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芦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礼堂里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和礼堂边的一头驴被雷击而死。驴的主人随口便说：“老天瞎了眼，怎么不劈死毛泽东？”

　　农民随即被抓。毛泽东知道后，要求马上放人并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当时延安物质极其匮乏，农民们承受了很重的负担，心中自然不满。

　　“这之后，毛泽东就在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告诉《望东方周刊》。减轻了人民负担，自己动手解决丰衣足食的问题，人民的不满也随之化解。

　　在李君如看来，这件往事，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在考验中更加成熟，在挫折中寻找智慧。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

　　李君如把“抗体”的来源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既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又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个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能够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党内民主，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是一个能够吸引和凝聚民族精英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能够为人民坚持真理，又能够为人民修正错误，是一个真正没有私利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重视学习，又善于学习，是一个能够在不停顿的学习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的政党。

　　“正是因为具备这几条因素，党才具备了对错误的免疫力。”李君如说。

　　度尽劫波，历久弥新。90年的党史确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面对错误有强大的纠正能力：

　　1927年，“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5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42年，“延安整风”使全党从思想上结束了“左倾”错误；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党的八大以来“左”的错误，并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八字方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以来的混乱，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90年，不论形势多么危急，不论斗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一次次拨乱反正，转危为安。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而不断朝正确航向前行的历史。

　　在热播的影视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里，以瞿秋白等为原型的早期中共领导人瞿恩受到错误路线排挤，不能随红军长征，而留在即将被占领的苏区无异于送死。当警卫员和下级为他鸣不平时，瞿恩说，“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净化的能力。”

　　遵义转折：从“担架谈话”起步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文 | 芦

　　1934年12月，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红军队伍绵延山路间。

　　毛泽东此时躺在担架上，一张巨大的油纸盖在他魁梧的身体上。两名健壮的战士双肩架起长长的担架。毛泽东陷入松软的网绳里，若有所思。

　　当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大约一年后，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长征”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词汇才被毛泽东创造出来。此时，大家还认为这次行军是撤退。

　　红军遇到了自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最大的危机。

　　斯诺在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中这么描写当时的情况：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撤退。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

　　斯诺还写道，蒋介石有一阵子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危急时刻，人心思变。

　　担架上的序曲

　　休息了一会儿，精神稍好的毛泽东掀开油纸。这些天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精神一来，就要找王稼祥聊天。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此时仍然没有痊愈，所以也一直躺在担架上休息。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

　　这两人经历差异巨大。用21世纪的网络语言说，毛泽东是“土鳖”，王稼祥是“海龟”，而且是从苏联回来的“金牌海龟”。

　　国际派和本土派之争今天已为人熟知。两派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张国焘到晚年还记得，关于到底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兄弟好，两人争执了半天。“秦邦宪(博古)总是‘同志同志’，满口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味道，我则是‘润之兄’‘玉阶兄’，他忽然撇开话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

　　此时，毛泽东早已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排除于领导核心之外多时，对此前的败局有心无力。他要改变处境，从身边的国际派王稼祥开始。

　　王稼祥虽然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但是这段时间的挫折连连让他意识到，博古等人的领导有问题。这为他和毛泽东的进一步交谈打下了基础。

　　主导者显然是毛泽东。王稼祥比毛泽东年轻13岁，这年41岁的毛泽东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战斗经验丰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更是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而王稼祥不过28岁，此前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

　　危急时刻，共识的达成并不难。交流不多时，王稼祥便在忧虑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想法，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与他一拍即合。

　　此后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行军路上，他不断找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大家的支持。比如聂荣臻当时因为脚伤，同样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多次与其交谈并获得赞同。后来到达遵义后，共青团领导人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希望争取其支持博古，但未如愿。

　　毛泽东交谈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张闻天。

　　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写道：洛甫(张闻天)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他与人沟通要靠伍修权翻译。但是他意识到毛泽东在做什么，也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晚年回忆道：他(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李德想要阻止这种趋势，可他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自从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红军中对其的不满便日益蔓延。

　　在军事指挥上，李德拥有绝对权力。毛泽东等人在担架上的谈话逐渐扩散，成为瓦解李德手中权力的序曲。

　　1935年新年前后，红军迅速跨过吴江，随后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将追兵甩在身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洋钦差”是怎样炼成的

　　李德为什么能够取得红军的领导权？有不可考据的偶然，也有不可回避的荒唐。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共，后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形象来自一张他在中国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红军帽，浓眉下面是一副圆形眼镜，笑容灿烂。

　　他后来家喻户晓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这个差一点葬送了红军的外国人，身份并非如此肯定。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称，他当时到中国的任务“粗略地说”是给中国共产党担任军事顾问。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当时就有人质疑李德的顾问身份。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曾经有人说过，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顾问，当时还有另一名正式顾问在上海，但是他没有来苏区，后来又调回了莫斯科，结果让李德当上了正式顾问。王稼祥同志也曾说过，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王明所派遣，来掌握我党军权的。

　　尽管到死都没有主动揭开谜底，但是对其真实身份，李德在回忆录中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他回忆刚到上海所感受到的白色恐怖时，首先便提到这样一件事：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因为对当时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

　　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他和他的夫人，是当时共产国际在远东负责人员、资金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人物。他们被捕后，恰逢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指认出了牛兰夫妇，国民党才知大鱼落网了。

　　共产国际立即展开营救，并将具体工作交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为了打通国民党的办案人员，苏军总参谋部立即选派两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上海，而且两人互相并不知情。

　　其中一人，便是李德。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之后，李德本应返回。但在上海，他遇到了“故人”博古。博古此时接替了前往莫斯科的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因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处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作为代理总书记，博古要承担苏区军事斗争的重要任务。

　　对于这个从未有过任何战斗指挥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个无解的难题。然而，“答案”却是自己找上门来。

　　在博古看来，李德如同上天送来的礼物---此时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中国共产党，“外来和尚好念经”，更何况还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士。

　　当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战幕。几乎与此同时，博古力捧的“洋钦差”李德来到了瑞金。

　　到了中央苏区，李德立即被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前方所有的电报，都要送到李德住处，由其批阅，然后再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伍修权回忆，加上李德自身为人专横，这使得其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会场上的“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红军已在遵义休整了一个星期。这天晚饭后，中共二十位主要领导人齐聚在遵义旧城的一座二层小楼，酝酿已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

　　这是一座私宅，原属当地军阀柏辉章。柏辉章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第102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102师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伤亡惨重。

　　1949年国民党败逃期间，柏辉章回到遵义，后率部起义。后来这位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统战对象，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红军行军极为迅速，一路下来，进驻某地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还没来得及逃走，因而获得大量补给。柏辉章离开了，留下了这座小楼。

　　红军进入遵义，柏宅就成为红军司令部。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都在此住宿。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柏宅建造未久，又加之中西并具的风格，在当地算是奢华的。会议在二层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举行。头顶一盏煤油灯，众人围着一张长条旧桌坐下。因为领导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会议只能放在晚上。

　　曾担任张闻天秘书的国家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曾撰文说，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

　　接下来是毛泽东发言。他的发言很长，伍修权记得，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算是长篇大论了”。李德晚年回忆，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毛泽东的发言直指军事指挥问题，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博古和李德，说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毛泽东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反驳博古提出的敌强我弱的辩护，提出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即“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李德看着一堆人接连发言---因为不懂中文，他确实只能看着这群批判他的人。另外，他能做的，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此时对这个“洋钦差”的态度也跃然面上，由于会议时间很长，越到后来，他的翻译就越简略。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自称没有表态，而伍修权则说他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辩护。不过直到去世，他都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并对毛泽东充满愤怒。

　　但这已经无法影响事情的进展：随后的发言，几乎是一边倒向毛泽东和张闻天。唯一例外的是凯丰，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同样曾在莫斯科学习过。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书中写道，凯丰对毛泽东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是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

　　会议持续了3天，每天都从7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子夜才结束。博古、凯丰的辩护没起作用。此前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已是人心所向。

　　会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基本延续了会议上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发言内容。

　　新的领导集体随后产生。

　　“三人团”取消，军事指挥权交由朱德、周恩来，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不久后的几次会议中，毛泽东重新成为主要的军事指挥者。3月中旬，他与王稼祥、周恩来形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这是战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而在此前2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张本人在随后几年的岁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民主作风使得党内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讨论，毛泽东曾多次称其为“明君”。

　　在党史正本上，其后的一切胜利，无疑都在遵义会议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文革”后的纠错之路

　　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并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文 | 芦

　　1977年9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从全国各地选派的16万名代表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广场南端，高33.6米，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毛主席纪念堂刚刚落成。方方正正的纪念堂坐南朝北，北望天安门城楼。纪念堂大门正上方匾额上刻着“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亲笔题写的。

　　此刻，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正以党的领袖的身份发表讲话。一同出现在现场的领导人还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人。

　　华国锋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此前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举行。华国锋的此次讲话，是对十一大路线的概括。

　　一年前，华国锋和诸位老帅合力铲除了“四人帮”，众人眼看拨云见日。此时，广场上的人群各有所思。

　　十一大的遗憾

　　1977年，年中的北京颇为忙碌。

　　根据党史二卷记载，当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上一年10月6日，就在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以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上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但事后看，追认党的一号人物并不是这次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邓小平在此时复出了。这是他第三次复出，中央恢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被撤销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这时，距离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过去了11个月。历史的创造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但这11个月的经过表明，破旧未必立新，也可能是以旧代旧。

　　这期间，除了逮捕“四人帮”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推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彻底批判，一度换来了中共高层的警醒和自觉。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修订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审定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但随后历经十数年曲折，尤其是10年浩劫，个人崇拜的阴霾不但未扫除，反而变本加厉。

　　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席卷神州，庐山会议虽尝试纠正“左”倾错误，但由于党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长和少数人的推波助澜，矛头却迅速指向直言进谏的彭德怀等人。反“左”不成，却成了“反右倾”。

　　随后的三年困难，终于带来了七千人大会的反思。刘少奇直言某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这仍然不足以否定“三面红旗”。

　　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8月12日，十一大接踵而至。这次会议是“文革”后的首次全国党代会，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并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与此同时，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然而，代表们发现，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并称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两个凡是”还在推行，真正的转折便不会到来。

　　“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批判“两个凡是”的号角早已开始。

　　在十一大召开前夕，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邓力群晚年回忆道，刚开始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宣传口去审查时，受到原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的质疑。这位副总编辑说，这个说法和华主席的说法不一致，那个说法又和华主席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为了贯彻“两个凡是”，一切文章和宣传都要和华国锋的精神“对表”。

　　陈云得知此事后说，那好啊，既然每句话都要跟华国锋的话对比，跟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那就不要写文章，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载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如此，此文得以发表。

　　在十一大闭幕式，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刚一复出，便在会上展开反击。邓小平致闭幕词时，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武器。

　　8月25日，十一大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除了主席华国锋外，副主席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

　　马立诚在颇有影响的《交锋》一书中特别评论此事：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十一大的改变并不彻底，以至于人们日后只记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提十一大。不过，十一大确实为此后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地开始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以启用。有一人的复出在此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就是胡耀邦。

　　1977年3月，复出的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的日常工作；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两个工作岗位上，胡耀邦成为邓小平推动改革的得力干将。一方面，他助力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另一方面，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他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当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重大错案进行复查时，中央专案领导小组当即反对：这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这也是当时纠错工作的一个写照：混沌的局面中，两股洪流不断交锋。

　　1978年5月9日，一方突然爆发。当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当天，新华社发了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马立诚认为，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时，叶剑英要求把研究“文革”以来的历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组织800多名来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集中讨论这段党史。而其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

　　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在此前的7月21日，他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能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以此文为出发，热烈的讨论如核弹引爆，冲击波迅速四散开来。《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说：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科学真理。文章写成后，编辑部负责人心存担忧，谭震林说：文章的观点不能动，“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要认识三中全会，必须要提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召开于1978年11月10日的会议，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主要是讨论农业发展和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内容，似乎波澜不惊。

　　11月12日，陈云来到东北组会议现场，使得会议议程突然急转。他一来便问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二人当即同意。

　　随即，陈云做了《坚持有错必究的方针》的发言。他接连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陈云的发言是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一经简报刊登后，随即引发强烈反响。议题脱离了华国锋预想的轨道。

　　此前在英国访问的副总理王震，一回国便赶去参会。他在西北组的第一次发言便提出：中央要通过几项决议，解决好“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安排好一些老同志的晚年生活和工作。

　　会议重点此时已经转移到平反冤假错案上来。盖子一揭开，与会者畅所欲言。除了陈云提出的问题，从天安门事件、到“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全都成为会场热议的焦点。

　　面对压力，华国锋选择退让。

　　11月25日，他在会上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包括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陶铸、杨尚昆予以平反，认可对康生、谢富治的批判，并允许地方对当地的重大事件予以处理。

　　与会者感到，这些还不够。有人提出，这次讲话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给出说法。12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的定稿本中增加了一条：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服人。但中央对此说未予说法。

　　华国锋的“七三分”并非孤军一人。有人尝试通过十一大束缚如猛虎出笼的汹涌意见：“讨论真理标准，就是怀疑一切，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这种说法旋即被多数人的意见淹没。

　　会议开了超过1个月，甚至在闭幕式之后又讨论了两天。12月13日，会议闭幕式上，三个人发表了讲话。

　　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

　　叶剑英提了三点意见：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有好的领导班子”；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邓小平的讲话一锤定音。他直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这次中央全会，将长久以来压抑的意见大都释放。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是水到渠成。

　　休息两天后，三中全会召开。复出1年的邓小平此时已经成为全会的核心，他在此前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主题报告。而华国锋所代表的“两个凡是”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谁也不再提“文化大革命”还要多搞几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成为新的主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共只花了5天时间。

　　“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轨道。

　　这年的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施行。10月4日，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国家经济正逐渐展露新容。

　　但是对于1979年的领导人来说，向前展望还来不及展开。刚合上了历史的前一页，人们期待有所总结。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便提到：“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

　　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

　　这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诞生的背景。

　　当《决议》开始启动后，邓小平说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而在此前的当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为执政党总结历史经验确定了政治原则。

　　参与了此次会议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称，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并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晚年所犯的错误，是《决议》面临的最大难题。邓力群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个问题在征求意见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他主张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了，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

　　“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

　　这一提法使问题迎刃而解。但由于《决议》的时间跨度和政治重要性，各方始终争论不止。

　　10月 12日，在整个《决议》稿出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要求15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史称“四千人大讨论”，实际上参加的人数超过5600人。

　　大讨论后，《决议》再经修改。此后，陈云对《决议》的起草提供了富有影响的意见。他看了草稿后提出，论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应该在解放前花更大篇幅：只讲解放以后的毛泽东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这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呢？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谢春涛：中共“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

　　这两个问题，是最近一本中共党史著作的两个章节的题目。如此尺度，引起读者惊呼：连“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样的标题都敢写，“严重”这词简直太“严重”了??

　　该书名为《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自从今年3月上市后，销量接近20万，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之后最火爆的党史书籍，许多基层党组织选定该书作为今年的必读书目。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计划在“七一”之前发行此书的增订本。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外，书中还提出了另外十一个问题，比如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都可以总结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结果。”该书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望东方周刊》。

　　外在压力和人民性促使纠错

　　《望东方周刊》：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纠正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是我们党重视总结经验，也善于总结经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经典的论述。

　　毛泽东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延安时期，他就是通过总结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经验，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没有“文革”以来错误的总结，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邓选三卷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都是否定的论断，实际上都是对过去的错误的总结。

　　这和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系。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对“错误”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开始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后来是总结成功的经验，某种程度上讲，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江泽民1998年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讲，党的历史是蕴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什么意思？就是说党的理论都是从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

　　《望东方周刊》：共产党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的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外在压力，不重视就会灭亡。“文革”后期也是碰得头破血流，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所以，往往总结经验，是因为有压力，不得不重视。另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党的人民性，党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

　　“文革”后，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不回避错误。从“文革”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直到1981年总结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当年谈论错误的氛围宽松，当时看来谈论错误不是需要回避的话题，中央的总结是很深刻的，和后来走上新路直接有关系。

　　好动机未必有好结果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里“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一问题中，首先回答的原因是，动机和效果的背离。也就是说，过去有很多错误是方法的问题。

　　谢春涛：当年的大跃进有一条原因谁都不会否认，就是领导人太急了。为什么急？领导人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当年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提出来，不迅速改变落后的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毛泽东的错，错在以为可以用革命年代的方法发展经济。毛泽东在延安跟黄炎培讲，共产党要摆脱周期律，就要靠群众来监督政府。后来他搞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不是民主？今天可以质疑，这种急切的大民主必然带来社会的大混乱。

　　《望东方周刊》：关键还是，当时的制度不能保证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谢春涛：邓小平有句话说，制度更有决定性意义，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好人也会犯错误。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不以领导人个人意志转移为转移。今天我们强调决策科学化，也就是实事求是，决策要符合客观规律。

　　毛泽东自己犯错误，他肯定不认为自己违背了客观规律，追根求源，就在当年的制度、体制。毛泽东个人威望到了顶峰，但个人专断体制最终也伤了他自己。

　　今天，出腐败问题的干部，也是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些人常常有辉煌的过去，不然就到不了这个位置。

　　用制度约束干部动机

　　《望东方周刊》：但是今天常常不是动机和效果的问题，有些干部动机本身就有问题。

　　谢春涛：对。今天有些干部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头就是为了升官和私利，而私利是没有止境的。

　　《望东方周刊》：所以如果说当年是要对方法矫正，今天要矫正的也包括了动机？

　　谢春涛：动机不好把握。一个人出问题之前，不好说他的动机就是坏的。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更没法衡量其动机，所以只能用体制和制度约束，不管动机如何，必须在既定范围和规则内行事。

　　西方从性恶论出发，就要制约你。共产党不把人都想成是恶的，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党员的动机都能一直符合共产主义价值观，因此也得有办法限制权力。所以，制度的问题，制约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认为，因为动机问题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纠正动机比纠正方法更难？

　　谢春涛：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因为在制度上我们比过去有进步，虽然还不能说健全。制约专断的因素比过去多多了，比如通过正常的体制，人大、政协监督，每年的两会，还有新闻媒体，这方面作用很大。老百姓素质在提高，权利意识在增强，所以专断不像过去那么容易。

　　共产党的价值观给老百姓一个尺度

　　《望东方周刊》：除了制度建设，党对干部教育也一直非常重视。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比哪个党都重视教育。教育的是干部，是党员，但通过这些教育，也给老百姓传递了党的价值观。这并不是让老百姓跟着你的教育标准做，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可以用你的教育观来约束党员。这个作用比党内教化的作用还大。

　　党给老百姓一个尺度，老百姓拿这个尺度衡量干部。有的老百姓上访用的就是共产党自己设定的标准。现在很多老百姓在网上发言，对事情是非曲直的判断，还是依照共产党的这套价值观，虽然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望东方周刊》：比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就遭到了网民的大批判？

　　谢春涛：是。老百姓明白共产党的道理，有的官员这么说，就把自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老百姓心目中对党的理解绝对不是这样的。

　　《望东方周刊》：现在干部出问题的形势比较严峻，这会不会对党的价值观本身也造成伤害？

　　谢春涛：领导干部违背党的价值观，对党是很大的伤害。一方面通过价值观讲道德追求，弘扬执政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党也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方的政党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们不说这么高，老百姓也不会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这个追求肯定是对的，教育党员也是对的，问题是要求很高，反过来拿这个衡量党，肯定有一些还达不到。

　　《望东方周刊》：那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这套价值观？

从党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

　　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文/张启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称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党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历史规律。邓小平指出，研究党史的重点，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的重点，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迄今90年历史，像一座内涵丰厚的宝库，只要认真学习，一定能从中汲取无尽的营养和智慧。

　　我们党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一定意义讲，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认识从朦胧走向清晰、从感性走向理性的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某些时期对规律的认识不正确，导致对国情、形势的分析以及路线、政策的确定产生失误，给事业造成挫折和损失。

　　能否正确掌握上述规律，关系到我们党能否正确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也关系到每个共产党员能否自觉而热情地投身于党的事业。而对规律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来的。

　　对于党史上的经验教训，究竟应该如何认识？

　　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

　　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30年中所犯错误，有些人把账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这不符合实际，也无益于经验教训的总结。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杰出的历史人物本身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杰出人物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失误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分析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也必须运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当然，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有他主观的因素，有他个人的责任。这主要是他在晚年过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

　　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整个来说，我们党当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 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既然是摸索，就可能发生某些失误。例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失误原因，有理论准备不足而造成的失误，有受国际环境影响的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情况造成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在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较差，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无应有的权威。这种情况，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还有一点是，过去的错误不是仅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不应该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邓小平同志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样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邓小平曾针对一些同志不能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的曲折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能给予正确评价的情况，指出，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他的错误一定要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因为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经过总结，过去的成功和错误都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对于开辟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把历史的错误与历史的前进联系起来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

　　面对历史的复杂性，第一，要看主流。例如，“文革”发生前的10年(1956-1966年)，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之一，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错综交织。这正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时艰辛探索的写照。评价这段历史时，邓小平认为：这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要看到失误是前进的先导。比如对“文革”，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能够这样把历史的错误与历史的前进联系起来，是邓小平辩证地看待历史的一个范例。

　　与此相关，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回顾八大后这段历史时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失误，一则，它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则，它是成功的先导。

　　党史工作的重要社会功能是资政育人

　　恩格斯多次讲过一句话：“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党史工作的重要社会功能是资政育人，即从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党今天的中心工作和未来的事业发展服务。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领导全党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总结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典范。

　　在邓小平同志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明确提出了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基本要求。

　　党史，是经历过90年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学习、研究和宣传好党的历史，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