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血腥虐女小说:清末的那些热衷于刺杀的热血爱国青年(转载)

                                                       清末的那些热衷于刺杀的热血爱国青年
　　     清末至民国的政治性暗杀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当政者对异己的暗杀,二是在野的革命者对统治者的暗杀,三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暗杀。而辛亥革命前,基本只有革命家从事的暗杀,清王朝似乎不怎么使用这样的手段,大概他们觉得判定有罪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捕要杀完全可以公开进行。反清排满的革命家们没有公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只好靠暗杀解决问题。谋杀封疆大吏恩铭和王之春、袭击当朝重臣铁良、谋炸考察宪政五大臣、行刺摄政王,这一系列暗杀让当时的中国政坛惊骇不已。
　清末革命家所进行的暗杀,主其事者多为官宦和富家的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这与俄国近似,俄国贵族青年就是暗杀权贵的主力。参与策划刺杀铁良的有章士钊和俞大纯。前者人们比较熟悉,而后者之父是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其子即俞启威(黄敬)。怀揣炸弹准备炸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出身商人家庭,其父先官后商。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其家更是富甲一方,自己还捐了个道员。参与谋杀铁良、亲身行刺王之春的万福华虽说家境不算富裕,但后来也学医经商,还是个候补知县。万福华、章士钊、俞大纯、吴樾、徐锡麟再加上袭击摄政王载沣的汪兆铭,都是学养深厚之士。
　清季的革命暗杀是英雄式的行为,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意义好像比目的更为重要。除了恩铭被杀之外,其余行事匆忙、准备草率、策划不足,可谓未遂。而且恩铭遇害后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的代价也很惨重,显得有些得不偿失。事实上,他们并不在乎刺杀的对象是死是活,也不论自己可否脱身,而是比较看重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巨大影响。每次事件之后,壮怀激烈、一腔热血、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精神都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暗杀者的英雄形象和自杀式的壮举,远比死一两个清廷官吏更有价值。
　万福华行刺王之春,细读之后,你很难相信这也叫暗杀。章士钊在《书甲辰三暗杀案》中如此描述其过程:“福华目击之春马车到门,浸假而之春与仆,肩随登梯而上。福华刚毅木讷人也,而心怦怦然动。顾久而久之,非微寂无枪声(原定由另一刺客陈自新先开枪),且之春又与仆肩随蹑梯下矣。时则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福华一怒而断,不遑筹思,急出之春前,拔枪拟之。顾机屡拨而弹不出,两造俱木然不知所为,旁观者麇集,亦俱无所措手足。正僵持间,卒于人声鼎沸中,捕者骤至,出械絷福华以去。”
　汪兆铭刺杀摄政王,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人,好像也无人在乎摄政王的生死,这样的行为可否成功,大家更钟情于年少有为的汪兆铭如何慷慨悲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汪在狱中与陈璧君的那段情缘故事才是历史的兴奋点。
　那时的暗杀,只有徐锡麟杀恩铭案导致的后果比较严重,恩铭死了,徐锡麟被捕后处以极刑,但这不仅仅因为发生了命案,并且还在于徐锡麟行刺后发动巡警学校起事。而其他的暗杀,其对象活着不说,行刺者也没有受到本应受到的严重惩处,株连瓜蔓就更少。吴樾是自毁,事件过后,仅有介绍他住进桐城试馆的户部主事金寿民被革除功名,其余人等均无牵涉。汪兆铭、万福华尽管入狱,但发落不算很重。依照章士钊的说法,“大抵清廷末造,恇怯成风,不敢滥兴大狱,以耸中外视听”。
　清末暗杀之所以蔚成风气,既是受欧洲革命、俄罗斯党人的影响,也是那时革命党对时代的认知。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如吴樾所言,具“杀一儆百”之效。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刺杀铁良是想威胁那些“顽固”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刺杀摄政王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只有一个安徽巡抚恩铭,是因为接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党人名单,要他拿办,才遭徐锡麟射杀。徐近视,恐不中,于是在恩铭身上连发七枪。而恩铭对徐还有知遇之恩,视徐为心腹知己,接到党人名单后找徐商议,结果惹来杀身之祸。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
　辛亥革命后,清室逊位前,还有两起暗杀,将清末的革命暗杀推向了顶峰。一次是三位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未遂;一次是革命党英雄彭家珍炸毙满族亲贵良弼,彭家珍与过去的英雄刺客一样当场身亡;良弼血肉模糊,最后惨死。这两起暗杀令京师全城处于恐慌之中,为清廷瓦解、民国确立推波助澜。
　　
　可以说,民国成立前的暗杀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革命的恐怖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