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北京城建龙樾湾:毛泽东与八大

  李捷

　　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零5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不久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应当出席这次大会的1021名代表，只有5人请假。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刻，继国民经济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之后，空前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正在有计划地全面展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接近尾声，并且推动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跨入全面建设、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八大的召开，就显得意义尤为深远。

　　中共八大的召开，也为世界所瞩目。苏联、南斯拉夫、意大利等40余国的兄弟党派出各自的代表团专程与会，对这次大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7个月以前，在莫斯科曾经召开过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前夕作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通过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署名文章，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正态度，对平息事态起了积极作用。此刻，中共八大将制定出什么样的对内对外方针，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的开幕词，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整个会场，洋溢着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下，为启动这辉煌而又艰难的一幕，付出了心血。

　　从1952年底开始，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即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曾经考虑过召开中共八大的问题，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然而，这项决定被意外事件推迟了。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东北王”高岗，把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共八大，视为谋取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极好时机，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要职的饶漱石相勾结，四处串连，煽风点火，阴谋排挤刘少奇、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他们散布中央有所谓“圈圈”和“摊摊”，将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两部分，认为现在的党政大权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改组”。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依照惯例，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还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央副主席等要职，还要改换总理人选。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正是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同年11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召开中共八大正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议事日程。

　　按照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然而中共八大与七大间隔了整整11年。

　　对此，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过一段解释。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二、为了党和国家安全的长远之计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以后，准备召开中共八大的工作逐步成为中共中央的一项主要议程。

　　毛泽东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主持决定了筹备中共八大的工作班子。

　　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分工，政治报告的起草由刘少奇负责，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起草由周恩来负责，修改党章的报告由邓小平负责。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安排，有其深远的考虑。

　　10年前，在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筹备中共八大的过程中，这两项主要工作，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这个变化，反映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共中央政治领导核心的长远考虑。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考虑，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党的安全。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他还表示：“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了斯大林的问题，有意识地吸取了斯大林在世时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人身上的教训。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里，明确规定设中共中央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下，设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还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这些规定，在一定时期里，对中国政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明确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在刘少奇等的通力配合下，着重抓的另一件大事。

　　对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经历了不断思考、逐步明确的过程。

　　他在1955年11、12月间提出：关于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不久，他又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刘少奇从1955年12月开始准备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他的准备，首先从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开始。

　　1956年初，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来，听说刘少奇正在逐个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工作，从中受到启发。从这年2月到3月，他连续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逐步形成了对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对召开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也更加明确。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这篇讲话，明确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篇讲话，还明确了一个基本任务，就是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在认真思索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问题。

　　这年9月，他对前来出席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表示，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是思想仍停留在旧的时代。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在此之前，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还说过：“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按：指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作出直接的、正面的表述，这或许表明他自认为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最后考虑成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同中共八大的决议，在当时是基本一致的。

　　四、“我们是有民主的”

　　1956年7月起，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进入了讨论修改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重要文件的阶段。

　　从这时起，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讨论工作，并对各项重要文件作了认真的修改。

　　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类型的会议，前后共有19次之多。

　　直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还在9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修改上。整个修改过程，洋溢着民主协商的气氛。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份批件上，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1956年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将新修改的部分草稿送给毛泽东，并在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段的问题。”

　　毛泽东在当天就认真看完了这部分草稿，还在刘少奇的来信上写下了如下批语：“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9月4日，政治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修改好以后，毛泽东特地嘱咐陆定一送给陈云征求意见，并要在5日晚10时以前将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5日，陈云写信给毛泽东：“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6日凌晨2时前后，毛泽东看了陈云送来的部分修改意见，再次作了修改，并向胡乔木催要尚未送来的有关商业的一节。他在批语中说：“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一些，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历史见证。有人散布说，毛刘的矛盾始于中共八大。甚至说，刘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给毛看。这些传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毛泽东对政治报告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就有21份。其中，毛泽东最重要的修改，主要有这样几处。

　　其一，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在政治报告里，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这段表述，经过了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

　　其二，关于防止个人突出。在政治报告的初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看了这段话，感到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在一旁批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而且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

　　其三，关于解放台湾的方针。在政治报告“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里，郑重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个重要决策，是1955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作出的。

　　在修改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昭示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其四，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政治报告中，有“国际关系”一节，提出了“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总方针。毛泽东对这一节反复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曾经加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这段重要的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虽然没有像政治报告那样投入巨大精力，反复修改，但也同样认真审阅过。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上述三个报告的准备和修改过程，十分满意。9月13日，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三个报告。

　　五、“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感到不解。西方的一些人，借此大做文章，希望以此来证明所谓“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的猜测。

　　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里，对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在中共八大修改后的党章里，对上述提法改动如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两种表述，贯穿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再直接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首先提出不再使用这个提法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中共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面临着能否顶住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教条主义的巨大压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打出自己的思想旗帜——毛泽东思想。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观。面对治理国家和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有必要虚心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同时，在对外交往中，也必须防止盲目骄傲、把一国经验当作普遍原理的倾向。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尤为清醒和谨慎。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从这一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总是把“毛泽东思想”一词删去或改写。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时，又指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1954年12月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

　　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经过几年的宣传和贯彻，上述精神在中共八大前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团结的盛会，第一次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载入了史册。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提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在会议前夕，他还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他不无遗憾地表示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毛泽东的这些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在他在世之时成为现实。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真正贯彻下去。但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八大所起到的筚路蓝缕之功，却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褪去应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