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返伊甸园 澳大利亚:习近平为何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8 13:51:54
2009年05月04日14:55 来源：人民网强国博客
据相关媒体报道，从2004年开始每年评选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美国《时代》周刊，近日公布了2009年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入选。作为西方重要的主流媒体，《时代》周刊在作这类评选时，显然有它自己的标准。但是，作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当选，却至少有两层意义。
其一，对习近平现实影响力的肯定，是对中国领导人集体影响力的综合评价。
其二，对习近平长远影响力的预估，是对中国政治影响力的信任。
习近平是在一年前的3月1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在此之前，2007年10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是一个重要标志。他和李克强同志都是以上届中央委员的身份，直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突出体现出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而且，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由中央委员直接选举产生的，在此之前，在相当范围内进行的民意推荐中，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一直名列前茅。所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会见习近平后这样说：“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不是只由领导人指定，他们是由300多人共同决定。这也包括另两位新常委——周永康及贺国强。”很显然，习近平进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年多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条件下催生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得到人民群众充分信赖、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习近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不久，就挑起了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重任。作为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承载，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凝聚着民族的期盼，更凝聚了世界的目光，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次“大考”。2008年春节后，习近平的第一次视察就是在2月25日考察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筹备工作，在奥运会开幕前的两个月内，他分别于6月12日、7月6日、7月12日、7月15日、7月21日、8月2日6次专题考察奥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涉及到场馆建设、安全保障、反兴奋剂以及运动员的吃住行等所有方面，并提出了“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好奥运会筹备工作”、“按头等大事的要求抓好开赛前的各项工作”等明确要求。习近平密集的考察、明确的要求，为奥运会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用“无与伦比”来形容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时，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在指导、组织这项重大活动中，得到了满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习近平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党建工作的极端重视。党的十七大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为全党重中之重的大事，习近平正是学习实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从选择试点，到组织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再到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部署，到不断到基层考察指导，从每一个具体环节的掌握，到根据情况分类指导，习近平在活动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体现出细致、认真、务实的品质。对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更是花了大量精力，从“六大导向”（注重品行的导向、科学发展的导向、崇尚实干的导向、重视基层的导向、鼓励创新的导向、群众公认的导向）的用人观，到对各级干部提出的六种能力的新要求（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提高知人善任的能力、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维护稳定的能力、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从“不让老实人吃亏”，到狠抓县级党政主官的培训教育，从用长远眼光培养大学生村官，到在战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可以说，习近平已经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是建立在我们党队伍建设经验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干部队伍建设新要求的基础之上的，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坚实的实践性。
作为国家副主席，一年多来，习近平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造就了独具品质的个性风范。尤其在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习近平的洞察力和灵活性体现得十分充分。习近平让人们印象深刻的两次出访，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一次是他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第一次出访，一次是在罕见金融危机冲击世界实体经济的关键时刻，他出访拉美五国和马尔他。他的第一次出访选择的是亚洲五国，时间是2008年6月17日至25日，正是北京奥运会筹办的关键时刻，在此之前，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遭到少数反华势力的干扰，当时有记者问习近平：作为主管北京奥运会的最高领导人，您对奥运会之前的杂音如何看？比如3·14西藏等地的藏独暴行以及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受到干扰等。对于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习近平说，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很热闹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这个比喻十分耐人寻味，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北京奥运会所受的各种干扰的基本态度，也是胡锦涛主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的形象表达，显示出成熟的政治智慧。今年年初，习近平出访拉美五国和马尔他，在离开墨西哥前，习近平与当地华侨见面，介绍中国经济新势。他表示，今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严峻的一年，不过中国会从容面对。他说，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他还指出，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些落地有声的表述，在体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同时，更体现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思想和不为外界左右的大国气节。不愠不火，有理有节！
习近平当选《时代》周刊2009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所显示出的内涵，让我们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更加充满了希望。
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就两国关系在新时期的定位达成共识，即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5岁的习近平成为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的一员，他在陕西梁家河一呆就是七年，而这七年的时间对他政治观的形成影响很大。 http://cn.wsj.com/gb/20120213/bch095554.asp 习近平曾经接受《中华儿女》杨筱怀的采访。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盃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曾讲过，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我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识青年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习：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习近平：中美关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分享自 凤凰视频）
习近平说：今天上午我和拜登副总统进行了很好的会谈，我们再次确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们两国利益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中方期待同美方增进信任、巩固共识、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希望本着平等协商、双向互利的原则继续以对话与合作而非保护主义的方式处理彼此经贸摩擦，努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基本格局。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双方也要多协调、多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共同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作用。http://news.qq.com/zt2012/xjpmet/index.htm 美国《纽约时报》 2月14日的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欢迎习近平访美的活动中对中方做出了尖锐指责，他在美国国务院招待习近平的午宴上发表讲话时态度强硬地说：正如您和我已经谈到的，只有游戏是在公平情况下进行时，美中合作才能是互利的。拜登说，较早时他和奥巴马在白宫与习近平会晤时，他们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最关心问题”清单，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中国强迫外资企业转让技术，以及中国最近与俄罗斯一道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等。拜登说，美国将我们对人权的支持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报道说，当天下午习近平和拜登在美国商会与中美企业家见面时，习近平表示，中方已采取措施解决美国所关心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我们希望美国也采取措施解决中国关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取消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报道说，习近平在国务院的欢迎午宴上发表讲话时还说，我们应通过对话而不是保护主义来解决彼此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关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