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里约乒乓八强出炉:可怕的大学—— 多少人在校园里浪费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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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大学——
多少人在校园里浪费青春（资料） 2011-04-21 16:38 新周刊
之前，中国校友会网还推出过“1999—2008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前三名仍是北大、清华和浙大。其次，社会这所“大学”的造富能力，胜过所有大学。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 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 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5万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责任编辑：孟祥武)
我说两句(9)
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汕头，后移居香港。1966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68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深造，师从数学大师陈省身。1971年获得博士学位。当今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曾获得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是迄今唯一获该奖的华人。现任哈佛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及台湾“中华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及意大利科学院外籍院士。
自己说“一流”不合实际
《同舟共进》：您一直是在香港和国外受教育，在您看来，内地到底有没有真正一流的大学？
丘成桐：这个问题很清楚，所谓一流大学就是要有大量的、有学问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流大学比不上美国的一流大学，也比不上欧洲的一流大学。中国有学问的人并不是没有，可是大部分学者年纪都大了，?
“文革”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断代。“文革”以前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可是“文革”中根本没有时间做学问。当时这批人大概是20～30岁的样子。“文革”结束的时候，这批学者的年龄也差不多40岁了，到现在就已经70岁了。虽然七十多岁的人不可以说一定不能做学问，但除了少数几位，一般来说都已经放弃了。况且在“文革”中，基本上不能及时更新学识，可以说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没学什么，到现在也很难跟上研究的发展了。 再看改革开放后长大的这一批，现在也40多岁了，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出了国。出国以后，真正优秀而又回国的不多。很多人就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一个名，表面上是回国，其实很多不是真的回国，主要的职位还是在外面。在这些年轻人中，也找不到陈省身、华罗庚、钱学森这类大师水平的学者。再往后看，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了，他们大多数也在国外。现在有一些年轻的人开始想学习，可是受到种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他们很难用心地学，我们大学的环境不能够和美国一流大学比。这些都是很客观的情况。中国有些大学说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合实际的，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中国数学学会60周年纪念时，我在清华大学所做的一个演讲中就提出要从中国数学现状这一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中国数学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的情况是历史造成的？
丘成桐：是历史文化和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我希望中国很快创造出一流的学问。可是没做出来就先讲自己是一流，画饼充饥，长远来看，对自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很多大学自称是世界第一流，甚至有个说法是国内某大学全世界排第15，学生不相信，教授们也不相信。个别领导也可能被误导，以为这是权威的说法。可是实际上，你不要讲全世界第15，排名美国东部第15都不到。
《同舟共进》：那这个第15位是怎么来的？
丘成桐：我不知道是怎么排的，我不太清楚，但这些宣传是可以查明的。我觉得做学问需要很扎实地去做，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就做不到，相差一点点人家可以理解，相差太远就骗了自己，也骗了学生，不是很好的事，不老实是做不成学问的。像我现在做学问有时候很辛苦，不懂的东西要学，我自知有些东西自己还没学懂，如果没学懂而到处吹嘘的话，我以后也一定学不成功。
《同舟共进》：您刚提到，客观上的原因是“文革”造成了一个断代。
丘成桐：“文革”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同舟共进》：那么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是民族精神方面的问题吗？
丘成桐：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人讲面子。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始终要表示自己是很行的，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些东西不行，而且不愿意创新和学习新的学问，所以始终不成熟。名校要有独立精神。
《同舟共进》：总体上说，您认为中国大学的学风怎么样？
丘成桐：浮夸是普遍现象。政府现在给很多钱，但又不能多到可以像美国一样足够平均分配，只能集中在几个大学，这几个大学又请不到好的学者，所以就凡事夸大一下。比如，某个大学拿到了20亿，比其他学校多拿很多，拿了这些钱总要表示它有成果，所以就讲它有多伟大，这是很能理解的事。
《同舟共进》：所以您觉得中国的大学缺乏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
丘成桐：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是讲我做出了什么成果，而不是讲引进了什么人才。我们听到个别大学讲它很伟大，都是讲有什么出名的人才被引进，可是没讲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您听过他们讲成果吗？相反，大家听到的往往是一些让人很伤心的东西，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芯”事件，好的东西很少听到。什么叫大师？就是你学术上有成就。没有成果的大师是假的，另一方面，有些教授可能从前是大师，但现在没有成果也不在第一线工作，学校应当尊重他们，但不表示学校的前途全放在这些教授身上。
《同舟共进》：相比之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至少有哪些精神？
丘成桐：就是做学问，不是虚假地做学问，而是求真、求美、求用。 一个名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独立的存在意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意义是从学问本身来看的。我们要找寻学术的真正意义，而不是因为某大学的某个教授说好，我们就说好。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去探索困扰人类前途的大问题，去解决大自然的疑难。教授与学生在学术上必须有自由的想法，才能有创新的能力。中国的大学真正好的专家很少。有些人假装专家，到处批评别人的工作，即使某些院士做了一个决策或评价，不见得他们真懂，于是好的工作受不到尊重，而不好的工作往往得到吹嘘。这种事情会伤害到大学独立精神的存在。 中国的大学应该与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为人类服务。既要“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也要承先启后，培养后辈。
《同舟共进》：按照您的标准，香港中文大学算不算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呢？
丘成桐：哈佛大学肯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最好的大学了。哈佛大部分教授都是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堆。香港中文大学很不错了，不过跟哈佛比还是差很远的，大师也比较少。
《同舟共进》：大师和一流大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悖论：如果不是一流大学，大师就不肯来；大师不肯来的话，就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大学？
丘成桐：并不见得。如果我们对有学问的人真正重视的话，人家会晓得而到大学来帮忙的。我们的大学对一流的、有学问的人尊重不够，不是以学问为主，而是以其他的因素来确认它们。而外国很多著名大学，刚开始什么东西都没有，但一旦下决心，投资很大，花很多功夫的话，也能很快做成一流的大学。因为它们尊重大师，这种尊重更重要的是学问上的尊重。加州几个名校历史不算太长，很快就办成功了。加州理工大学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现在中国的大学对年轻的学者、年轻的研究生不够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的学者只是跟着教授走的学徒。
《同舟共进》：根据您个人的感觉，到国内的大学去授课，和在国外授课，感觉在尊重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吗？
丘成桐：有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讲，在国外访问人家跟你讨论的是学问，但在国内很少有当地的学者跟你谈学问，花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吃饭、谈政治。可能有一些很年轻的学者很想跟你探讨学问，但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些年轻的学者。
《同舟共进》：中国大学缺的并不是硬件？
丘成桐：这五年来硬件条件都很好，房子什么的都有，可是硬件不是主要的问题。
《同舟共进》：如果请您给出一个中国如何建设一流大学的建议，您会怎么说？
丘成桐：现在就要邀请大量一流的有学问而又有诚意的人回国做全职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内找，还要到全世界去找，甚至找非华裔的学者。只要找到一些真真正正做学问的教授，给他们提供做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就可以做成功。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学校的诚意和决断力，有学问的人知道政府真要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们会考虑来帮忙的。但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要放弃权力。很多著名大学里面的名教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拿出各种阻碍的方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整个学术评审制度很不健全
《同舟共进》：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踏踏实实做学问？
丘成桐：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中国评审的方法就是靠几个院士。一般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关系，他们总是将某某评得很好。“汉芯”事件搞得那么离谱，国家拿了一亿多，是谁做检验？谁做审查？不可能不审查吧？有关领导应不应该负责任？这都是评审制度问题。在这方面，全世界最糟糕的恐怕是中国，即让几个院士决定什么东西是好的，然后加上媒体炒作，吹牛皮。
《同舟共进》：从您个人的经历看，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在西方的体制下，能否受到公正的待遇？会不会遇到类似中国的情况？
丘成桐：在西方如果你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也还是会受到打压。但是，是不是永远不能出人头地？我想你只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做得好的话，谁都阻止不了你。你可能迟一两年才会出人头地，你做的文章是社会需要的，是整个研究需要的，最终还是会慢慢重视你的。我本人很早就出名。我有些文章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想理，最后他们没办法不理，因为文章里面有重要的东西。所以说，国外也有打压的情况，可是不会永远受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很多年轻的学者，在学术界受到很多限制。他们的学问还没有做到真正了不起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受排挤的情况。即使做得很出色，没有院士的支持，也会受打压。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西方的学术评判标准相对公正？
丘成桐：公正得多了。 中国的院士可以打压一切，基本上所有的评委会都有一定影响力，就算本人不在评委会，也有学术帮派，也可以打压你。中国的院士很有权力，在资源、经费等方面都有影响力。据我了解，4个院士联名写封信的话，一定可以送到中央，中央一定会重视。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外国是绝对办不到的。 实际上这几年来就有很多院士讲院士制度是不好的。目前的院士制度存在很大问题
《同舟共进》：院士制度已经相当官僚化了吗？
丘成桐：一方面是院士的存在，一方面是几个名校的权力膨胀，这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完全是不好的。在美国，就算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有些大教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学术界就不见得这么依靠他了，因为他可能不再做研究了。那是纯粹以学术作为评判标准的。 可是中国整个制度特别尊老，特别记得某教授从前的工作，而不记得年轻人需要新的知识。中国的年轻人要走新的道路，往往有些有权的老先生或者个别大学领导制造出种种障碍，因为创新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中国的创新很难做得成功。其中，院士制度是做学问的大障碍。年轻人只要做得好一点的，都想将来当选院士，有些高校甚至可以控制院士的选举，所以年轻人走的路只能是年纪大的院士走过的路。
《同舟共进》：您的意思是，中国的年轻学者也是迫不得已？
丘成桐：在中国，做院士是荣耀，个人的利益和整个家族的荣耀，还有学校的荣耀、学校的好处，甚至整个省的荣耀和好处都在选院士这个问题上，你怎么可能不去做？ 可是院士两年选一次，你选不上还想再接再厉，往往是花八九年的功夫去选，当你年轻时，差不多四五十岁，这是最有能力去做学问的时间，但是你用9年甚至10年去竞选院士，中间基本上在浪费时间，这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 就像古代考科举一样，像考八股一样，完全不去做真正的学问了。
《同舟共进》：美国院士的情况怎么样？
丘成桐：美国也有院士，但院士不做学问时，他们的意见就没有这么受重视。美国的院士基本上不跟利益挂钩。没有直接的利益，只给你荣耀，当然也不能讲完全没有好处，可是跟中国差得远。美国的院士跟普通人一样，有的大院士申请经费也拿不到，关键是看你申请的课题好不好，跟你最近有没有做好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同舟共进》：谁来决定一个院士做得好不好？
丘成桐：专家。一篇文章一定要由真正懂得这行的人来做决定，是真正的专家，而不是由名誉上的专家来做决定。有些专家可以很年轻，他们也可以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评过院士的文章，这没有什么问题。
《同舟共进》：您怎么看内地的学术研究成果？
丘成桐：总的来说，应当是有进步，但是距离世界第一流还相当远。对数学来说，中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华先生、冯先生与苏先生在1960年代初期做的，现在与他们比相差很远。这几年来内地文章开始被一些名杂志收了，比如被《科学》杂志、《自然》杂志、数学年刊收了。收了当然很不错，但是要小心，看这些文章是怎么评的？不能单看是国外知名杂志，总还要看内容。我们有的人评审文章从来不看内容，有时拉拢外国教授，或者拉拢一些院士，让他们来讲自己的文章好。甚至用私人关系影响名学者，推荐自己的文章到名杂志发表。假如评审制度做好，我想国内的研究成果会有极大的进展。
《同舟共进》：所以并不说明这些成果的学问含金量很高？
丘成桐：是的。有的名杂志是收了，但收了并不表示你的文章就好。很多名杂志收了很多不好的文章，不时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些人，就拿这样一篇文章，到处吹自己了不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去挖掘这个文章对整个学术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同舟共进》：您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如此严厉的评价？
丘成桐：我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中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帮她的忙。这是我唯一的想法。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还要做研究啊！但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
(责任编辑：孟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