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领导干部下基层活动，在广东、山西、江苏、贵州、重庆、湖北、江西等省、市、区不约而同地大规模组织实施。其中，多个省、市、区的省级主要领导直接来到农户家，拒绝层层陪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挨家挨户问民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上半年，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就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背景下，多省主要领导密集“下乡住村”更加耐人寻味。

　　近日，广东出台专门文件，健全领导干部挂点联系基层制度，规定省直各部门、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重点联系一个社区或村，每年至少到所联系的社区、村两次。工作时间，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基层第一线。

　　省领导带上被褥悄悄住村

　　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的“下乡住村笔记”，近日在《人民日报》摘登，展示了省级领导住村生活的生动场景，引来阵阵热议。其实，近来“下乡住村”的省级领导还有不少。

　　5月30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轻车简从，谢绝市县领导陪同，直接来到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一进村，袁纯清径直走进房东李克斌家，并要求：在这里吃住，一不要添麻烦，二不要超标准。3天时间里，袁纯清先后深入十几户农民家中走访交谈，分别召开5个座谈会了解情况、研究问题。

　　6月15日上午，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只带秘书和省委办公厅一位负责同志，不让市县领导陪同，直接驱车来到沈高村，住进了房东刁友生家。在沈高村的5天4夜时间里，罗志军先后走访了农户、老村干部、老党员，开座谈会，还花半天时间参加农业生产。

　　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也于今年上半年轻车简从下乡蹲点。

　　早在今年1月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召开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提出，从今年开始，省领导带头，下基层进行专项调研时，做到“三不”：不准层层陪同、不作事先安排、不用记者随访报道；各级领导干部也要采取体验式、私访式、寻亲式和私谈式等各种方式开展调研。

　　多省干部下乡，动辄几万人

　　南方日报记者发现，虽然不同省份的主要领导下乡住村，但在下基层时却有不少共同点：

　　一是所蹲的点，都是不太富裕甚至很穷的地方。山西省主要领导大多前往大山深处的困难农户家，江苏省主要领导“蹲点”选择的是薄弱村，湖北省主要领导则偏爱去革命老区。二是吃住在农家。三是挨家挨户地走访，尽量不搞座谈会的形式，走进家里聊天，双方都没有顾虑。四是拒绝层层陪同，调研者带上一两个工作人员，由村支部书记当向导，在村里或田间地头随意走走，边走边聊边思考，听到的都是鲜活的农民语言。

　　在主要领导的示范下，多省各级领导干部都加入“下乡住村”大潮。如湖北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7万余名干部奔赴全省26018个行政村、1062万个农户家里。重庆市南岸区还出台“硬性规定”：所有机关干部每年下乡种地的时间，累计起来大概在1个月左右。

　　干部下基层，群众有褒有贬

　　对于领导干部下基层，群众有褒有贬。

　　支持领导干部下基层的原因大抵相同。罗志军就称，领导干部下基层是为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各级党委政府做决策、定政策、办事情，都能从老百姓的愿望出发。

　　而质疑的理由却各有不同。有人质疑形式：干部“沾地气”非得去同劳动吗？只要视百姓为父母，有颗为民爱民的心，不种地，“地气”也会满身。有人质疑执行：强制干部牺牲休息时间去田间劳动，是否侵犯了休息权？此外，如何监管也是问题，是看收成还是凑天数？有人质疑效果：会不会种了农民地，荒了工作田？有人质疑细节：干部是不是开公车下乡种地，会不会变成现实版“开心农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干部下乡不仅仅是帮助农村与农民，其实对干部也是学习与提高的机会。但长期以来，农民对干部下乡有两种看法，即两个“基本”：基本不欢迎，基本不顶用。原因当然是部分干部形式主义严重，下到基层走马观花、吃拿卡要，对问题则敷衍塞责。

　　“农民反映有一种‘鸭子’现象，下了水却沉不下去，头是下去了，尾巴却一直浮在水上。他们坐在车上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回到市里谈一谈‘下水漂一圈’就回来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李鸿忠说，下乡要取得好的效果，要采取“鸬鹚”功夫，鸬鹚抓鱼时必须沉到水底才能抓到活鱼，干部下乡只有沉下去方能抓着“活鱼”。

　　专家观点

　　办公室制定政策，难行之有效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王玉云：

　　为什么会出现领导密集“下乡住村”现象呢？这是新形势下合理制定公共政策的需要。

　　好的公共政策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价值取向的正义，只有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才是良性政策。领导与基层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资料和信息都是第一手的，保证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为良性政策的制定提供充分依据。

　　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可操作性，领导官员不再高高在上训话指导，而是挨家挨户问民苦，最直接地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就具有了针对性，进而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只是在办公室就能完成政策的制定，将不能行之有效。”南方日报记者　雷辉　实习生　黄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