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能源攻防策

　　【史话】

　　朝韩双方及其援助国大规模、高强度的能源投放，以及各方基于战略能源的攻防和博弈，直接影响着战争的特征、节奏和进程。

　　文|王守谦

　　现代战争的烈度和规模，并不完全取决于参战各方的战斗意志和军事装备，还与战场上能源投入的结构和程度有很大关系。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朝韩双方及其援助国大规模、高强度的能源投放，以及各方基于战略能源的攻防和博弈，直接影响着战争的特征、节奏和进程。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苏两国就在东亚展开了战略能源领域的秘密较量。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代号分别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不但彻底终结了日本的亚洲争霸之路，也向苏联宣示了它在核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和战略威慑力。尽管苏联核弹四年后才试爆成功，但仍然有利于它拉近朝、中两国，以结盟方式平衡美国压力。次年，金日成发动了对韩战争，中国与苏联、美国以及“联合国军”相继卷入。核能领域的技术突破和武器化，突然使得东北亚的力量平衡变得敏感、脆弱，不堪一击。

　　不过，吊诡的是，核能武器一方面助长了美苏两国相互对抗的雄心，另一方面也因为双方的“恐怖平衡”，而使双方不敢将对抗升级为核冲突。学者沈志华的研究表明，苏联始终不愿在朝鲜战场露面，只是作为藏镜人，以特殊贷款的名义向朝、中两国援助战机和其他战略物资。斯大林尽管同意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但要求“保证我们的顾问不落入敌人手中。”同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曾故意搁置有关苏军战机已经参战的情报，以免因国内反苏声浪而被迫对苏宣战。

　　半岛能源战

　　在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之前，斯大林已经很注重控制朝鲜的战略资源，以备不测。据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调查，朝鲜“集中了全部电力的90%(总功率为170万千瓦的21座水电站)”，以及几乎所有的重要铁矿和煤矿。而且，作为能源密集型企业，“最大的冶金工厂和其他工厂也在北朝鲜”。相反，韩国能源资产薄弱，严重依赖北方煤炭和电力。自朝鲜中止了咸镜南道电站对南部的电力供应之后，南方“大多数工业企业由于没有电力和原料而不能开工”。苏联人相信，只要控制和持续壮大朝鲜战略力量，即便不诉诸战争，北方也足以对抗南方，通过和平方式缔造一个亲苏的政权。

　　1946年，苏联外交部专家苏兹达列夫敦促政府没收朝鲜境内的能源企业，因为它们都“为与红军作战的日本军队工作过”，“应该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转归苏联所有，并用于补偿日本在战争期间，包括在1918—1923年期间，由于日本侵略远东给苏联造成的巨大损失。”苏联滨海军区司令梅列茨科夫和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致电斯大林，要求尽快派专家填补这些原日本企业的技术空缺。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北朝鲜)人民委员会调整好对工业和运输的管理，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国家今后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东北与朝鲜相邻，加之煤炭储量丰富，自然也被苏联视为干预半岛争端的战略后方。1946年，苏联在接管朝鲜能源资产的同时，不顾1907年海牙陆战章程有关被占领国不动产需待战后议和处理、不得拆运的规定，将东北境内的日资煤矿和电厂作为战利品擅自拆运占有。或许在斯大林看来，即将接管东北的南京政府，已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些能源资产极具战略意义，与其资敌，不如利己。

　　作为美国占领区，韩国的能源资产显然不足以抵御北方的进攻。除了控制和输血之外，美国别无选择。据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官观察，南方“各地电站的发电量无法满足汉城—仁川工业区的需求”，开战前每月至少要从北方输入煤炭7万吨。“目前，美国人从日本运进这个数量的煤炭，作为交换，日本人从南朝鲜获得大米。”为了恢复经济和加强战备，南朝鲜李承晚政权聘请了美国顾问监督国民经济的运行。但“美国人对煤炭工业、电力工业、银行、外贸和采矿工业特别注意”，“掌握了韩国所有最重要的企业和公司的股份”，“这些公司是韩国电力公司、韩国石油公司、韩国煤炭公司、采矿公司和海运公司等”。其中，“南朝鲜4家最大的电力公司将由(美国)经济合作署朝鲜处领导”，美韩合资的韩国石油公司无论为石油产品定价还是分配，也必须取得美国政府的同意。

　　尽管美国在韩国能源领域投资巨大，但它更愿意看到韩国成为它威慑远东的战车，而不是韩国人自己掌控的机床。所以，除了以资本和政治手段掌控韩国能源资产外，这一时期美国输入韩国的机器设备不足进口总额的5%，食品和消费品则占88%。即便燃料价格已经暴涨至1936年的506倍，1945年的17倍，美国人也无意帮助韩国调剂能源储备、稳定经济民生。从1949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美国援助韩国的1000万美元燃料多用于整军备武。在美军直接参战后，燃料和电力援助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从1950至1952年逐年递减。相反，对美军机械化作战至关重要的战略公路则成了新的援建重心。

　　虽然朝鲜的能源资产比韩国雄厚得多，但苏联人对朝鲜人管理能源资产的能力缺乏信心。他们发现，朝鲜官员的“领导水平落后于日益扩大并复杂化的工业发展的任务”，许多企业“原料和燃料供应出现了停顿，机车发生故障(甚至在天气并非特别寒冷的时候)，供气、供暖等线路发生问题”。在工业省的13个工业部门中，电力和煤炭工业的产能最低。金日成甚至难以答复中国“要求朝鲜从水丰电站给东北补充送电8—10万千瓦”的电文，因为其运转能力连本国需求都无法满足。

　　战争后勤保障的落后，使得朝鲜一开始就严重依赖外援。1949年3月，在独立后首次访苏时，急于统一的金日成即要求苏方支援专家和设备，帮助朝鲜修复水电站。朝鲜还“需要汽车、蒸汽机车、纺织工业设备和石油”，而且“最好今年能得到”。尽管苏、朝合建的石油加工公司和海运公司已经成立，但油料仍无法保障人民军的需要。因为“没有航空汽油”，购自苏联的数十架战机始终未能形成战斗力。直到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金日成还约见苏联大使，敦促对方援助10000—15000吨石油。“金日成强调指出，目前他们非常缺乏汽油”。

　　战略补给源自境外，沿途山地又格外狭长，这两个条件使得制空权一开始就显得至关重要。中、苏两国的物资要运抵战争前线，就必须投入能耗比更高的战斗机和运输机，消解美军的空中优势。但美军的战机在燃油利用方面的进步，显然已使苏联占不到多少便宜——号称“超级空中堡垒”的B-29轰炸机装备了英国软管式空中受油系统，最大作战和运输续航距离分别达到了5230公里和9000公里。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U-2侦察机也在韩战期间多次改进，燃料箱容积可以应付1.1万公里以上的航程。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特尼特认为，它对于朝鲜战争的意义，“不亚于情报领域的一场革命”。

　　借助空中优势，美军对朝鲜的水电站、油料基地等战略目标进行了多批次、大当量的轰炸。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显示，装机容量最大的鸭绿江水丰水电站几乎瘫痪，主要油料企业元山石油提炼厂的“1500吨煤油燃烧殆尽。贮存8600吨石油的油库被烧毁”。“由于对铁路目标的经常袭击和美国空军机动性，以及铁路运输的首要任务是军事运输工作，因此许多工业企业不能及时得到铁路运送的原料、燃料和材料，生产经常中断”。金日成沮丧地承认，后方军需工业的破坏，使得朝鲜“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一直没有得到补充。”

　　议和动力

　　中国作为朝鲜主要援助国和参战国，其后勤供应线和能源资产同样是美国的重点“关注”对象。后者既“围城”又“打援”，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国际禁运和封锁，避免国际能源资产为中国工业化所用，另一方面则利用制空权，轰炸和破坏通向朝鲜的军需补给线和后方基地。

　　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美国就开始减少战略物资的对华出口。1949年输往中国的汽油比1948年减少94%，煤油则减少99%，柴油、润滑油以及其他燃料油减少了93%。中国投入朝鲜战争后，美国先是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禁止原子能材料、石油等战略能源及相关设备等1700多种商品输入中国，后又依据《巴特尔法案》，以取消美援相威胁，迫使多国配合对华禁运。“华盛顿希望，贸易封锁会削弱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军事结构，促使这个共产党政权的瓦解。”

　　贸易禁运和军事打击使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时断时续，困难重重。海军夜航需要航标灯，但用来点亮航标灯的乙炔气，因为缺乏法国电石和净化剂而无法生产。同样因为燃料短缺和安全考虑，志愿军无法生火做饭，只能把炒面作为主要食粮。东北人民政府甚至为此专门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动员城乡百姓向前线支援炒面。更不幸的是，斯大林驻朝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报告说，美军空袭造成“无线电通讯站的燃料也没有保障，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各方通讯联络的不足，造成了朝鲜高射炮误射苏联飞机、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战机的悲剧。不过，短缺的并不仅仅是燃料，“容量四加仑以上的汽油桶”和用于制桶的黑铁皮也在禁运之列。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报告显示，“前方所需汽油”之所以“发生恐慌”，乃“因无桶前运”。尽管港商霍英东协助进口了大量铁皮，但油桶仍显不足。志愿军为此规定，各部“领油时不交空桶不发给油料”，擅自将空桶移作他用或造成损失者，将以军法从事。

　　美国的战略能源禁运，不仅牵制了中、苏两国对朝鲜战场的军需补给，而且迫使两国开辟朝鲜战争第二战场，以对美经济战缓解国内艰困。中国先后宣布征用德士古、美孚、中美三家石油公司和上海电力(5.76,0.00,0.00%)公司等117家美资企业。另外，由于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禁运政策，扣留了停靠香港修理的“永灏”油轮，亚细亚火油公司、上海煤气公司等数十家英资企业的在华资产也被没收。在中东，美国政府直接出面干预，促成了国内石油巨头与沙特政府的排他性合作，以免中东石油流入苏联。在欧洲，苏联则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东德达成协议，低价购进大批变压器，希望恢复朝鲜军需工业区的电力。

　　对于能源供应问题的顾虑，也影响了中国抗美援朝的进程和方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显示，鉴于台湾问题和国内建设都极为紧迫，中方一度对志愿军参战表现迟疑。促使毛泽东最终改变决定的，是因为即便中国不参战，国内建设也无法进行。他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以南满电厂为主要动力的东北重工业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不过，在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支援和燃油、汽车等相关战略物资之前，毛泽东仍然只愿与南韩作战。直到苏联空军将作战半径从鸭绿江扩至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桥梁、发电站、大坝，以及朝鲜境内的交通线和飞机场得到保护，志愿军才开始与美军正面对抗。

　　随着战事南移，向南突进的志愿军需要苏联战机延伸保护。但由于苏联空军担心被美国人发现，不愿扩大作战半径，陷入困境的志愿军不得不在第三次战役后决定停战休整。毛泽东告诉斯大林，美军轰炸“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苏联只有将空军基地自东北移往朝鲜，南方志愿军的补给线才能得到保障。最终，中国以特殊贷款的方式自苏联购入了更多运输机、汽车及其燃料，志愿军也重新投入了战斗。

　　朝鲜战争的高耗能和大投入，在开战一年后就使中国经济不堪重负。如何尽快结束战争，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案头的当务之急。

　　在1951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东北局书记高岗说，东北尽管为构筑机场动员劳动力人数多达400万，鞍钢也援建了6万吨容积的汽油库，同时生产了2万辆手推车，但仍然不敷战争所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煤炭和钢铁基地，东北困于战争，即全国经济困于战争。仅铁路一项，到1951年夏季，朝鲜战争用车已达全国铁路车辆总数的20%，其中棚车更高达60%，其牵制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就容易理解，当美国人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中国为什么显得比其他交战国都更期望和平。尽管由于中国人“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已经引起了朝鲜方面对他们的明显冷淡”，中国仍然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式，促使美方于1953年坐到了的板门店谈判桌前。因为对它而言，一场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战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