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前台接待礼貌用语:丘成桐赞

刘吉同

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最近在山东大学演讲时，又一次对中国大学的腐败“开炮”：“全国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够培养千名教授。”(中新网8，4)在我的印象中，丘先生对中国的高教一向是“炮声隆隆”。他说北京大学引进的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北大对此有异议。不议)；“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在金钱名利引诱面前，“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都不觉得羞耻”。他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产业化、大学合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奥数竞赛、院士制度等等，几乎都不放过(南方人物周刊2006，7，11)。他批判的锋芒还指向了科技界的“窝里斗”，连同国人的劣根性：“很多人有自卑感看不起自己。中国人另一个大毛病是妒忌，不能容忍中国人做出成绩”(北京科技报2006，7，2)。在当下“主旋律”之“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和豢养清客“哄然叫妙”的大合唱中，这样的声音犹如平地响春雷。

丘教授作为一位美籍华人，他的这种批评是对母国真诚的爱。面对中国教育的许多弊端，面对高校的日益党校化，面对学术界的种种腐败和丑闻，面对我国不出大师，六十年拿不了诺奖的尴尬，他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选择回避，更没有选择“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一类的歌唱，而是选择了“怒吼”。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人若患有重疾，张三为了讨好，说此人身体很好，李四则说病情不轻，需马上医治。究竟是谁爱“这个人”还用多说吗？“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丘先生对中国的真爱大爱，通过他的“恨”而一表无遗。

真爱国与假爱国，后果大为不同。秋瑾的爱国，献出的是生命；孙中山的爱国，让他长期流亡异国。而那些高喊“吾皇万岁”的“爱国者”，更大的可能是从体制内捞好处。革命的爱国方式虽已成为过去，但丘教授这样的爱国同样是有代价的。首先要得罪人。当今华夏，谔谔之声细若游丝，诺诺之音高亢激昂。这倒不是神州无有发出“谔谔”的能力，而是当下扼杀“谔谔”的力量太大太强了。凡掌权的，大官小官，多厌恶此声。权力的蛮横和扩张恰恰又给掌权者提供了一往无前的勇猛和无所不能的扼杀力。丘教授逆“潮流”而动，是会引来很多官人不高兴的。比如这次在山东的演讲，恐怕把全国的大学校长又得罪了。会不会得罪更高的，我看也不能排除，因为眼下不少当官的胸襟和雅量让人着实不敢高估。在中国，得罪了人，尤其是得罪了权贵，往往“后果很严重”。虽然那些“大学校长”们的权力还奈何不了丘先生，但是，作为一种生存环境，对母国又有着念兹在兹心心相连的情怀，常频繁往来于美国与大陆，这样的得罪总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再则，自身要抛弃很多利益。鄙人有个小小的观察，一个人只要抨击腐败批判社会，实际上就等于把庞大的“对手”都变成了自己的监督者。其批判的程度与监督的严紧成正比。这就迫使批判者做人做事要清白干净。丘教授在中国的任职和演讲分文报酬不取，连往返机票都是自己拿钱。他这样做，与上之我那个小小观察关系恐怕不大，以他科学家的高风亮节和数学大师的崇高地位及国际知名教授的丰厚收入，他可以完全不屑于那些“额外收入”。但是，抛弃利益而又把自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需要责任、勇气、担当和境界了，用虚名渔利者是根本不会去这样做的。丘教授说过：“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斯言及斯行令人感动。眼下中国教育乃至很多领域都患有“虚肿”病，正需要丘先生这样的大师、用这样的“一针见血”的疗法，来“帮助”中国。

鲁迅在谈到外国人对“中国固有文明”的态度时，曾这样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坟·灯下漫笔》)鲁迅这里所说的“憎恶”，我想绝不是憎恶中国的唐诗宋词，憎恶中国的黄山黄河，憎恶百姓的勤劳善良，等等，而应是憎恶中国的“人肉宴席”。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愿中国的科学教育，愿中国的政治不再弊端丛生而能有光明前途的同胞，都应该向丘成桐教授“诚意地捧献”我们每个人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