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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论道

壶公评论写于2011－06　于麒麟山麓

对于一个军事爱好者，近来的目光不能不为南海风云所吸引，于此，集粹闲聊以为文章。

笔者生活在“福建前线”，这里的文化：闽人出海就是龙。所谓文化，究其实就是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海上风涛入梦来，笔者曾经把10多万字的文章名之《海之梦》，其实并不想发表，只是记录一点思绪。

在《舰阵出洋》一文，笔者认为在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向外延伸三千公里，是中国未来必须捍卫的海权所在。在《大国的记忆》一文，笔者认为，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中国大陆自然的延伸，是历史中国向外移民的生存空间。笔者的这一阐述是合理的。中国的海洋专家们一般认为：

按照可管辖的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94，中国仅为0.3，而日本超过11，朝鲜是2.17，越南是2.19，菲律宾是6.31;论人均海洋面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026平方公里，而中国只有0.0029平方公里。

中国的海洋专家们是从后来形成的“国家”的概念考虑这个问题的，而笔者是从文化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的。正如笔者在讨论陈寅恪的“坞堡”文化时说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迁徙性的民族，在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从大陆迁徙出的人数甚至超过现代中国大陆的人数。迁徙者占有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广大的生存空间，例如在澳大利亚的考古中，就发现了大量与长江流域的古人类基因相同的骨类化石。

如果说基督文化跨越大西洋而进入美洲，中国文化则越过太平洋进入了美洲。这是一个自然概念，尽管人类社会演变本身已经背离了自然的本来，但是人类社会演变本身的指向则是在自然的本来。或者说，当近代殖民主义破除之后，中国的领海应该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人相等而二分其一，中欧文化的交汇点应该是在一个叫做美利坚的国家。

不过，南海风云却是眼前的事情。众说纷纭之际，笔者读到最多的是以“力”谋，主张者是一些军迷类的青年和一些军队中的鹰派；主张“谋”谋的人主要是一些战略学者，但是观点也不鲜明；而主张“道”谋的人就少了，大约一说出口就要挨骂，让人说汉奸总是不好意思。

一、关于“力”谋

作为军迷，笔者常常研读兵书，所以一向不主张在战略上采取“力”谋，“力”谋只适用于一些战术类的冲击中。美国人是在战略上采取“力”谋的，一连串地打下来，越打越衰，渐渐地要把自己打出原型来――不就是不入欧亚的荒岛蛮夷吗？

其实不只是说美国人，中国人自己在历史也有许多经验，在这里归纳龙永行在《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中讲述的历史经验：

其一、二不祥――一个两难的命题

明太祖朱元璋对臣下说：

“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若其不自忖量，来扰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伐之，亦不祥也”（《明宣宗实录》卷一六）。

正是如此，收复南沙易，守卫南沙难，战争之后必然面对无穷骚扰，徒耗国力。中国当前的发展方向不应该在南方，更不应该在这些荒岛上，而是构建与东部沿海同级别的另外一极即中西部（例如重庆及于成渝经济区，或未来的西安及于陕甘宁经济区），再为西北部一极的开拓做准备。这种经济大结构的转变是在做这样的准备：在广东等地经济衰落后，能够有另外一极支撑起中国，完成中国经济从低级向高级转变的一个阶段。南海虽然有石油，但是有损于整个西部开发的措施都无疑于丢了西瓜捡起芝麻。

其二、在南海寻求一种相对的稳定

对中国而言，只要不与他人签定什么分割南海的条约，南海诸岛只能是中国的。越南人想要，可以，按照一个越南军官的构想，唯有申请加入中国。在没有完全的能力控制南海之前，中国在南海只能寻求一种相对的稳定。例如，明清两朝，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与安南、占城（南、北越）基本上保持着宗藩关系。虽然安南王朝也有侵扰中国边境的事件，例如：

1396年，安南侵夺中国丘温、如敖、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

1468年，安南侵入并占据中国凭祥；

1607年，由龙门港侵入钦州，掳掠以去；

1405年，侵入云南宁远州猛慢地区，“掳掠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

1474年，入寇云南广南府富州，“攻劫边寨，惊散人民”，等等。

中国朝廷也只是严厉地申斥了安南侵地杀人的行为，但是仍然遵守“王者不治夷狄”的古训，没有出兵干预。

这个古训很有意思，笔者以为是关于鞭长莫及的解释，后来读“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的出处《左传-宣公十五年》，【传】十五年春，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又读西晋军事家、学者杜预的解释者，才知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的注解应该是“言非所击”，也就是说马肚很软，打到马肚上马容易受伤。这个解释与后来以“不及马腹”喻力所不能及的说法不同。

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能够意识到在现代中国的周边地区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区域，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在周边发动的任何战争最终都无益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复兴，周边地区也有了大的发展，而这些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方兴未艾。当我们知道美国的“华盛顿”对我们根本起不到威慑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明白，美国人在东南亚的目的其实是在破坏这个市场。这种迹象其实早已经存在，例如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一直和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套近乎;例如主张东亚经济圈的日本鸠山首相在美国的压力下下台，等等。

以力谋是莽夫的事情，争战之事乃国家大事，无智者不应该妄言。

二、关于计“谋”

历史上有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案例，《左传－隐公元年》载：

寤生继郑国君主位是为郑庄公，其母武姜宠爱其弟叔段，极力扶持叔段的势力。叔段得据京城，蓄力扩张，准备逼宫。卿士祭仲劝庄公认真对付以免内乱，庄公告诉他：“别担心，多行不义必自毙。”叔段贪得无厌，人们以为郑庄公是在养虎为患，但是郑庄公一方面纵容叔段，同时又告诉臣下：“没有关系，叔段将自取失败。”他说，“叔段不讲道义也不得民心，他的势力越大也越容易崩溃。”

公元前722年，在郑庄公的纵容之下叔段终于走上谋反的道路，但是叔段却也陷入郑庄公预谋的圈套，失败自杀。

史书评议：“‘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从谋略言，郑庄公大智；从伦理言，郑庄公大奸。

毛泽东一生评论帝王许多，被他称作“很厉害”的人物则只有这一个郑庄公。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以称霸为目标，凭借自己智谋、刚毅和韧性，先后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联军。御燕、侵陈、伐许、克息、御北戎，郑国军队所向披靡。前701年，郑庄公集齐、卫、宋等大国诸侯会盟，成就一代诸侯霸主。1960年，毛泽东由衷地赞叹：“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毛泽东以为他在“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读这一段历史，我们是看到了一个完胜之局，郑庄公胸有成竹，进退有序，胜券在握，不能不令人钦佩。

当今之事，菲、越滋事于南、印度怀怨于西，日本狼视于东，而西方殖民者贼心不死，美国不甘心衰败。危机环伺之际，不能不以史为鉴，郑庄公应对叔段的谋略很适合于制服越、菲，也就是任其嚣张以失其国际观瞻，整顿军备以求毕胜于一役。

三、关于“道”谋

何谓“道”？

“力”、“计”在于谋人，“道”则为人谋。所谓“道”，可归纳于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为人民服务”。

此话题的“道”是国际之“道”，笔者悟道始自1999年5月7日，当日，美国和北约的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那些愚蠢的西方殖民者想不到的是，一个炸馆事件惊醒多少中国人，于是中国政府得道多助，强国成了神圣的口号，改革开放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从此，笔者关注中国的军事和外交，也常常发一些军事、外交评论，揭露殖民主义者，壮我民心。

我心虽然在民生，而今不能不强国。12年之间，笔者发现那些殖民者、侵略者对中国的挑衅从来没有间断，最近的一次就是以美、日反华势力为背景的南沙事件。

6月21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两国政府21日公布了共同战略目标，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军事力量”。报道还称，鉴于南海争端日趋紧张，共同战略目标强调“遵循国际准则”和“通过遵守航行自由的原则维护海洋安全”尤为重要，并明确要求中国停止对他国船只采取“妨碍行为”。

毛泽东去后，中国就沦入了战败国的地位，时时遭到别人的呵斥，懦弱之人无尊严！读史多年，我终于知道了卧薪尝胆是什么意思了，忍辱负重这个苦胆是这样的苦！

当今之世，侵略成性的人类豺狼美、日已经进入了彻底衰败的轨道，而主导这一自然演变过程的是中国的复兴。对于美、日豺狼而言，或者以为扰乱中国是他们逃避溃败的唯一方法，如同历史上的那些倒行逆施的狂徒，他们总是寄希望于突变事件，他们的目的应该有三类：

其一、挑起南海事态，导演出另外一个萨拉热窝事件，进而挑起第三世界大战；

其二、迫使中国签定另外一个《慕尼黑协定》，以此为中国政府戴上卖国政府的帽子，以此打击中国的民气，促使中国复兴成为泡影；

其三、把南海置于殖民势力强控制之下，或者成为另外一个战乱不止的中东、死气沉沉的南欧。

以道论，殖民主义者的图谋毕竟是外因，而“道”的本质在于内因。笔者写“道”，自然想起《诗经》中的《绵》和周公亶父的道德观，笔者常常在想，面对生存条件的竞争，一个民族的自动放弃和这个民族的成长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有报道称，6月5日，1500名越南学生手拉手拼成一幅“S”形状的越南版图；还用100公斤咖啡豆拼成的“长沙群岛”地图；据说，我们屋檐下的这个国家还打出了“越南无敌”的口号，而在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竭尽全力支持他们的中国却成了“躯体大，心眼坏”的邻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事实？现实的论证如此残酷，我们是否应该修正那些被事实消磨得破烂不堪的外交理论。中国，你奉献得太多了，想一想你的人民吧――是如此的贫困和无助！

记得刚刚立国，在经济上一穷二白的中国挑起了抗美援朝的担子，战后又竭尽全力支援朝鲜的经济建设。

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明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就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中国人因此在满清治下做了264年的奴隶，五百年之后的中国人性还得不到恢复；

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现代的抗美援朝是直接引起中国大饥荒的客观原因之一，大饥荒饿死3000万人――比朝鲜的全国人口还多。为了摆脱大饥荒，中国人在经济上发动大跃进，在政治上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人至今难以摆脱苦难的魔影。

我们的决定政策的人们，你又怎么能够扶正这样的一个天平，它的一头是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另外一头是所谓的睦邻友好关系。当你们自得于你们的国际主义的时候，你们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什么？我们还想当亡国奴？我们还想经历自救式的运动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论道，其道在社会主义。观诸多评论，人们探讨中国在南海犹豫不决的原因很多，但是居然没有能够从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角度来讨论。

人们或者以为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失败了，他们忘记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也是，越南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论具有内在特性，即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在实践上的表现之一即对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宽容，即使出现南海这样的问题，也不能不三思而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大规模冲突，无疑又将是一个苏东波事件，惊世骇俗。

人们应该知道，一个伟大的理论的实证是一个反复颠波的过程，苏东的失败仅仅只是证明，在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东正教文化并不能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与基督教相对立的东正教所具有的逆反特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抵触。

国际社会主义因各区域的文化之异存在三种形态：中国的民本社会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东正教文化的民粹社会主义。民粹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民本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人类文化的主体在欧亚大陆，即东方的中华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文化，而东正教文化只不过是次一级的、存在于两类大文化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文化。

承认这样的一类意识，也必须指出此类意识的空泛性。笔者论文化，自然乐于论道，也知道庸俗的“道”误国非浅。因为这个空泛的“道”，近代中国一辱于满清，再辱于西方列强，又辱于日本，还辱于菲、越小国。

现代中国的外交理论，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民粹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们忘记了今日的世界仍然处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范的民族国家的构成。中国的一些人可以想当然，菲、越、印、日、美及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却不会相信中国人的想当然――唯有他们想从中国人民身上有所获得的时候，才会赞成这个想当然――当你听到别人为中国的崛起唱颂歌的时候，你都应该了解一下他是那一个大公司的代言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作为一个国家，外交理论是否应该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外交理论是否应该服从国家理由？

在现代世界，国家并没有如同列宁预言的已经消亡。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对过程和顺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今日中国之道在于自强，尽管世事混杂，鬼域迷途，奋发之志我心依然。自强之道即在于返回中华文化本身，因为以欧洲文化中心说，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将是颠三倒四。

何谓中华文化？笔者在这里讲阴阳学说，其源在《易传》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类同于对立统一――或称矛盾，两者都承认事物存在的二元性，不同之处在于阴阳学说承认二元存在的相互依赖和转化，而矛盾论强调二元存在的对立性和毁灭性。

事实上，这种思想在实践上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例如在20世纪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狂热的出卖国企的现象，它与文革中的“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出社会主义的步”形成强烈的映衬。

为什么不能容忍不同模式的存在呢？鼓励私企就一定要毁灭国企吗？即使国企如何的不合理，但是它既然已经存在又为什么不能正视而任其自由发展呢？

有人说，国企搞不好。也许是吧，但是如果你搞不好为什么不让别人搞呢？其实，这种现象出现在前苏联倒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阴阳学说，而中国人本来就具备阴阳意识，或者说对于一个中国人言，应该承认国企与私企都有存在的理由，而对它们的肯定与否定只能来自市场――来自自然形态的判断。如果当时能够倡导阴阳学说，中国国家的损失就会少了许多，更主要的是不会出现下岗、欠薪这样人道主义的大灾难。

阴阳学说对于当前的模式的运用也是必要的，例如关于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二元存在。

分析当代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承认广东模式已经进入衰败阶段，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些外国专家唱衰中国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中国就是广东那个旮沓，一个以血汗工厂为基本生产方式，一个外国吸血鬼伸入中国肌体的吸血口，真的能够长久存在吗？在国际资本恐慌、国际市场萎缩、中国农民工有了新的出路的当代，广东模式的衰败是必然的，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倒不需要什么专家。

但是，这些外国专家还是错了，因为广东模式不是中国模式，更何妨广东自古就不是中国的核心地带，只不过是海角一隅，广东的成败于中国又何足道哉？事实上，有许多外国专家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中、西部崛起的重庆模式，人们在这里看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重庆模式才是社会主义，重庆模式才是中国。

这其中的意义远大于此，如果在中国的中西部再出现一条类似于京广线或京九线一样的交通大动脉，如果在这条大动脉的沿线自北向南出现7－10个的重庆类的大城市，出现3－5个的成渝经济特区，再造一个中国并非大跃进式的空谈。

不过，以阴阳学说论，广东模式的存在仍然有它的理由，虽然广东人有一个极其朴素的愿望，即实现生产模式的转变――向内地转移其低附加值的产业，建立起高附加值产业的。这种说法多少有点新殖民主义的味道，也一定是舶来品，可是它一定得不到国家政策的鼓励，举起重庆旗帜的人们也一定以讥笑的态度看待这种多少有点浪漫的构思。

可是广东模式仍然应该自由存在――作为外加工模式存在，直到它自己衰竭的一天，那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完全独立创新的阶段，让那些外加工的资本见鬼去。

这种论道似乎离题，但是于笔者是一个强调。如果有一条纵贯中西部的交通大动脉，这条大铁路线必然南下伸延至泰国、缅甸和新加坡，甚至跨越海峡达于印度尼西亚全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中西部的大发展可以超出东部沿海一线，这是一个多么可以期待的前景。

为了中国下一个美好的构思，必须慎重对待东南亚区域，如果真要打越南，就要象郑庄公克公子段，先吃点亏，让中国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中国能够完胜，而重要的是道胜。

壶公评论写于2011－06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