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师范大学吴晓燕:毛泽东与邓小平 两大世纪伟人的碰撞及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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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江青等人的谗言，彻底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但是，也许是顾念当年苏区的情分和邓小平几十年的功绩，也许是考虑到邓小平还是与刘少奇 “有区别”、不忍将邓置于死地，毛泽东在邓小平最危险的时刻，还是下令保护了邓小平，以免遭不测。
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甚嚣尘上，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邓小平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等等。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听后，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问，核实一下。汪东兴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而是拐车进入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随即，汪东兴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听后，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在汪东兴的安排下，邓小平被转移到东交民巷。
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浪中，毛泽东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断。尽管江青一再叫嚷要开除邓的党籍，毛不为所动，没有表态。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后，又一次保留了邓的党籍。正如《毛泽东传》著者所言：“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
邓复出反对“非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经“三落三起”沧桑的邓小平，终于成了支撑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擎天之柱。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早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和思考。
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大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说：
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
1979年春，国内出现一股“批毛”、“非毛”和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且势头不小。面对国内外的这种思潮，邓小平如中流砥柱，坚定不移。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1年1月，邓小平利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的机会，向国际社会媒体阐述了这一观点。邓小平说：
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
邓小平在思考，想法开始变化。一年前，他主张“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来思考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现在看来，“不行，都在等”，主张尽快“拿出一个东西来”。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在毛泽东犯了“文革”严重错误逝世后、自己又两次被毛打倒的情况下，庄严宣告：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1980年8月，一个叫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采访了邓小平。这个以爱提尖锐问题闻名于世的记者，一开始就单刀直入，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法拉奇说：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指头。邓小平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再次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邓小平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摘自《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作者余伯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