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生存科技大神:历史内幕大揭秘：林彪叛逃时为何没能带走警卫员？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

　　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他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条根本原则，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全国组织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理论上阐明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政治委员制度成为一个崭新创造。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纵观我军80多年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国外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解放军历史上，出现过高层领导人脱离、叛变这个组织的事情，但从未出现过成建制的“叛军”。他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会哗变！

　　这个发现只是表象，背后的奥秘正是“党指挥枪”。

　　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为著名战将、元帅，叛逃时与张国焘一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

　　改革开放环境下，党指挥枪作为一条根本原则，成为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界限。党指挥枪这个建军之本、立军之魂，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搞什么“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

　　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党指挥枪，确保了我们这支军队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党指挥枪，同样能确保我们这支军队拥有辉煌的未来。

　　（张毓育）

　　追问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江泽民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胡锦涛深刻阐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推动了我党军事指导理论的两次重大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我军建设有何意义？

　　1927年8月9日，瞿秋白正式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很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不料，毛泽东婉言谢绝：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婉言谢绝，是因为党内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岂止党内，就连斯大林也很疑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从枪口里，还是从枪屁股里出呢？”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和战友们几经挫折，终于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

　　1977年7月，随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在酝酿之中。

　　这个酝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实现了许多历史性突破。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写入党章。

　　不同阶段的军事实践面临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要求，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随之不断发展。回顾历史，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推动了我们党军事指导理论的两次重大创新。

　　毛泽东军事思想，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就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以及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成果，江泽民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胡主席深刻阐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进一步推动了军队建设的全面发展。

（孙彤）

追问红军时期，一些官兵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一度被迫离开军队从事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向军委作一次综合报告。我军为什么坚持民主集中制？

　　1928年4月，毛泽东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当时，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一些官兵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甚至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争论无果，1929年6月，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从事地方工作。

　　10月下旬，陈毅返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12月下旬召开的古田会议规定，党内“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纵观我军80多年历史，从我军诞生之日起，党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军队建立党的组织，为党领导军队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南昌起义时，党在起义部队中设立了前敌委员会，军、师设党委和党代表，各团设党的支部。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1928年7月，党的六大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规定，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集中于中共中央军事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针对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明确提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此后，历次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都对这一根本制度作了强调和完善。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定了，不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重视发扬民主与维护部队高度集中统一相结合，是我军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广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指示中，第一次将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确立起军队内部基本的民主制度。

　　历史和现实表明，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以作战和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必须成为军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4月，中央军委颁布《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条例（试行）》，把党委议训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近几年，我军在重大军事演习中建立了与信息化作战体制相适应的联合作战党委。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军什么时候坚持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就能创造辉煌；什么时候破坏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就遭遇困难和挫折。

　追问长征路上，毛泽东17岁的内弟贺敏仁违反群众纪律被枪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违反群众纪律的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被枪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两桩事说明，我军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人都没有侵犯人民利益的特权。怎样看待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是两桩让人倍感痛心惋惜的事。

　　1935年6月中旬，红军部队进驻藏民区，断了粮。饥饿中的贺敏仁走进一座喇嘛庙，没找到吃的，便捡了百十个铜板，准备下山给大家换些干粮。战友们十分气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特殊地域特殊环境，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下令枪毙了17岁的号手贺敏仁。他是毛泽东的内弟。事后，毛泽东劝慰贺子珍：“我们要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立足未稳，出现了一些违纪现象。在整肃军纪中，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被刘邓首长下令枪毙。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两桩事充分说明：除了人民的利益，我军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人民群众衷心拥护这支军队，甚至不惜舍命支持这支军队的根本原因。

　　我军80多年历史，不遗余力践行自身宗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卓著贡献。

　　南昌起义时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庄严宣告为中国工农大众而战。秋收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强调这是一支为工农求解放的队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的三大纪律中，就有“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再次明确：红军必须彻底纠正雇佣思想、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军阀主义残余和流寇思想等种种不良倾向，树立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无产阶级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规定为我军的唯一宗旨，多次作了阐述。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这是关于党和军队宗旨的一种新提炼、新概括。1944年9月，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把人民利益作为评判军人生命价值的尺度，检验工作的标准，要求全体指战员牢记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军创建80多年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官兵团结战斗的思想感情基础，也成为官兵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重要力量源泉。建军初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是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军队的—个显著区别。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繁荣边区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任务被通俗地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

　　2006年10月22日，胡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红军长征胜利充分说明了一个真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这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是面向未来的庄严号召。

　　新世纪新阶段，服务人民任重而道远。全军将士有信心有能力在服务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创新，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