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野人考察目标始终如一: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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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
芦笛
国内网人亦忱先生提出，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罪人。文章颇长，语气也很激烈，可惜全无一语说在点子上。他的理由似乎是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是禁烟派，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林则徐本来可以通过与之合作禁烟，却擅启边衅，挑起了鸦片战争。因此，林不是英雄是罪人。
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但我觉得没有转述必要。作者不但对古人的内心世界缺乏了解，将古人“现代化”，以现代标准去裁判之，而且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例如他指责：
“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
但据蒋延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
“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其实亦忱先生若看过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纲》，也就不必费神写那篇招来无量辱骂的大作了。两者的史识相差太远，有了蒋评之后，实不必再画蛇添足，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话虽如此，窃不自量，仍觉蒋评或有可以补足之处，何况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方式是什么。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似不能理解蒋用浅近白话写成的大著，因为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忠臣与奸臣
所谓忠臣，乃是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而所谓奸臣，就是蒙蔽欺骗皇帝、“逢君之恶”的臣子。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坏人，前者就是圣人褒奖的“君子”，后者就是圣人谴责的“小人”，两者分界如刀砍斧凿一般分明。
此外还有若干附带涵义：忠臣必须是清官，而奸臣必然是贪官。宋朝以后，似乎这忠奸之分又扩大到了和战问题上，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奸臣，划分同样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古人的是非判别标准，表面上简单明了，其实很模糊，不但有时很难操作，而且会引出灾难性后果。
划定忠臣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如此。忠臣的判定，主要是看臣子在皇帝背离了儒教原则（天理），干出违反皇家长远利益的蠢事来时，是否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以此标准来衡量，则忠臣辈出的顶峰时代乃是明朝万历中晚期。万历是个聪明人，亲政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可惜管闲事的忠臣太多，软缠恶骂，愣是逼得他赌气撂挑子，罢工几十年。
明朝立太子的家法是：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子立弟。那原则是尽量保证把帝位传给大老婆（皇后）生的儿子。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是宫人生的，他从来不喜欢，想把皇位传给宠妃郑贵妃生的儿子（后来的福王），为此迟迟不立太子，违反了祖法。大臣们竟把这事当成“国本”，日日夜夜纠缠皇帝。万历不胜其烦，只好称病不上朝，忠臣们非但不信，还上疏劝告皇帝节欲，隐射皇帝是沉溺酒色的昏君。万历只好接见大臣，表白自己确实有病，并不是装的。这很可能是实话，因为“解放”后挖开明定陵，发现万历是个驼背，而且一条腿比较短，乃是典型的“长恨人间路不平”。但大臣仍然不饶，最后皇帝一赌气干脆从此不上朝不理朝政，罢工几十年，各级官员缺额达三分之二都不填补。官员们只能靠抽签决定升迁。皇帝罢工更引来忠臣们的苦谏、嘲笑和恶骂，什么难听话都骂出来了。万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臣子群起侮辱谩骂的独一无二的君主。
万历年间之所以成为忠臣辈出的朝代，乃是作忠臣不但光荣而且安全。万历懒惰入骨，柔懦贪婪，但极聪明。他看透了苦谏乃是臣下沽名钓誉的捷径，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讪上卖直”，指望的就是被他惩罚后一举成名。所以他绝不成全他们，将侮辱他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更不惩办之，让忠臣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如果他像嘉靖一样强横残暴，则无论他做什么，臣子们都决计不敢说三道四。嘉靖就曾将其生母追封为太后，这同样违反礼法，但嘉靖天性强横，臣子们最后只有让步。
即使是万历那种懒汉懦夫，偶作雷霆之怒之时，臣子们的忠肝义胆也就顿时烟消云散。“梃击案”时，“清议”汹汹，咸指郑贵妃为指使暗杀太子的幕后黑手。他不得不破例召见群臣。御史刘光复不顾他多次喝止，还要大声发言，引得他破例大发雷霆，当场廷杖刘光复。群臣无不吓得面无人色，阁臣（相当于副首相）吴道南竟然吓得栽倒在地，大小便失禁。所以，万历年间忠臣多，完全是懦主骄纵出来的。满清皇帝个个精明强干，这种“忠臣辈出”现象就此绝迹。可笑的是这竟然被如今那些痛恨“满狗”的大汉族主义者当成了“清不如明”的倒退证据。
这“国本之争”足足争了30多年，不仅直接引出“妖书案”、“巫蛊案”与“梃击案”，就连万历之后的“红丸案”和“移宫案”都与此有关，最后更演成如火如荼的“党争”。一方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东林党，自称“清流”；另一方则是所谓浙党、齐党、楚党。魏忠贤得势后，浙齐楚党投靠之，变成了“阉党”，用极度残酷的刑法整死当权的“清流”们。朝野统统卷在酣畅内斗中，却置正在勃兴的努尔哈赤于不顾，终致女真崛起，不可复制。
这公案甚至延续到南明去。崇祯死后，太子下落不明，按祖法应该立最近的皇亲，亦即崇祯的堂弟、福王（亦即朱常洛的弟弟，分到洛阳作福王，后来被李自成吃了）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继位。但东林党人余脉“复社”怕朱由崧报仇，坚决反对，主张立潞王。马士英效何进引董卓入京故事，引四镇军阀为奥援，立了小福王，是为弘光帝。清流们竟去勾结更大的军阀左良玉与之相抗，使得党争变成了武装斗争。左良玉率大军东下和马士英开战，使得史可法独自死守扬州，清军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了江南。
您说从事这些无聊内斗，置真正的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坑了国家的人，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那当然无论哪派都不是好东西。可按孔孟之道，人家争的乃是“大义”所在，“废长立幼”违反了祖训，这可是圣贤之道坚决反对的事，乃是必须以性命殉之的神圣原则，岂能依违两可？
那“贪官”与“清官”的分界也模糊至极。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那意思是说，贪污被制度化，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把贪污除去了，社会也就必然陷于瘫痪。这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
在费正清指出这问题后，国内学者吴思和易中天等人作了进一步阐发，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把它更名为“非典型腐败”。窃以为易先生的更名反倒有误导作用，让读者以为那不是典型做法。
所谓“制度内贪污”的表述仍然不是很准确，应该称为“贪污习惯法”或“腐败习惯法”。习惯法乃是为国家运转所需的不成文法，即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仍然可有许多习惯法，英国的政治运作离开这些习惯法立刻就要瘫痪。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许多例子了：全国必须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选，国王不得否决议会提案，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若谁不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国家政治运作马上就要乱套。
中国的“贪污习惯法”也是这种靠默契形成的习惯法。易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古人所谓“清官”“贪官”之分，其实说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不是如现代人理解的“清官就是不贪污”。如果真不贪污，那他根本连官都作不了，谈何清官？所谓“清官”，指的是“只按官场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收取为维持官位、维持行政经费等所需的最低限度贿赂，以及为使施政不受刁难阻碍而进行必要的贿赂的官员”。这种必需的受贿与行贿就是“必要的贪污”，而所谓“贪官”则是“除了‘必要的贪污’之外还要滥用权力疯狂聚敛财富的官员”。
忠奸两分法的最大恶果，还是在明朝达到最高峰并在晚清和文革时期再度达到高潮的祸国殃民的“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过去被视为“忠奸之争”或曰“清浊之争”。在我看来，所谓“清流”多是教条主义死硬派，而浊流往往是（不一定如此）通权达变的现实主义者。
路线斗争常常围绕着某个孔孟之道（在后世则是某主义）的基本道义原则展开。如前例所示，“废长立幼”违反了孔孟之道，乃是原则问题，所以“清流”们必须誓死反对，而浊流则相对不那么重视道德原则。和战问题也是这样，向夷狄求和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国威，步南宋后尘，必须坚决反对之。“浊流”们则比较尊重现实，看出了自己不是人家对手，还是讲和少吃亏些。但这些人的主张偏离了孔教特别是僵死的宋明理学规定的道义原则，因此天然居于道义下风，从来都是理不直气不壮，唯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就连皇帝也不能免于对背上“赵构式亡国昏君”罪名的恐惧，因此总是清流占上风。
这路线斗争贯串了从宋代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每到民族危机出现时它就要大显神威。清流们的巨大压力使得崇祯不敢跟女真媾和，全力以赴镇压祸延全国的土匪暴乱，终至明社倾覆；晚清的清流自林则徐开始就主张“剿夷”，到甲午战争时清流坚决主战，致使中国承受了惨痛损失；到最后林则徐遗教“民心可用”竟成了老佛爷和顽固派们依靠拳匪对抗列强的指导思想，为此悍然向列国宣战，造成了无从补救的民族灾难；抗战爆发前清流们更“逼蒋抗日”，造成了同样无从补救的更加巨大的民族灾难。
奉行宋明理学“道德宇宙观”的另一恶果是，道德不但成了决定国策的考虑依据，而且成了遴选考核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对官员只作忠奸清浊两分法，从来不作“能臣庸臣”的鉴定。因为当“清流”并不需要什么过人才干，只需要“坚持原则”唱道德高调，许多废物便得以爬上高位。这种“任人唯贤”的最好结果，便是把史可法那种道德毫无瑕疵但也毫无才干的庸人捧成了南明“首席军事长官”，为他个人也为民族制造了本可避免的悲剧；最坏的结果，便是使得徐桐、四人帮之类废物点心得以弄权作祟，贻害国家民族。
最可笑的是，这种路线斗争不但在过去被理解为“忠奸之争”，在现代也被图解为“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则徐和琦善就分别代表这一白一黑的正反面人物。这冤案本是当时的“清议”（清流们形成的舆论）制造的，但今日仍是“爱国主义”主旋律，不能不令人慨叹传统之牢不可破。
二、 英国人的真实意图
讲完有关真实中国的一点背景知识，不能不顺便澄清一下英国人的意图。由于几十年长期的欺骗宣传，国人历来以为英国人亡我之心不死。八年前我和赵无眠先生辩论，他就以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灭亡中国而发动的。一位钻研历史的学者竟然会有此严重误会，不能不让人扼腕。
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战争爆发都不是预谋的结果。蒋延黻指出：
“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此说的为实事求是之论，就连满清朝野也知道英国人不过是想来做生意。道光皇帝在钦差大臣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密奏英人只是想通商之后还表示怀疑，到战后朝野就再无怀疑了。曾国藩幕僚李元度招降石达开书就写得清清楚楚：
“英夷志在贸易，原无窥窃之意，故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后求进城，即严拒之矣。”
真实的历史是，无论是英国，是法国，是德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俄国除外，不过该国从来被欧洲人视为野蛮国家），都从未想到过全面征服中国，甚至没有太大的领土野心，想的只是全面打开中国市场，对中国历来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真正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只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那就是俄国／苏联和日本。但就连这两个国家也从未预谋全面征服中国，将中国化为殖民地，只想侵吞中国部分领土，肢解剩余部分，扶植起傀儡政权来。
19世纪乃是大英帝国崛起高峰。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了头号世界强国，世界工厂。在击败了法国，征服了印度次大陆之后，英国鬼子急于向东亚扩张，把全世界变成他们的市场。中国巨大的人口使得他们垂涎三尺。当时有人曾在报纸上说，只要每个中国佬（Chinaman，此语涵义与美国不同，并不是辱称而是中性词）的长衫长一寸，就够曼切斯特的全部纺织厂忙上一年。这种热切期望，和今日世界资本财团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并无两样。如果说当初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么现在不惜使用“筑巢引凤”的青楼语言引进外资又该怎么解释？
可惜我大清颇像几十年前的中国，自以为是“世界革命中心”，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为天朝万物俱备，不需要鬼子的奇伎淫巧，朝野毫无起码世界知识，以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英吉利不过是类似朝鲜越南的蛮夷小国，只能臣服于天朝上国，更不知道贸易能互通有无，却把与蛮夷的贸易视为大皇帝单向赐予蛮子们的深恩厚泽。那“逻辑”可笑到极点：天朝上国不靠贸易也能活，而鬼子离开贸易就得完蛋。
清朝的皇帝都很不错，道光皇帝绝非昏君，甚至不是庸主，林则徐更是天朝第一能臣（还不光是忠臣）。但他俩为“知己知彼”对英国进行战略侦察所得结果，不能不令现代人瞠目结舌。
道光在林则徐抵达广东着手禁烟时，便向林则徐了解敌情：
“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
林则徐回答：
“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
这用现代话语来说便是“贸易战”。道光询问林则徐，茶叶和大黄是否如同如今的石油一样，是英夷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掐断它的供应会不会给该夷致命打击，而要防止他们走私又有无可能。林则徐调查了一番，回答说，这两项商品确是英夷的战略物资，掐断了就能制英夷于死命。但现在各国夷商已遵命令呈缴烟土了，应该给英夷一个悔改机会。如果他们死不悔改，再这么干不迟。
这番商量乃是在林刚到广东时进行的。过了半年后，林帅应该对英夷的实情有所了解了吧？可他却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檄谕”（也就是上级给下级的命令），说道：
“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
这意思是说，因为贵国国王知道感激天朝圣恩，所以天朝破格优待尔等蛮夷，让你们享受了两百年的贸易之利。贵国之所以能富庶，全靠天朝恩赐。例如茶叶和大黄，外国一天都少不了。如天朝贪财不卖，则尔等野蛮人还怎么活下去？外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的原料。如果中国贪财不卖，尔等还能有何利可图？此外，外国还需要食物，绸缎瓷器等等，全得靠中国供应。我天朝君临万国，神威不测，随时可以诛灭尔等野蛮人。但天朝不忍不教而诛，所以特明白制定有关条例，希望尔等凛遵无违。
这是以林的名义发给英国国王的命令，但先上报道光批准，道光随后下了上谕：
“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比起明朝那些昏君蠢臣来，道光堪称勤劳国事而且颇有权谋的明君，林则徐更是注重调查研究的难得干吏。然而这种白痴问答与白痴“外交”居然就发生了，你说当时中国人到底是处在什么热昏状态？
这就是被范文澜誉为“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公。其实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乃是被蒋延黻称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家、却被主流舆论谴责为大卖国贼的琦善。可就连此公都一度成了“茶叶、大黄拜物教徒”，还一本正经地解释茶叶大黄之所以为鬼子必需，乃是因为他们“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
遇到这种活在中古时代，不知世界几大，自以为“君临万国”、对强国奉行文明歧视的夜郎国，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如意算盘当然要落空。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鸦片流入中国前的中英贸易顺差，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从未向英国打开过。鬼子之所以发动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五口通商”，获得一个正常的贸易环境。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3）
在鸦片战争前，天朝倒确实恩准野蛮人们来和上国作生意，但只能在指定的广州十三家中国商行，亦即所谓“十三行”。外商只能在夏秋两季来十三行内居住，谈完了生意就必须回澳门。即使是在贸易季节，他们也只能住在十三行内，不许随便外出。十三行的“行总”（亦即今日之“老总”）乃是官商之间的中转环节，负责上传下达官府命令与外商的请求。
这种限制并不是出于保护国内经济的考虑。孔教从来歧视商业，认为那是亡国之道。天朝此举，主要还是出自对蛮夷的鄙视以及莫名其妙的担忧，怕鬼子见到中国花花世界起了觊觎之心。因此，天朝非但没有高筑关税壁垒，反倒为了显摆大国阔气，发扬孔教“重义轻利”传统，将关税定得非常之低。这本来有利于促进外贸，不幸的是“腐败习惯法”允许官员们层层盘剥，使得鬼子深恶痛绝。
根据国际惯例，关税都是明码实价标明了的。若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即使税重，鬼子也没理由抱怨，因为那是国家主权。但“腐败习惯法”决定了中方从不公布商品税率，却在每项具体交易时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盘剥外商。于是在卖同一商品时，每成交一次，外商都不但得跟华商谈判，还得贿赂海关官员，实在是不胜其烦。
当时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已经初步做到了价廉物美，应该是有充分竞争力的，但由于这些人为障碍，便迟迟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茶叶拜物教”其实也有三分道理：英国全民喝茶上瘾，本土内又无法栽种，只好向中国进口，造成贸易逆差。后来他们把茶树偷出去在印度试种成功，以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这问题才算解决。可惜后来印度又独立了，于是他们又只好回到“种茶不如买茶”的困境中去。
为了逆转这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向中国出售鸦片。它的成功秘诀，除了成瘾性保证了需求量之外，我看主要还是靠暴利必然刺激起来的踊跃走私，因而得以绕过天朝为正常贸易设置的障碍。但这并非英国政府决策而是民间行为。赵无眠不知道当时英国早就是民主国家了，国策都得由议会讨论通过，哪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样，以鸦片作为征服中国的秘密武器！
这结果便是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道光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节约闹革命”的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就派最能干的大臣林则徐去广州禁烟。由此引发武装冲突，最后导致大众熟知的鸦片战争。
一般英国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事，因为该国乃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19世纪几乎每年都要打仗，据他们自己说这世上就没有他们没打过的国家。鸦片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把人家视为儿戏的事当成巨大国耻，说起来也实在令人悲哀。
我曾对某英国青年提起鸦片战争，他愕然道：“我们还和中国打过仗？我可是一点不知道。历史课没讲过啊？不过那也有可能，这世上就没有我们没打过的国家。谁赢了？我们赢了？你一定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中国那么大，跟俄国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中国？”令我脸上热辣辣的——他还不知道英国人只放了几炮，就吓得广州全体军民投降，乖乖缴纳“赎城费”的英勇事迹呢。
当然，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还是知道此事的。有数人曾向我严厉谴责英国首开武装贩毒滥觞，有的甚至还向我道歉。但那是自由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我在英国看到某本记述鸦片战争的史书否认那是难听的“鸦片战争”，声称那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对待与正常贸易权利而发动的。
这在我看来有一定依据。英国人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达到马戛尔尼在40多年前就向乾隆提过的要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互派大使；开放通商口岸；公布明确的固定的海关税则；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商居住和储货。禁烟不过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而已。
这些要求在40多年后由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在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中再度提出，由带兵北上的全权代表懿律和领事义律交给琦善。此前中英双方已经在广东交过火。英国人觉得在边远的广东打仗不会引起清廷重视，于是北上直捣天津大沽口，果然引起朝廷重视。那照会才算交到了皇帝手上，可惜又给翻译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更多的误会。
蒋延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介绍了该照会，认为“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并未为鸦片贸易辩护，而是指责中方禁烟措施不当：禁烟早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什么不事先声明就突然严禁？要严禁就该先惩办犯法的中国官员，他们才是“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的关键环节。中国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有失公平。就是要惩办外人，也该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如此虐待英国商人，对“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
不能不承认这些指控并非捏造，它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当时林则徐丝毫不知国际惯例、蔑视蛮夷的天朝心态，以及“贪污习惯法”导致的官官相护。
据此，“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这只是漫天要价，外相巴麦尊还给懿律及义律留了还价底线，据蒋延黻介绍：
“（巴麦尊）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末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与马戛尔尼在四十多年前向乾隆提出的要求相比，英国人只多开了一条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而这乃是林维喜事件引出来的。
1839年6月20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之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村民发生冲突，捣毁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不治。领事义律赶到出事现场，为掩饰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刘亚三给予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换取隐瞒林维喜死因。林则徐觉得案件可疑，于是命新安县知县梁星源查办，结果真相大白。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但义律以领事裁判权为由，同意赔偿死者家属，但拒绝以一人抵死，并要求私自开审凶手（引自《中文维基百科全书》）。
尽管林维喜死于群殴，但林则徐按“杀人偿命”的中国司法惯例，只要求义律交出一个人来，让官府砍了脑袋就行。至于那人是否给了致命一击，或甚至是否参加了群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偿命。这在本质上和“欠债还钱”没什么差别，英国人既然欠了中国人一条命，当然也该还出一条命来。
鬼子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东方公平观，因此要求实行西式公平审判，使得嫌疑人能享受充分的自辩权利。但中国又不搞这一套，只兴三推六问，大刑侍候，当然鬼子就要以领事裁判来代替中国的野蛮司法。
就连割地要求，其实也不是俄国或日本式领土野心使然。人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来中国做生意不但没有行动自由和尊严，而且毫无财产以及人身安全保障，连个储藏货物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要求割让一个小岛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是不能谈判的，只要中国愿意签订通商条约，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正常贸易环境，则这一条可以免掉。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事实，那就不能不承认，除了前四条符合国际惯例，不能称为“不平等条约”之外，就连治外法权和割地都是事出有因，并不是如官方宣传的那样蛮不讲理。
说这些，不是想替英国鬼子辩护，只是力求做到“舍命求真”罢了。本人不是林思云。我曾经给上述那位记述鸦片战争史的英国作者写信，严词驳斥他的“寻求平等待遇与正常贸易说”。我说，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确实没有平等对待你们。不过，你忘了，是你们找上门来，不是我们去找你们。你们不上门，怎么还会受辱？是否愿意与外国贸易，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中国有充分权利拒绝与英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有充分权利拒绝和她贸易，但英国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中国与之建交并和她贸易。这从来是国际惯例，否则国际上还能搞什么禁运？如果您的理论成立，那日本因为美国对之禁运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应该的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是疯狂扩张到处寻求国际市场的英帝国主义强加到中国头上来的侵略战争。扩张是鬼子的本性，因此，处于中古野蛮状态的中国迟早要被迫对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开放。以中国人不可救药的夜郎心态以及由此导致的颟顸冥顽与彻底缺乏调适应变能力，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一个古代野蛮国家去和一个现代文明强国较量，正是“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战争结局不问可知。换谁去坐道光或林则徐的位子，结局都不会两样，顶多也就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罢了。因此，责备林则徐擅启战祸，把他谴责为民族罪人，恰如过去盛赞他是民族英雄，坚信他能够而且已经打败英国强盗一样，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林则徐是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杰出人物，以传统价值观衡量，堪称完人。乾隆自称“十全老人”，那意思是他占尽了人生所有幸运，再无遗憾。林则徐大概也可称为十全臣子，虽然我没那心思去总结出他的十全十美来。
首先，林则徐宦途顺利，而这乃是传统士人的永恒追求。
林19岁中举，21岁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次年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26岁中进士，选庶吉士。38岁就当上正三品的江苏按察使（即臬台，相当于负责刑名的副省长），45岁任从二品的湖北、河南布政使（即藩台，相当于负责财政的副省长），46岁任正二品东河河道总督，47岁任江苏巡抚，52岁任湖广总督，53岁任钦差大臣，于次年正月抵达广州禁烟。56岁被革职遣新疆伊犁充军，途中因黄河决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次年竣工后抵伊犁，协助办理垦务。60岁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62岁升云贵总督。64岁因病辞职归籍。65岁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发匪暴乱，于途中病逝。清廷赐以空前殊荣，追封他为太子太傅，颁旨悼恤林则徐及亲属，赦免任内所有处分，并授其三子官职。次年，咸丰帝赐祭葬，派员致祭，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亲写挽联，并赐最高谥号“文忠”。
林大帅位极人臣，达到了传统士人梦想的最高官位，死后还蒙受了最高谥号。即使有三年的时间被流放新疆，那也绝非大众想象的林教头式的犯官充军，而是史无前例的特殊犯人。他在赴新疆时，沿途各地官绅名流争相接纳款待，抵达伊犁后受到老友谪官邓廷桢、伊犁将军布彦泰及参赞大臣庆昌专派的兵丁欢迎，次日布彦泰还送来米面、猪羊、鸡鸭等等。就连道光都生怕他生活困难，特地赐给他封地。林则徐就此成了布彦泰和庆昌的高参。布彦泰让他阅读高官才可阅读的《京报》，并让他协办粮饷，此后又先后保举他负责兴修水利与勘荒。林则徐和邓廷桢庆祝苏轼冥诞，主客中竟有将军布彦泰、庆昌、五名领队、一名总兵、三名谪臣（包括邓廷桢、庆辰）。
不仅如此，布彦泰还向道光建议起用林则徐，说他“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经圣明洞鍳”，“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然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林则徐必倍深项感，再造生成，竭力图报，实可收得人之效。”一个满洲将军对汉人犯官如此推重，堪称史无前例。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如上所述，林赴新疆前，曾半道奉诏去河南协助军机大臣王鼎治理黄河决口。大堤完工后，王返回北京，向道光力保启用林则徐，道光不纳。王竟在家中自缢，以此进行“尸谏”。军机大臣以死相荐一个犯官，这在历史上似乎还闻所未闻。林就是不复出，有此佳话也足够享誉终生了。
其次，林则徐代表了传统士人的最高梦想——遭逢明主。其圣眷之隆，旷古少见。
林之所以宦途一帆风顺，在稍受挫折之后又重任方面大员，负天朝膺疆之寄，完全靠道光知人善任，特别赏识他的忠诚勤勉与才干。道光于他实有知遇之恩。道光元年，林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遭受排挤，灰心仕途，辞职回家，旋因生计无着，又通过关系谋求复职。道光皇帝虽然即位不久，但久闻林的政声，特地破例召见一个待业中年，这在讲究身份制度的传统社会当真是千古未有的佳话。林的应对颇符圣心，道光赞不绝口，破格批准他复职，从此飞黄腾达。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建议以处死吸食鸦片者的严刑禁止鸦片。道光把奏折发给各省督抚讨论，众人都觉得这太过分——处死贩毒分子还说得过去，处死受害人就没道理了，唯有湖广总督林则徐赞成，说非如此不足以禁止鸦片流通。道光为此把林召到北京，连续八日天天接见林则徐讨论此事。林应对称旨，皇帝龙颜大悦，赏穿黄马褂，并赏紫禁城骑马，还委派林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自我大清立国以来，还从未有哪个汉臣有此殊荣，受此重任。当时传为佳话，据说还引起了满臣的担心。
须知嘉庆道光年间乃是太平年月，比不得后来发匪暴乱，江南糜烂，八旗无人，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来平叛。即使如此，还需要肃顺竭力在咸丰面前替汉臣吹嘘，这才能使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相继脱颖而出。在此太平年月，若非林则徐忠诚勤勉，政绩突出，才干过人，公关本事一流，绝无可能蒙满人皇帝破格垂青重用。
第三，林则徐乃是标准的忠臣和清官，是清流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从庶吉士开始他的宦途，终身勤劳王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著称。在他出任江西以及云南乡试考官时，他办事公道认真，坚持看完所有的试卷，即使落选的卷子也要用朱砂笔详加批点，赢得士林交口赞颂。在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他敢于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琦善办事无能。在任江苏臬台期间，他整顿吏治，改革审讯程序，亲自审案，甚至微服私访，亲自动手验尸，四个月内就处理了大部分积案，被江苏百姓颂为青天。他担任河道总督时，从头学起，恶补水利知识，整肃贪官渎吏，每个料垛都亲自检验过来。怀疑贪官作假时，便把整个料垛拆开检查，使得贪官无可作弊，使得河道在洪水期间安然无恙，深受道光嘉许。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他协助两江总督陶澍，采取许多利国便民的经济改革措施。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不顾朝廷斥责，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疏浚白茆、刘河、徒阳运河等河道。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先声。在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期间，他积极推行淮北“票盐”制度。他在赴新疆前又参加治理黄河决口，修复了大堤。在新疆期间，他主持领导了大皇渠的修建，在南疆勘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亩，行程约三万余里，还和黄冕一道改造了当地的卡井，命名为坎井，推广到各地，使得吐鲁番等地荒地化为沃野，还从内地引入了几万株树苗，教当地居民纺纱织布。他宦游几万里，走到哪儿就为那儿的百姓造福。
作为标准的忠臣，林青天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手中的巨大权力聚敛财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进行前文介绍过的“必要的纳贿与行贿”。从上文介绍可知，林公乃公关专家，否则他罢官后不会有那么多高官甘冒皇上之怒，前赴后继向皇帝举荐他。这当然首先是林的道德风骨与才干使然，但如果他是海瑞那样草不吃料不进的极端清流，在官场人缘一塌糊涂，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而在旧话中，“人情”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行贿”。
同样地，当清官并不妨碍他为了王事压榨百姓。他在广州整军讲武，准备“剿夷”时，斥重金修缮关塞炮台，以铁链封锁海口，进口西洋大炮，被言官指为“靡费”，这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从“节约闹革命古今第一”的补丁皇帝道光爷口袋里掏出来，也不可能从林清官家中搬出来，只能来自于广东“爱国商人踊跃捐输”。但林公和辛弃疾的本质区别在于，林把榨出来的钱全用在公事上，而辛弃疾则用来盖“带湖吾甚爱”的人间仙境。所以林从未如辛一样，以“贪刻”罪被言官弹劾丢官，言官顶多只能指责他“靡费”。
所以，按传统标准衡量，林则徐的确是模范清官，宦游几十年，历任各地方面大员，但退休之后却两袖清风。他本来想与在北京当官的长子同住，但因买不起房子，只好回到福州老家去，住在父亲遗下的旧屋中。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林的确是传统文化提倡的道德楷模。
作为标准忠臣，林也具备了清流必备的“嫉恶如仇”的道德风骨。他的清流好友黄爵滋主张由朝廷向吸毒者发出最后通牒，给一年时间戒毒，期满还要吸毒者格杀勿论。此疏由道光发给督抚们讨论，其他人都觉得太过分，只有林则徐表示赞同，体现了他“善恶不两立”的坚定革命立场。在署理陕甘总督期间，他运用在广东“剿夷”时学来的西洋技术常识，下令用西式武器血腥镇压叛乱的黑错寺藏民，首开动用西洋先进技术剿灭暴民的先河，远在李鸿章独立悟出该用洋枪洋炮收拾拳匪之前十几年。
如传统清流道德家们一样，主张处决吸毒分子以及血腥镇压暴民，并不妨碍林同时是一个典型的大慈大悲的旧式君子。虎门销烟前，他竟然考虑到水族的安全，效韩愈祭鳄鱼故事撰文祭海，通知乌龟王八鱼鳖虾蟹们，他就要把大烟放进大海了，请他们速速躲避，不要就此变成瘾君子，过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第四，林博学多才，乃是典型的“学者官僚”。
孔教提倡“学而优则仕”，把“学者”和“官僚”合而而一。林虽然不是曾国藩那类理学大师，但于“词章小道”颇为谙熟，对书法也很精通，其篆刻相当有名，而且精研佛学。以传统价值观来衡量，堪称模范儒官。
第五，林不但是忠臣，而且是能臣，乃是清流里难得见到的白乌鸦。
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清流”乃是世上最容易混的职业，什么本事都不需要，只需一张会唱高调的嘴，会演戏就行了。海瑞就是这种典型戏子。孔教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病，就在于“任人唯贤”，只考察干部的品德，彻底忽略其才干。八股文更把干部遴选变成了文字游戏大赛。如果不是遇到乱世，左宗棠便到死也只能是个举人。
林则徐则完全是个太平盛世的例外能臣。他经历非常复杂，什么都干过：考官、刑名、钱粮、盐政、治河、用兵、兴修水利、勘荒、“剿夷”、平暴。除了“剿夷”之外，不管干什么都成绩斐然。之所以如此，乃是他勤于钻研，履新职后便立即开始恶补，靠自学成才，不管干哪一行都如此。例如在广东禁烟剿夷时，他派人到澳门购买外文书报，组织通晓外国文字的幕僚翻译，先后编出《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在流放新疆前，他把这些资料交给魏源，使后者得以编出著名的《海图国志》，直接启迪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到离开广州时，他对原来两眼一抹黑的国外文明世界已经有了点感性皮相认识，再不是当初那妄自尊大的乡巴佬了。这才会在新疆时留心考察俄国情况，并在复出后署理陜甘总督期间想到用西式武器去镇压藏民。
因此，林则徐的一生，乃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生。似乎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传统社会罕见的能臣，半由天赋，半靠自强不息。这种人才根本不是传统教育可以培养出来的。
据中文维基百科全书引经据典称，林则徐懂英语和葡萄牙语两门外语，并曾在接见外国人时口吐双语。我对此表示怀疑。林到广东禁烟前一直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根本没有学习外语的愿望和压力乃至时间精力，要学外语也只可能是到广东的事，但他担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纵是天才也不可能在缺乏练习条件下，于短期内学会两门口语。
不管怎样，从林的政绩和行事风格来看，布彦泰对道光说的“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恐非夸大谀词，林则徐确实是当时天朝最能干的大臣，这才会始终获得道光信任重用。在道光死去后，咸丰遇到亘古未见的发匪暴乱，第一个想到的得力大臣就是已经退休的林则徐，召他星夜出山赶赴前线。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使出用西式武器屠杀叛匪的辣手来，则太平天国能否如后来那样糜烂半壁河山，涂炭生灵，正未可知。
四、 从禁烟到“剿夷”
先补正前文的一个缺陷：向中国输出鸦片虽非英国政府决策，却在1773年得到英属印度政府批准。1797年英属印度政府又给东印度公司专卖权，那目的很简单：扭转贸易逆差。如前文所述，英国全民喝茶上瘾，又喜欢中国丝绸，工业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只有用白银（中国当时的货币）购买。其时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这就意味着购买中国商品必须先用黄金向其他国家购买白银，变成了两次贸易，提高了成本，再加上入超，便给东印度公司连年造成赤字。找到鸦片这个法宝后，该公司于短期内便扭亏增盈。到了1830年，英属印度政府的岁入竟然有约十分之一来自鸦片贸易税收。
英国人扭亏增盈，中国便扭盈增亏，大量白银外流，而这引起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古今冠军道光皇帝的严重关切。该同志是历史上罕见的俭省皇帝，不是后世那种伪君子，而是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式的抠门小农。他不但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规定御膳只能有四个菜，更时常向大臣征询当天京城物价，与宫中采办价对比，以查明采购太监是否被奸商蒙骗，因而被民国排满文人在野史中讥笑为“叫化子班头”。不难想象，当这种时时处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发现大量白银外流时，当是何等的心如刀割。
因此，尽管鸦片贸易早在雍正年间就被禁止了，嘉庆年间又重申禁令，但都成了一纸空文，到了道光手上才开始来真格的。他几乎每年都要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这反而刺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为此，朝廷分为弛禁与严禁两派。弛禁派许乃济主张：
1）干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名目进口，只许以物易物，不许换成白银。同时课以明税，堵死关吏索贿空间。如此即能使得关税低于贿赂，外商必然乐从，而且以物易物贸易也防止了白银外流。
2）禁官不禁民，禁止文武官吏兵丁和士人吸食，但不禁止民间贩卖和吸食。
3）“买船不如造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出大烟来和洋货竞争。鬼子无利可图，自然不禁自绝。
严禁派的主张则由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提出，得到林则徐的赞同，前文已经提到。他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议皇帝给烟鬼们下个最后通牒，在一年内戒断。过期不戒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主张以邻居互保制度实施这一政策，举报者给奖，包庇者治罪。
看过本文第一节的读者应能立即看出，此乃典型的“清浊流之争”，许浊黄清。许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其主张尊重现实，具有可行性；而黄则奉行道德至上，拒绝承认现实。为了“大义”，竟然把受害人视为祸首痛加镇压，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讲，遑论西式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权观念。正因为此，黄的奏章得到“清议”的欢呼，“一时以为清流眉目” （《清史稿?黄爵滋传》）。
这当然是现代价值判断，不能拿去裁判古人，超越时代的乃是功利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林的主张根本不可行，荒谬之极尚不足以言其非。
谁都知道，烟贩只是少数奸商，烟鬼则是广大人民。放过少数人，却去向广大烟民宣战，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如此重罚若真要实施，必将引出社会动乱。何况当时朝廷监控人民的程度远非后世可比，总会存在大量死角。放过烟贩不究，等于确保来源畅通，烟土贸易就一定会在地下进行。皇帝下的又是最后通牒，做不到就要损失威信，勉强实施的客观效果，便是为贪官恶吏提供敲诈索贿的生财机会，流弊无穷。
反过来，许的第一条主张完全可以采纳，他提出了最关键而又为朝廷历来忽略的一条：明定税则税率，堵死关吏勒索外商的空间。这从来是野蛮人对我天朝上国最不满的一条，多次为鬼头们提出，也是后来“不平等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实在看不出我天朝上国为何要坚持这神圣原则，拒绝在这问题上放弃“平等”。如果采纳了这条主张，则后来也就不会丧失关税自主权，让鬼子廉洁的“不平等”取代了中国腐败的“平等”。
光有这条当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的第三条主张或可防止白银外流，但却毒害了本国人民，因此也不可取。依愚见，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非法的鸦片贸易得以猖獗，全靠腐败官员、关吏、水师、兵丁等勾结洋商，上下其手。这一事实中外咸知。英国外相巴麦尊致清朝政府的信就明确指出了“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魏源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指出，自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设巡船缉私后，巡船每月纳贿三万六千两，每年放私入口二万箱。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放私入口的鸦片就增到了四五万箱。由此可见，不整顿吏治，痛惩贪官污吏，肃清关防，就决不可能杜绝鸦片走私。
这就是严禁派应该干的第一件事。采取这措施不会激化中外冲突。相反，它纠正的弊病正是巴麦尊后来问罪时抓住的借口。英国政府从来不敢为鸦片贸易辩护，遑论鸦片走私。采取这个措施纯属内政，英国毫无理由干涉，而且堵死了其问罪借口。
2）采纳许乃济第一策，改革海关制度，明定公布税则税率，严禁官员税外索贿，违者严惩，鼓励受害人举报。将鸦片列为药物，以物物贸易方式进口。严格控制国内市场（这本来就是清朝的外贸政策，所有进出口都为官方控制），防止扩散。
3）采纳许之第二策，严禁官员兵卒士人吸食鸦片，若“吃皇粮者”不能在一年内戒断，一律开除公职。凡吸毒者一律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在民间提倡戒烟。与此同时成立戒毒所，帮助瘾君子们戒毒。
想出这三策，并不需要任何世界知识，遑论其他现代常识，也不涉及外交，并不需要抛弃天朝心态和孔孟之道，不仅为传统价值观允许，无悖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不违反死硬腐朽的宋明理学，完全应该在清流们的视野之内。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就算不能彻底禁绝鸦片贸易，起码能相当有效地遏止它。就算是毫无成效，也决不会引出实行黄策一定会引发的严重社会后果，而那些严重后果本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立即看出来的。
然而道光却否定了许乃济不失合理的主张，以后更将其撤职查办。黄爵滋那“清流眉目”的哗众祸国策反倒深得帝心。道光把坚决支持黄策的清流领袖林则徐召进京去，连续磋商凡八日。不过他似乎比林还要高明些，决定双管齐下，不光是拿捏烟鬼们，还要堵住来源，为此特地简放林为钦差，到广州那第一线去堵住毒源。
为什么林则徐那天朝第一能臣会看不出黄策的荒唐，提出任何明白人都该想到的上述芦策来？后来的事态发展提示，他似乎不是看不出黄策不可行，也不是想不出芦某这庸碌白丁能想到的必要措施，而是实行“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避实击虚乖巧方针。
此中利害一目了然：要杜绝走私，就得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力主此策只会得罪朝中利益集团，而且，此策在那种烂污社会中缺乏可行性，坚持它反倒会把自己白白搭进去。相比之下，拿捏毫无能量的烟鬼们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无大患。这或许就是他在此事上突然表现出“一过性糊涂”的原因。这虽是毫无过硬证据的诛心之论，但舍此我还真无法解释林何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既然要去广州正本清源，禁烟就不再是内政而延伸成了外交。可惜天朝的井蛙们无一人有起码的世界常识。自宋代以后，“外交”和“谈判”这些概念就不再存在于国人字典中。它们完全是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不平等”舶来品的一部分。国人要花六十年光阴，吃足各种各样的苦头后，才能最终意识到原来天朝类似于春秋战国中的一个小国，与欧洲列强相比犹如东周王朝与秦国相比一般。
其时清朝对待欧洲列强的态度，完全是当初我大明对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翻版，中外关系乃是“君临”与“被君临”的上下级关系。国内学者易中天先生曾把“德治”精辟地总结为“将权力道德化”。的确，按孔孟之道，由权力决定的上下级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服从就是美德，奴才就是善人；反对就是罪恶，反对者就是罪人，就该无情剿灭。
根据这种“天理”，朝廷对“蛮夷” （“虏”）的态度和对策，和对待如今被美称为“农民起义”的暴乱土匪们（“逆”）一样，只有革命两手。软的那一手叫“抚”，也就是“怀柔”的“菩萨心肠”，让土匪或蛮夷们咂咂天朝慷慨伸出去的甜指头，以此引起他们的感恩心理；如果土匪或蛮夷们不知感恩图报，那就使出硬的那一手来，亦即“剿”的“霹雳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土匪或蛮夷们自然也就会“畏威怀德”了。既然只有“剿”与“抚”两种极端选择，当然也就不存在谈判的可能——难道还能丧失国格，跟土匪讨价还价不成？
至于国与国之间乃是平等关系，外国并非只能招抚或剿灭的土匪；国家之间若有利害冲突，必须先靠谈判解决，实在无法达成妥协时再兵戎相见；而弱国最要避免的就是“剿”那一手，因为根本打不过人家，越打吃的亏就越大，只有实在被逼得不战就要亡国时才能作为最后的狗急跳墙手段使出来，这一系列人类起码常识，不但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于朝野任何一个人的心目中，而且至今还有许多国人根本不知道，蔚为世上奇观。
正因为此，清朝官员不仅严格限制外商在指定居留地的居留时间和行动自由，而且将这些限制也强加给外国官员。地方官员从不接见他们，更不会与之平等谈判。有事就下“谕”（“命令”之意），通过“行总”转给外国官员或商会负责人；后者有事找地方政府时，便只有上“禀”（“报告”之意），同样经过“行总”中转。两者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上下级关系。
就连英国商务总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British Minister to China）义律都被迫写过这种屈辱至极的“禀”。哪怕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头，他都无法和林则徐谈判。在穿鼻海战爆发前，英国人交给中国水师提督一份封好的信函，要求中方提供给养并立即恢复贸易，那信连拆都没拆就给原样退回去了。这派头倒颇像如今文明政府断然拒绝与劫持了人质的恐怖分子谈判。
向今天的读者介绍这些时代背景常识，不是想讥笑林文忠公，而是想告诉那些苛责古人、指责林则徐擅启战祸、以卵击石的“逆向愤青”们：在当时举国昏昏的情况下，用对待土匪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现代强国的公民甚至官员，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会恶化两国关系，引发对抗。而在对抗发生后，这种无知导致的傲慢又取消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可能，当然最后只会导致战争。无论是谁来主事，结局恐怕都只会一样。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他素以勤劳王事、办事认真著称，这次肩负着皇帝的重托，当然更不会例外。在途中他就明察暗访，下车伊始后他便召集广州三大书院600多名士子到贡院“考试”，要他们提供烟贩名单以及鸦片集散地的信息，并征询既往禁烟弊端以及合理措施（这倒才是真正的遴选干部的方向，堪称明代以来首次教育制度改革），随即下令地方官员把那些烟贩抓起来。此后在和鬼子周旋过程中，他更布下了许多探子，情报工作作得很好。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于1840年5月7日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林则徐“消息灵通”(well-informed)，在给外商的命令中说他知道在伶仃港口船上有几万箱鸦片，他命令一箱也不许运走。这和传统官场的昏庸官僚的作风完全是两回事。
经过一周左右的准备，林则徐正式动手了。他谕示外商，限他们三天把所有的大烟都交出来，并要求每个商人都具“甘结”，也就是写下保证书（英国人翻译为bonding pledge，相当准确），保证以后再不运鸦片来中国。若有违反，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两条要求始终是林的奋斗目标，第一条作到了，但第二条却成了双方争执焦点之一，到最后都没有实现。
这命令对外商宛若晴天霹雳。鸦片贸易占了外贸的大头，要外商把鸦片统统交出来，意味着巨额损失，奸商们岂会心甘情愿？而且，英国是实行法治的契约社会，许多商人只是代理商或合伙人，鸦片并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他们的财产，交出去要负法律责任。“十三行”的奸商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当林则徐传令商会头子颠地去见他时，颠地的兄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竟然激动得扬言要死在建议颠地应命的罗伯特?英格利斯门前。
在此紧急关头，商务总监兼领事义律从澳门闻讯赶来了，但他也无权令奸商们交出私有财产。他设法和中国官府打了几次交道，都没有什么结果。林则徐见奸商们久不从命，当即下令封锁广州海上交通，派兵包围十三行，禁止出入，撤出所有中国雇员，并禁止民间向十三行出售食物。奸商们包括义律在内统统成了囚犯，面临着饿死的危险。
义律当即下令所有的烟商把鸦片交给他，再由他以女王政府的名义开出收条，保证偿还价值，然后把收到的所有大烟交出，一共19187箱又2119袋。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在国会的证词，他们从中国官员那儿刺探到的情报说，这数量远远高出了林则徐的估计，他以为顶多只有五千多箱。此话是否可靠，还有待于国内史学家考证。在短期内竟然交出这么多烟来，可见所谓“走私”全TMD“走公”。
义律为什么要这么干？我看他别无选择。如上所述，奸商们不愿意交烟，一是肉痛，二是按英国法律不能随便处置他人信托给自己的财产，否则要负法律责任。但现在大家都给关了起来，不从命只有饿死一条路。当此之际，他只好以女王名义要商人们把烟土交给他，不交者后果自负。根据罗伯特?英格利斯的证词，商人们都如释重负，因为责任现在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了，于是很爽快地交出了毒品。
但义律这么干，等于代英国政府把本国不法奸商与中国政府的冲突揽了过去，使之变成了政府之间的冲突。这很可能就是那家伙的阴谋。3月28日（二月十四日）他禀告林则徐等，答应呈缴鸦片20283箱（略高于实缴数）。但4月3日（二月二十日）他就致函巴麦尊，污蔑“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响，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建议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扬子江面。所以，此公根本不是网人亦忱盛赞的那个大善人。
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国际误会，林则徐在交烟谕中说：
“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
根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在国会的证词，这“酌于赏犒”被他们理解为按最低价格每箱500两白银给于赔偿。这就是他们后来一直纠缠赔偿烟价的缘故，最后这要求成了南京条约里规定的赔款一部分。但中国的涵义可不是这样。道光后来同意所缴鸦片每箱赏茶叶5斤，这和烟贩们的期待可是天差地别。这误会有可能促进了双方交恶，但过错并不在中方。按国际惯例，凡走私货物一律没收。本人私带香烟入关就被没收过，从来不敢指望海关赏我几钱茶叶。因此，中方“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统而观之，愚以为林则徐要求鬼子缴出走私商品并没有做错什么。唯一的错误是在毫未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就派兵包围十三行，不分良莠，对所有商人以及官员实行事实上的囚禁并断绝其生计。这就构成了英方日后上门问罪的借口。但考虑到当时国人毫无西方人权观念，官府对百姓从来是为所欲为，任意查抄屠杀，更不懂国际惯例，现代人无法苛责这种野蛮做法。林则徐后来在署理陕甘总督期间，血腥屠杀暴乱藏民，甚至实行三光政策，焚烧寺院，铲平村庄。和这比起来，他当初对英国蛮夷已经是网开三面了。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道光一再告诫他慎重行事，不要擅开战祸。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预定的两个目标已经圆满完成了一个。道光也觉得此案已经完满结束，调他去担任两江总督。但林不愿离开，宁愿接替邓廷桢作两广总督，因为他的第二个目标亦即让所有外商出具甘结的任务还没完成，而这就成了中英双方的争执焦点。
这一要求我看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当然要服从中国法律。本人出国后就出具过许多“甘结”，在各式各样的表格上签名，保证自己说的是实话，否则愿意接受法律惩罚。但义律顽固拒绝这一合理要求，而林公也绝不退让，就此陷入僵局。
林公为何坚持这一要求呢？他已经在《缴烟谕》中明说了：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这意思是说，他从小生长在福建，对外夷那套很熟悉，知道鬼子们讲究信义。而这其实就是他如此坚持签字画押写保证书的原因。他大约深知中国无可能澄清吏治，做不到“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所以只好寄希望于鬼子的契约精神，以此杜绝鸦片流入。这和他附和黄爵滋“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的乖谬主张，指望靠以死刑的威慑消除市场需要的方式来禁烟的思路如出一辙。这就是我为何猜测他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有趣的是，恰是鬼子的契约精神使得义律拒绝照办。如果是不拿契约当回事的中国人，恐怕早就同意这要求了。这也说明义律根本不是某些网人鼓吹的那种禁烟圣人。他非但不同意，还禁止本国商人具结，因此酿成了后来的武装冲突。
另一个恶化两国关系的事件则是前文已经介绍过的林维喜事件。7月7日（芦注：关于本案发生的日期各说不一，我一共查到三个日期，分别为6月20日，7月7日和7月12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责令义律交出正凶，而义律认为中国官府不讲究证据，以一人兼充侦探、起诉、陪审团和法官，专用酷刑逼供，属于野蛮司法，因此他动用“治外法权”审判了该案。其中一人以无证据开释，其余五人被判参与骚乱罪（participation in a general riot）被押送回国服刑，但到达后立即被释放，原因是英国政府认为，未经中国政府授权，义律无权审判任何人。然而有人认为，根据英国的有关议会法案，他确实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00海里内的公海上作此类审判。这公案到今天也还在争议之中。
所谓“治外法权” （extraterritoriality）通译为“领事裁判权”。根据国际惯例，它只适用于发生在驻外使领馆和军事基地内部的案件。很明显，这并不适用于审理林维喜案，义律这么做违反了国际公法。虽然他是在中国领土外作的审判，但案件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即使按上述英国法律，那审判也属非法无效。英国政府可以否决之，但必须把案犯引渡给中国才符合国际惯例。
不过，这也只是从理论上说说而已。我早就在11年前指出了：洋人迫使中国接受治外法权，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盖人家实在无法接受咱们的中古式野蛮审判。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曾被迫接受治外法权，但人家引入西方司法制度后，列强也就同意改约，放弃了该项“不平等特权”。
因为这两件事，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义律命令所有英商从广州撤退到澳门，停止对华贸易。林则徐针锋相对，下令停止供应澳门英人柴米食物，撤退买办工人。 8月23日，英国人抢占了当时人口稀少的香港作为基地。同月月底，只装了28门炮的英国轻型军舰（frigate）窝拉疑号（Volage）到达广东海面，保护此时都集中在珠江口外的穿洋海面上的英国商船。林则徐发出布告通知民众：“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
林则徐先是钦差大臣，后作两广总督，总督又称“制台”、“制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乃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在担任两个职务时都有权调动军队，因此下属也称他“大帅”。但不幸的是，大帅接受的乃是科举教育，四书五经并不教他怎么打仗。靠业余自学只能学会《孙子兵法》，获得大而无当的有关战争一般原则的模糊指点，此外便只能从三国周郎那儿学点“火攻”，从吴主孙皓那儿学来“铁链横江”而已。
如今国人只知道鬼子硬件先进，船坚炮利，却不知道人家软件同样先进，有军事科学，而咱们只有《三国演义》。靠看那些垃圾古书，就是天才统帅也无法与鬼子的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平庸军官匹敌，起码人家会看地图，知道如何用数学方法算出大炮的射击诸单元。
林大帅当然不可能知道连如今的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文明差距，充满了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不知道鬼子的船只是由工程师科学设计出来的，不是中国的憨木匠凭经验拼装起来的。在帆船时代人家就能靠合理设计扬帆逆风行驶，何况已经进入了汽船时代，其速度和机动性能都令中国古老木船瞠乎其后。就连鬼子的商船都配有大炮，无论是命中率还是杀伤力都绝非中国水师的文物大炮可比。
琦善乃是亲自视察英国军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立刻就发现英舰不但高大，而且“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芦注：这是描写蒸汽机驱动的军舰）。一个满族高官能去亲自视察敌舰，而且立即发现人家的优越，甚至参悟出蒸汽机的原理，实在难得之至。
以林大帅之聪明颖悟，若有琦善那点虚心，只怕也要同意琦善对他所拟破夷之法的批评：倘攻夷船的下层，则“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若用火攻，“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所以，若“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琦善参观的是懿律和义律后来带到大沽口去、装备了七八十门大炮的正规战舰，而林大帅当时面对的不过是一艘装备了28门大炮的轻型战舰窝拉疑。9月4日，该舰和两艘商船到九龙取淡水和其他给养，遭到三艘中国水师战舰拦截。英舰当即向水师战舰发炮，打响了鸦片战争第一枪。水师立即还击，但无一发命中。一番海战后，水师严重受创，只能撤出战场，过后却向林则徐报捷。
林大帅收到捷报后立即就报告了道光。道光闻报于10月11日后下上谕：“如英船仍形桀骜，即再示兵威。”
10月14日，反对鸦片贸易的奎克教徒（Quaker）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船长史密斯认为义律无权制止公民贸易自由，径自开入珠江口，正式具结，取得合法贸易权利，次日即到黄埔贸易。 受此鼓舞，林大帅于10月26日再度要求英国人交出林维喜案正凶，并下令所有英国商船三日内具结进口，否则就回国，不得再滞泊伶仃洋面。
“担麻士葛”号弃暗投明，使得义律非常恼火，他怕其他英商响应林大帅号召，命令窝拉疑号和新来的另一艘装备了18门大炮的轻型军舰“海阿新”号（Hyacinth）封锁珠江口。11月3日，另一艘英国商船Royal Saxon也毅然奔向党的温暖怀抱。英舰当即开炮警告，触发了穿鼻洋海战。在短短45分钟内，两艘英国军舰就击沉了5艘最大的中国战船，击伤多艘其他战船。此后双方又数次交火。按林则徐的报告是“七战七捷”，据说所有这些武装冲突，包括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都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这至今仍然是中方的官方说法。
我查到的英文资料只记载了九龙和穿鼻两次海战，说的与中方报道相反。我个人认为英国人的报道更可靠。理由是：
第一，英军虽然只有两艘军舰，面对的是总数为80艘船（包括战船和“火船”）的中国水师，但滞留在穿鼻洋面上的英国商船共有29艘。当时的商船为了防备海盗，都配备了先进的大炮，其命中率和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中国水师配备的古董，更不必说专门设计出来用于作战的舰只了。
第二，无论是军舰还是商船都是专业人士设计出来的，速度与机动性能远远超出中国水师的原始木船。船上配备的大炮可以灵活转动，命中率远非水师可比。
第三，英国军人是以军事科学训练出来的职业队伍，精通作战的基本技能。相比之下，无从想象中国水师的文盲们能够准确计算出炮击的角度应该是多少。即使好学如林大帅，也绝无可能知道三角学和力学的基本常识，中国古籍里从来没有这些名堂。
第四，大帅本人自己就默认了论海战，天朝不是英吉利野蛮人的对手：“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调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奏片）。取胜希望在于陆战，盖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超，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则徐奏片）。
第五，在穿鼻海战后，大帅即购买了一艘美国商船，装备以葡萄牙商人出售的大炮，提示他意识到了双方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可以用三国周郎使用的“火船”弥补的。
当时英国报纸公布的英国远征军实力
女王陛下的船只：
“麦尔威厘”号，七十四炮，悬挂乔治?懿律少将将旗，船长邓达斯。
“威里士厘”号，七十四炮，悬挂伯麦海军司令的大三角旗，船长托马斯?梅特兰。
“伯兰汉”号，七十四炮，船长弗莱明?辛好士。
“都鲁壹”号，四十四炮，船长史密斯。
“布朗底”号，四十四炮，船长鲍俎。
“康威”号，二十八炮，船长比休恩。
“窝拉疑”号，二十八炮，船长埃利奥特。
“鳄鱼”号，二十八炮，船长库柏。
“拉尼”号，二十炮，船长布莱克。
“海阿新”号，二十炮，船长华伦。
“摩底士底”号，二十炮，船长艾尔斯。
“卑拉底士”号，二十炮，船长安森。
“宁罗德”号，二十炮，船长巴洛。
“巡洋”号，十八炮，船长吉福德。
“哥伦拜恩”号，十八炮，船长克拉克。
“阿勒琴”号，十炮，船长莫森。
“响尾蛇”号，运兵船，船长布罗迪。
东印度公司武装蒸汽船：
“皇后”号，船长沃登。
“马达加斯加”号，船长迪西。
“阿打兰打”号，船长罗杰斯。
“进取”号，船长韦斯特。
运输船及军队：
“阿拉利维”号。
“布朗德尔”号。
“伯麦”号。
“克利费童”号。
“达维德?马尔科姆”号。
“挑衅”号。
“鹰”号。
“爱德蒙斯顿”号。
“伊利萨伯?恩斯利”号。
“依萨伯拉?罗伯特生”号。
“约翰?亚当斯”号。
“马立安”号。
“麦都萨”号。
“美人鱼”号。
“穆罕默德?沙”号。
“拿撒勒?沙”号。
“拉哈曼尼”号。
“鲁斯托姆治?科瓦斯治”号。
“爱尔纳德”号。
“佛泰?萨拉姆”号。
“立臣”号。
“风鸢”号。
“印度橡树”号。
“斯托卡特”号。
“苏利曼”号。
“维多利亚”号。
“威廉?威尔逊”号。
陆军有：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喀麦隆第二十六团，孟加拉第四十九志愿团，以及孟加拉工兵队，马德拉斯坑道地雷队。据说，共约四千战斗人员。
林则徐虽然在禁烟上犯了策略错误，但道义上无可指责。
拙文贴出几集后，有网友提出林则徐收缴鸦片的道义问题，我完全同意，不能用今日之价值观去裁判鸦片战争双方，这正是网人亦忱犯的毛病，他一面强调必须考虑到当时国际上对鸦片的态度，不能用今日的价值观去看待鸦片贸易，一面又彻底忽略（或根本不知道）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用今日价值观与世界知识去裁判林则徐。本文写作时便刻意避免了这一毛病，严守了避免用今日价值观去裁决鸦片战争双方的界限。
那么我采用了什么价值观涅？在评价中国历史人物如林则徐时，我特地介绍了当时的价值观是什么，并指出不能用今日价值观去裁判，改用超越时代的功利分析，指出黄爵滋严禁建议在策略上的荒唐，提出了真正应该采取的措施，并强调即使以当时的价值观和国人的愚昧，想到这些措施也是应该的。在评价林的缴烟行动时，我指出此举在道义上毫无问题，但违反了国际惯例，同时也指出这种策略失误是天朝井蛙不可能避免的。
在介绍英国人的反应时，我特地指出了英商交出鸦片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涉及到他人财产。我也承认英国人的抗议确有道理，林围困13行的粗暴手段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惯例。我本人早就知道当时国际上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并没有如今这么严厉。事实上，我大概是第一个在中文网上介绍当时英国国内根本就没有禁止鸦片，也没见人家变成瘾君子的（文章发表于90年代的《华夏文摘》）。所以，你这些批驳完全是瞄错了对象。
但我仍然认为，林则徐虽然在禁烟上犯了策略错误，但道义上无可指责。
第一，鸦片贸易在当时的国际上虽然不是如今日一样声名狼藉，但也并非什么香饽饽。西方虽未立法禁止，但民间抨击的也很厉害，如黑奴买卖一样，不是什么光彩勾当。正因为此，英国从来不承认“鸦片战争”的说法，一直称为“贸易战争”，声称该战争是为了寻求平等承认和贸易自由。
第二，当时的国际惯例是将走私视为犯罪，就连义律本人都曾为此谴责过英国商人。
第三，当时的国际惯例是尊重主权国家的主权，侨民商人等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在这点上和现代并无两样。中国是主权国家，不是英国殖民地，当然英商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无论该法律对他们何等不利或不合理都该如此，起码在理论上是这样。当时中国确实有许多不合理法律。例如严禁外国人学中文，于是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这些法律即使不合理，也不是不遵守的理由。外国政府可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变法律，但在法律修改前必须遵守，这是起码的法治观念。当时也就有了，并不是今天才发明出来的。
正因为此，英国政府从未敢为非法的鸦片贸易辩护过。战争爆发前，英国全权代表懿律在天津大沽向琦善递交了外相巴麦尊致中国政府抗议照会。文中无一语敢为鸦片贸易辩护，而是承认某些英国商人进行了违禁的鸦片贸易，表明英国商人理应遵守中国法律，而英国也不愿袒护包庇违法商人。他抗议的是林则徐不分青红皂白虐待凌辱守法英侨甚至外交人员。至于禁烟本身，他也未敢否定，只是指责中国只看到外国人犯罪，没有看到本国官员犯罪，进口的鸦片都受到了自总督以下官员的包庇和纵容。鸦片是受贿官员们用官船运入境内的。即使要禁烟，也该先整肃那些非法官员。林的做法太不公平。
由此可见，就连当年的侵略者都没有您激进，更想不出“有如你篡党，不如我篡党”这种毫无法治观念的话来，堪称遗憾。
第四，义律当然不是好鸟，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污蔑“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响，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建议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扬子江面。莫非这是正派的外交人员干得出来的事？就因为13行的守法商人和外交人员被无辜围困了几天？
第五，作为受害国家，中国最先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最先立法禁止，这是光荣而非耻辱。把它和禁止传教相提并论，用来证明禁烟违反道义，可谓独具匠心。
五、 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
两次鸦片战争的特点，都是因小事引发局部军事冲突。冲突发生后，朝廷顽固拒绝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拒绝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纠纷，拒绝对方派代表入京，甚至拒绝接受对方发来的外交照会，促使英国（第二次还有法国）派兵来教训中国，而这教训始终不起作用，于是就反复教训，时战时和，拖延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打得朝廷受不了，终于接受了对方的要求，战争才结束。若从1839年的九龙之战算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竟然拖延了3年之久。其中事件繁多，难以详述，只能作个简介。
如前所述，禁烟虽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英国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取平等承认，打开中国市场。外相巴麦尊原来看中的乃是舟山群岛，想效法葡萄牙人租借其中一个岛屿，供英商居住和储货。
因此，英国远征军到达香港并封锁了广州港之后，大部分兵力即按原计划北上，先到厦门，想把巴麦尊的照会交给当地官员代转，却被拒绝。英军随即进攻舟山，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定海。接着又到宁波和镇海，再度试图投递该照会，再度被拒。英军于是北上白河口，准备攻取大沽炮台，这才引起了朝廷震动，同意由直隶总督琦善接见英夷。至此，那封如此难以投递的国书才好不容易递到了道光手上，可惜又因误译引出了麻烦。
巴麦尊的照会当然要抢占道德制高点，列举对方的不是，而这当然只可能是数落林则徐，接着就是提出要求：赔偿烟价；割让一岛或数岛；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赔偿战费及使费。巴麦尊私下指示懿律和义律，如果中国不同意割地，可代之以以下要求：（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自由，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三）公布固定的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
这些要求中，平等待遇、赔偿行商积欠、公布海关税则都是应该的。开放通商口岸，并在这些地区保障外人居留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也符合国际惯例，只会对中国有好处。战争赔款乃是一直实行到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惯例，是战败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不平等，不过没办法。唯一可争的只有赔偿烟价和治外法权两条。但治外法权已经说过了，鬼子实在无法接受中国的野蛮司法制度。
如果当时国人不是那么愚昧，就该知道落后的野蛮国家绝对打不过强大的文明国家。唯一的自救之道乃是赶快实行西化，全面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引入先进文化，迅速变成强大的文明国家。在这个任务实现之前，只能尽量避免与强国发生武装冲突。实在无法避免时，就靠谈判解决纠纷，在避免破裂的前提下尽量少作让步。这就是日本人走过的路。
以此度之，当时中国能争到的最佳结果，就是接受巴麦尊的底线，以同意开放通商口岸以及暂时同意给与英人治外法权来避免割地，并尽量压低赔款数额。可以拒绝烟价赔偿，但在战费赔偿上可以适当松口。如此即能在道义上剥夺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防止了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同意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从英国一方来说，要求赔偿烟价，此后又在通商口岸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使中国解禁，乃是该国有史以来干的最蠢最丧天良的勾当之一，把英国钉上了历史耻辱桩，使得该国成了武装贩毒的先驱。英国女王曾就历史上发动的侵略战争向若干受害国道歉，但英国政府至今拒绝就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向中国道歉，这完全是择恶固执。
可惜当时的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白痴国家，哪怕在今日，也不会有多少国人能同意以上所说，当然只能按既有的思维定势来理解那照会。英国人列举的中方罪名被看成是针对林则徐个人的，再加上“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被误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于是道光和琦善便把它看成是受了亏待的野蛮人来请求大皇帝主持公道。
不偏不倚对待臣民乃是君上的道德责任，在这点上，道光和林则徐受的是同一教育。因此，道光的处置原则，恰与林则徐后来在云贵总督任上处理回汉冲突时一模一样：“只分良莠，不问汉回。”大皇帝为受了委屈的英夷伸冤作主，同意惩办林则徐，以为这就能息事宁人。
琦善本来是坚定的“剿夷派”，但他脑筋灵活，在参观英舰后，立刻发现中国绝非对手。他告诉道光：“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而中国正缺大炮，如“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即使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即使中国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琦善不懂军事更不懂科技，所以他只看见英国人的大炮安装了旋转炮塔，射程远，命中率高，不知道人家用的炮弹是爆破弹（装药量达三分之一）、“链弹”（以铁链连接的两枚弹丸，专用于击毁桅杆）、“葡萄弹”（弹壳内装了大批钢珠，用于杀伤地面有生力量）等诸多名堂，而清军的炮弹乃是不会爆炸的实心铁球。他更不知道“该夷所恃者”绝不光是大炮：陆军使用的是可装上刺刀的燧发枪（击发原理类似打火机），海军陆战队（marine）使用的乃是“雷击枪”（以撞针撞击雷汞装填的“雷帽”而引起枪膛内爆炸的现代步枪前驱）。后者全天候使用，前者虽然在火药潮湿时失效，但连射速度和射程都是清军使用的少量鸟枪（火绳枪）的三四倍。
更重要的是英军的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都绝非原始的天朝可比。英军从事的是专业化的现代战争，以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指导，有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等分工，有不同的兵种诸如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工兵等执行专门任务；而中国军队根本不懂这一套。李鸿章在几十年后指挥甲午战争时连个参谋部都还没有，靠的还是远古的幕僚制度。直到袁世凯从日本引来点二手货，以西法组织训练军队，中国才开始有了专业化的武装力量。西化军队从此成了武人们争天下的本钱，谁的部队更西化，谁的军队就更强大。袁大头如此，蒋光头也如此，就连地方军阀都如此，其发家全靠办西式军校。尽管蒋的中央军的训练以西方军事标准来看只能算是初步水平（据《剑桥中国史》），然而在当时就足以无敌于全中国了，可见中外军事差距之大。
最糟糕的还是，英军绝对服从命令，统帅指挥部队如臂使手，屈伸如意。部队也没有虚报战功、杀良冒功，甚至“反败为胜”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军队从来是乌合之众。据英国人回忆，当他们兵临广州城下时，道光从各地调去的军队彼此之间却大打出手，打的比外战勇猛多了。直到抗战，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只有军阀联军。军队从来只听某个将领调动，最高统帅只能指挥自己的嫡系。若一部紧急，余部都只会作壁上观，好让敌人从容各个击破。虽然抗战后实行了军令统一，但这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到1949年。
因为这些中国特色，即使当时中英毫无军事技术差距，中国也绝无可能战胜。
说到底，中国人打仗不行，乃是烂污腐败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什么道义、士气甚至武器的问题。这一点英国人早用社会实验证明过了。
英国人的绝招，是惯用异族特别是印度人替他们打仗，例如鸦片战争初期派到中国的远征军只有三团作战部队，其中一团是爱尔兰团，一是孟加拉团，一是喀麦隆团，只有三分之一是白人。根据同样原则，后来他们在威海卫也训练了一个由英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团队。该团战士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和自己同胞作战时却神威凛凛，勇不可当，不但荡平了威海卫周围的拳匪，而且参与了攻克天津和北京，还独立承担过别的战斗任务，面对的是使用同样装备的优势兵力，却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是绝佳的对照实验，它证明了只要由洋人用西式制度组建、训练、指挥，中国军队同样可以成为劲旅。这也是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结论。
琦善当然看不到这些，哪怕是今天，也没多少中国人能看到或愿意承认这些事实。不过，他毕竟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看世界”指的是看到“船坚炮利”的“夷之长技”的话）。如蒋延黻先生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部长，最先明白弱国只能靠谈判解决问题。
作为落后野蛮国家，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可以称得上“教育”的东西。数理化不用说，就连世界地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等学科都一概阙如。官吏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与夷人们打交道中，一点点摸索出夷人的行事作风和意图来，再凭直觉行事。从琦善而耆英而奕訢（恭亲王）乃至李鸿章，无一不是这么学会办外交的。外交家们以这种原始幼稚方式自学成才，实在令人无法相信，然而比起彻底否认外交的必要的林则徐来，已经是天渊之别了。
如今汉族自吹怎么怎么了不起，把清朝的落后一股脑儿赖到满人头上去，却不知道晚清误国祸国的多是“清流”汉臣，能接受现实的最初几个“开眼看世界”的重臣基本是满臣，琦善和奕訢就是代表人物。琦善草签的“穿鼻条约”乃是当时中国可以争到的最小让步，而“鬼子六”恭亲王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也是当时能争到的最小让步——除了租借九龙外，没用一寸土地来换取联军从北京撤出。
满人武将也同样胜过汉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都是旗人军队，殉国文官武将多是满人，诸如两江总督裕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乍浦保卫战中，守卫在天尊庙的276名满族官兵仅有43人突围，其余全部战死。在镇江保卫战中，副都统海龄率领1500名八旗兵坚守阵地 ，在英军入城后坚持顽强巷战，直至大部分旗兵牺牲，海龄才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幸存的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战争’”（《剑桥中国史》）。这种壮烈场面我还从未在怯懦的汉人军队中见到过。
琦善虽然知道尊重现实，当然也只可能用既有的中国思维方式去想问题，那就是改“剿”为“抚”，实行“羁縻政策”，亦即使出中国人的小聪明来，甜言蜜语，又吹又拍，指望对方如同中国官员一般，因为私情而放弃国家利益。但这和林则徐顽固坚持用上级态度去对待外国使节比起来，仍然不能不说是极大进步。
琦善当时的紧急任务，就是哄骗英军南下，解除北京面临的威胁。为此他奏准道光查办林则徐，恢复通商，赔偿烟价，但后两条并没说死：
“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伸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
英国代表居然也就同意了，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舰队南下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林则徐这下当然只能罢官了，不过道光毕竟对他手下留情，虽然撤了他的职，但还让他“协办夷务”，后来才决定将他遣送新疆。
因为退敌有功，琦善便被派到广州去作钦差，负责“办理夷务”（仍然不是外交）。他发现英国人其实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傻，用甜言蜜语即能糊弄过去。但道光的原则历来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许他为天朝丢脸，于是武装冲突再度爆发。等到英国人毫不费事地攻占了虎门要塞，广州门户洞开之后，他别无选择，只好和义律草签了《穿鼻条约》，条款是：（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埔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英国方面则在签约后即时退还定海。
蒋延黼对此的评论是：
“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的确如此。巴麦尊本来要的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或数个小岛，而英军已经占领了定海，义律却放弃了富饶而且拥有战略价值的定海，割取本来就一直被英军占领的当时相当贫瘠荒凉的香港岛。赔款也只是赔了烟价，而且按每箱300元算，低于最低价格500元。后来光是广州的赎城费就是此数（未计入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中），更不必提延长战祸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了。怪不得巴麦尊要暴跳如雷，派璞鼎查接替了义律的职务。
蒋先生没有看到的是，琦善打交道的是英国人而非俄国人或后来的日本人，所以才会取得这种成就。如果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占领了定海，那无论你再怎么烧钱纸，人家也绝不会撤。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性还是有区别的，英法算是相对不那么贪婪而且讲究信义的邪恶性相对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
可惜如蒋先生指出，“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琦善被指为卖国，锁拿入京，8月9日定斩监候（关在牢里等到秋天砍头），家产查抄充公，10月24日被发往军台充苦役，虽然后来被再度启用，可遭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林文忠公。
拿办琦善后，最坚定的爱国领袖道光下定决心要和鬼子大干一场。他派侄子奕山作“靖逆将军”，老将杨芳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从各省抽调军队增援广东。奕山使出古兵法来，诸如使“火筏”去烧英舰，半夜去偷营等等，但无一次得手。火筏没有烧到鬼子的一根毛，反倒延烧到岸上引起大火，烧毁了许多民房；夜袭也大败亏输。英军很快就攻到广州城下，占领了城边四方炮台等制高点。正要破城之际，义律却因接受了奕山献出的600万元赎城费，同意停火撤军，引起了英军将领极大不满，。
据义律自己辩解说，他考虑到攻入城内必然导致大量市民死伤，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不利于英国长远利益，因而作了这决定。我看这完全错了。如果英军攻入广州，虽然要给广州人民带来苦难，但必然打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培育出来的“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神话，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广州人民拒绝英国人入城、火烧十三行等闹剧演出，也就不至于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使得广州人民再度蒙受战争苦难，并在巡抚柏贵当傀儡的伪政权统治下乖乖当了三年半亡国奴。
停战后英军撤回香港，在那儿忙着害回归热、疟疾、痢疾等各种亚热带疾病，因此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战死人数。义律和陆军将领伯麦都奉召回国，由璞鼎查接任。他下车伊始就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头年提出的各项条款，否则将再度北上讨伐。没有得到回应后他就率舰队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慈溪、奉化、余姚、乍浦、上海、镇江等地，到达南京城下。爱国领袖道光还决心抗战到底，幸亏耆英说服了他英夷只想做生意，并无征服中国野心，他才终于同意讲和，这结果就是大众熟知的《南京条约》的签订。
这场断断续续打了三年之久的战争，是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我在网上查到的英军伤亡人数为：
1、舟山定海之战（1840年7月5日：英军攻克定海，战死19人，清军民死亡2000人左右。
2、澳门之战（1840年8月）：英军仅伤4人将清军击溃，清军伤亡未表。
3、大角炮台之战（1841年1月）：英军攻占炮台， 30人轻伤，清军600人战死，100余人投降。
4、三门海湾之战（时间同上）：继大角之战后英军进逼穿鼻以东三门海湾，攻击清军水师，清军战船1艘沉没，14艘逃跑。英军无伤亡。
5、虎门之战：英军死亡人员为0，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伤亡被俘数百人，其中被俘人员遭到残酷杀戮。
6、广州之战（1841年5月末）：英军舰船70余艘，士兵2000余人进攻广州，双方于月底停战，英军伤1人，清军伤亡未表。
7、三元里民众抗英（1841年5月30日）：广州乡民7000余人趁大雨围困并攻击英军700余人，英军仅承认死亡1人，乡民死伤未表（芦按，据茅海建先生论文，中方暴民约数千至数万人，英军死亡5-7人）。
8、厦门之战（1841年8月21日）：英军32艘舰船2.7万士兵攻击厦门，清军以万余人、270余门大炮抗击进攻，结果主帅兵败自杀，战船26艘被毁，炮台及大炮全部损失。双方人员伤亡未表（芦按：据《剑桥中国史》，英军死2名，伤15名）。
9、定海之战（1841年9月25日）：英军受伤1人，清军总兵葛云飞等自尽，伤亡人数未表。
10、镇海之战（1841年10月10日）：英军1500人在舰队掩护下进攻清军4000余人，清军在顽强据守后战败，钦差裕谦自杀，数百士兵战死。英军战死3人，伤16人。
11、宁波之战（1842年3月）：清朝亲王奕经率5000人反击进占宁波英军150人，英军以榴弹炮和排枪抵抗，清军死伤500人后失败。英军伤亡未表。
12、乍浦之战（1842年5月） 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文中称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多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13、吴淞上海之战（1841年6月）：英军战死3人，清军伤亡未表。
14、镇江之战（1842年7月）：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与乍浦之战类似，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纷纷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来源是网文而非正式论文，我没能查到可靠资料，录此仅供参考。这些战役基本是登陆作战而非海战。其所以如此，乃是道光被忠臣们误导了。
如前所述，林则徐认定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裕谦也说：“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类似奏章比比皆是，道光当然不能不相信，说：“众口一辞，信然。” 于是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
一个大国制定基本战略，居然建立在“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一扑不能复起”的解剖学发现上，这世上大概也只有中国人会闹出这种笑话。
更可叹的是，中国的炮台上的大炮都指向正面，专等人家从那个特定的角度来送死。可惜鬼子没有那么笨，用舰上大炮压制住清军炮火，陆军则从侧翼登陆迂回包抄。厦门之战最典型：
“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月26日停泊在厦门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未想到予以设防。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剑桥中国史》）
因此，鸦片战争确实是国耻，它永远纪念着中国人那难以置信的愚蠢、死硬、虚骄与腐败。
芦笛
国内网人亦忱先生提出，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罪人。文章颇长，语气也很激烈，可惜全无一语说在点子上。他的理由似乎是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是禁烟派，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林则徐本来可以通过与之合作禁烟，却擅启边衅，挑起了鸦片战争。因此，林不是英雄是罪人。
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但我觉得没有转述必要。作者不但对古人的内心世界缺乏了解，将古人“现代化”，以现代标准去裁判之，而且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例如他指责：
“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
但据蒋延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
“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其实亦忱先生若看过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纲》，也就不必费神写那篇招来无量辱骂的大作了。两者的史识相差太远，有了蒋评之后，实不必再画蛇添足，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话虽如此，窃不自量，仍觉蒋评或有可以补足之处，何况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方式是什么。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似不能理解蒋用浅近白话写成的大著，因为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忠臣与奸臣
所谓忠臣，乃是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而所谓奸臣，就是蒙蔽欺骗皇帝、“逢君之恶”的臣子。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坏人，前者就是圣人褒奖的“君子”，后者就是圣人谴责的“小人”，两者分界如刀砍斧凿一般分明。
此外还有若干附带涵义：忠臣必须是清官，而奸臣必然是贪官。宋朝以后，似乎这忠奸之分又扩大到了和战问题上，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奸臣，划分同样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古人的是非判别标准，表面上简单明了，其实很模糊，不但有时很难操作，而且会引出灾难性后果。
划定忠臣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如此。忠臣的判定，主要是看臣子在皇帝背离了儒教原则（天理），干出违反皇家长远利益的蠢事来时，是否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以此标准来衡量，则忠臣辈出的顶峰时代乃是明朝万历中晚期。万历是个聪明人，亲政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可惜管闲事的忠臣太多，软缠恶骂，愣是逼得他赌气撂挑子，罢工几十年。
明朝立太子的家法是：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子立弟。那原则是尽量保证把帝位传给大老婆（皇后）生的儿子。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是宫人生的，他从来不喜欢，想把皇位传给宠妃郑贵妃生的儿子（后来的福王），为此迟迟不立太子，违反了祖法。大臣们竟把这事当成“国本”，日日夜夜纠缠皇帝。万历不胜其烦，只好称病不上朝，忠臣们非但不信，还上疏劝告皇帝节欲，隐射皇帝是沉溺酒色的昏君。万历只好接见大臣，表白自己确实有病，并不是装的。这很可能是实话，因为“解放”后挖开明定陵，发现万历是个驼背，而且一条腿比较短，乃是典型的“长恨人间路不平”。但大臣仍然不饶，最后皇帝一赌气干脆从此不上朝不理朝政，罢工几十年，各级官员缺额达三分之二都不填补。官员们只能靠抽签决定升迁。皇帝罢工更引来忠臣们的苦谏、嘲笑和恶骂，什么难听话都骂出来了。万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臣子群起侮辱谩骂的独一无二的君主。
万历年间之所以成为忠臣辈出的朝代，乃是作忠臣不但光荣而且安全。万历懒惰入骨，柔懦贪婪，但极聪明。他看透了苦谏乃是臣下沽名钓誉的捷径，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讪上卖直”，指望的就是被他惩罚后一举成名。所以他绝不成全他们，将侮辱他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更不惩办之，让忠臣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如果他像嘉靖一样强横残暴，则无论他做什么，臣子们都决计不敢说三道四。嘉靖就曾将其生母追封为太后，这同样违反礼法，但嘉靖天性强横，臣子们最后只有让步。
即使是万历那种懒汉懦夫，偶作雷霆之怒之时，臣子们的忠肝义胆也就顿时烟消云散。“梃击案”时，“清议”汹汹，咸指郑贵妃为指使暗杀太子的幕后黑手。他不得不破例召见群臣。御史刘光复不顾他多次喝止，还要大声发言，引得他破例大发雷霆，当场廷杖刘光复。群臣无不吓得面无人色，阁臣（相当于副首相）吴道南竟然吓得栽倒在地，大小便失禁。所以，万历年间忠臣多，完全是懦主骄纵出来的。满清皇帝个个精明强干，这种“忠臣辈出”现象就此绝迹。可笑的是这竟然被如今那些痛恨“满狗”的大汉族主义者当成了“清不如明”的倒退证据。
这“国本之争”足足争了30多年，不仅直接引出“妖书案”、“巫蛊案”与“梃击案”，就连万历之后的“红丸案”和“移宫案”都与此有关，最后更演成如火如荼的“党争”。一方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东林党，自称“清流”；另一方则是所谓浙党、齐党、楚党。魏忠贤得势后，浙齐楚党投靠之，变成了“阉党”，用极度残酷的刑法整死当权的“清流”们。朝野统统卷在酣畅内斗中，却置正在勃兴的努尔哈赤于不顾，终致女真崛起，不可复制。
这公案甚至延续到南明去。崇祯死后，太子下落不明，按祖法应该立最近的皇亲，亦即崇祯的堂弟、福王（亦即朱常洛的弟弟，分到洛阳作福王，后来被李自成吃了）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继位。但东林党人余脉“复社”怕朱由崧报仇，坚决反对，主张立潞王。马士英效何进引董卓入京故事，引四镇军阀为奥援，立了小福王，是为弘光帝。清流们竟去勾结更大的军阀左良玉与之相抗，使得党争变成了武装斗争。左良玉率大军东下和马士英开战，使得史可法独自死守扬州，清军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了江南。
您说从事这些无聊内斗，置真正的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坑了国家的人，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那当然无论哪派都不是好东西。可按孔孟之道，人家争的乃是“大义”所在，“废长立幼”违反了祖训，这可是圣贤之道坚决反对的事，乃是必须以性命殉之的神圣原则，岂能依违两可？
那“贪官”与“清官”的分界也模糊至极。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那意思是说，贪污被制度化，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把贪污除去了，社会也就必然陷于瘫痪。这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
在费正清指出这问题后，国内学者吴思和易中天等人作了进一步阐发，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把它更名为“非典型腐败”。窃以为易先生的更名反倒有误导作用，让读者以为那不是典型做法。
所谓“制度内贪污”的表述仍然不是很准确，应该称为“贪污习惯法”或“腐败习惯法”。习惯法乃是为国家运转所需的不成文法，即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仍然可有许多习惯法，英国的政治运作离开这些习惯法立刻就要瘫痪。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许多例子了：全国必须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选，国王不得否决议会提案，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若谁不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国家政治运作马上就要乱套。
中国的“贪污习惯法”也是这种靠默契形成的习惯法。易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古人所谓“清官”“贪官”之分，其实说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不是如现代人理解的“清官就是不贪污”。如果真不贪污，那他根本连官都作不了，谈何清官？所谓“清官”，指的是“只按官场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收取为维持官位、维持行政经费等所需的最低限度贿赂，以及为使施政不受刁难阻碍而进行必要的贿赂的官员”。这种必需的受贿与行贿就是“必要的贪污”，而所谓“贪官”则是“除了‘必要的贪污’之外还要滥用权力疯狂聚敛财富的官员”。
忠奸两分法的最大恶果，还是在明朝达到最高峰并在晚清和文革时期再度达到高潮的祸国殃民的“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过去被视为“忠奸之争”或曰“清浊之争”。在我看来，所谓“清流”多是教条主义死硬派，而浊流往往是（不一定如此）通权达变的现实主义者。
路线斗争常常围绕着某个孔孟之道（在后世则是某主义）的基本道义原则展开。如前例所示，“废长立幼”违反了孔孟之道，乃是原则问题，所以“清流”们必须誓死反对，而浊流则相对不那么重视道德原则。和战问题也是这样，向夷狄求和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国威，步南宋后尘，必须坚决反对之。“浊流”们则比较尊重现实，看出了自己不是人家对手，还是讲和少吃亏些。但这些人的主张偏离了孔教特别是僵死的宋明理学规定的道义原则，因此天然居于道义下风，从来都是理不直气不壮，唯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就连皇帝也不能免于对背上“赵构式亡国昏君”罪名的恐惧，因此总是清流占上风。
这路线斗争贯串了从宋代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每到民族危机出现时它就要大显神威。清流们的巨大压力使得崇祯不敢跟女真媾和，全力以赴镇压祸延全国的土匪暴乱，终至明社倾覆；晚清的清流自林则徐开始就主张“剿夷”，到甲午战争时清流坚决主战，致使中国承受了惨痛损失；到最后林则徐遗教“民心可用”竟成了老佛爷和顽固派们依靠拳匪对抗列强的指导思想，为此悍然向列国宣战，造成了无从补救的民族灾难；抗战爆发前清流们更“逼蒋抗日”，造成了同样无从补救的更加巨大的民族灾难。
奉行宋明理学“道德宇宙观”的另一恶果是，道德不但成了决定国策的考虑依据，而且成了遴选考核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对官员只作忠奸清浊两分法，从来不作“能臣庸臣”的鉴定。因为当“清流”并不需要什么过人才干，只需要“坚持原则”唱道德高调，许多废物便得以爬上高位。这种“任人唯贤”的最好结果，便是把史可法那种道德毫无瑕疵但也毫无才干的庸人捧成了南明“首席军事长官”，为他个人也为民族制造了本可避免的悲剧；最坏的结果，便是使得徐桐、四人帮之类废物点心得以弄权作祟，贻害国家民族。
最可笑的是，这种路线斗争不但在过去被理解为“忠奸之争”，在现代也被图解为“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则徐和琦善就分别代表这一白一黑的正反面人物。这冤案本是当时的“清议”（清流们形成的舆论）制造的，但今日仍是“爱国主义”主旋律，不能不令人慨叹传统之牢不可破。
二、 英国人的真实意图
讲完有关真实中国的一点背景知识，不能不顺便澄清一下英国人的意图。由于几十年长期的欺骗宣传，国人历来以为英国人亡我之心不死。八年前我和赵无眠先生辩论，他就以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灭亡中国而发动的。一位钻研历史的学者竟然会有此严重误会，不能不让人扼腕。
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战争爆发都不是预谋的结果。蒋延黻指出：
“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此说的为实事求是之论，就连满清朝野也知道英国人不过是想来做生意。道光皇帝在钦差大臣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密奏英人只是想通商之后还表示怀疑，到战后朝野就再无怀疑了。曾国藩幕僚李元度招降石达开书就写得清清楚楚：
“英夷志在贸易，原无窥窃之意，故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后求进城，即严拒之矣。”
真实的历史是，无论是英国，是法国，是德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俄国除外，不过该国从来被欧洲人视为野蛮国家），都从未想到过全面征服中国，甚至没有太大的领土野心，想的只是全面打开中国市场，对中国历来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真正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只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那就是俄国／苏联和日本。但就连这两个国家也从未预谋全面征服中国，将中国化为殖民地，只想侵吞中国部分领土，肢解剩余部分，扶植起傀儡政权来。
19世纪乃是大英帝国崛起高峰。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了头号世界强国，世界工厂。在击败了法国，征服了印度次大陆之后，英国鬼子急于向东亚扩张，把全世界变成他们的市场。中国巨大的人口使得他们垂涎三尺。当时有人曾在报纸上说，只要每个中国佬（Chinaman，此语涵义与美国不同，并不是辱称而是中性词）的长衫长一寸，就够曼切斯特的全部纺织厂忙上一年。这种热切期望，和今日世界资本财团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并无两样。如果说当初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么现在不惜使用“筑巢引凤”的青楼语言引进外资又该怎么解释？
可惜我大清颇像几十年前的中国，自以为是“世界革命中心”，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为天朝万物俱备，不需要鬼子的奇伎淫巧，朝野毫无起码世界知识，以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英吉利不过是类似朝鲜越南的蛮夷小国，只能臣服于天朝上国，更不知道贸易能互通有无，却把与蛮夷的贸易视为大皇帝单向赐予蛮子们的深恩厚泽。那“逻辑”可笑到极点：天朝上国不靠贸易也能活，而鬼子离开贸易就得完蛋。
清朝的皇帝都很不错，道光皇帝绝非昏君，甚至不是庸主，林则徐更是天朝第一能臣（还不光是忠臣）。但他俩为“知己知彼”对英国进行战略侦察所得结果，不能不令现代人瞠目结舌。
道光在林则徐抵达广东着手禁烟时，便向林则徐了解敌情：
“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
林则徐回答：
“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
这用现代话语来说便是“贸易战”。道光询问林则徐，茶叶和大黄是否如同如今的石油一样，是英夷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掐断它的供应会不会给该夷致命打击，而要防止他们走私又有无可能。林则徐调查了一番，回答说，这两项商品确是英夷的战略物资，掐断了就能制英夷于死命。但现在各国夷商已遵命令呈缴烟土了，应该给英夷一个悔改机会。如果他们死不悔改，再这么干不迟。
这番商量乃是在林刚到广东时进行的。过了半年后，林帅应该对英夷的实情有所了解了吧？可他却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檄谕”（也就是上级给下级的命令），说道：
“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
这意思是说，因为贵国国王知道感激天朝圣恩，所以天朝破格优待尔等蛮夷，让你们享受了两百年的贸易之利。贵国之所以能富庶，全靠天朝恩赐。例如茶叶和大黄，外国一天都少不了。如天朝贪财不卖，则尔等野蛮人还怎么活下去？外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的原料。如果中国贪财不卖，尔等还能有何利可图？此外，外国还需要食物，绸缎瓷器等等，全得靠中国供应。我天朝君临万国，神威不测，随时可以诛灭尔等野蛮人。但天朝不忍不教而诛，所以特明白制定有关条例，希望尔等凛遵无违。
这是以林的名义发给英国国王的命令，但先上报道光批准，道光随后下了上谕：
“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比起明朝那些昏君蠢臣来，道光堪称勤劳国事而且颇有权谋的明君，林则徐更是注重调查研究的难得干吏。然而这种白痴问答与白痴“外交”居然就发生了，你说当时中国人到底是处在什么热昏状态？
这就是被范文澜誉为“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公。其实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乃是被蒋延黻称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家、却被主流舆论谴责为大卖国贼的琦善。可就连此公都一度成了“茶叶、大黄拜物教徒”，还一本正经地解释茶叶大黄之所以为鬼子必需，乃是因为他们“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
遇到这种活在中古时代，不知世界几大，自以为“君临万国”、对强国奉行文明歧视的夜郎国，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如意算盘当然要落空。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鸦片流入中国前的中英贸易顺差，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从未向英国打开过。鬼子之所以发动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五口通商”，获得一个正常的贸易环境。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3）
在鸦片战争前，天朝倒确实恩准野蛮人们来和上国作生意，但只能在指定的广州十三家中国商行，亦即所谓“十三行”。外商只能在夏秋两季来十三行内居住，谈完了生意就必须回澳门。即使是在贸易季节，他们也只能住在十三行内，不许随便外出。十三行的“行总”（亦即今日之“老总”）乃是官商之间的中转环节，负责上传下达官府命令与外商的请求。
这种限制并不是出于保护国内经济的考虑。孔教从来歧视商业，认为那是亡国之道。天朝此举，主要还是出自对蛮夷的鄙视以及莫名其妙的担忧，怕鬼子见到中国花花世界起了觊觎之心。因此，天朝非但没有高筑关税壁垒，反倒为了显摆大国阔气，发扬孔教“重义轻利”传统，将关税定得非常之低。这本来有利于促进外贸，不幸的是“腐败习惯法”允许官员们层层盘剥，使得鬼子深恶痛绝。
根据国际惯例，关税都是明码实价标明了的。若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即使税重，鬼子也没理由抱怨，因为那是国家主权。但“腐败习惯法”决定了中方从不公布商品税率，却在每项具体交易时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盘剥外商。于是在卖同一商品时，每成交一次，外商都不但得跟华商谈判，还得贿赂海关官员，实在是不胜其烦。
当时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已经初步做到了价廉物美，应该是有充分竞争力的，但由于这些人为障碍，便迟迟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茶叶拜物教”其实也有三分道理：英国全民喝茶上瘾，本土内又无法栽种，只好向中国进口，造成贸易逆差。后来他们把茶树偷出去在印度试种成功，以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这问题才算解决。可惜后来印度又独立了，于是他们又只好回到“种茶不如买茶”的困境中去。
为了逆转这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向中国出售鸦片。它的成功秘诀，除了成瘾性保证了需求量之外，我看主要还是靠暴利必然刺激起来的踊跃走私，因而得以绕过天朝为正常贸易设置的障碍。但这并非英国政府决策而是民间行为。赵无眠不知道当时英国早就是民主国家了，国策都得由议会讨论通过，哪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样，以鸦片作为征服中国的秘密武器！
这结果便是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道光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节约闹革命”的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就派最能干的大臣林则徐去广州禁烟。由此引发武装冲突，最后导致大众熟知的鸦片战争。
一般英国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事，因为该国乃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19世纪几乎每年都要打仗，据他们自己说这世上就没有他们没打过的国家。鸦片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把人家视为儿戏的事当成巨大国耻，说起来也实在令人悲哀。
我曾对某英国青年提起鸦片战争，他愕然道：“我们还和中国打过仗？我可是一点不知道。历史课没讲过啊？不过那也有可能，这世上就没有我们没打过的国家。谁赢了？我们赢了？你一定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中国那么大，跟俄国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中国？”令我脸上热辣辣的——他还不知道英国人只放了几炮，就吓得广州全体军民投降，乖乖缴纳“赎城费”的英勇事迹呢。
当然，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还是知道此事的。有数人曾向我严厉谴责英国首开武装贩毒滥觞，有的甚至还向我道歉。但那是自由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我在英国看到某本记述鸦片战争的史书否认那是难听的“鸦片战争”，声称那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对待与正常贸易权利而发动的。
这在我看来有一定依据。英国人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达到马戛尔尼在40多年前就向乾隆提过的要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互派大使；开放通商口岸；公布明确的固定的海关税则；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商居住和储货。禁烟不过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而已。
这些要求在40多年后由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在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中再度提出，由带兵北上的全权代表懿律和领事义律交给琦善。此前中英双方已经在广东交过火。英国人觉得在边远的广东打仗不会引起清廷重视，于是北上直捣天津大沽口，果然引起朝廷重视。那照会才算交到了皇帝手上，可惜又给翻译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更多的误会。
蒋延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介绍了该照会，认为“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并未为鸦片贸易辩护，而是指责中方禁烟措施不当：禁烟早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什么不事先声明就突然严禁？要严禁就该先惩办犯法的中国官员，他们才是“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的关键环节。中国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有失公平。就是要惩办外人，也该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如此虐待英国商人，对“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
不能不承认这些指控并非捏造，它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当时林则徐丝毫不知国际惯例、蔑视蛮夷的天朝心态，以及“贪污习惯法”导致的官官相护。
据此，“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这只是漫天要价，外相巴麦尊还给懿律及义律留了还价底线，据蒋延黻介绍：
“（巴麦尊）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末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与马戛尔尼在四十多年前向乾隆提出的要求相比，英国人只多开了一条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而这乃是林维喜事件引出来的。
1839年6月20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之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村民发生冲突，捣毁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不治。领事义律赶到出事现场，为掩饰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刘亚三给予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换取隐瞒林维喜死因。林则徐觉得案件可疑，于是命新安县知县梁星源查办，结果真相大白。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但义律以领事裁判权为由，同意赔偿死者家属，但拒绝以一人抵死，并要求私自开审凶手（引自《中文维基百科全书》）。
尽管林维喜死于群殴，但林则徐按“杀人偿命”的中国司法惯例，只要求义律交出一个人来，让官府砍了脑袋就行。至于那人是否给了致命一击，或甚至是否参加了群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偿命。这在本质上和“欠债还钱”没什么差别，英国人既然欠了中国人一条命，当然也该还出一条命来。
鬼子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东方公平观，因此要求实行西式公平审判，使得嫌疑人能享受充分的自辩权利。但中国又不搞这一套，只兴三推六问，大刑侍候，当然鬼子就要以领事裁判来代替中国的野蛮司法。
就连割地要求，其实也不是俄国或日本式领土野心使然。人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来中国做生意不但没有行动自由和尊严，而且毫无财产以及人身安全保障，连个储藏货物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要求割让一个小岛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是不能谈判的，只要中国愿意签订通商条约，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正常贸易环境，则这一条可以免掉。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事实，那就不能不承认，除了前四条符合国际惯例，不能称为“不平等条约”之外，就连治外法权和割地都是事出有因，并不是如官方宣传的那样蛮不讲理。
说这些，不是想替英国鬼子辩护，只是力求做到“舍命求真”罢了。本人不是林思云。我曾经给上述那位记述鸦片战争史的英国作者写信，严词驳斥他的“寻求平等待遇与正常贸易说”。我说，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确实没有平等对待你们。不过，你忘了，是你们找上门来，不是我们去找你们。你们不上门，怎么还会受辱？是否愿意与外国贸易，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中国有充分权利拒绝与英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有充分权利拒绝和她贸易，但英国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中国与之建交并和她贸易。这从来是国际惯例，否则国际上还能搞什么禁运？如果您的理论成立，那日本因为美国对之禁运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应该的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是疯狂扩张到处寻求国际市场的英帝国主义强加到中国头上来的侵略战争。扩张是鬼子的本性，因此，处于中古野蛮状态的中国迟早要被迫对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开放。以中国人不可救药的夜郎心态以及由此导致的颟顸冥顽与彻底缺乏调适应变能力，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一个古代野蛮国家去和一个现代文明强国较量，正是“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战争结局不问可知。换谁去坐道光或林则徐的位子，结局都不会两样，顶多也就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罢了。因此，责备林则徐擅启战祸，把他谴责为民族罪人，恰如过去盛赞他是民族英雄，坚信他能够而且已经打败英国强盗一样，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林则徐是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杰出人物，以传统价值观衡量，堪称完人。乾隆自称“十全老人”，那意思是他占尽了人生所有幸运，再无遗憾。林则徐大概也可称为十全臣子，虽然我没那心思去总结出他的十全十美来。
首先，林则徐宦途顺利，而这乃是传统士人的永恒追求。
林19岁中举，21岁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次年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26岁中进士，选庶吉士。38岁就当上正三品的江苏按察使（即臬台，相当于负责刑名的副省长），45岁任从二品的湖北、河南布政使（即藩台，相当于负责财政的副省长），46岁任正二品东河河道总督，47岁任江苏巡抚，52岁任湖广总督，53岁任钦差大臣，于次年正月抵达广州禁烟。56岁被革职遣新疆伊犁充军，途中因黄河决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次年竣工后抵伊犁，协助办理垦务。60岁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62岁升云贵总督。64岁因病辞职归籍。65岁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发匪暴乱，于途中病逝。清廷赐以空前殊荣，追封他为太子太傅，颁旨悼恤林则徐及亲属，赦免任内所有处分，并授其三子官职。次年，咸丰帝赐祭葬，派员致祭，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亲写挽联，并赐最高谥号“文忠”。
林大帅位极人臣，达到了传统士人梦想的最高官位，死后还蒙受了最高谥号。即使有三年的时间被流放新疆，那也绝非大众想象的林教头式的犯官充军，而是史无前例的特殊犯人。他在赴新疆时，沿途各地官绅名流争相接纳款待，抵达伊犁后受到老友谪官邓廷桢、伊犁将军布彦泰及参赞大臣庆昌专派的兵丁欢迎，次日布彦泰还送来米面、猪羊、鸡鸭等等。就连道光都生怕他生活困难，特地赐给他封地。林则徐就此成了布彦泰和庆昌的高参。布彦泰让他阅读高官才可阅读的《京报》，并让他协办粮饷，此后又先后保举他负责兴修水利与勘荒。林则徐和邓廷桢庆祝苏轼冥诞，主客中竟有将军布彦泰、庆昌、五名领队、一名总兵、三名谪臣（包括邓廷桢、庆辰）。
不仅如此，布彦泰还向道光建议起用林则徐，说他“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经圣明洞鍳”，“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然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林则徐必倍深项感，再造生成，竭力图报，实可收得人之效。”一个满洲将军对汉人犯官如此推重，堪称史无前例。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如上所述，林赴新疆前，曾半道奉诏去河南协助军机大臣王鼎治理黄河决口。大堤完工后，王返回北京，向道光力保启用林则徐，道光不纳。王竟在家中自缢，以此进行“尸谏”。军机大臣以死相荐一个犯官，这在历史上似乎还闻所未闻。林就是不复出，有此佳话也足够享誉终生了。
其次，林则徐代表了传统士人的最高梦想——遭逢明主。其圣眷之隆，旷古少见。
林之所以宦途一帆风顺，在稍受挫折之后又重任方面大员，负天朝膺疆之寄，完全靠道光知人善任，特别赏识他的忠诚勤勉与才干。道光于他实有知遇之恩。道光元年，林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遭受排挤，灰心仕途，辞职回家，旋因生计无着，又通过关系谋求复职。道光皇帝虽然即位不久，但久闻林的政声，特地破例召见一个待业中年，这在讲究身份制度的传统社会当真是千古未有的佳话。林的应对颇符圣心，道光赞不绝口，破格批准他复职，从此飞黄腾达。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建议以处死吸食鸦片者的严刑禁止鸦片。道光把奏折发给各省督抚讨论，众人都觉得这太过分——处死贩毒分子还说得过去，处死受害人就没道理了，唯有湖广总督林则徐赞成，说非如此不足以禁止鸦片流通。道光为此把林召到北京，连续八日天天接见林则徐讨论此事。林应对称旨，皇帝龙颜大悦，赏穿黄马褂，并赏紫禁城骑马，还委派林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自我大清立国以来，还从未有哪个汉臣有此殊荣，受此重任。当时传为佳话，据说还引起了满臣的担心。
须知嘉庆道光年间乃是太平年月，比不得后来发匪暴乱，江南糜烂，八旗无人，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来平叛。即使如此，还需要肃顺竭力在咸丰面前替汉臣吹嘘，这才能使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相继脱颖而出。在此太平年月，若非林则徐忠诚勤勉，政绩突出，才干过人，公关本事一流，绝无可能蒙满人皇帝破格垂青重用。
第三，林则徐乃是标准的忠臣和清官，是清流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从庶吉士开始他的宦途，终身勤劳王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著称。在他出任江西以及云南乡试考官时，他办事公道认真，坚持看完所有的试卷，即使落选的卷子也要用朱砂笔详加批点，赢得士林交口赞颂。在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他敢于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琦善办事无能。在任江苏臬台期间，他整顿吏治，改革审讯程序，亲自审案，甚至微服私访，亲自动手验尸，四个月内就处理了大部分积案，被江苏百姓颂为青天。他担任河道总督时，从头学起，恶补水利知识，整肃贪官渎吏，每个料垛都亲自检验过来。怀疑贪官作假时，便把整个料垛拆开检查，使得贪官无可作弊，使得河道在洪水期间安然无恙，深受道光嘉许。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他协助两江总督陶澍，采取许多利国便民的经济改革措施。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不顾朝廷斥责，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疏浚白茆、刘河、徒阳运河等河道。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先声。在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期间，他积极推行淮北“票盐”制度。他在赴新疆前又参加治理黄河决口，修复了大堤。在新疆期间，他主持领导了大皇渠的修建，在南疆勘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亩，行程约三万余里，还和黄冕一道改造了当地的卡井，命名为坎井，推广到各地，使得吐鲁番等地荒地化为沃野，还从内地引入了几万株树苗，教当地居民纺纱织布。他宦游几万里，走到哪儿就为那儿的百姓造福。
作为标准的忠臣，林青天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手中的巨大权力聚敛财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进行前文介绍过的“必要的纳贿与行贿”。从上文介绍可知，林公乃公关专家，否则他罢官后不会有那么多高官甘冒皇上之怒，前赴后继向皇帝举荐他。这当然首先是林的道德风骨与才干使然，但如果他是海瑞那样草不吃料不进的极端清流，在官场人缘一塌糊涂，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而在旧话中，“人情”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行贿”。
同样地，当清官并不妨碍他为了王事压榨百姓。他在广州整军讲武，准备“剿夷”时，斥重金修缮关塞炮台，以铁链封锁海口，进口西洋大炮，被言官指为“靡费”，这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从“节约闹革命古今第一”的补丁皇帝道光爷口袋里掏出来，也不可能从林清官家中搬出来，只能来自于广东“爱国商人踊跃捐输”。但林公和辛弃疾的本质区别在于，林把榨出来的钱全用在公事上，而辛弃疾则用来盖“带湖吾甚爱”的人间仙境。所以林从未如辛一样，以“贪刻”罪被言官弹劾丢官，言官顶多只能指责他“靡费”。
所以，按传统标准衡量，林则徐的确是模范清官，宦游几十年，历任各地方面大员，但退休之后却两袖清风。他本来想与在北京当官的长子同住，但因买不起房子，只好回到福州老家去，住在父亲遗下的旧屋中。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林的确是传统文化提倡的道德楷模。
作为标准忠臣，林也具备了清流必备的“嫉恶如仇”的道德风骨。他的清流好友黄爵滋主张由朝廷向吸毒者发出最后通牒，给一年时间戒毒，期满还要吸毒者格杀勿论。此疏由道光发给督抚们讨论，其他人都觉得太过分，只有林则徐表示赞同，体现了他“善恶不两立”的坚定革命立场。在署理陕甘总督期间，他运用在广东“剿夷”时学来的西洋技术常识，下令用西式武器血腥镇压叛乱的黑错寺藏民，首开动用西洋先进技术剿灭暴民的先河，远在李鸿章独立悟出该用洋枪洋炮收拾拳匪之前十几年。
如传统清流道德家们一样，主张处决吸毒分子以及血腥镇压暴民，并不妨碍林同时是一个典型的大慈大悲的旧式君子。虎门销烟前，他竟然考虑到水族的安全，效韩愈祭鳄鱼故事撰文祭海，通知乌龟王八鱼鳖虾蟹们，他就要把大烟放进大海了，请他们速速躲避，不要就此变成瘾君子，过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第四，林博学多才，乃是典型的“学者官僚”。
孔教提倡“学而优则仕”，把“学者”和“官僚”合而而一。林虽然不是曾国藩那类理学大师，但于“词章小道”颇为谙熟，对书法也很精通，其篆刻相当有名，而且精研佛学。以传统价值观来衡量，堪称模范儒官。
第五，林不但是忠臣，而且是能臣，乃是清流里难得见到的白乌鸦。
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清流”乃是世上最容易混的职业，什么本事都不需要，只需一张会唱高调的嘴，会演戏就行了。海瑞就是这种典型戏子。孔教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病，就在于“任人唯贤”，只考察干部的品德，彻底忽略其才干。八股文更把干部遴选变成了文字游戏大赛。如果不是遇到乱世，左宗棠便到死也只能是个举人。
林则徐则完全是个太平盛世的例外能臣。他经历非常复杂，什么都干过：考官、刑名、钱粮、盐政、治河、用兵、兴修水利、勘荒、“剿夷”、平暴。除了“剿夷”之外，不管干什么都成绩斐然。之所以如此，乃是他勤于钻研，履新职后便立即开始恶补，靠自学成才，不管干哪一行都如此。例如在广东禁烟剿夷时，他派人到澳门购买外文书报，组织通晓外国文字的幕僚翻译，先后编出《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在流放新疆前，他把这些资料交给魏源，使后者得以编出著名的《海图国志》，直接启迪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到离开广州时，他对原来两眼一抹黑的国外文明世界已经有了点感性皮相认识，再不是当初那妄自尊大的乡巴佬了。这才会在新疆时留心考察俄国情况，并在复出后署理陜甘总督期间想到用西式武器去镇压藏民。
因此，林则徐的一生，乃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生。似乎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传统社会罕见的能臣，半由天赋，半靠自强不息。这种人才根本不是传统教育可以培养出来的。
据中文维基百科全书引经据典称，林则徐懂英语和葡萄牙语两门外语，并曾在接见外国人时口吐双语。我对此表示怀疑。林到广东禁烟前一直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根本没有学习外语的愿望和压力乃至时间精力，要学外语也只可能是到广东的事，但他担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纵是天才也不可能在缺乏练习条件下，于短期内学会两门口语。
不管怎样，从林的政绩和行事风格来看，布彦泰对道光说的“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恐非夸大谀词，林则徐确实是当时天朝最能干的大臣，这才会始终获得道光信任重用。在道光死去后，咸丰遇到亘古未见的发匪暴乱，第一个想到的得力大臣就是已经退休的林则徐，召他星夜出山赶赴前线。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使出用西式武器屠杀叛匪的辣手来，则太平天国能否如后来那样糜烂半壁河山，涂炭生灵，正未可知。
四、 从禁烟到“剿夷”
先补正前文的一个缺陷：向中国输出鸦片虽非英国政府决策，却在1773年得到英属印度政府批准。1797年英属印度政府又给东印度公司专卖权，那目的很简单：扭转贸易逆差。如前文所述，英国全民喝茶上瘾，又喜欢中国丝绸，工业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只有用白银（中国当时的货币）购买。其时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这就意味着购买中国商品必须先用黄金向其他国家购买白银，变成了两次贸易，提高了成本，再加上入超，便给东印度公司连年造成赤字。找到鸦片这个法宝后，该公司于短期内便扭亏增盈。到了1830年，英属印度政府的岁入竟然有约十分之一来自鸦片贸易税收。
英国人扭亏增盈，中国便扭盈增亏，大量白银外流，而这引起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古今冠军道光皇帝的严重关切。该同志是历史上罕见的俭省皇帝，不是后世那种伪君子，而是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式的抠门小农。他不但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规定御膳只能有四个菜，更时常向大臣征询当天京城物价，与宫中采办价对比，以查明采购太监是否被奸商蒙骗，因而被民国排满文人在野史中讥笑为“叫化子班头”。不难想象，当这种时时处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发现大量白银外流时，当是何等的心如刀割。
因此，尽管鸦片贸易早在雍正年间就被禁止了，嘉庆年间又重申禁令，但都成了一纸空文，到了道光手上才开始来真格的。他几乎每年都要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这反而刺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为此，朝廷分为弛禁与严禁两派。弛禁派许乃济主张：
1）干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名目进口，只许以物易物，不许换成白银。同时课以明税，堵死关吏索贿空间。如此即能使得关税低于贿赂，外商必然乐从，而且以物易物贸易也防止了白银外流。
2）禁官不禁民，禁止文武官吏兵丁和士人吸食，但不禁止民间贩卖和吸食。
3）“买船不如造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出大烟来和洋货竞争。鬼子无利可图，自然不禁自绝。
严禁派的主张则由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提出，得到林则徐的赞同，前文已经提到。他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议皇帝给烟鬼们下个最后通牒，在一年内戒断。过期不戒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主张以邻居互保制度实施这一政策，举报者给奖，包庇者治罪。
看过本文第一节的读者应能立即看出，此乃典型的“清浊流之争”，许浊黄清。许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其主张尊重现实，具有可行性；而黄则奉行道德至上，拒绝承认现实。为了“大义”，竟然把受害人视为祸首痛加镇压，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讲，遑论西式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权观念。正因为此，黄的奏章得到“清议”的欢呼，“一时以为清流眉目” （《清史稿?黄爵滋传》）。
这当然是现代价值判断，不能拿去裁判古人，超越时代的乃是功利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林的主张根本不可行，荒谬之极尚不足以言其非。
谁都知道，烟贩只是少数奸商，烟鬼则是广大人民。放过少数人，却去向广大烟民宣战，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如此重罚若真要实施，必将引出社会动乱。何况当时朝廷监控人民的程度远非后世可比，总会存在大量死角。放过烟贩不究，等于确保来源畅通，烟土贸易就一定会在地下进行。皇帝下的又是最后通牒，做不到就要损失威信，勉强实施的客观效果，便是为贪官恶吏提供敲诈索贿的生财机会，流弊无穷。
反过来，许的第一条主张完全可以采纳，他提出了最关键而又为朝廷历来忽略的一条：明定税则税率，堵死关吏勒索外商的空间。这从来是野蛮人对我天朝上国最不满的一条，多次为鬼头们提出，也是后来“不平等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实在看不出我天朝上国为何要坚持这神圣原则，拒绝在这问题上放弃“平等”。如果采纳了这条主张，则后来也就不会丧失关税自主权，让鬼子廉洁的“不平等”取代了中国腐败的“平等”。
光有这条当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的第三条主张或可防止白银外流，但却毒害了本国人民，因此也不可取。依愚见，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非法的鸦片贸易得以猖獗，全靠腐败官员、关吏、水师、兵丁等勾结洋商，上下其手。这一事实中外咸知。英国外相巴麦尊致清朝政府的信就明确指出了“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魏源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指出，自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设巡船缉私后，巡船每月纳贿三万六千两，每年放私入口二万箱。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放私入口的鸦片就增到了四五万箱。由此可见，不整顿吏治，痛惩贪官污吏，肃清关防，就决不可能杜绝鸦片走私。
这就是严禁派应该干的第一件事。采取这措施不会激化中外冲突。相反，它纠正的弊病正是巴麦尊后来问罪时抓住的借口。英国政府从来不敢为鸦片贸易辩护，遑论鸦片走私。采取这个措施纯属内政，英国毫无理由干涉，而且堵死了其问罪借口。
2）采纳许乃济第一策，改革海关制度，明定公布税则税率，严禁官员税外索贿，违者严惩，鼓励受害人举报。将鸦片列为药物，以物物贸易方式进口。严格控制国内市场（这本来就是清朝的外贸政策，所有进出口都为官方控制），防止扩散。
3）采纳许之第二策，严禁官员兵卒士人吸食鸦片，若“吃皇粮者”不能在一年内戒断，一律开除公职。凡吸毒者一律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在民间提倡戒烟。与此同时成立戒毒所，帮助瘾君子们戒毒。
想出这三策，并不需要任何世界知识，遑论其他现代常识，也不涉及外交，并不需要抛弃天朝心态和孔孟之道，不仅为传统价值观允许，无悖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不违反死硬腐朽的宋明理学，完全应该在清流们的视野之内。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就算不能彻底禁绝鸦片贸易，起码能相当有效地遏止它。就算是毫无成效，也决不会引出实行黄策一定会引发的严重社会后果，而那些严重后果本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立即看出来的。
然而道光却否定了许乃济不失合理的主张，以后更将其撤职查办。黄爵滋那“清流眉目”的哗众祸国策反倒深得帝心。道光把坚决支持黄策的清流领袖林则徐召进京去，连续磋商凡八日。不过他似乎比林还要高明些，决定双管齐下，不光是拿捏烟鬼们，还要堵住来源，为此特地简放林为钦差，到广州那第一线去堵住毒源。
为什么林则徐那天朝第一能臣会看不出黄策的荒唐，提出任何明白人都该想到的上述芦策来？后来的事态发展提示，他似乎不是看不出黄策不可行，也不是想不出芦某这庸碌白丁能想到的必要措施，而是实行“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避实击虚乖巧方针。
此中利害一目了然：要杜绝走私，就得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力主此策只会得罪朝中利益集团，而且，此策在那种烂污社会中缺乏可行性，坚持它反倒会把自己白白搭进去。相比之下，拿捏毫无能量的烟鬼们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无大患。这或许就是他在此事上突然表现出“一过性糊涂”的原因。这虽是毫无过硬证据的诛心之论，但舍此我还真无法解释林何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既然要去广州正本清源，禁烟就不再是内政而延伸成了外交。可惜天朝的井蛙们无一人有起码的世界常识。自宋代以后，“外交”和“谈判”这些概念就不再存在于国人字典中。它们完全是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不平等”舶来品的一部分。国人要花六十年光阴，吃足各种各样的苦头后，才能最终意识到原来天朝类似于春秋战国中的一个小国，与欧洲列强相比犹如东周王朝与秦国相比一般。
其时清朝对待欧洲列强的态度，完全是当初我大明对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翻版，中外关系乃是“君临”与“被君临”的上下级关系。国内学者易中天先生曾把“德治”精辟地总结为“将权力道德化”。的确，按孔孟之道，由权力决定的上下级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服从就是美德，奴才就是善人；反对就是罪恶，反对者就是罪人，就该无情剿灭。
根据这种“天理”，朝廷对“蛮夷” （“虏”）的态度和对策，和对待如今被美称为“农民起义”的暴乱土匪们（“逆”）一样，只有革命两手。软的那一手叫“抚”，也就是“怀柔”的“菩萨心肠”，让土匪或蛮夷们咂咂天朝慷慨伸出去的甜指头，以此引起他们的感恩心理；如果土匪或蛮夷们不知感恩图报，那就使出硬的那一手来，亦即“剿”的“霹雳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土匪或蛮夷们自然也就会“畏威怀德”了。既然只有“剿”与“抚”两种极端选择，当然也就不存在谈判的可能——难道还能丧失国格，跟土匪讨价还价不成？
至于国与国之间乃是平等关系，外国并非只能招抚或剿灭的土匪；国家之间若有利害冲突，必须先靠谈判解决，实在无法达成妥协时再兵戎相见；而弱国最要避免的就是“剿”那一手，因为根本打不过人家，越打吃的亏就越大，只有实在被逼得不战就要亡国时才能作为最后的狗急跳墙手段使出来，这一系列人类起码常识，不但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于朝野任何一个人的心目中，而且至今还有许多国人根本不知道，蔚为世上奇观。
正因为此，清朝官员不仅严格限制外商在指定居留地的居留时间和行动自由，而且将这些限制也强加给外国官员。地方官员从不接见他们，更不会与之平等谈判。有事就下“谕”（“命令”之意），通过“行总”转给外国官员或商会负责人；后者有事找地方政府时，便只有上“禀”（“报告”之意），同样经过“行总”中转。两者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上下级关系。
就连英国商务总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British Minister to China）义律都被迫写过这种屈辱至极的“禀”。哪怕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头，他都无法和林则徐谈判。在穿鼻海战爆发前，英国人交给中国水师提督一份封好的信函，要求中方提供给养并立即恢复贸易，那信连拆都没拆就给原样退回去了。这派头倒颇像如今文明政府断然拒绝与劫持了人质的恐怖分子谈判。
向今天的读者介绍这些时代背景常识，不是想讥笑林文忠公，而是想告诉那些苛责古人、指责林则徐擅启战祸、以卵击石的“逆向愤青”们：在当时举国昏昏的情况下，用对待土匪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现代强国的公民甚至官员，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会恶化两国关系，引发对抗。而在对抗发生后，这种无知导致的傲慢又取消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可能，当然最后只会导致战争。无论是谁来主事，结局恐怕都只会一样。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他素以勤劳王事、办事认真著称，这次肩负着皇帝的重托，当然更不会例外。在途中他就明察暗访，下车伊始后他便召集广州三大书院600多名士子到贡院“考试”，要他们提供烟贩名单以及鸦片集散地的信息，并征询既往禁烟弊端以及合理措施（这倒才是真正的遴选干部的方向，堪称明代以来首次教育制度改革），随即下令地方官员把那些烟贩抓起来。此后在和鬼子周旋过程中，他更布下了许多探子，情报工作作得很好。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于1840年5月7日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林则徐“消息灵通”(well-informed)，在给外商的命令中说他知道在伶仃港口船上有几万箱鸦片，他命令一箱也不许运走。这和传统官场的昏庸官僚的作风完全是两回事。
经过一周左右的准备，林则徐正式动手了。他谕示外商，限他们三天把所有的大烟都交出来，并要求每个商人都具“甘结”，也就是写下保证书（英国人翻译为bonding pledge，相当准确），保证以后再不运鸦片来中国。若有违反，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两条要求始终是林的奋斗目标，第一条作到了，但第二条却成了双方争执焦点之一，到最后都没有实现。
这命令对外商宛若晴天霹雳。鸦片贸易占了外贸的大头，要外商把鸦片统统交出来，意味着巨额损失，奸商们岂会心甘情愿？而且，英国是实行法治的契约社会，许多商人只是代理商或合伙人，鸦片并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他们的财产，交出去要负法律责任。“十三行”的奸商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当林则徐传令商会头子颠地去见他时，颠地的兄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竟然激动得扬言要死在建议颠地应命的罗伯特?英格利斯门前。
在此紧急关头，商务总监兼领事义律从澳门闻讯赶来了，但他也无权令奸商们交出私有财产。他设法和中国官府打了几次交道，都没有什么结果。林则徐见奸商们久不从命，当即下令封锁广州海上交通，派兵包围十三行，禁止出入，撤出所有中国雇员，并禁止民间向十三行出售食物。奸商们包括义律在内统统成了囚犯，面临着饿死的危险。
义律当即下令所有的烟商把鸦片交给他，再由他以女王政府的名义开出收条，保证偿还价值，然后把收到的所有大烟交出，一共19187箱又2119袋。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在国会的证词，他们从中国官员那儿刺探到的情报说，这数量远远高出了林则徐的估计，他以为顶多只有五千多箱。此话是否可靠，还有待于国内史学家考证。在短期内竟然交出这么多烟来，可见所谓“走私”全TMD“走公”。
义律为什么要这么干？我看他别无选择。如上所述，奸商们不愿意交烟，一是肉痛，二是按英国法律不能随便处置他人信托给自己的财产，否则要负法律责任。但现在大家都给关了起来，不从命只有饿死一条路。当此之际，他只好以女王名义要商人们把烟土交给他，不交者后果自负。根据罗伯特?英格利斯的证词，商人们都如释重负，因为责任现在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了，于是很爽快地交出了毒品。
但义律这么干，等于代英国政府把本国不法奸商与中国政府的冲突揽了过去，使之变成了政府之间的冲突。这很可能就是那家伙的阴谋。3月28日（二月十四日）他禀告林则徐等，答应呈缴鸦片20283箱（略高于实缴数）。但4月3日（二月二十日）他就致函巴麦尊，污蔑“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响，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建议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扬子江面。所以，此公根本不是网人亦忱盛赞的那个大善人。
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国际误会，林则徐在交烟谕中说：
“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
根据英商罗伯特?英格利斯在国会的证词，这“酌于赏犒”被他们理解为按最低价格每箱500两白银给于赔偿。这就是他们后来一直纠缠赔偿烟价的缘故，最后这要求成了南京条约里规定的赔款一部分。但中国的涵义可不是这样。道光后来同意所缴鸦片每箱赏茶叶5斤，这和烟贩们的期待可是天差地别。这误会有可能促进了双方交恶，但过错并不在中方。按国际惯例，凡走私货物一律没收。本人私带香烟入关就被没收过，从来不敢指望海关赏我几钱茶叶。因此，中方“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统而观之，愚以为林则徐要求鬼子缴出走私商品并没有做错什么。唯一的错误是在毫未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就派兵包围十三行，不分良莠，对所有商人以及官员实行事实上的囚禁并断绝其生计。这就构成了英方日后上门问罪的借口。但考虑到当时国人毫无西方人权观念，官府对百姓从来是为所欲为，任意查抄屠杀，更不懂国际惯例，现代人无法苛责这种野蛮做法。林则徐后来在署理陕甘总督期间，血腥屠杀暴乱藏民，甚至实行三光政策，焚烧寺院，铲平村庄。和这比起来，他当初对英国蛮夷已经是网开三面了。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道光一再告诫他慎重行事，不要擅开战祸。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预定的两个目标已经圆满完成了一个。道光也觉得此案已经完满结束，调他去担任两江总督。但林不愿离开，宁愿接替邓廷桢作两广总督，因为他的第二个目标亦即让所有外商出具甘结的任务还没完成，而这就成了中英双方的争执焦点。
这一要求我看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当然要服从中国法律。本人出国后就出具过许多“甘结”，在各式各样的表格上签名，保证自己说的是实话，否则愿意接受法律惩罚。但义律顽固拒绝这一合理要求，而林公也绝不退让，就此陷入僵局。
林公为何坚持这一要求呢？他已经在《缴烟谕》中明说了：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这意思是说，他从小生长在福建，对外夷那套很熟悉，知道鬼子们讲究信义。而这其实就是他如此坚持签字画押写保证书的原因。他大约深知中国无可能澄清吏治，做不到“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所以只好寄希望于鬼子的契约精神，以此杜绝鸦片流入。这和他附和黄爵滋“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的乖谬主张，指望靠以死刑的威慑消除市场需要的方式来禁烟的思路如出一辙。这就是我为何猜测他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有趣的是，恰是鬼子的契约精神使得义律拒绝照办。如果是不拿契约当回事的中国人，恐怕早就同意这要求了。这也说明义律根本不是某些网人鼓吹的那种禁烟圣人。他非但不同意，还禁止本国商人具结，因此酿成了后来的武装冲突。
另一个恶化两国关系的事件则是前文已经介绍过的林维喜事件。7月7日（芦注：关于本案发生的日期各说不一，我一共查到三个日期，分别为6月20日，7月7日和7月12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责令义律交出正凶，而义律认为中国官府不讲究证据，以一人兼充侦探、起诉、陪审团和法官，专用酷刑逼供，属于野蛮司法，因此他动用“治外法权”审判了该案。其中一人以无证据开释，其余五人被判参与骚乱罪（participation in a general riot）被押送回国服刑，但到达后立即被释放，原因是英国政府认为，未经中国政府授权，义律无权审判任何人。然而有人认为，根据英国的有关议会法案，他确实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00海里内的公海上作此类审判。这公案到今天也还在争议之中。
所谓“治外法权” （extraterritoriality）通译为“领事裁判权”。根据国际惯例，它只适用于发生在驻外使领馆和军事基地内部的案件。很明显，这并不适用于审理林维喜案，义律这么做违反了国际公法。虽然他是在中国领土外作的审判，但案件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即使按上述英国法律，那审判也属非法无效。英国政府可以否决之，但必须把案犯引渡给中国才符合国际惯例。
不过，这也只是从理论上说说而已。我早就在11年前指出了：洋人迫使中国接受治外法权，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盖人家实在无法接受咱们的中古式野蛮审判。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曾被迫接受治外法权，但人家引入西方司法制度后，列强也就同意改约，放弃了该项“不平等特权”。
因为这两件事，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义律命令所有英商从广州撤退到澳门，停止对华贸易。林则徐针锋相对，下令停止供应澳门英人柴米食物，撤退买办工人。 8月23日，英国人抢占了当时人口稀少的香港作为基地。同月月底，只装了28门炮的英国轻型军舰（frigate）窝拉疑号（Volage）到达广东海面，保护此时都集中在珠江口外的穿洋海面上的英国商船。林则徐发出布告通知民众：“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
林则徐先是钦差大臣，后作两广总督，总督又称“制台”、“制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乃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在担任两个职务时都有权调动军队，因此下属也称他“大帅”。但不幸的是，大帅接受的乃是科举教育，四书五经并不教他怎么打仗。靠业余自学只能学会《孙子兵法》，获得大而无当的有关战争一般原则的模糊指点，此外便只能从三国周郎那儿学点“火攻”，从吴主孙皓那儿学来“铁链横江”而已。
如今国人只知道鬼子硬件先进，船坚炮利，却不知道人家软件同样先进，有军事科学，而咱们只有《三国演义》。靠看那些垃圾古书，就是天才统帅也无法与鬼子的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平庸军官匹敌，起码人家会看地图，知道如何用数学方法算出大炮的射击诸单元。
林大帅当然不可能知道连如今的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文明差距，充满了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不知道鬼子的船只是由工程师科学设计出来的，不是中国的憨木匠凭经验拼装起来的。在帆船时代人家就能靠合理设计扬帆逆风行驶，何况已经进入了汽船时代，其速度和机动性能都令中国古老木船瞠乎其后。就连鬼子的商船都配有大炮，无论是命中率还是杀伤力都绝非中国水师的文物大炮可比。
琦善乃是亲自视察英国军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立刻就发现英舰不但高大，而且“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芦注：这是描写蒸汽机驱动的军舰）。一个满族高官能去亲自视察敌舰，而且立即发现人家的优越，甚至参悟出蒸汽机的原理，实在难得之至。
以林大帅之聪明颖悟，若有琦善那点虚心，只怕也要同意琦善对他所拟破夷之法的批评：倘攻夷船的下层，则“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若用火攻，“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所以，若“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琦善参观的是懿律和义律后来带到大沽口去、装备了七八十门大炮的正规战舰，而林大帅当时面对的不过是一艘装备了28门大炮的轻型战舰窝拉疑。9月4日，该舰和两艘商船到九龙取淡水和其他给养，遭到三艘中国水师战舰拦截。英舰当即向水师战舰发炮，打响了鸦片战争第一枪。水师立即还击，但无一发命中。一番海战后，水师严重受创，只能撤出战场，过后却向林则徐报捷。
林大帅收到捷报后立即就报告了道光。道光闻报于10月11日后下上谕：“如英船仍形桀骜，即再示兵威。”
10月14日，反对鸦片贸易的奎克教徒（Quaker）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船长史密斯认为义律无权制止公民贸易自由，径自开入珠江口，正式具结，取得合法贸易权利，次日即到黄埔贸易。 受此鼓舞，林大帅于10月26日再度要求英国人交出林维喜案正凶，并下令所有英国商船三日内具结进口，否则就回国，不得再滞泊伶仃洋面。
“担麻士葛”号弃暗投明，使得义律非常恼火，他怕其他英商响应林大帅号召，命令窝拉疑号和新来的另一艘装备了18门大炮的轻型军舰“海阿新”号（Hyacinth）封锁珠江口。11月3日，另一艘英国商船Royal Saxon也毅然奔向党的温暖怀抱。英舰当即开炮警告，触发了穿鼻洋海战。在短短45分钟内，两艘英国军舰就击沉了5艘最大的中国战船，击伤多艘其他战船。此后双方又数次交火。按林则徐的报告是“七战七捷”，据说所有这些武装冲突，包括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都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这至今仍然是中方的官方说法。
我查到的英文资料只记载了九龙和穿鼻两次海战，说的与中方报道相反。我个人认为英国人的报道更可靠。理由是：
第一，英军虽然只有两艘军舰，面对的是总数为80艘船（包括战船和“火船”）的中国水师，但滞留在穿鼻洋面上的英国商船共有29艘。当时的商船为了防备海盗，都配备了先进的大炮，其命中率和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中国水师配备的古董，更不必说专门设计出来用于作战的舰只了。
第二，无论是军舰还是商船都是专业人士设计出来的，速度与机动性能远远超出中国水师的原始木船。船上配备的大炮可以灵活转动，命中率远非水师可比。
第三，英国军人是以军事科学训练出来的职业队伍，精通作战的基本技能。相比之下，无从想象中国水师的文盲们能够准确计算出炮击的角度应该是多少。即使好学如林大帅，也绝无可能知道三角学和力学的基本常识，中国古籍里从来没有这些名堂。
第四，大帅本人自己就默认了论海战，天朝不是英吉利野蛮人的对手：“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调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奏片）。取胜希望在于陆战，盖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超，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则徐奏片）。
第五，在穿鼻海战后，大帅即购买了一艘美国商船，装备以葡萄牙商人出售的大炮，提示他意识到了双方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可以用三国周郎使用的“火船”弥补的。
当时英国报纸公布的英国远征军实力
女王陛下的船只：
“麦尔威厘”号，七十四炮，悬挂乔治?懿律少将将旗，船长邓达斯。
“威里士厘”号，七十四炮，悬挂伯麦海军司令的大三角旗，船长托马斯?梅特兰。
“伯兰汉”号，七十四炮，船长弗莱明?辛好士。
“都鲁壹”号，四十四炮，船长史密斯。
“布朗底”号，四十四炮，船长鲍俎。
“康威”号，二十八炮，船长比休恩。
“窝拉疑”号，二十八炮，船长埃利奥特。
“鳄鱼”号，二十八炮，船长库柏。
“拉尼”号，二十炮，船长布莱克。
“海阿新”号，二十炮，船长华伦。
“摩底士底”号，二十炮，船长艾尔斯。
“卑拉底士”号，二十炮，船长安森。
“宁罗德”号，二十炮，船长巴洛。
“巡洋”号，十八炮，船长吉福德。
“哥伦拜恩”号，十八炮，船长克拉克。
“阿勒琴”号，十炮，船长莫森。
“响尾蛇”号，运兵船，船长布罗迪。
东印度公司武装蒸汽船：
“皇后”号，船长沃登。
“马达加斯加”号，船长迪西。
“阿打兰打”号，船长罗杰斯。
“进取”号，船长韦斯特。
运输船及军队：
“阿拉利维”号。
“布朗德尔”号。
“伯麦”号。
“克利费童”号。
“达维德?马尔科姆”号。
“挑衅”号。
“鹰”号。
“爱德蒙斯顿”号。
“伊利萨伯?恩斯利”号。
“依萨伯拉?罗伯特生”号。
“约翰?亚当斯”号。
“马立安”号。
“麦都萨”号。
“美人鱼”号。
“穆罕默德?沙”号。
“拿撒勒?沙”号。
“拉哈曼尼”号。
“鲁斯托姆治?科瓦斯治”号。
“爱尔纳德”号。
“佛泰?萨拉姆”号。
“立臣”号。
“风鸢”号。
“印度橡树”号。
“斯托卡特”号。
“苏利曼”号。
“维多利亚”号。
“威廉?威尔逊”号。
陆军有：皇家爱尔兰第十八团，喀麦隆第二十六团，孟加拉第四十九志愿团，以及孟加拉工兵队，马德拉斯坑道地雷队。据说，共约四千战斗人员。
林则徐虽然在禁烟上犯了策略错误，但道义上无可指责。
拙文贴出几集后，有网友提出林则徐收缴鸦片的道义问题，我完全同意，不能用今日之价值观去裁判鸦片战争双方，这正是网人亦忱犯的毛病，他一面强调必须考虑到当时国际上对鸦片的态度，不能用今日的价值观去看待鸦片贸易，一面又彻底忽略（或根本不知道）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用今日价值观与世界知识去裁判林则徐。本文写作时便刻意避免了这一毛病，严守了避免用今日价值观去裁决鸦片战争双方的界限。
那么我采用了什么价值观涅？在评价中国历史人物如林则徐时，我特地介绍了当时的价值观是什么，并指出不能用今日价值观去裁判，改用超越时代的功利分析，指出黄爵滋严禁建议在策略上的荒唐，提出了真正应该采取的措施，并强调即使以当时的价值观和国人的愚昧，想到这些措施也是应该的。在评价林的缴烟行动时，我指出此举在道义上毫无问题，但违反了国际惯例，同时也指出这种策略失误是天朝井蛙不可能避免的。
在介绍英国人的反应时，我特地指出了英商交出鸦片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涉及到他人财产。我也承认英国人的抗议确有道理，林围困13行的粗暴手段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惯例。我本人早就知道当时国际上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并没有如今这么严厉。事实上，我大概是第一个在中文网上介绍当时英国国内根本就没有禁止鸦片，也没见人家变成瘾君子的（文章发表于90年代的《华夏文摘》）。所以，你这些批驳完全是瞄错了对象。
但我仍然认为，林则徐虽然在禁烟上犯了策略错误，但道义上无可指责。
第一，鸦片贸易在当时的国际上虽然不是如今日一样声名狼藉，但也并非什么香饽饽。西方虽未立法禁止，但民间抨击的也很厉害，如黑奴买卖一样，不是什么光彩勾当。正因为此，英国从来不承认“鸦片战争”的说法，一直称为“贸易战争”，声称该战争是为了寻求平等承认和贸易自由。
第二，当时的国际惯例是将走私视为犯罪，就连义律本人都曾为此谴责过英国商人。
第三，当时的国际惯例是尊重主权国家的主权，侨民商人等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在这点上和现代并无两样。中国是主权国家，不是英国殖民地，当然英商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无论该法律对他们何等不利或不合理都该如此，起码在理论上是这样。当时中国确实有许多不合理法律。例如严禁外国人学中文，于是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这些法律即使不合理，也不是不遵守的理由。外国政府可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变法律，但在法律修改前必须遵守，这是起码的法治观念。当时也就有了，并不是今天才发明出来的。
正因为此，英国政府从未敢为非法的鸦片贸易辩护过。战争爆发前，英国全权代表懿律在天津大沽向琦善递交了外相巴麦尊致中国政府抗议照会。文中无一语敢为鸦片贸易辩护，而是承认某些英国商人进行了违禁的鸦片贸易，表明英国商人理应遵守中国法律，而英国也不愿袒护包庇违法商人。他抗议的是林则徐不分青红皂白虐待凌辱守法英侨甚至外交人员。至于禁烟本身，他也未敢否定，只是指责中国只看到外国人犯罪，没有看到本国官员犯罪，进口的鸦片都受到了自总督以下官员的包庇和纵容。鸦片是受贿官员们用官船运入境内的。即使要禁烟，也该先整肃那些非法官员。林的做法太不公平。
由此可见，就连当年的侵略者都没有您激进，更想不出“有如你篡党，不如我篡党”这种毫无法治观念的话来，堪称遗憾。
第四，义律当然不是好鸟，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污蔑“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员与臣民已经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饶恕的暴行的反响，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建议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扬子江面。莫非这是正派的外交人员干得出来的事？就因为13行的守法商人和外交人员被无辜围困了几天？
第五，作为受害国家，中国最先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最先立法禁止，这是光荣而非耻辱。把它和禁止传教相提并论，用来证明禁烟违反道义，可谓独具匠心。
五、 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
两次鸦片战争的特点，都是因小事引发局部军事冲突。冲突发生后，朝廷顽固拒绝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拒绝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纠纷，拒绝对方派代表入京，甚至拒绝接受对方发来的外交照会，促使英国（第二次还有法国）派兵来教训中国，而这教训始终不起作用，于是就反复教训，时战时和，拖延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打得朝廷受不了，终于接受了对方的要求，战争才结束。若从1839年的九龙之战算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竟然拖延了3年之久。其中事件繁多，难以详述，只能作个简介。
如前所述，禁烟虽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英国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取平等承认，打开中国市场。外相巴麦尊原来看中的乃是舟山群岛，想效法葡萄牙人租借其中一个岛屿，供英商居住和储货。
因此，英国远征军到达香港并封锁了广州港之后，大部分兵力即按原计划北上，先到厦门，想把巴麦尊的照会交给当地官员代转，却被拒绝。英军随即进攻舟山，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定海。接着又到宁波和镇海，再度试图投递该照会，再度被拒。英军于是北上白河口，准备攻取大沽炮台，这才引起了朝廷震动，同意由直隶总督琦善接见英夷。至此，那封如此难以投递的国书才好不容易递到了道光手上，可惜又因误译引出了麻烦。
巴麦尊的照会当然要抢占道德制高点，列举对方的不是，而这当然只可能是数落林则徐，接着就是提出要求：赔偿烟价；割让一岛或数岛；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赔偿战费及使费。巴麦尊私下指示懿律和义律，如果中国不同意割地，可代之以以下要求：（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自由，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三）公布固定的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
这些要求中，平等待遇、赔偿行商积欠、公布海关税则都是应该的。开放通商口岸，并在这些地区保障外人居留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也符合国际惯例，只会对中国有好处。战争赔款乃是一直实行到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惯例，是战败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不平等，不过没办法。唯一可争的只有赔偿烟价和治外法权两条。但治外法权已经说过了，鬼子实在无法接受中国的野蛮司法制度。
如果当时国人不是那么愚昧，就该知道落后的野蛮国家绝对打不过强大的文明国家。唯一的自救之道乃是赶快实行西化，全面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引入先进文化，迅速变成强大的文明国家。在这个任务实现之前，只能尽量避免与强国发生武装冲突。实在无法避免时，就靠谈判解决纠纷，在避免破裂的前提下尽量少作让步。这就是日本人走过的路。
以此度之，当时中国能争到的最佳结果，就是接受巴麦尊的底线，以同意开放通商口岸以及暂时同意给与英人治外法权来避免割地，并尽量压低赔款数额。可以拒绝烟价赔偿，但在战费赔偿上可以适当松口。如此即能在道义上剥夺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防止了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同意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从英国一方来说，要求赔偿烟价，此后又在通商口岸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使中国解禁，乃是该国有史以来干的最蠢最丧天良的勾当之一，把英国钉上了历史耻辱桩，使得该国成了武装贩毒的先驱。英国女王曾就历史上发动的侵略战争向若干受害国道歉，但英国政府至今拒绝就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向中国道歉，这完全是择恶固执。
可惜当时的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白痴国家，哪怕在今日，也不会有多少国人能同意以上所说，当然只能按既有的思维定势来理解那照会。英国人列举的中方罪名被看成是针对林则徐个人的，再加上“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被误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于是道光和琦善便把它看成是受了亏待的野蛮人来请求大皇帝主持公道。
不偏不倚对待臣民乃是君上的道德责任，在这点上，道光和林则徐受的是同一教育。因此，道光的处置原则，恰与林则徐后来在云贵总督任上处理回汉冲突时一模一样：“只分良莠，不问汉回。”大皇帝为受了委屈的英夷伸冤作主，同意惩办林则徐，以为这就能息事宁人。
琦善本来是坚定的“剿夷派”，但他脑筋灵活，在参观英舰后，立刻发现中国绝非对手。他告诉道光：“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而中国正缺大炮，如“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即使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即使中国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琦善不懂军事更不懂科技，所以他只看见英国人的大炮安装了旋转炮塔，射程远，命中率高，不知道人家用的炮弹是爆破弹（装药量达三分之一）、“链弹”（以铁链连接的两枚弹丸，专用于击毁桅杆）、“葡萄弹”（弹壳内装了大批钢珠，用于杀伤地面有生力量）等诸多名堂，而清军的炮弹乃是不会爆炸的实心铁球。他更不知道“该夷所恃者”绝不光是大炮：陆军使用的是可装上刺刀的燧发枪（击发原理类似打火机），海军陆战队（marine）使用的乃是“雷击枪”（以撞针撞击雷汞装填的“雷帽”而引起枪膛内爆炸的现代步枪前驱）。后者全天候使用，前者虽然在火药潮湿时失效，但连射速度和射程都是清军使用的少量鸟枪（火绳枪）的三四倍。
更重要的是英军的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都绝非原始的天朝可比。英军从事的是专业化的现代战争，以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指导，有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等分工，有不同的兵种诸如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工兵等执行专门任务；而中国军队根本不懂这一套。李鸿章在几十年后指挥甲午战争时连个参谋部都还没有，靠的还是远古的幕僚制度。直到袁世凯从日本引来点二手货，以西法组织训练军队，中国才开始有了专业化的武装力量。西化军队从此成了武人们争天下的本钱，谁的部队更西化，谁的军队就更强大。袁大头如此，蒋光头也如此，就连地方军阀都如此，其发家全靠办西式军校。尽管蒋的中央军的训练以西方军事标准来看只能算是初步水平（据《剑桥中国史》），然而在当时就足以无敌于全中国了，可见中外军事差距之大。
最糟糕的还是，英军绝对服从命令，统帅指挥部队如臂使手，屈伸如意。部队也没有虚报战功、杀良冒功，甚至“反败为胜”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军队从来是乌合之众。据英国人回忆，当他们兵临广州城下时，道光从各地调去的军队彼此之间却大打出手，打的比外战勇猛多了。直到抗战，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只有军阀联军。军队从来只听某个将领调动，最高统帅只能指挥自己的嫡系。若一部紧急，余部都只会作壁上观，好让敌人从容各个击破。虽然抗战后实行了军令统一，但这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到1949年。
因为这些中国特色，即使当时中英毫无军事技术差距，中国也绝无可能战胜。
说到底，中国人打仗不行，乃是烂污腐败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什么道义、士气甚至武器的问题。这一点英国人早用社会实验证明过了。
英国人的绝招，是惯用异族特别是印度人替他们打仗，例如鸦片战争初期派到中国的远征军只有三团作战部队，其中一团是爱尔兰团，一是孟加拉团，一是喀麦隆团，只有三分之一是白人。根据同样原则，后来他们在威海卫也训练了一个由英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团队。该团战士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和自己同胞作战时却神威凛凛，勇不可当，不但荡平了威海卫周围的拳匪，而且参与了攻克天津和北京，还独立承担过别的战斗任务，面对的是使用同样装备的优势兵力，却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是绝佳的对照实验，它证明了只要由洋人用西式制度组建、训练、指挥，中国军队同样可以成为劲旅。这也是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结论。
琦善当然看不到这些，哪怕是今天，也没多少中国人能看到或愿意承认这些事实。不过，他毕竟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看世界”指的是看到“船坚炮利”的“夷之长技”的话）。如蒋延黻先生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部长，最先明白弱国只能靠谈判解决问题。
作为落后野蛮国家，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可以称得上“教育”的东西。数理化不用说，就连世界地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等学科都一概阙如。官吏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与夷人们打交道中，一点点摸索出夷人的行事作风和意图来，再凭直觉行事。从琦善而耆英而奕訢（恭亲王）乃至李鸿章，无一不是这么学会办外交的。外交家们以这种原始幼稚方式自学成才，实在令人无法相信，然而比起彻底否认外交的必要的林则徐来，已经是天渊之别了。
如今汉族自吹怎么怎么了不起，把清朝的落后一股脑儿赖到满人头上去，却不知道晚清误国祸国的多是“清流”汉臣，能接受现实的最初几个“开眼看世界”的重臣基本是满臣，琦善和奕訢就是代表人物。琦善草签的“穿鼻条约”乃是当时中国可以争到的最小让步，而“鬼子六”恭亲王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也是当时能争到的最小让步——除了租借九龙外，没用一寸土地来换取联军从北京撤出。
满人武将也同样胜过汉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都是旗人军队，殉国文官武将多是满人，诸如两江总督裕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乍浦保卫战中，守卫在天尊庙的276名满族官兵仅有43人突围，其余全部战死。在镇江保卫战中，副都统海龄率领1500名八旗兵坚守阵地 ，在英军入城后坚持顽强巷战，直至大部分旗兵牺牲，海龄才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幸存的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战争’”（《剑桥中国史》）。这种壮烈场面我还从未在怯懦的汉人军队中见到过。
琦善虽然知道尊重现实，当然也只可能用既有的中国思维方式去想问题，那就是改“剿”为“抚”，实行“羁縻政策”，亦即使出中国人的小聪明来，甜言蜜语，又吹又拍，指望对方如同中国官员一般，因为私情而放弃国家利益。但这和林则徐顽固坚持用上级态度去对待外国使节比起来，仍然不能不说是极大进步。
琦善当时的紧急任务，就是哄骗英军南下，解除北京面临的威胁。为此他奏准道光查办林则徐，恢复通商，赔偿烟价，但后两条并没说死：
“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伸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
英国代表居然也就同意了，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舰队南下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林则徐这下当然只能罢官了，不过道光毕竟对他手下留情，虽然撤了他的职，但还让他“协办夷务”，后来才决定将他遣送新疆。
因为退敌有功，琦善便被派到广州去作钦差，负责“办理夷务”（仍然不是外交）。他发现英国人其实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傻，用甜言蜜语即能糊弄过去。但道光的原则历来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许他为天朝丢脸，于是武装冲突再度爆发。等到英国人毫不费事地攻占了虎门要塞，广州门户洞开之后，他别无选择，只好和义律草签了《穿鼻条约》，条款是：（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埔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英国方面则在签约后即时退还定海。
蒋延黼对此的评论是：
“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的确如此。巴麦尊本来要的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或数个小岛，而英军已经占领了定海，义律却放弃了富饶而且拥有战略价值的定海，割取本来就一直被英军占领的当时相当贫瘠荒凉的香港岛。赔款也只是赔了烟价，而且按每箱300元算，低于最低价格500元。后来光是广州的赎城费就是此数（未计入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中），更不必提延长战祸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了。怪不得巴麦尊要暴跳如雷，派璞鼎查接替了义律的职务。
蒋先生没有看到的是，琦善打交道的是英国人而非俄国人或后来的日本人，所以才会取得这种成就。如果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占领了定海，那无论你再怎么烧钱纸，人家也绝不会撤。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性还是有区别的，英法算是相对不那么贪婪而且讲究信义的邪恶性相对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
可惜如蒋先生指出，“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琦善被指为卖国，锁拿入京，8月9日定斩监候（关在牢里等到秋天砍头），家产查抄充公，10月24日被发往军台充苦役，虽然后来被再度启用，可遭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林文忠公。
拿办琦善后，最坚定的爱国领袖道光下定决心要和鬼子大干一场。他派侄子奕山作“靖逆将军”，老将杨芳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从各省抽调军队增援广东。奕山使出古兵法来，诸如使“火筏”去烧英舰，半夜去偷营等等，但无一次得手。火筏没有烧到鬼子的一根毛，反倒延烧到岸上引起大火，烧毁了许多民房；夜袭也大败亏输。英军很快就攻到广州城下，占领了城边四方炮台等制高点。正要破城之际，义律却因接受了奕山献出的600万元赎城费，同意停火撤军，引起了英军将领极大不满，。
据义律自己辩解说，他考虑到攻入城内必然导致大量市民死伤，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不利于英国长远利益，因而作了这决定。我看这完全错了。如果英军攻入广州，虽然要给广州人民带来苦难，但必然打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培育出来的“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神话，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广州人民拒绝英国人入城、火烧十三行等闹剧演出，也就不至于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使得广州人民再度蒙受战争苦难，并在巡抚柏贵当傀儡的伪政权统治下乖乖当了三年半亡国奴。
停战后英军撤回香港，在那儿忙着害回归热、疟疾、痢疾等各种亚热带疾病，因此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战死人数。义律和陆军将领伯麦都奉召回国，由璞鼎查接任。他下车伊始就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头年提出的各项条款，否则将再度北上讨伐。没有得到回应后他就率舰队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慈溪、奉化、余姚、乍浦、上海、镇江等地，到达南京城下。爱国领袖道光还决心抗战到底，幸亏耆英说服了他英夷只想做生意，并无征服中国野心，他才终于同意讲和，这结果就是大众熟知的《南京条约》的签订。
这场断断续续打了三年之久的战争，是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我在网上查到的英军伤亡人数为：
1、舟山定海之战（1840年7月5日：英军攻克定海，战死19人，清军民死亡2000人左右。
2、澳门之战（1840年8月）：英军仅伤4人将清军击溃，清军伤亡未表。
3、大角炮台之战（1841年1月）：英军攻占炮台， 30人轻伤，清军600人战死，100余人投降。
4、三门海湾之战（时间同上）：继大角之战后英军进逼穿鼻以东三门海湾，攻击清军水师，清军战船1艘沉没，14艘逃跑。英军无伤亡。
5、虎门之战：英军死亡人员为0，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伤亡被俘数百人，其中被俘人员遭到残酷杀戮。
6、广州之战（1841年5月末）：英军舰船70余艘，士兵2000余人进攻广州，双方于月底停战，英军伤1人，清军伤亡未表。
7、三元里民众抗英（1841年5月30日）：广州乡民7000余人趁大雨围困并攻击英军700余人，英军仅承认死亡1人，乡民死伤未表（芦按，据茅海建先生论文，中方暴民约数千至数万人，英军死亡5-7人）。
8、厦门之战（1841年8月21日）：英军32艘舰船2.7万士兵攻击厦门，清军以万余人、270余门大炮抗击进攻，结果主帅兵败自杀，战船26艘被毁，炮台及大炮全部损失。双方人员伤亡未表（芦按：据《剑桥中国史》，英军死2名，伤15名）。
9、定海之战（1841年9月25日）：英军受伤1人，清军总兵葛云飞等自尽，伤亡人数未表。
10、镇海之战（1841年10月10日）：英军1500人在舰队掩护下进攻清军4000余人，清军在顽强据守后战败，钦差裕谦自杀，数百士兵战死。英军战死3人，伤16人。
11、宁波之战（1842年3月）：清朝亲王奕经率5000人反击进占宁波英军150人，英军以榴弹炮和排枪抵抗，清军死伤500人后失败。英军伤亡未表。
12、乍浦之战（1842年5月） 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文中称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多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13、吴淞上海之战（1841年6月）：英军战死3人，清军伤亡未表。
14、镇江之战（1842年7月）：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与乍浦之战类似，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纷纷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来源是网文而非正式论文，我没能查到可靠资料，录此仅供参考。这些战役基本是登陆作战而非海战。其所以如此，乃是道光被忠臣们误导了。
如前所述，林则徐认定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裕谦也说：“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类似奏章比比皆是，道光当然不能不相信，说：“众口一辞，信然。” 于是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
一个大国制定基本战略，居然建立在“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一扑不能复起”的解剖学发现上，这世上大概也只有中国人会闹出这种笑话。
更可叹的是，中国的炮台上的大炮都指向正面，专等人家从那个特定的角度来送死。可惜鬼子没有那么笨，用舰上大炮压制住清军炮火，陆军则从侧翼登陆迂回包抄。厦门之战最典型：
“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月26日停泊在厦门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未想到予以设防。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剑桥中国史》）
因此，鸦片战争确实是国耻，它永远纪念着中国人那难以置信的愚蠢、死硬、虚骄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