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爸爸和他们的“中等生”孩子

日期：2011-06-16 作者：樊丽萍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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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樊丽萍
    
    上周六午后，杨浦区五角场地区的一家咖啡馆。两位大学教授，张昌勇和T君，各自带着他们的女儿，在这里欢度周末。爸爸们喝咖啡、聊天，两个女孩在一起画画。
    
    如此慵懒与惬意，对张昌勇来说，已经久违了。女儿今年“小升初”，不久前刚拿到杨浦区某民办初中的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正是这一纸通知，才让张教授的生活恢复平静。
    
    此前一年，这位大学教授家里“战火”不断。夫妻俩的焦虑、紧张甚至争执，都围绕孩子升学展开。按照张昌勇的说法，升学这个节点，正是以他为代表的反叛应试教育的先锋精神，和以他太太为代表的世俗精神的一次激烈对抗。“此前几年围绕孩子教育问题的一切理念冲突，都在升学时集中爆发！”
    
    张昌勇周围，生活着一群有趣的“60后”大学教授：他们从小学习优秀，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如今都执教于名校，几乎个个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但正是这些教授，却刻意地让自己的孩子与“学习优秀”保持一些距离——这些教授的孩子，几乎都是班级里的“中等生”。
    
教授的孩子们
    
    名牌大学教授，平时指导的都是优秀学生，可自己的孩子却是班级里的中等生甚至差生？！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全称判断，但其背后也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南京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张昌勇来到上海，如今执教于沪上一所985高校。这位教授的女儿，在杨浦区一所小学读书。但凡了解张昌勇的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父亲，他们时常看见这位在课堂上意气风发的教授，下课以后就跨上一辆单车，骑车接送女儿放学。
    
    张昌勇“惯”着女儿，也不是什么秘密。孩子平时的作业基本在晚上9点前结束，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他和太太就一起上阵，帮女儿“干”掉一些题目。周末的时候，孩子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玩乐。当然，他的女儿也有些才艺，从小学习画画，也找老师辅导弹钢琴。但这些以培养兴趣为主，从不参加任何考级。
    
    当个快乐的小学生，越来越不容易，因为考试压力无可逃避。班上四十多个孩子，他的女儿总排在第二十到三十名之间。平时，无论是期末大考、期中小考，还是平时测验，女儿带回来要求家长签名的试卷，分数总不会让人有太大欢喜——一般处于班级中游水平。
    
    张昌勇总是想办法，不让女儿做分数的“奴隶”。他通常瞄一眼试卷，然后挥笔签字，鼓励孩子下次考得更好。“有些错误明显是孩子粗心造成的，那就算了，没必要苛责孩子。”倘若偶然出现一张分数不及格的考卷，他会多看几眼，发现女儿有知识漏洞，就给她补上。
    
    这样的宽松态度，和他平时指导学生的要求极不相称。“女儿还小，心智太不成熟。”张昌勇这样为自己开脱。
    
    如此“对孩子没要求”的家长，免不了要被老师拉到学校去“谈话”。“你女儿智力水平不差，但成绩总是中游，一看就知道没有在外面补习。不去补课，成绩怎么能冲到前面去？”
    
    张昌勇很理解班主任老师的“好心”，但他从不理会。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同事朋友的孩子，都是中等水平——与其说，这样的结果是教授们“无为而治”，倒不如说，是这些教授故意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放水”。
    
    时常和张昌勇在一起喝咖啡聊天的T君，执教于沪上一所名牌大学的英语系，他教的是“全上海英语最好的学生”。但他读初中的女儿，英语成绩在班级里却是倒数几名。
    
    张昌勇还结识更大牌、更有名的教授。比如在哲学界赫赫有名的S教授，他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长期徘徊在班级的中下游。但当老爸的照样悠然自得，“现在出问题的是学校教育，怎么能怪我们的孩子。”
    
    这些教授爸爸，对孩子的爱护几乎到了“溺爱”的地步。
    
    张昌勇结识的S教授，过去从来只在核心期刊上发文，和大众传媒保持距离。但最近几年，他竟然也努力发挥自己的话语权优势，挺身而出写了不少呼吁高考改革的文章。S教授曾坦露过他那个不切实际且充满私心的想法：女儿现在读初中，如果我们一起呼吁高考改革，说不定那时候高考真的就改了，那么我们的孩子最终就可以获得解脱。
    
    久而久之，张昌勇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中等生家长俱乐部”。他和他的教授朋友们自发在周末组织聚会，大人聊大人的，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则聚在一起，尽情玩乐。
    
    谈起这个所谓的“中等生家长俱乐部”，张昌勇说，实属无奈之举。随着孩子年级增高，周末的玩伴越来越少，孩子的同学都在外面补课。最后没办法，身边这些沆瀣一气的教授朋友们，开始组织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玩。“他们可能不是学校老师眼里的优等生，但一个个都非常健康、快乐。”
    
拒绝补课的代价
    
    张昌勇那个“中等生家长俱乐部”里，教授爸爸们的学科背景各不相同。平时讨论起学术问题，时常是“鸡同鸭讲”。但一谈到中小学应试教育对孩子的伤害，话语系统竟高度一致——人人都有一肚子牢骚和怨言。
    
    T君曾经很认真地和张昌勇讨论过孩子的英语学习问题。老爸的英语出类拔萃，可孩子的英语竟然学不过普通人家的孩子，是够丢脸的。可T君发现，女儿班上的孩子之所以英语好，全是因为在外面参加了补习班。还有不少人已经在搏击各种英语等级考试。但作为大学英语教授，T君从不舍得，也不允许女儿去参加任何一种英语应试操练。
    
    孩子的课余时间是有限的，鼓励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是从事可以让自己学科分数能够大幅提高的应试操练——做这个选择，考验的是家长的价值观。
    
    张昌勇和太太起争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的价值观不同。“在孩子的优秀和快乐之间，我绝对选择快乐。”由于职业关系，张昌勇对优秀生并不感冒。相反，他比一般人更清楚成为“优秀”学生的代价。如今大学里，很多高分考生无不是中学题海战里勤操苦练的典型代表。“从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看，应试教育在短期之内很难有质的改变。孩子考大学的路还长着呢，就小学这些知识，能占多大比重？为啥要让我的女儿从小拼搏考试？”
    
    问题是，这些信誓旦旦地要与应试教育对抗到底的教授们，基本都在升学季——应试的最关键节点上，败下阵来。
    
    过去几年，张昌勇眼看着周围的同事为孩子升学焦虑；到了今年，他亲身经历了这种“升学恐惧”。
    
    关于“小升初”，市教委今年出台了“新政”，规定5月起统一实施网上报名、招录。但其实早在春节过后，一场升学大战就率先在名校里打响了。
    
    张昌勇的女儿成绩虽中等，但目前就读的小学，整体教学水平还不错。冲击名牌初中，也不是没可能。但很快，孩子就因为才能一般，被杨浦区的一所名牌初中给拒了。
    
    第一次失利也算正常，夫妻俩于是给女儿打气，再给别的初中投递简历材料。结果，夫妻俩心目中最理想的几所初中，没有一所录取这位教授的孩子。
    
    张昌勇这下慌了神，家庭气氛也骤然紧张。太太自然把升学失利的矛头都指向他长期以来对女儿的“放任”。“一不参加奥数，二不参加补习，在升学时实在太吃亏了！”
    
    此时，“中等生家长俱乐部”里，有个“马后炮”同事也适时给张昌勇带来一些内部消息：名牌初中选拔小学生，都不是按照正常小学生水平选拔的，“他们更希望选到小学生里的初中生。”换言之，小学阶段不提前学习一些初中的内容，不参加奥数班，孩子势必不可能在这类名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年前，这位同事的孩子也被多所名牌初中给拒了，最后是千方百计动用“人脉”关系，才进了一所名牌初中。
    
    张昌勇当即决定，就让女儿读普通公办中学。毕竟，当大学老师的一大优势，是子女通常还有一个大学附属中学可供选择。可他太太这回誓死不从。因为对口的大学教工子弟学校只是一所办学水平普通的公办学校。而根据坊间的说法，“初中不读民办，高中就要读民办”。张昌勇推不掉太太抛来的烫手山芋——一定要为孩子“搞定”学校。
    
我们能保护孩子多久？
    
    翻开电话本，打了一切可打的电话，虚心向那些“中等生家长俱乐部”的成员们讨教孩子的出路问题。不打听还好，一问之下,张昌勇才发现，阵营里的那些教授们，十之八九都向应试教育妥协了——迫于太太们的压力，好几个教授最后都把孩子送去了升学率相对高的学校。
    
    “让孩子在普通公办中学读书，老实说，我也不敢。”张昌勇最后和太太统一意见，决定让女儿上民办初中。纵然民办学校在招录政策上本来就和公办学校不同，学校和学生家长之间可以相互选择。但张昌勇说，自己最后倒向太太那边，其实是内心里另一种不满情绪作祟。“经过上一轮洗牌，上海过去的很多公办优质初中如今都转制成了民办学校。眼下的公办初中，在办学上实在没多少特色可言。”
    
    作为父亲，他可以容忍女儿是个成绩平平的普通学生，但作为教育工作者，他当然希望女儿能够获得最优质的教育。个中理由是：“一个糟糕的老师，将会泯灭孩子对于一门学科的兴趣。而好的老师在哪里，不就在那些待遇较好的民办初中吗？”
    
    五月初，女儿收到了杨浦区另一所民办初中的面试通知。张昌勇承认，这是他动用周围“人脉”的结果。按照正常情况，或许女儿根本没有面试机会。
    
    这几乎是孩子最后的希望了，张昌勇再也不敢怠慢。面试的时候，这位大学教授第一次放弃他平日抨击中学应试教育时的诸多“恶毒”用词，以一个教育界人士的身份谈自己的女儿。“我的孩子现在确实不怎么优秀，但她从小没有补过一节课，能学到现在这水平算不错了，说明她智力没任何问题；我相信，她进了初中以后会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张昌勇不知道面试老师是否是被这番话感动，最后才给了女儿一张录取通知书。但他本人，却被自己深情并茂的讲述感动得要死。
    
    终于过了“小升初”这关，女儿又开始往常的快乐生活。但张昌勇也不免为孩子的未来捏把汗。“读了初中，以后就要考高中、考大学，我还能为她遮风挡雨多久？”上周六喝咖啡的时候，张昌勇和T君很认真地讨论孩子的将来。“你女儿就算以后考上复旦，按照现在的规矩也不能留在复旦任教。北大、清华也是一样，防止近亲繁殖。”T君说这席话，不过是在“好心”开导张昌勇，名校情结可以降温矣，读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
    
    而张昌勇的思路则恰好相反：就算没日没夜复习、考试，拼尽全力考上名牌大学，那又怎样？“不就是当我们这些人的学生，听我们上课吗？”
    
    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张昌勇，是如今高校里执棒教学的“中坚”教授的典型代表。比起更老一辈的大学教授，张昌勇这一代人的学历要完整得多，从小学到大学，没有因为遭遇特殊历史时期而中断。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留过洋，见识过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治学方略。但张昌勇对自己却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这一代人，只能算上过大学，但对比真正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国内985所高校的水平还差得很远，我们这些教授的水平和人家比起来，也差得很远。”
    
    按照张昌勇和T君的看法，或许要到20年后，国内高校才能真正完成师资“换血”，迈上“一流”的台阶。“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一流师资。我们这一代人虽受过完整的学历教育，但总体教育质量不高，我们接受的学科知识相对陈旧,老师的教学方法也比较老套，缺乏国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等后来到大学任教后，我们才有机会拓宽眼界，为时晚矣；但我们的孩子有机会摆脱应试教育的樊笼，从小开始创造性学习。等他们这代人今后留学归来，执教国内高校，或许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完成治学土壤再造，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遵采访人意愿，文中张昌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