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北碚:80年代初中期的两岸-----王学成的驾机叛逃事件

大势：80年代初中期的两岸

1983年，先后有四起解放军航空兵人员逃台事件，是两岸政治攻心战中台军颇为“得意”的一年。但是，若从两岸关系当时的大势上看，这些事件并不能反映大势的进展，恰恰相反，由于两岸正经局势的演进，两岸恰恰处在关系倾向缓和的一个进程之中。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年，中国大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复出和整个社会进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反思阶段，改革开放的局面正在形成，国家也正在逐步摆脱文革阴影，步入正轨。(值得思考的是，在中越滋味还击作战后，军队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正规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运动也在开展，这些历史运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文革后的军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是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5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已深入人心。在两岸关系上，党和国家决策层经过深思熟虑，出于对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大陆战略重心的重新考量，已推出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雏形已经隐约可见，因此，两岸军事形势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换言之，大陆长期奉行的“解放台湾”的军事战略已被“和平统一”的战略所取代。

1979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祖国大陆宣布停止了超过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同日，中美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将在此范围内“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军自台湾撤离的工作已成定局。至此，对两岸军事形势一直有很大负面影响的中美关系逐渐驶入良性的轨道。

在台湾方面，随着蒋经国“执政”进入末期，在时代大势推动之下，当局意识到一味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路线将不得人心，为了缓和岛内矛盾，因应大变的国际格局，因此，在考虑逐步放宽岛内控制的同时，在两岸军事方面悄悄放弃了痴心妄想的“反攻”战略，转而采取守势的方针，因此，对一直奉行的对大陆的自欺欺人的招降纳叛的政治攻势也声势小了许多。简言之，从前以军事为重心的对大陆战略已换位为以政治和经济为重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王学成的驾机叛逃事件。

经过查找叛逃后王在台湾的有关言论及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材料，事发20年后，我们大致得知了其背叛一幕的较详细经过。下面我们可根据各方材料较准确地描画一下王学成驾机叛逃的整个过程。

1983年11月14日，浙江舟山，解放军海航某基地。

7时30分，浙江定海岱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学成吃过早餐，带着飞行图囊走向机场停机坪。当时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步上轨道，海航规定各飞行团要进行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每日飞行训练的起落架次大大多余以前。今天飞行训练的科目是单机仪表飞行，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叛逃的王学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7时55分，王学成驾驶着一架歼-5起飞，他刚起飞就想往南，但机场南面正有两架兄弟团队的教练机在进行飞行训练，做贼心虚的王学成担心被教练机发现，决定等下一个飞行科目时再说，他借机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项性能。

8时30分，第一个科目结束，王学成着陆加油。

9时15分，经过短时间休息的王学成再次起飞，但机场南面两架教练机还在空中盘旋，孤注一掷的王学成心一横，不顾一切压下机头，将高度降到10米，几乎是贴着海面高速飞行。

他颇费心计地先绕了个大圈子，避开那两架教练机的视线，然后再转回来，向南飞去。一直心惊胆战的叛逃者非常留心耳机里信号，但王学成没有听到任何异常，他估计没有被发现，因此暗自窃喜。

9时40分，他超低空飞行了18分钟，他计算着应该逃出了我方空军的雷达网的监测范围。这时副油箱的警告红灯亮了，显然，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耗去了大量的燃料。仪表显示主油箱只有700公升燃油。他扔掉副油箱，决定孤注一掷冒险爬高。

9时45分，他爬升到10000米高度，保持着1000公里时速。为了减轻重量，他把机上三门机炮的炮弹打掉了140发左右。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盯住，严密监视。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位置，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座机：苏系血统，身世不凡

王学成叛逃后，台湾针对祖国的大陆的策反心战部门如获至宝，特别是对第一次被劫持到台湾的歼-5型战机津津乐道。其实，这种飞机当时在人民空军已服役多年，即将退役了。

歼-5型歼击机实际上是中国仿制生产的原苏联米格-17型战斗机。米格-17是苏联米格飞机制造局1949年开始设计的喷气战斗机，原型机于1950年1月试飞，1952年开始在苏联空军服役，北约情报机构给这种飞机起名叫“壁画”。北约情报机构给我国国产的歼-5歼击机的代号是“沈阳F-4”。

从外形看，米格-17与米格-15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是米格-17主翼后掠角增至前缘外侧42度，内侧45度，后缘40度;翼弦也有增加，使机翼面积增加2平方米;固定倾角尾翼前缘、后缘后掠角度分别增加到48度和32度，尾翼展也增加到3.2米;机身加长0.32米，并在后机身两侧改装两具较大的减速板。这些改进使米格-17的机动性比米格-15提高不少。

米格-17在苏联空军服役只有7年左右，1959年开始就陆续退役，但米格-17是一种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苏联将米格-17的生产技术先后转让给中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还提供给东德、古巴、朝鲜、越南、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东也门、苏丹、坦桑尼亚、埃及、伊拉克、索马里等20多国，这些国家的米格-17在60、70年代的局部战争中都曾发挥过不小作用。

在中国，1954年10月在苏联技术援助下，沈阳飞机制造工厂开始生产，最初称为56式，也叫东风101，后来才改称歼-5，1956年7月19日原型机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种喷气飞机，在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此在第一架飞机出厂时聂荣臻元帅亲自莅临剪彩。歼5从1956年9月开始小批量生产，1959年5月停产，1960年以后又恢复生产，总共生产767架(包括用苏制零件装配的13架)。在仿制生产的基础上，中国还研制出两种改进型号，一种是装有雷达的歼-5甲，主要用与夜间截击;另一种是双座教练机歼教-5，以其优异的飞行性能被中国空军“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看中，直到1995年7月换装性能更先进的歼-7E型机以前，它一直是中国空军“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的主力表演机种。

整个歼-5家族生产总数超过1000架，成为中国空军60、70年代的主力战斗机种，在国土防空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是击落击伤敌机最多的机种。

歼-5服役之时，正是我国沿海局势和国土防空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作为防空战斗机主力的歼-5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甚至不乏击落美制F-4B“鬼怪”、RB-57A高空侦察机和高空无人侦察机等高性能飞机战例。在其漫长的服役史上，它曾为共和国天空书写辉煌光荣的铁血篇章。

幕落：林贤顺中校之后

在王学成叛逃前后的几年里，两岸仍有数起类似事件发生。但随着冷战结束的号音，祖国大陆对这种两岸间的特殊“战争”采取了新的政策，而台湾当局出于大势，也不得不作出回应。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1988年9月15日，作为9月11日解放军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的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叛逃人员的奖励。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1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因低空大雾，林中校未能找到汕头机场，燃料耗尽后，他于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林伤愈后被授予人民空军中校军衔。林中校成为两岸航空人员起义与叛逃战的最后一幕的主角。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进入一个此长彼消的新时期，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登上历史舞台，在巨大变化后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下，两岸军事形势也发生了大不同于以往的变化，此后将展开的是新一轮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