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一中国际部地址:从一张旧照里寻觅张申府

70年代中后期，有个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我同学的陶克榕，家住长沙电力学校（现在的长沙理工大学），其家境在哪个普遍贫困的年代还算殷实，每去他家玩时，总能翻看到他新买入的连环画（小人书）以及《青年近卫军》、《玛丽雅的道路》一类的“禁书”，此外，从他家相片框里，也能看到一些不同于那种全家人正襟危坐或手捧红宝书等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众poss。大约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有次我去他家，见他家相框里显眼处，新嵌入了一张发黄的旧合影照（如图），照片摄于二十年代初期的欧洲，几个穿着考究的青年男女，气质儒雅、文静。居中的一位，是年轻英俊的留法学生周恩来，前排坐着的两位女性，有一位是陶家的亲戚（不知道是否就是刘清扬？），靠左边的那位，据陶克榕介绍，此人名叫张申府，是与陈独秀、李大钊齐名的中共三大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的早期革命导师和入党介绍人。一般人对中共创始人的感知水平，也就停留在了解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印象上，对这个闻所未闻的中共创始人张申府，是我第一次听说。

陶克榕后来考入天津某大学便渺无音讯，他提到过的张申府，在我印象中也逐渐淡漠。适逢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应名博沙龙群主一清先生之约，群内成员要各写一篇文章以纪念这个“开天辟地”的日子，老斐对歌颂主旋律一类的文章，向来讷于言且拙于笔，写得不好在其次，还生怕写到走火，有损伟光正的形象，但群主的厚爱却不能辜负，只好将张申府这位中共早期的创始人资料翻出整理，也算是了却个心愿吧。

中共始创阶段的风云人物

张申府，1893年出生，河北献县人，1917年毕业于北大并留校任教，与陈独秀、李大钊交往甚密，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三人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张申府任编辑。1920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推销员”威金斯基来到中国，最先接触的就是张申府和李大钊，并通过张李二人认识了在上海的陈独秀，三人在威金斯基撮合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小组成立之后才有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及东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跟进。因此张申府是是中共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由张申府发展的党员，除周恩来、张国焘、刘仁静以外，还有后来的红军之父朱德，作为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张申府还可以称为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人的精神导师和直接领导，因此在中共党史中独领风骚半个多世纪的五巨头（毛周朱刘邓）中，由张申府这条线发展而来的，竟五居其三。

1924年张申府回国，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蒋介石的德文翻译，他是黄埔创建阶段中共职务最高者。黄埔一期学生入学的考试、阅卷和录取等工作，就是在张申府的组织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后来国共内战中拼杀得你死我活的徐向前、陈赓、蒋先云、贺衷寒、胡宗南等黄埔一期生，都是张申府的弟子。

也就是张申府，在廖仲恺和戴季陶多次要求下，为黄埔军校推荐了十五位从事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其中，排在推荐名单首位的，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周恩来。此举为周恩来登上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一年多以后，周恩来取代张申府，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负气退党，成为罗素在中国的头牌拥趸

张申府虽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但党史上流传的只是“南陈北李”，陈李之间的奔走串联者是“张”，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的党史里却没有留下“张”的一席之地。导致张申府消失在中共党史之外的事件，说起来，却只是源于一次党内会议上的争吵。

1925年初，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此前的张申府，由于生性耿直等原因，与蒋介石发生多次冲突，最后一次与蒋争吵之后，又未经组织同意，擅自辞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这让张申府在国共双方的眼中，都成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参加四大时，张申府已是“无官之人”，也许是这个原因，他这个创党人却只能列席会议，不知是不是失落感所致，张申府一直想将憋着的那股气找个由头发泄出来，当讨论党章中与国民党结盟的问题时，张申府与蔡和森、张太雷等大多数持同意结盟意见的党员杠上了，大吵一场，尽管周恩来开始时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最终还是又站到蔡的一边，结果张的观点没获得几个人支持，可以想象，作为创党大佬，在与晚辈的对战中败下阵来，心中是何等的愤懑，于是，一气之下，张申府便作出了退党决定。

退党后，张申府无意中躲过了接踵而至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也远离了中共内部在早期多次残酷的路线斗争的和清洗。虽然与党组织没有了关系，但他也没有像创党期的某些同僚那样，或成为反共中坚（如戴季陶、张国焘等）、或自命托派干将（刘仁静、郑超麟等）、更没有像周佛海、陈公博等汉奸那样卖身投靠日本人。早年的政治信仰和主张，仍在他后来的经历中时不时的表露出来。如创建第三党（农工民主党）、民盟，鼓吹社会主义理念和民主自由思想，与蒋氏政权唱对台戏，继续坚持着他那种既不讨当权者喜欢、又不被谋反者视为同志的特立独行主张。

同时，政治界少了一位明星，文化节却多了一位健将，退出政界的张申府，以教书、翻译著述为业，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的哲学或逻辑，不遗余力地向国人推介罗素主义，成为中国研究罗素的泰斗，以致罗素本人在写给法国友人的一封信中，都称赞张申府，是一位“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的人”。

半个世纪的隐身日子

1948年年底，国共战场胜负大势已定，是否赞同“将革命进行到底”，已成判断敌我的头条选项，连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都纷纷自找出路，以便为“变天”做准备，作为民盟领导之一的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也就是这篇文章，给张申府的政治及学术生涯打了一个句号，导致在后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张申府被全面封杀。虽然在周恩来关照下，他在北京图书馆挂了个“研究员”名，但他“研究”的东西，一不能发表，二不能讲授，即便如此，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还是被列入了“右派”的当然人选，在孤寂冷清中，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于1979年平反摘帽，1986年张申府离开人世。但直到1992年，在《民盟史话》中，对张申府的介绍和作用，仍然是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

也许是早早地离开政治舞台的缘故，当1986年张申府逝世时，他却以93岁高龄，无意中成为了中共创党人中，仅次于罗章龙和刘仁静的最长寿者，而后两者也与张申府一样，都是早期没有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与党一同走过来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