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点概念上市公司:我们有本事“重建”这个社会吗？

我们有本事“重建”这个社会吗？

谢无愿

日前，孙立平教授在博客中国发表《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等大作，指出在目前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难受约束，尤其是前者畸形膨胀之时，迫切需要对中国的社会进行重建，以对前两者及其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予以有效制约、匡正，形成权力、市场、社会三足鼎立、“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的现状，这是很独到而深刻的见地。然而，有鉴于中国眼下的“国情”现实，“重建社会”显著地知易行难，显然只是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按孙教授的说法，重建社会“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整合；同时也意味着，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自组织”。而这样的“社会”，由“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两个方面构成，其中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治理）相对应；能动社会则与市场相对应，用来抗衡市场、矫正市场。孙认为，只有社会得到重建，这个国家才有长治久安的基础。按笔者的理解，笼统言之，所谓重建社会，就是通过相关的政策尤其是民间种种的社会努力，在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生活层面（以及这些阶层与层面之间），形成有较强自治精神、互动均衡能力的社会结构、体系与意识，造就有机、良性的社会生活机制。简单地说，就是除权力与市场力量之外，构建一个社会对自身进行整合、协调和净化的自主机制与自治能力。

这一点，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按孙教授的说法，中国封建社会就因有较稳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才能在改朝而不改制中延续上千年。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所引发的“总体性危机”与混乱，其中的深层原因便是“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

而现有政权由化解上述危机开始，建成了“总体性社会”，政治权力体制随之无所不至地笼罩全社会，至今，在权力多年的折腾下，如此“总体性社会”已走向畸形的极端，或者走向末路：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完全如一位肌体、尤其是精神上的残疾人，已丧失了自理能力，不得不无奈地依赖那位恶劣的“权力保姆”而生！

正如孙教授所称，即使仅从经济生活论，当今任何成熟的市场国家，都以良好社会机制为必要条件。在目前的中国，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由于缺乏这样的社会机制，权力与市场同时变形，而由于同一原因，人们又不得不无奈地陷入一个严重的负循环：面对严重异化的权力与市场，在社会自感疲弱之际，只能呼唤、依赖更强大的权力。在此情形下，权力就更有放纵的理由，恶劣还将更恶劣，荒诞还将更荒诞！

因而，“重建社会”的确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社会命题。可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有起码的条件来重建这个社会吗？

重建社会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超巨型社会工程，要使这样的建设能基本成形，肯定需要长期的努力。而要作此重建，便需要若干“软硬件”作为前提：在组织形式上，应有独立运作、较发达的民间组织，如独立的工会、行会、中介组织，慈善机构、NGO和社区互助组织等等；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则至少需要一个能支撑基本社会生活框架的中产阶层，及一个为社会所信服的知识精英群体；同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需要民众有较强的公民意识、社会道德理性等；而且，按中国的“国情”，还需要一个具有变革理性、允许进行此类重建的“开明政府”。而前述这些，既是社会重建的“因”，同时也是社会重建的“果”，它们形成一个循环逻辑，互为各自存在的前提，几乎就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

然而，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看，“蛋”与“鸡”很大程度上好像都极缺乏。因此，在社会重建这一命题中，隐含着多个严峻的社会现实悖论。

首先，重建社会为的是约束无所制约权力，但在现时权力一手遮天的中国，不言自明，权力只会对社会重建设置重重障碍，而且势必极其有效。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这样的重建，相应的民主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目前，真正“开明政府”固然因缺乏社会民主的催逼而难以期望，而在政治权力独大、人身不自由、舆论被操控等等之下，上述民间组织的发育、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群体的成型等，都形同镜花水月，很难在这样的国度成长出“权力的天敌”。而从既有的情形看，要权力对民主开闸，几近与虎谋皮。

其次，更令人悲观的是，在权力长期的全面强制下，这个社会已很大程度上失去起码的、自身本来应有的能动性与自主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上，权力几乎已成为社会运行的唯一推力，至今稚弱无比的民间组织和力量，几乎完全仰权力的鼻息行事，只要权力不答应，即使利国利民、美不胜收的事情，同样极难推行，遑论修得正果。如在诸多民间力量情感天地的努力下，国人为汶川大地震捐献的巨量资金，超80%的款项依然只能进入国家财政，为当局所把控，便是一例。

按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上世纪30年代对河北定县所组织的社会学调查，当时人口近40万的定县，构成县政府的，只有财政、教育、公安和建设4个局，而且每局官、职员人数多只为10多名（国民党的县党部人员17名），但民间组织却相当发达，除商会、息讼会等外，还有进行自主民间道德、教育活动的“乐贤会”、“辑邻会”与“天足会”等等，这些民间机构使地方社会自治相当活跃，也是当局所乐见的。尽管定县当时属于民国政府的“模范县”，该方面可能有当局栽培的背景，但也显见当时民间社会力量之生机。

而现在，尽管在当代先进理念的带动下，国内也有环保NGO、维权等少数纯民间机构。然而，在激赏这些点燃星星之火、为社会奔波的“一小撮”之际，面对广泛而沉重的现实，与其说他们在推进社会进步，倒不如说他们绝大多数时候在经受有心无力的痛苦！

再次，同样让人近乎绝望的是，由于这些年来权力与市场的双重销蚀，在社会精神上，如今这个社会也基本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哈耶克说过，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责任。一个社会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活机制，需要以民众较为良性的社会共识为基础，需要民众有基本的道德自治精神。在当前深重道德危机之下，民心民气一盘散沙，呈现的是普遍的萎靡、无序，缺乏起码的社会信任与共识，要让大家主动积极参与社会重建，大概是一种奢望，尽管这攸关他们的未来。

评论

29

点击

4023

收藏

支持

22

反对

1

• 上一篇：论“政治（权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下一篇：“富一代”呼唤：权力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