、王国宝、王雅、王愉、袁湛、徐羡之等19人。

先后任尚书左仆射者有：刁协、荀崧、王邃、纪瞻、邓攸、王珣、周闵、何澄、孔安国、孟昶、谢混等11人。

先后任尚书右仆射者有：周顗、陆晔、戴邈、孔愉、诸葛恢、王彪之、司马恬、谢琰、刘柳、谢混、刘穆之等11人。

陈长琦先生统计东晋权力中心的任职人员，其本意是为了考察“世族”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他的分析结果是“世族的比例高达91%以上”，从而得出了东晋是世族统治的高峰的结论[4]（P107）。而本文此处引用陈长琦的统计结果，则是为了说明北方大族与江东大族在权力中心的任职结构。上述102人中，可考其籍贯者，其中陆晔，吴郡人；何充，庐江人；纪瞻，丹阳人；熊远，豫章人；丁潭，会稽人；顾众、顾和，吴郡人；孔愉，会稽人。车胤，南平人；诸葛恢，琅邪人，但吴时其父诸葛靓即南奔吴；孔安国，或为会稽人；陆玩，或为吴郡人。即便计此4人在内，江东大族也不过12人，而严格说来，仅有陆晔、纪瞻、顾众、顾和、孔愉5人而已。由此看来，在东晋政坛中，江东大族是处于较边缘的位置，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北方大族。

政坛如此，思想学术界也是如此。以上所作的儒士籍贯分布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儒学，由于其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关系，从而呈现出与政治形势正相关的态势，如此，东晋能出现北方大族和籍贯在北方的儒士占主流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南朝开始以后，继续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但是，由于中央政权南迁已久，不免走上本土化的道路。这表现为北人在江南的定居，以及南人地位的提高。《南齐书》卷四七载史臣曰：“晋世迁宅江表，人无北归之计，英霸作辅，芟定中原，弥见金德之不竞也。元嘉再略河南，师旅倾覆，自此以来，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对北方大族的优渥政策，使之迅速走上腐朽的道路。《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篇》载：“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北方大族的后代无力于治道，只能让贤于其他社会阶层。政治形势的变化，引起文化格局的变迁。北方大族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作用，日渐缩减。

宋时，籍贯以琅邪为最多，其次为吴郡和济阳。籍贯在江南者，吴郡为最多，6人，其次吴兴和会稽各3人，另豫章2人，南琅邪、晋陵和东阳各1人；总计17人，仅占20%。其余全为江北籍，主要集中在琅邪、济阳、颍川、陈郡和北地，而且，都是这些地方身居高位的文化大族如王氏、江氏、荀氏、庾氏、谢氏和傅氏。南方也是陆氏、沈氏大族为主。

南齐一代，籍贯以吴郡最多。籍贯在江南者，吴郡8人，吴兴4人，会稽3人，东阳2人，总计17人，占23%。其余为江北籍，集中在琅邪、兰陵、济阳、陈郡、汝南，依然都是王氏、萧氏、江氏、谢氏等文化大族。江南仍是陆氏、沈氏等大族。

有梁一代，籍贯以吴郡、会稽和吴兴为最多。籍贯在江南者，吴郡21人，会稽18人，吴兴9人，东阳2人，总计50人，占41%。籍贯在江北者，以东海、兰陵、陈郡、琅邪和济阳为最多，仍是当地的望族，但是，他们在江南生活已历几代，与江南人无异，而且他们的势力已经削减，从籍贯所出看，大量的非大族的人士已经出现，并占了相当的数量。

有陈一代，虽经侯景之乱，籍贯以吴郡、吴兴和会稽为最多的格局没有改变。籍贯在江南者，吴郡10人，吴兴和会稽各5人，东阳2人，总计22人，占56%。籍贯在江北者，集中在汝南和东海，早先几代传统的大族如王、谢、江、荀等已几乎没有影响力。

从南朝儒士籍贯随着时间延续而变化这一点，可以看出江南政治势力的增长，也可以看出本土儒家文化的生长。南朝四代，越往后来，江南士庶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而北方大族的势力不断衰减。在学术文化上，也是如此。

先前，北方大族均居高显清职，如秘书郎“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5]（卷三四《张缵传》）。还如令仆等主要职位，《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载，齐高帝“欲用（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载齐武帝谓沈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以上都说明，自晋祚东渡以来，政权多由北方大族把持，江东大族大多持被排斥在外，纵有一二，也是权宜之计，如东晋之初陆玩顾和故事。但随着江南势力的增长，北方大族主政的局面越来越受到江东大族的反对。南齐时，丘灵鞠曾激愤地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6](卷五二《文学传·丘灵鞠》）元嘉之后，河南陷丧，淮南沦为前线，南朝政权更加依赖江南，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朝政府不得不对江东大族开放政权。《梁书》卷四九《文学传上·庾于陵》载：“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庾）于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萧衍）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反映了统治阶层在政权建设上，已经背弃了唯用北方大族的规则。而北方大族，也完成了从政心态的转变，他们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再迷恋清显高职，开始了适应政治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载其迁御史中丞，在以前，“甲族向来多不居宪台，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东晋渡江以来首等的大族琅邪王氏也开始清醒对待“位官微减”了。《梁书》卷三三《王筠传》载其“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而《梁书》卷五○《文学传下·谢几卿》也载，天监初，谢几卿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为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渡江以来同为第一等大族的陈郡谢氏，也不免居官宪台，失意之情自然在所难免。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八说，“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就道出了在大族势力衰落的过程中，寒门的势力日益上升的事实。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门第》之《私门政治之盛衰》中讲：“大抵名家子弟，少长富贵，承籍荫资，原自奉养。宽则优游物表，急则筹划私门，报国无心，救世乏术，是以有梁一代，寒门多显。”[7]梁世如此，南朝四代大率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南方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势力消长也越来越明显[②]。

中原政权的南迁在历时200年之后，对江南的开发是前所未有的，除了传统上开发比较早的长江下游和中游滨江滨湖地区外，更加深了对福建、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甚至广东广西一带的开发。而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的发展和当地社会力量的壮大，一直为人所忽视，甚至难以为人所知，直到侯景之乱，这股力量才被解放出来[③]。

侯景之乱，不仅摧毁了南朝的核心区域——长游下游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破坏了安定发展的社会局面和繁荣发达的文化面貌，也打破了萧梁政权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准确地说，是打破了北方大族和江东大族对南方土著势力的控制[④]。侯景之乱以后，南方土著势力突然兴起，就与这种控制的消失有关。同时还与南朝地域性将帅群体的兴衰有关，南朝大族重文轻武，刘裕出身北府，是故宋世其将帅多伧楚；南齐则兼用楚、雍州人；梁武起兵雍州，初借重雍州，到后期雍州将领腐败，梁无兵可用，不得不依赖北方降人，至侯景反乱之后，降人又不可用，南朝只有起用南方土著势力了。陈霸先的崛起，就部分地依靠了这种势力，他的主要将领，大多是土著豪族，而陈霸先本人，也正是江南人，这也改变了东晋、宋、齐、梁以来皇室均为北方南渡大族的历史。这种势力，在江西史称“南江”或“南州”豪族、酋豪、酋帅，福建地区则称“闽中豪帅”[⑤]。陈寅恪、高敏、朱大渭诸先生对此已有论述，他们认为，侯景之乱，引起了南朝南方社会关系的变化，南方土著势力走上政治舞台，而庶民阶层也活跃起来[⑥]。其首领主要有欧阳頠，周敷，侯安都，熊昙朗，留异，周迪，陈宝应[⑦]。此外还有，新安程录洗，巴山黄法?、陈定，高凉冼氏等。陈初，他们势力之强大，达到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地步，《陈书》卷二一《萧乾传》载：

是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建、晋，共相连结，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谕以逆顺，并观虚实。将发，高祖谓乾曰：“建、晋恃崄，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昔陆贾南征，赵他归顺，随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仿佛在目。况卿坐镇雅俗，才高昔贤，宜勉建功名，不烦更劳师旅。”乾既至，晓以逆顺，所在渠帅并率部众开壁款附。其年，就除贞威将军、建安太守……时闽中守宰，并为宝应迫胁，受其署置，乾独不为屈，徙居郊野，屏绝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