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三国征战天下:性犯罪者的人权也需维护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都明白，犯罪是一种铤而走险、代价高昂的行为。在美国，除了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性犯罪者付出的代价最为昂贵。普通犯罪者在刑满释放后，尚可能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而性犯罪者的自由，则将终身受限，无论他们迁往何处，都必须在当地社区登记报备自己的行踪、住址、驾照号码、体貌特征，警方会将上述信息向社区公布，并放上互联网，提醒大家警觉提防。可以说，这种登记制度，将性犯罪者的人生彻底沦为牢狱。热爱自由的美国人，为什么偏偏对性犯罪者如此不宽容？而后者为争取重返社会的权利，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一切都与一个小女孩的命运有关。1994年7月，新泽西州一个名叫梅根的7岁女童到邻居家玩耍时，被其强奸并杀害。更令梅根父母悲愤的是，这个“恶邻”曾两度因猥亵儿童入狱，而社区百姓对此却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机会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为此，这对父母四处奔走呼吁，要求政府修改法律，强制要求性犯罪者出狱后，必须在居住地登记，并向社会公开。几个月后，新泽西州通过这一法律，人们将之称为“梅根法”。在梅根父母和许多社会团体的争取下，克林顿政府也于1996年5月批准联邦层级的“梅根法”，要求将这一做法推广至全国。

如今，美国50个州都有自己的“梅根法”。但执行的严格程度略有差别。在华盛顿州，刑满释放的性罪犯一旦迁入，警察会挨家挨户电话通知邻居，告诉此人的姓名和住址。在俄勒冈州，有性犯罪记录者必须在窗户上张贴醒目标记，提醒街坊邻里注意。

不可否认，性犯罪登记措施对震慑、防止这类犯罪，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确实效果显著。但是，其负面作用，也逐渐受到民权人士的诟病。比如，性犯罪的概念并不仅限于强奸、猥亵，还包括传播儿童色情物品、乱伦等五花八门的罪名。在美国，已经有近六十五万人被登记为有性犯罪记录者。这其中，当然不乏极度危险的人物，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仅因为极轻微的罪行，就得终身蒙受羞辱。在许多州，嫖娼、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下载色情图片，都属于性犯罪范畴。在佐治亚州，一名母亲仅仅因为允许15岁的女儿与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就被判处“猥亵儿童罪”，即使女儿后来与男友结婚，也未能脱罪。此外，许多性犯罪者也认为，既然连杀人犯都能重归社会，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进入21世纪，质疑性犯罪登记制度的案件，开始陆续进入最高法院。

2003年，最高法院先后审理了“康涅狄格州诉多伊案”与“斯密斯诉多伊案”。“康州案”中，当事人诉称，政府在性犯罪者刑满释放后，至少应先召开一个听证会，再决定是否对其适用性犯罪登记，否则就违反了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听证会的目的，一般是澄清事实问题，即当事人是否有过性犯罪行为，可是，根据法律规定，一个人只要因性犯罪而被定罪，就必须进行登记，没有什么“事实”可供争辩。

“斯密斯案”中，当事人是在阿拉斯加州的“梅根法”通过之前犯的罪，他诉称，根据宪法“禁止溯及既往”的规定，不应对他适用性犯罪登记。不过，由于宪法只禁止刑罚或类似于刑罚的措施溯及既往，不禁止民法溯及既往。所以，此案争议在于，性犯罪登记是不是一种类似于刑罚的措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再次驳回当事人的申请。理由是，登记不同于“假释”，当事人的居住没有受到限制，谈不上惩罚性质。当然，这种说法似乎难以服人。这就好比说，街坊邻里歧视你，甚至变相驱逐你，没有得到政府支持，所以和政府没关系。但谁都知道，没有政府撑腰，这类登记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2010年5月，最高法院又宣判了一起与性犯罪者权利有关的案件。这起名为“美国诉康斯托克案”的案件，挑战的是国会发布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对那些犯过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的人，以及在“性方面对他人具有危险性”的人，可以在其刑期届满时，暂缓释放，经过听证，并评估其人身危险性后，对其继续采取民事监管措施。所谓“监管”，其实就是拘禁，执行场所仍是监狱或看守所。

受这部法律影响，全国大概有105名性犯罪者，处于民事监管状态。2006年11月，因传阅儿童色情读物而入狱37个月的格雷登·康斯托克，被司法部认定为“性方面对他人具有危险性”的人物，无法在服刑期满后获得自由。于是，他会同另外4名有同样遭遇的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理由包括：（1）民事监管带有惩罚性质，既然刑期已满，继续关押将违反“一罪不二罚”原则；（2）政府若想在法官面前证明采取民事监管措施的必要性，只需满足“清楚明确、令人信服”的举证标准，而非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举证标准，这违反了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3）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在设定国会立法权限时，只批准国会可以“制定必要和适当的立法”，而关于民事监管的立法不能算“必要和适当的立法”。

按理说，几个诉讼理由中，前面两个更为重要，可最高法院最后受理此案时，仅同意审查相关立法是否属于“必要和适当的立法”。经过审理，大法官们以7票对2票，宣布国会立法并未违宪。代表多数方主笔判决意见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认为，这部法律规定的措施是适度的，也符合联邦与各州的利益。他甚至将民事监管比作医学上的强制隔离，认为这么做对维护社会安全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