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蜂蜜多少钱一斤:思享家

       我出生时，母亲四十八岁，父亲五十三岁，可谓老来得子。母亲怀孕后，曾到上海当时妇科名中医陈小宝处就诊。陈医生给母亲号脉后说，该吃你的红蛋了。生孩子，吃红蛋，是当时江南一带的风俗。可是当陈医生问过母亲的年龄后，沉吟半响，居然没再说要吃母亲的红蛋，只是给母亲开了张方子。现在想来这方子的药和现在所谓的安慰剂大概相差不多。

       可能我就是中医所说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小时候，我长得高但很瘦，十足象”柴板“，或者象洋人说的”牙签“。面色萎黄，不爱吃饭，但爱哭，很不讨人喜欢。因为体弱，也就多病，医院进进出出，成了家常便饭。老来得子，父母当然十分宝贝我，父亲总想给我找个好大夫，于是，就有人给父亲介绍了简医生。

       简医生是台湾人，日本医学博士。他的私人诊所座落在华山路上一条有一排花园小洋房的弄堂里。一幢小洋楼的楼上是简医生的寓所，楼下就是他的门诊室。简医生中等个头，四十来岁，脸庞消瘦，面色白皙，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脑门因为有点秃显得特别宽阔。简医生在给人看病前，总是先用脸盆里淡红的药水仔细反复地洗自己那双手指修长的手。每次他给我打完针，都会挑起大拇指，伸到我的面前晃上几晃，然后用带着浓重的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唔，勇敢，勇敢！” 有一次，我大概好几天没吃东西，简医生要给我注射一些葡萄糖。我看见简医生将好几支葡萄糖液抽人粗大的注射器里时，便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肯把胳膊伸出来。这时，只看见简医生向上推了一下注射器，针头射出一条抛物线，简医生张开大嘴，用嘴接住了落下的抛物线，然后，睁大眼睛看着我说，“唔，你看，这是可以吃 的，可以吃的！” 我被简医生这个滑稽的动作逗得笑起来，在他的连哄带骗之下，伸出细细的胳膊，让简医生把那一管“可以吃的”药水推进自己胳膊的静脉里。听 父亲说，简医生从日本回来时，随身带来了不少进口药，保存在两只大大的冰箱里。随简医生一同回来的简太太，负责为简医生化验，配药兼挂号。父亲为人豪爽好客，因我多病，到简医生处看病就象歌星赶场子一样，父亲和简医生久而久之成了朋友。记得父亲曾請简医生来我家吃过一顿饭，同来的有简太太和他们一双漂亮的儿女。只是我那天大发人来疯，连人带椅子翻倒下来，跌得不轻，真是大煞风景。听父亲说，因为和简医生有了点私交，后来每次在他那里看过病后，简医生只肯收半数的诊药费。

       我大概在进小学时，生了一场大病。开始时也是先到简医生处就诊，简医生皱着眉头，看着我对父亲说，“唔，用了这么重的药，烧怎么还是不退，奇怪..." 后来我住进了当时的广慈医院，一个月后才痊愈出院。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简医生。在我住院时，已是公私合营的尾声，简医生也未能留住自己的私人诊所，被”合营“到了一家区级医院当内科医生。收入和生活自然大不如前，再加上医院里的复杂人事，简医生当时的失意落寂的心情，不难想象。随后接踵而来的是打右派运动。可能在大鸣大放时，发了点牢骚，简医生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被关进监狱，没过几年竟庾死狱中。解放初期，简医生象许多海外学子一样，也是带着美丽的憧憬，毅然携妻”海归“。但事与愿违，风雨坎坷，最后竟遭此妻离子散的结局，简医生本一介书生，不谙政治的炎凉，遭此灭顶之灾，象简医生这样的人是很难挺得过来的。

       我出国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昔日自己熟悉的景象早已被象征着财富的摩天大楼所取代。但简医生那条在华山路上的洋房弄堂却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中得以保留。有次回国，我上街溜达，慢慢地向华山路走去，走到华山路时，已是华灯初上时分。我走进简医生的弄堂看了一眼。简医生曾经住过楼房已老旧，但却依然散发着古朴的洋气，楼上的一扇窗户亮着淡黄祥和的灯光。大概正是晚饭时候，弄堂里人很少，显得宁静而温馨。简太太不知是否依然建在，他们的那双漂亮儿女如今也都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往事并不总是如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给我看过病的这位日本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