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天地室内篮球馆:那些执政的共产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1:40:27
尽管全世界执政共产党数量锐减，尽管面临着国际共运的低谷，但迄今为止，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直都没有停止探索。身为执政党，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都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上，一系列的变革紧随其后，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成为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共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早在三十余年前即率先变革的经验，无疑成为其他共产党执政国的重要参考
改革是共同的命题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没有根基，不稳定又站不住脚跟”，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考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1991年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15国(即欧洲的苏联、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亚洲的中国、朝鲜、蒙古、越南、老挝;拉美的古巴)锐减为5国(中、越、朝、老、古)，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迄今减为7国：除5个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尼泊尔、塞浦路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分别由尼共、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执政。
虽然“共产党”三个字表面上已不再是各执政党的统一称谓，但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追求社会主义是这些共产主义政党仍在践行的共同目标。
唯一的党和最大的党
当然，如果放诸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为首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无疑与国际共运的未来前景更直接相关。
这5个执政国家的共产党员总数约为8300万，约占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93%。其中，朝鲜劳动党党员约400多万，越南共产党党员240多万，老挝人民革命党19万，古巴共产党约90万。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些共产党都通过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逐步夺取政权。以越南和老挝为例，他们都曾在19世纪中期沦为法国殖民地，被统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包含越、老、柬三国区域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0年建立，组织群众掀起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高潮。1955年3月，越、老、柬分别由印度支那共产党离析建立了各自的党，各自领导本国的革命。
若干年后，这段经历成为越共拒绝多党制的理由之一。“越南没有必要，同时也下决心不搞多党制。”越共中央委员丁世兄今年年初时曾这样表示。他解释说，越南在1946年首次大选时就已经实行了多党制。“但当法国入侵越南时，只有越南共产党和人民一起战斗。现在，越南共产党依然领导我们的人民，继续在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上取得胜利。”与越南相似，在老挝、古巴和朝鲜，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是国内唯一的政党，也是最大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而对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尼泊尔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而言，政治环境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斗争方式的不同。
尼共本身已分裂为多个派别，且互不隶属。尼泊尔现任总理贾拉·纳特·卡纳尔属于尼共(联合马列)，这是尼泊尔第三大党，由尼共(马)和尼共(马列)于
这一点与国内第一大党尼共(毛)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后者虽然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2006年，尼共(毛)正是凭借长期的武装斗争，使尼泊尔脱离了王室控制——但同时也不放弃、不排斥多党竞选和议会道路。目前，尼共(毛)仍是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大党。
与尼共相比，塞浦路斯劳进党的脱颖而出与一般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路径并无二致。
2008年，塞浦路斯劳进党总书记赫里斯托菲亚斯当选总统，成为塞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人总统。劳进党成为执政党，与民主党和社会民主运动组建联合政府。劳进党的前身是塞浦路斯共产党，该党党章中明确规定：劳进党是塞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先锋队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最高组织形式。劳进党以“建设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为最高目标，多年来，他们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议会席位不断增加，并最终通过议会和选举方式夺得了执政权。
在评价尼泊尔、塞浦路斯执政党所取得的成绩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聂运鳞认为，当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已经从一元社会主义模式转向多元社会主义模式。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潮流。
其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如越共的“胡志明思想”、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或“金日成主义”、古共的“马蒂思想”等。
纷纷探寻改革之道
今年4月，随着“变革”、“更新”成为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六大上振聋发聩的呼声，以中共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已不同程度地踏上了通过改革摸索本国发展的道路。
这一历程，用著名国际共运史学家高放的话可以归纳为，由中共带头突破传统苏联模式，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由对立、对抗转向长期和平共处，既合作又竞争;对内由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取得很大成效，举世公认。
越南和老挝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其中，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比较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得也比较快。早在2001年，越南便取消了政治局常委，党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负责。实行党政分开，总书记不在国家和军队兼职。越共规定，中央委员只能连任一届，65岁必须退休，超过55岁不准进入中央委员会。
根据越南《2011—2020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通过修订后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越南决心在10年后，建设成为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越南每年持续维持6%-7%的经济成长，被外界视为少数实现“藏富于民”的国家之一，人民的幸福指数较高。
老挝改革开放的准确称谓是“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于1991年“五大”提出。“革新”20年以来，老挝经济增长明显，年均经济增长达到6%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75年的76美元提升到了2005年的438美元。
相对改革起步较晚的朝鲜和古巴也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认识到，“没有比抓好经济更为重要的工作了”。新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也有一句名言：“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如今，朝鲜实行了汇率改革、价格改革、设立自由经济贸易区等措施;而古共六大则一口气通过了近300项改革措施，并一再鼓励个体经营者的发展。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认为，越、老、朝、古等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对改革的认识、改革发展的进程尚有某些差别。但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没有根基，不稳定又站不住脚跟，各国均面临着实践的考验。
借鉴中国经验
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摸索创新无一不结合本国国情，但包括聂运鳞在内的多位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示范效应，为社会主义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成功走出危机，从而获得稳定发展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拓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道路。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通过研究中国政府的管理经验，可以为越南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比如，盘活农村经济方面。所以，他总在第一时间收听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
而远在西半球的古巴，虽然劳尔·卡斯特罗多以强调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为主，但一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便不吝赞美之词。劳尔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他建议以中国模式为榜样，改革计划经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在古巴，劳尔被视为“正在扮演邓小平式的历史性角色”。
不过在所有被认为来中国“取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是最受外界关注的一位。自去年5月至今年5月，金正日已经三次访问中国。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访问中，金正日先后在牡丹江、长春、扬州、南京、北京等地参观考察了工业、农业、科技、商业和与民生相关的项目。事后，他告诉中国领导人，他看到中国各地都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很多惊人变化令自己惊叹不已。
一路追随金正日访华专列的韩日记者由此判断，金正日访华“下江南”，“这将是为朝鲜提供的又一个学习、拷贝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好机会。”
越南共产党：政治改革大步走
自从实施质询制度以后，越南“政府官员不敢再小看国会”，代表们不再是“举手表决机器”，国会也甩掉了“橡皮图章机构”的帽子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勍发自河内今年是越南的“选举年”。1月份举行越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5月份，又举行了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和地方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当选的新国会代表将在今年7月至8月的第十三届国会一次会议上选举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以及政府各部门领导。
自1986年越南实行“以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共产党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在国会代表成分以及国会议事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包括私营企业家、海外归国学者、宗教代表等在内越来越多的非越共党员候选人，通过选民直选成为国会代表。这些做法得到了老百姓的肯定，也体现了越共通过一系列革新举措巩固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自身威信的努力。
不过，一方面，革新开放使越南国内政治稳定，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一些体制机制不合理、民主政治不完善造成的社会问题突显，也给越共的执政带来了现实挑战。
腐败问题是顽疾
长期以来，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越共的顽症，引发极大民怨。一位在越南投资的外商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贪污、腐败现象在越南几乎所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这里经营、生活就必须适应当地的‘潜规则’，大到申请投资项目许可，小到开车违反交规被警察拦下，只要按惯例交钱打点好，就能顺利搞定，否则就会自寻烦恼。”
越共高层认为，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损害了越共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影响了越南的国际形象，既不利于越南的经济发展，也威胁到越共的执政根基，必须“十分严肃认真地对待”。事实上，越南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越共中央防治腐败指委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武进战说，越共“十大”以来，共查处1613起贪污腐败案件，8个重点案件进行了从严处理。负责越共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机关——中央检查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反腐败举措，加大对从中央到地方近5.4万个党组织、360万名党员道德品质和工作生活作风的检查工作。
近年来，越南央企高管因违法被处理事件受到越南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目前，检察机关已对范青平提起诉讼。在越南纪检机关公开通报处理的案件中，以土地流转、人事任免、贪污腐败等问题为主。武进战坦言，反腐败工作仍存在不足和缺陷，贪污腐败现象仍在各个行业和领域蔓延，惩治贪污腐败是全党全民全社会迫切关注的问题。如何在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环境下管好党员，是越共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以质询机制完善党内民主
与反腐败相比，越南一直大力推行的国会质询制度反响似乎更为强烈。其主要做法是，在国会开会期间安排专门时间，供代表们就某些问题质询相关政府、高检或高法官员，同时允许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全程跟踪直播，通过观看直播节目，老百姓经常可以领略到部长们在问答质询时汗颜的情景。自从实施质询制度以后，“政府官员不再敢小看国会”，代表们不再是“举手表决机器”，国会也甩掉了“橡皮图章机构”的帽子。
越共正在将国会质询机制引入到党内对重大事项的决定过程中。在“十一大”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阮富仲曾公开表示，质询机制是保证民主的有效措施之一，越南国会实行的国会代表质询机制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体现了民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党内质询机制应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行，党员就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决定有疑问就有权在适当的场合提出来。
党内民主的完善还可以从今年1月举行的越共“十一大”选举工作中略见一二。“十一大”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比例大大高于上一届：175名中央委员在218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差额比例达24.4%;25名中央候补委员在61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差额比例达144%;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也高达70%，大大超过规定的15%-20%的差额比例。越南一位媒体人士由此评价说，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本次党代会的选举有了创新，更加民主和客观。
解决“高薪”缩水还得靠发展
与政治改革同步的经济革新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使越南有“亚洲小虎”之称，但最近高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国企效率低下等问题却让这头“小虎”的步伐变得艰难。
据越南统计总局公布的数字，越南今年4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增长3.32%、同比增长17.51%，创下自2008年12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而事实上，高通胀已从去年开始显现，并直接影响到了民众的生活质量。
在胡志明市一家外资机构工作的职员阮玉英介绍说，她的月薪大约1000万越盾(约合500美元)，在越南外资企业的白领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并远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300万越盾的月薪。但与频繁上涨的物价相比，阮玉英觉得自己的“高薪”在缩水。她无奈地说：“原来准备攒些钱用于买房交首付款，现在不但钱难攒了，房价也提高了不少，买房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了。”
此外，高通胀也令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更加突出。不过尽管如此，包括阮玉英在内的越南民众表示，目前越南经济遇到的问题是暂时的，问题与取得的成绩相比是次要的，“只要国家不折不扣地继续执行革新开放政策，采取得民心、顺民意的做法，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古巴共产党：谨慎变革捍卫社会主义
古共领导人不止一次强调，古巴所做的是在“更新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而不是实行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依然是古巴的选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殷永建发自哈瓦那走在哈瓦那街头，西班牙人留下的历史建筑大多已成为了断壁残垣。在被视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它们首先能提醒人们的是这里经济发展的常年困顿与艰难。
当“变革”成为一个不得不进行的命题，用新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的话说，再不纠正“错误”，古巴就会“沉没”。虽然相比大洋另一端的越南和老挝，古巴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新”来得有点晚，但却丝毫不会妨碍古巴人思变的热切与期待。
“社会主义也应该注重市场和合资企业，我们在古巴也正在效仿这种做法。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古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米格尔·巴尔内特说。
六大奠定改革基石
事实上，古巴的经济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之后。上世纪90年代前期，古共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古共基本上没有出台新的重大改革措施，反而加大了对小农出售农产品、企业自主权、个体户经营的种种限制。
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因身体原因，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时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劳尔·卡斯特罗。劳尔2008年2月正式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后，立即采取了诸多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分阶段逐步减少国有部门的冗员;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和合作社等。
然而，2008年8月底至9月初，连续三场飓风席卷古巴，造成近100亿美元经济损失。古巴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改革，将全部精力用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在这之后的两年里，“改革”好像销声匿迹了。
直到今年4月16日至19日古共六大的召开。六大被外界视为是古共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对古巴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会议一致通过了《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这份文件规定，古巴经济体制继续以基本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依据个人能力和劳动进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经济模式的目标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件涵括的近300项措施一一获得通过，其中包含私人部门开放、实行税收制度、削减国有部门富余劳力、分散农业方面的管理、企业实行自主化和取消补贴等措施。
个体餐馆遍布每个城市
而最为明显的改革新气象，则体现在个体经营者人数骤增上。据古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字显示，从去年10月古巴政府开始启动个体户注册登记到今年4月30日，从事个体经营的古巴人已近31万人，其中超过22万人是最近投入这一行列的。
而最近获得经营许可的民众中，22%的人从事食品加工和销售。目前，个体餐馆已遍布古巴全国，从简单就餐的咖啡厅到设备较豪华的餐馆，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另一个受个体经营者青睐的领域是客货运，获得经营许可者也有近1.4万人，占“个体户”总数的6.3%。
从今年5月开始，古共陆续落实更多的新措施，以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这包括：在2011年剩余的日子里，房屋出租者的税收将减免25%。政府还批准所有个体经营者雇用工人，雇工1至5名者，将免征劳动力雇用税。此外，古巴政府还决定向个体经营者开放新的领域，如保险代理、婚庆活动主办等。
在古巴的观察人士判断，古共“革新”进程的下一阶段将在今年八九月份开始，内容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对古巴共产党的职能进行调整，党政分开，启动新的社会参与形式。目前，在古共六大上，选举产生了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这三个机构都由老、中、青三代人组成，成功完成了党的领导人的新老交替。
不过，古共领导人不止一次强调，古巴所做的是在“更新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而不是实行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依然是古巴的选择”。古共还多次重申，改革不会造成财富的集中，因为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中越间摇摆探路
长期生活在万象市的一名中国商人说：“老挝和柬埔寨的越南色彩正在褪去，新添加的经济元素中，中国最为显眼”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尹鸿伟发自昆明
对外宣称奉行共产主义的人民革命党，也被外界称为寮国共产党(简称寮共)。目前，该党拥有19万余名党员，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
自1975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和平夺取政权后，新生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由于长期处于东南亚局势的动荡中，加上国内奉行“左”的经济政策，一直没能摆脱经济徘徊不前和依赖外援的局面。
从对苏越一边倒到走向世界
与越南类似，由于老挝人民革命党反对多党制和多元化，不允许成立其他政党和政治派别，因此老挝至今没有其他政党和政治派别。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有：老挝工会联合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和老挝妇女联合会。鉴于此，老挝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和行动基本可以被视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成为东南亚这个全民信仰佛教小国的一大特点。
1975年至今，人民革命党领导老挝走过了许多艰难的发展道路，尤其在中越10年交恶期间，它曾坚定站到越南、苏联一方，与中国方面一度失去了联系。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希望对老柬两国进行控制：1977年7月通过与老挝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1978年12月，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于次年扶持了亲越政权。
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挝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其为内陆国、农业国，地理上极其封闭，如今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25个国家之一。由于与越南长期以来难以分割的政治经济关系，素有“躲在越南背后的穷乡僻壤”之称，也有人称之为“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
随着后来越南经济革新、苏联解体、越中修好等历史变迁，老挝人民革命党也及时调整自身的发展策略。在1982年党的“四大”及1991年“五大”上，逐步确定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等六项基本原则，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996年“六大”后，老挝彻底改变过去了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政策，积极主动开展外交活动，迄今为止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97年7月正式加入东盟，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影响都有了明显改变。
经济发展依靠中国
不过，尽管在原“印度支那联邦”势力正在减弱，但是越南依然千方百计试图在老挝发挥影响。除了在老柬进行经济投入外，越南还不断为后者进行官员和干部培训，老挝现在的高层官员经常会前往越南进行访问、学习。
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和崛起，以经济杠杆撬动对东盟外交似乎更受重视，也更见成效。长期生活在万象市的一名中国商人说：“老挝和柬埔寨的越南色彩正在褪去，新添加的经济元素中，中国最为显眼。”一名老挝官员也亲口承认：“我们要发展经济，目前依靠中国显然要比依靠越南实际得多。”
所以，原本倾向越共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渐渐务实起来。老中关系升温的原因，与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到老挝投资建设以及两国高级领导人频频互访有关。尤其是200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老挝，全面推进了双边关系。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老越关系是“特殊的团结传统和全面合作关系”，老中关系则是“传统友谊和全面合作关系”。
中国是老挝的第八大投资国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零售品占老挝进口零售品的70%以上。老挝国家移民局一名官员表示，目前在老挝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5万，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辛苦工作，“创业精神令人敬佩，而相比之下的老挝人就很懒惰，所以根本无法与中国人在就业问题上竞争”。他同时承认，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已经成为老挝执政党高级领导的一种共识。
立志2015年解决贫困问题
由于是传统佛教国家，老挝的寺庙都金碧辉煌，而隔壁的学校却陈旧、狭小。老挝的一名官员解释：“不是我们不重视教育。寺庙是百姓凑钱修的，但是政府太贫穷，无法改善学校条件。”
自1986年以来，由于学习中国和越南进行“革新”，老挝经济有了一些起色。目前，其财政的最大支柱是旅游业。尽管交通落后，旅游配套设施很差，但美丽的东南亚佛教文化和自然风光仍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多年来，引拥有湄公河支流几乎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句名言一直在流传：“老挝将成为亚洲的蓄电池”。
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开发遍布老挝的山区河流，投资或合作者分别来自泰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越南等。老挝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若干年后，水电将取代旅游在国家经济支柱的位置。他相信在湄公河的支流上修建水力发电站，并向邻国出口电力，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收入，足以使所有的老挝人都富裕起来。目前，已经有45%的老挝家庭用上了电，政府希望近期将这个数字提高到70%。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同时也在道路、学校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帮助着老挝，老挝的“来者不拒”也显示出其对经济发展的渴望心情。除了水电站及输变电工程外，中国公司在老挝还有承包工程和经济技术援助等工作，包括地面卫星电视接收站、国家文化中心工程和水泥厂援建等，目前中老双方还决定合作投资开发老挝全国的矿藏资源。
朝鲜劳动党：推进强盛大国之路
平壤市内的啤酒屋经常挤满了前来休闲的普通市民，而近年来出现在大街小巷的摊位则从刨冰、饮料、小吃、鲜花到CD，种类日益丰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江天发自北京正当外界还在猜测：金正日的访华专列能否为朝鲜带回“改革开放”时，朝鲜已经在使用他们自己的词汇——大踏步向建设“强盛大国”冲刺。根据劳动党中央2007年11月提出的、要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计划，如今的朝鲜似乎人人都在为经济建设只争朝夕。
摸索“经济管理改善”途径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朝鲜经济陷入低迷。1996年，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于元旦社论中宣布朝鲜进入“苦难的行军”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2000年。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朝鲜宣布结束了“苦难的行军”，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
近年来，针对国内经济和粮食供给状况，朝鲜逐步实行了一些改革举措，调整了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7月颁布的“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包括了计划制定权的下放、汇率改革和价格改革等内容。
“7·1”之后，朝鲜接连公布设立新义州、金刚山、开城为经济特区。2009年底以来，朝鲜将位于中朝俄接壤处的罗先市升格为特别市，并放宽了外国企业进入该市的审批手续;成立了朝鲜国家开发银行和大丰国际投资集团，拟开展大规模招商引资;着手开发鸭绿江上与中国丹东市相邻的威化岛和黄金坪两大岛。
2001年以来，朝鲜仍在其“经济管理改善”的尝试中摸索。
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迈向“强盛大国之门”的倒计时阶段，在平壤，如今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报道，有条件的机关和部门纷纷开展温室种植等副业，自行创收减轻国家负担;市内商店和餐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桑拿、洗浴、住宿、美容等设施也开始出现;平壤市内的啤酒屋经常挤满了休闲的市民，而近年来出现在大街小巷的摊位，经营品种则从刨冰、饮料、小吃、鲜花到CD，种类日渐丰富。
加强与中国经济联系
也是在同一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批准了“黄金坪和威化岛经济区的开发计划”，在相关的政令中，委员会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朝中传统的亲善友好关系，并进一步扩大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作出了批准黄金坪和威化岛经济区开发计划的决定”。
据韩国媒体推测，朝鲜拟将黄金坪岛变成中国企业的工业园区，类似韩国企业所在的开城工业区。而对东部沿海城市罗先，朝鲜试图将其建成一个“外贸中心”。
有分析人士认为，设立经济开发区将进一步加深朝鲜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意味着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据朝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大丰国际投资集团总裁朴哲洙透露，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建设将努力借鉴中国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