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嫣然人生:诗歌谱写的情谊

　　　　　　　　　　　　　——伴随改革开放同步的我与南开二十年

　　　　　　　　　　　　　　　　　　　　　　　　　　　　　　　　叶嘉莹

构厦多村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这是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所写的一首绝句，我与南开大学的情谊也就是从那一年春天开始建立起来的。如今回首前尘竟然已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想当年我决意申请回国讲学但不知是否能获得国家允准时内心的激动和不安，到今日竟然接受了南开大学的邀聘，成立和担任了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这其间自然有一段漫长的经历。有些人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饱经忧患且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何以不在桑榆晚景之年居家自享清福，而却要出资出力不辞辛苦地去办一个研究所，感到困惑难解。现在既正值我返国教书已有二十年之久的周年，又正值南开建校已有八十年之久的校庆，校方要我写一篇文稿来作一次回顾。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不过二十年的往事头绪纷繁，拿起笔来真不知从何说起，幸而我自己有一个写诗的习惯，现在我就将以诗歌为纲领，来对我与南开的情谊略加回顾。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何以我在去国三十年之久以后的1978年，竟然提出了想要回国教书的申请。我想这主要是出于书生想要报国的一份感情和理想。以及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份热爱。也就是正如我在本文开端所引的一首诗中所说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我是一个终生从事于古典诗歌之教研的工作者，当国内掀起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失望地想我是再也没有机会以自己之所学报效国家了。而多年来我在海外文化不同的外国土地上，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又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所以在1970年当我接受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以下称称B.C大学）之终身聘约时，曾经写一首题名为《鹏飞》的绝句，说：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着地行。

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馀生。

诗中的“北海”，指的是我的出生地第一故乡北京，而“南溟”，则指的是我曾居住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台北。“鹏飞”的“云程”指的是当年我在此两地教书时，都能使用母语来讲授喜爱的诗歌，那种可以任意发挥的潇洒自得之乐；而在海外要用英语来讲课，对我而言，就恍如是一只高飞的鹏鸟竟然从云中跌落，而变成了一条不得不在地面匍匐爬行的虫豸。所以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语言去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而当时在中国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则对于自己国家的宝贵的文化却正加以无情的扭曲和摧残。这自然使我的内心中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直到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与78年的改革开放，才使我多年来回国教书的愿望有了实现的机会。

记得是1977年的春天，当我与外子及女儿一同回国探亲旅游时，在沿途所乘坐的火车，往往看见国内旅客手捧着一册《唐诗三百首》滋滋有味的阅读着。在参观各地古迹时，也往往听到当地的导游人朗朗上口地背诵出古人的佳句名篇。我当时真是说不尽的欣喜，以为祖国虽然经受了不少灾害和磨难，但文化的种子却仍然潜植在广大人民的心底。于是欣喜之余，我在沿途旅游中就也随口吟写了一些小诗，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雩杜间。

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

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

《纪游绝句十二首之一及二》

既然欣喜着见到祖国的中兴，加到加拿大后，我就一直考虑着要申请回祖国教书的事情。当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我终于决定投寄出了我的申请信。那是一个暮春的黄昏，我在温哥华的住家的门前，是一个大片茂密的树林。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木，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木上闪动着金黄色的亮丽的光影，而马路两边的樱花树则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之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令我感到了想回国教书，就应早日促其实现的重要性。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金色的夕阳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华虽美，也终将飘落。我之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如果不能付诸实践，则不过也将如一场美梦之破灭消失终归于了无寻处。而当时满林的归鸟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又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馀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馀生何地惜馀阴。

《向晚二首》

当我把申请信寄出后，我就一直关怀着国内有关教育方面的报道。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文革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目前多已获得平反。而在被平反者的名单中，则赫然有着我所认识的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李先生是我的师长一辈，我虽然未曾从李先生受过业，但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则是当年曾与李先生同在辅仁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在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李先生曾被他的同乡兼好友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教书，1948年春当我将离京南下结婚，并将随外子工作调动迁往台湾时，顾先生还曾寄信要我抵台湾去拜望李先生。1949年春天我在台湾大学曾与李先生见面。但其后不久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了。而外子与我则于1949年冬及1950年夏相继以思想问题，被台湾国民党所拘捕，从那时起我与李先生就完全断绝了联系，而今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寄了封信向李先生问候。并告诉李先生我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很快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革已成为过去，目前国内教育界情势极好。于是我在兴奋中，就用前两首的诗韵，又写了两首绝句：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

如今齐向春郊聘，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写了这两首诗以后，又过了一段日子，我寄出的申请终于有了回音。国家同意我回国访问讲学，决定安排我去北京大学，于是我就于1979年的春天来到了北大，北大负责接待我的几位老师都极为热情，还结识了两位“老鼠同盟”，一位是与我同岁的甲子年出生的陈贻欣先生，还有一位是小我们一轮的丙子出生的袁行霈先生。但南开的李霁野先生却以师辈的情谊坚邀我去天津的南开。于是在北大短期讲课后，我就应邀转来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来接我的，是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任先生说可以安排我先在北京游览一下，于是第二天他们二位先生就陪我去了西山的碧云寺和卧佛寺等地。那一天碧云诗的中山堂正在举办书画展览，一进门我就看见了一幅极有神采的屈原图像。正在欣赏时，忽见展览室中的工作人员把这幅画摘了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把这幅画摘下来，他们指着旁边的一位游客说，这位日本客人把这幅画买了。我当时手中正拿着一架照相机，于是极表惋惜地说，可惜没来得及把这幅画拍摄下来。任先生在旁边对我说这位画家是南开校友，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我当时对任先生的话并未十分在意，谁知任先生竟将此事深记在心，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总之第二天他们就陪我来到了天津。那时还没有专家楼，他们就安排我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饭店（也就是老字号的厚德福饭店）。饭店对面是个小公署，唐山地震后里面搭盖了许多临建棚。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被震毁的残迹。但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我看到了未来重建后将有的一片美好的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了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的美丽前景之祝愿和憧憬，我就又写了一首小诗：

津沽劫后总堪怜，客子初来三月天。

喜见枝头春已到，颓垣缺处好花妍。

《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一》

第二天上午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我。经历了文革批判的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三十年前我所见到了李先生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的矍铄依然，对人的热诚如旧。李先生首先关怀的是我的生活和课程的安排，继之就问起了在台湾的一些老友的情况。他所最怀念的是当日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一同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当时的北平，又一同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更曾一同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隔不断的是他们彼此间深厚的情谊。李先生在文革中所表现的坚强不屈，以及今日对老友的深沉的怀念，都使我极为感动，于是我就为李先生写了两首诗：

欲把风标拟古松，历经冰雪与霜风。

平生不改坚贞意，步履犹强未是翁。

话到当年语有神，未名结社忆前尘。

白头不禁沧桑感，台海云天想故人。

《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三及四》

当年南大中文系为我所安排的课程是讲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地点是主楼一楼的一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的系主任是朱维之先生，朱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每次上课，朱先生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朱先生精神健迈，看上去不过六十岁左右，及至有一天举行纪念“五四”的科研大会，朱先生在台上致词，自云六十年前参加五四运动时，其年龄不过仅有十四岁而已。那时我才知道朱先生已有七十四岁的高龄了。而当朱先生谈到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往事时，却依然神采奕奕，仿佛犹有余勇可贾。因此我就为朱先生也写了一首诗：

余勇犹存世屡更，江山百代育豪英。

笑谈六十年前事，五四旗边一小兵。

《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五》

讲课开始后，同学们的反应极为热烈。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而且增加的课桌椅一直排到了讲台的边缘和教室的门口。有时使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都颇为困难。于是中文系就想了一个制发听讲证的办法，只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这个办法实施以后，我进入教室和步上讲台的困难虽有了改善，但教室的阶梯上和教室后面的墙边窗口，却依然挤满了或坐或立的人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逐渐热起来。满教室的人，无论是讲者或者听者，有时都不免挥汗如雨。一天一位女教师从讲台下传递过来一把扇子给我。黑色的扇面，上面用朱笔以隶书写了一乎《水龙吟》词，那正是我不久前在课堂中偶然讲过的一首自己的词作，韪是《秋日有怀国内外各地友人》，原来在1978年秋天，当我已决定要回国教书时，曾经写了这首词，寄给我以前在台湾教过的学生，还有在美国与我一起参加过爱国活动的友人，以及在我的故乡北京的一些亲友和旧日的同学。词是这样写的：

天涯常感旧，江海各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岛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荦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扇面上写录了这首词，也写了上款我的名字，但却没有写下款式的署名。而书法则写得极有工力。后来我才知道送我这把扇子的，原来是天津有名的书法家王千女士。于是我就也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千女士。

便面黑如点漆浓，新词朱笔隶书工。

赠投不肯留名姓，唯向襟前惠好风。

《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

而也就因为我曾在课堂上写过一些我自己的词作，因而中文系就又提出了希望我能增开一门唐宋词课的要求。但同学们日间的课都已经排满了，于是就把词的课排在了晚上。记得当我临离开南大前，最后一晚给同学们上课时，大家都不肯下课了，一直等到熄灯号吹响了，才把课程结束。我把这件事也写入了一首绝句：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纪事绝句二十四之二十》

在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以后，中文系更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又一个浑汗如雨的夏日午后，不仅中文系师生都来了，还有许多曾来旁听过的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欢送会。开始时首先由系主任朱难之先生做了长篇的极为恳挚热情的讲话。继之是学生代表王华所致的真诚动人的感谢辞。然后由中文系向我致送纪念礼物。只见他们拿来了一个包装得很仔细的长轴，他们请我到台上去，把长轴展开来一看，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神采飞动的一幅屈原图像。原来当初去北京接我的任家智先生，一直记得他陪我到碧云寺游览时，我曾经对那里展出的一幅屈原图像表示过惋惜。他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中。而这幅图像的作者就是南开历史系的校友名画家范曾先生。所以当中文系讨论要送我什么纪念品时，任先生就提起了这件事。于是中文系遂请得历史系的前辈教授郑天挺先生与系领导联名寄信向范曾先生求画，又烦中文系教师宁宗一先生亲赴北京与范曾先生联系。得画后又请杨柳青画店赶工裱成，遂得于欢送会当日以此一画轴相赠。这一份盛情厚祝，真是令我感激无已。最后大家要我题诗留念，我就为大家吟诵了一首绝句。

难驻游程似箭催，每天别后首重回。

好题诗句留盟证，更约他年我再来。

欢送会结束后，我又写了两首诗和一首词来记述这一次感人的盛会。先把两首诗抄录在下面：

题诗好订他年约，赠画长留此日情。

感激一堂三百士，共挥汗雨送将行。

当时观画频嗟赏，如见骚魂起汨罗。

博得丹青今日赠，此中情事感人多。

《《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一及二十二》

然后我又填写了一首词，调寄《八声甘州》：

想空堂素壁写归来，当年稼轩翁。算人生快事，贵欣所赏，情貌相同。一幅丹青赠我，高谊比云隆。珍重临歧际，可奈匆匆。

试把画图轻展，蓦惊看似识，楚客遗容。带陆离长剑，悲慨对回风。别津门，携将此轴，有灵均深意动吾衷。今而后，天涯羁旅，长共相从。

除去本文所记叙的这些与诗词有关的人物和情事以外，其实我还写过很多首赠给南开中文系友人的诗词。即如曾负责为我安排一切的古典教研室主任鲁德才先生，与我的研究兴趣相近的，讲授唐诗的郝世峰先生，讲授离骚及汉乐府的杨成孚先生，以及也曾从顾随先生受业的，与我有同门之谊的王双启先生，还有曾为我赴北京向范曾先生求画的宁宗一先生，我就都曾写有诗句相赠。但因恐文字过于冗长，现在就只好从略了。

总之，我与南开大学是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这一份情谊更延续到了我的家族的下一代。因为我的侄子叶言材在当年秋季就考入了南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赴日本进修，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日本任教，并在日本结了婚，我的侄媳目前在日本某女子学院任教的桐岛薰子是日本人，但却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曾来南开攻读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李商隐诗研究，是郝世峰先生的学生。有了这种种因缘，我与南开的情谊自然益形密切，而我也果然信守了当年“更约他年我再来”的诗句的盟诺，经常回到南开来讲课，只不过那时我还没有从加拿大的B.C大学退休，一般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回来。好在B.C大学的暑假放得早，四月初我就可以回来了，教课到六月中或七月初，至少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除此以外，B.C大学还规定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百分之六十的薪金，我曾在1981到1982年和1986至1987年的期间，申请过两次各一年的休假，1981年暑假后我曾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1986年则从九月到翌年四月我在南开又曾教了半年多的课。1990年我自B.C大学退休，1991年当选了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那一年我正应邀在台湾清华大学客座一年，并在台大、淡江和辅仁三校兼课。寒假中南开大学邀我来天津，由前一任校长滕维藻和当时的在任校长母国光两位先生共同主持，为我获得了加拿大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在东艺系的演艺厅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南开就经由当时外事处的逢诵丰处长，通过我侄子言材与我商议，希望我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所。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只是一个教师，只知道讲课，对行政事务一无所知，实以难以担任所长一职。而校方则说那些事务自会有人负责，劝我不必为此担心。继之就又提出了请谁来担任副所长，以及研究所应挂靠在哪一部门的问题，这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的讨论，最后商定了靠在“汉教”学院，由鲁德才先生任副所长。但鲁先生不久就被韩国请去讲学了。当时幸而得到崔宝衡先生的同意，在研究所起步的艰难时刻，来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但那时的研究所却实在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于是校方遂决定把东艺楼的一间房拨给我们暂借用为办公室。王文俊副校长更在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中，给了我们很多切实的协助。那时母校长曾对我说，如果我能在海外募得资金，校方愿拨出土地为研究所建一所教学楼。因而崔宝衡先生与我遂共同为筹建这个研究所的教学楼拟了一个简单的计划。不过因为我们所挂靠的汉教学院没有研究生的指标，所以“汉教”学院虽然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大力的协助，但在研究生方面却一直无法解决。直到1996年的秋冬之际，学校党委副书记兼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洪先生决定接受我们挂靠在中文系，于是情况遂有了急转直下的进展。首先是中文系同意拨给研究所两名研究生，又表示只要我能向海外募集资金，校方定会拨给土地合资兴建教学楼。有了这些承诺，当我回到温哥华后，很快就经由在B.C大学亚洲图书馆工作的谢琰先生之介绍和联系，获得了一位热心教育的老企业家蔡昌阁先生的响应和支持，表示愿意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蔡先生出身清贫，自早岁外出工作谋生，而笃性好学，每于工作余暇勤修苦读，浸淫于古圣先贤之遗著，深感读书教育实为陶冶心灵变化气质之唯了大道。既闻南开校方有意兴办研究所，遂慨然承诺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原来我与谢先生自1969年就早已相识，每当我去亚洲研究图书馆查找书籍，谢先生都给予我热心的协助。而谢先生的夫人施淑仪女士则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古典诗歌有很高的兴趣和修养。他们夫妇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举办一些诗词讲座。蔡先生也在他们府上听过我讲课。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尤其关怀中华文化中优良传统对青少年道德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巧的是蔡先生为听我讲课的一次，我讲的正是清代经学家张惠言所写的五首《水调歌头》组词。这五首词是张氏寄给他的学生杨子炎的作品，内容讲的正是儒家之优良传统中为学与做人的修养，蔡先生可能认为我所讲授的内容，与他的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所以现在一听说我要向海外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立刻就表示了热心赞助的意愿。在我与蔡先生磋商的过程中，我们决定将研究所定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本来当研究所开始成立时，我曾将之定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那时因为前些睥的青年学生在多年封闭和压抑后，骤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变化，心理上不免就形成了一种偏差，往往炫迷于海外的新异，而鄙弃中国之旧学以为腐朽，所以我才在研究所的名称中，于“中国文学”之后，加上了“比较”二字，以表示我们研究所在学习中国古典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新学的融汇。但我们的目的则仍在于想要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来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而古典文学中所蕴藏的则正是中华的古典文化。所以当蔡先生提出要以“中华古典文化”为研究所命名时，我也就欣然表示了同意。而蔡先生则更希望研究所在从事文学方面之研究时，也同时更能注意到儒学方面之研究，今后我们的研究所将双管齐下，对于中华文化中的文学之美与儒学之善同时并重，以期使中华文化中优良传统不断得到拓展，不仅能使其重光于中国之现代，更能使其自中国而走向国际。当我与蔡先生磋商决定后，就将磋商的结果向陈洪先生做了报告。陈先生经过与候自新校长的切实讨论，提议将蔡先生所拟捐资兴建的研究所教研楼，与校方正在计划兴建的文科大楼连接在一起，而不另外拔地建造，以免过于分散。此一提议也获得了蔡先生的同意。目前这一所教研楼的落成已是指日可待，而且校方也已决定明年南开大学的招生计划，将把此一研究所正式列入其中。筹划了多年的研究所，虽然经历了不少开创的艰难，现在总算有了初步的基础。

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二十年前所怀抱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能在南开的园地中真正得到了落实。这二十年来历任的校领导以及各有关单位如外事处、汉教学院和中文系，对研究所的支持和协助，还有研究所诸同仁在历年艰难的创始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辛勤的劳动、都是促使此一研究所得以逐渐成立起来的重要因素。至于我个人则也曾为研究所捐出了我在B.C大学所得的退休金之半数（十万美金），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记得在48年春天当我要离京南下时，顾先生曾经寄了一首七言律诗送给我，诗是这样写的：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澈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除去一首诗以外，先生还曾经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假使苦水（按苦水亦先生别号，取其与顾随二字谐音相近）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上成为孔站之曾参也。

从上面所引的先生的诗与信来看，先生诗中的所写的“吾道南”，是禅宗五祖弘忍对六祖慧能传授认钵时所说的话，而南岳怀让则是慧能的传人，马祖道一又是南岳的传人。所以先生又说道“南岳下之马祖”，凡此都可见到先生对于“传法”和在继承中还要有所发扬之重视。因为无论是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之得以延于久远，都正赖其有继承和发扬之传人，而教学则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我个人非常惭愧，多年来流寓海外，更复饱经忧患，未能按照老师的期望尽到自己传承的责任。如今既恐惧于自己之时不我与，更痛心于国内对古典文化之传承的忽视和冷落。所以想到要用老师的名号设立一个奖学金，希望能藉此给予青年人一些鼓励，使之能认识到在文化传承方面青年人的责任之得大，而若果然能使这一点薪火得以继续绵延且加以发扬光大，则庶几也可略减我愧对师恩的罪咎于万一了。所以我诚恳的希望领得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所表现的一种薪火相传的重要的意义和责任。

至于学术基金之以“永言”二字为命名，我想大家所立刻想到一定是《毛诗·大序》中的“诗言志，歌永言”的一句话，我既是从事古典诗歌之教研的一个工作者，则以“永言”二字来命名，自然可能包含有我对古典诗歌之重视的一种取意。但除此以外，我之以“永言”为命名，却实在还暗含有一段悲痛的往事。而这段往事则是我一向很少对人提起的。我原有两个女儿。长女名言言，次女名言慧。言言出生于1949年8月，当她仅有九个月大时，外子就以思想问题被台湾军方所逮捕了。次年6月当她还未满周岁时，我也被拘捕了，而我是以母乳哺育婴儿的，所以我的女儿就也随我一同关进去了。其后不久我虽幸获释出，但被军方拘束捕的外子则还杳无消息，我们原住的是公家宿舍，既失去了工作，当然也就失去了住房。幸得外子一家亲戚照顾，便利我与未满周岁的女儿，晚间得以在他们家走廊的确良方地板上暂得憩卧之地。秋天以后我才经人介绍找到一家私立中学的教职，搬进了学校一间空荡荡的宿舍。那时我也曾写过一首诗：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三年后外子幸被释出，第二年生了次女言慧，我们全家由台南迁到台北。巧是在台湾大学任教的我的两位老师。我遂被推介到台大去任教。1966年被聘赴美国讲学，1969年转往加拿大，那时我家上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下有一个读大学和一个读高中的两个女儿，而外子则尚无适当的职业，为了维持全家生活，我遂不得不接受了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学的工作。每天要查字典备课，经常工作到深夜两点，极为辛苦。直到70年代中，两女相继从大学毕业，而且相继结了婚，我正在欣幸以后可以轻松喘口气了。谁知就在1976年的3月下旬长女言言与女婿永延一同开车外出时，竟不幸发生了车祸，双双罹难。我真没想到我的命运竟是如此坎坷，方捱过了半世忧劳艰苦的生活，竟在五十多岁的晚年遭遇了如此重大的不幸。当时在接连数十日闭门不出的哀痛中，我曾经写了多首绝句。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早经忧患偏怜女，垂老欣看婿似儿。

何意人天劫变起，狂风吹折并头枝。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馀哀。

这一份悲痛曾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日子。而使得我能从悲痛中走出来的，则是我对祖国的热爱与对诗词的热爱。正是这件不幸之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当我与外子及次女言慧一起回国探亲旅游时，我所见到的祖国的中兴气象，以及在沿途中我所接触到的人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古典诗词的浓厚的兴趣，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记得我在早年从顾随先生读书时，先生常提到两句话，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认，过乐观之生活”。我当年对这两句话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如今当我果然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之后，对这两句话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小我生命的狭隘无常以后，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正是长女言言夫妇的罹难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彻底的体认和觉悟。所以我乃摘取了他们夫妇名字中的各一个字，做了我所设立的学术基金命名。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学术的发展则是无穷的。我诚恳的希望此一基金对于我们研究所未来所要从事的学术研究，能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除了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我对南开大学各方面的领导和友人们所给予的协助之感谢之外，我也该感谢在国内外的我的家人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事的理解和支持。我在此要特别提到我的小女儿言慧，她不仅支持我所做的一切，而且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协助，还给了我一个宝贵的建议，她认为对中国古典文学之人才的培养，等到了大学和研究所时才开始注意，已经太晚了，她以为若想真正能培养出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有兴趣有修养的下一代，我们实在应该从一个人的童幼年时开始才是。其实我个人近年来对此一事也有了同样的想法和认识，小女言慧的话不仅更使我认识到此一事的重要性，而且也更增加了我要以有生之余年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的决心。我曾与友人合作编印了一册教儿童学古诗的读本《与古诗交朋友》，也曾应邀在很多地方做过教儿童古诗的示范教学，不过这种教学的反应虽然都很好，但每当事过以后，则无人为继，遂使我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正如投石于水，投入时虽也可引起一些涟漪，然而涟漪静后则石沉水底，了无可寻了。所以近来我正在计划做邮一套教儿童学古诗的录相，以便向各地推广，更希望能藉此唤起负责教育方面之人士的注意，如果能够在幼儿园中设一个“古诗唱游”的科目，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们学习吟唱古诗，则在持之以恒的浸淫薰习之下，对于儿童们的文化品质的成长和提高，必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在这方面，加拿大的蔡章阁先生也与我有同感，而且还提议除了古诗以外，希望研究所更能编出一册教青少年学习《论语》的读本，我也曾将此意向南开大学的领导做了反映，得到了候自新校长与陈洪书记的支持。目前这两项工作即将开始。相信不久的将业，我们就会将这两项工作完成，以后我们的研究所在校方的支持和领导下，定会有一片美丽的前景。

最后我愿再抄录两首诗词来做为本文的结束，那是80年代的中期，当我多次回国教书后，忽然发现学校中的修习古典文学的学生，竟然有了程度下滑的现象。原来自改革工放以后，经济方面虽然有了腾飞，但大家竟相追求物利的结果，遂使得在精神文化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当物质饱和以后，必然会返回到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因此我就写了一首题名为《高枝》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

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

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

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高枝”上的“花”，就象喻着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我相信只要我们尽到自己的力量，则不仅“天”可以“补”，“月”也不会“亏“。而且为了表示我自己的决心，我还写了一首调寄《蝶恋花》的小词，词是这样写的：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望眼”中的“神山”是我所追寻的理解，“九畹滋兰”是我教学的愿望。我虽只不过一只孤帆的小船，但也兴支放弃我追寻的努力，相信“花期”到了的时候，终必有盛开的一日。当然我也自知自己的能力薄弱，正如我在开端所引的一首诗中所说的，我只是一株不成材的“散木”，若把国家比拟做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厦，则正如杜甫在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一诗中所说的，国家之多才，自然是“方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对于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有着一份“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感情而已。

本文以诗歌开端，也以诗歌结尾，而诗歌中所写的一切，都与我到南开来教书一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促使我回到国内来教书的动机，也正缘于我对诗歌的一份热爱，然则我将此一篇文稿名之曰“诗歌中的情谊”，其谁曰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