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北湖区领导班子:化解物价上涨有何难?!

    最早识破人世活动有规律的应该是孟子，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按古老笼统的纪年概述方法，夏商西周三朝代，各领风骚五百余年，五百年一周期，则必有王者出世兴人世！孟子所言确实有史实作依据，然而，王者治乱世而兴人世，乱世又是如何之乱因何而乱，孟子则未详说，或许其时已有《尚书》为据。

    《尚书·商书》的“汤誓”、“汤诰”还只是将乱世罪斥夏桀一人，“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夏王减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尚书·周书》的诸多篇章则不仅只是讨罪殷纣昏君“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而且“民用大乱丧德”也是“天惟降时丧”而绝殷虐民的重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商罪贯盈”之中还有这样的一些词句：“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牺牲粢盛”、“淫酗肆虐”、“秽德彰闻”、“暴殄天物”、“玩人丧德，玩物丧志”、“饮食醉饱”、“荒腆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惟逸，非天虐，惟民自速辜”！至于“酒诰”、 “无逸”之篇章几乎就是明指“百姓有过”了。历代不时有人复古尊称殷商纣王为帝辛，认为帝辛也是位有作为的君王，但不论怎么评说，帝辛殷纣就是世乱之时的亡国之君。只从经济状况分析则明显可见：商殷是亡于乱而不是败于贫！因为，除上述证词之外，周武王“受天命”而“大正于商”，其中就还包括有“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周武王还声称表白自己与殷纣的不同：“不贵异物，贱用物。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

    如果说因远古而殷商灭亡的原因还不够清晰明确，那么接下来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又是五百年之后，周室东迁，进入春秋。春秋战国之乱世则已是百家诸子纷纭辩说，只需摘要简说，

    老子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簿而乱之首”。老子认为，当大道废弃，六亲不和，国家昏乱之际，才有所谓礼义仁德和孝慈忠诚。在老子眼里，什伯之器添奢华，舟舆之乘远迁徙，甲兵之师致凶年，法令之彰多盗贼，忌讳之多民弥贫，失道乱世是民不畏威，民不畏死！孔子则一言以蔽之：“礼坏乐崩”，其担忧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其主张的是“重义轻利”。墨子指出：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就可以代代富贵，这种宗嗣之礼没道理，骨肉血亲非贤明，若治国其乱可想而知。墨子主张废骨肉血亲的宗嗣，赖其力者生存，选贤用能以治国。由此可见，其时的乱世也不是粮产器物绝对的贫乏短缺，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乱世原因已有多方面深层次的探究，最主要也最明显的原因还是国家政治的动荡战乱与贵族宗嗣的贫富不均！

    春秋战国也是五百余年，华夏中国已接近兼并时代的末期，其间，商鞅变法终结贵族宗嗣，秦国强盛崛起最终统一中国。统一的大秦帝国仅存十余年就二世即亡，大秦帝国虽短暂，但并国战乱与贵族宗嗣已成历史，小农家庭的民事均等与国家朝政的赋役公事已经成为华夏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构架模式！秦亡的直接原因是朝政内乱和竣法逼反，与经济形势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西汉起，国家的战乱动荡、兴繁强盛以及衰败没落，都与货币经济明显且密切相关，我在《货币三章》第一篇的《货币的值与价》里已经列举史实概略简说，从此以后，五百年的周期时限已不再提及，古往的贫富累积殊悬致祸乱需数百年，而在商贸发展之后，盛极而衰，衰乱再图治的观念见解则因史实事实反复演示而成为人世常识！人世生活的安定富裕和市场交易的兴旺繁荣是人心向往的太平盛世，但盛世兴繁却又总是推高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必定致使工商萎缩凋敝，还更加显露出贫富悬殊的恶果弊端，农民起义战争就一次次爆发，不是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也是战乱世荡的家破人亡！历来治政常用的税赋调节变革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所以，盛极而衰，衰则世荡的祸乱也就令人困惑地反复再三地展现演示！

    西方欧洲在十三世纪末年才惊觉醒悟华夏文明的超前伟大，他们在人文启蒙思想变革的同时，引进东方中国的农耕技术，经过二百多年的传播普及，农业产量增加且翻倍，这才有了剩余劳动力促进了手工业规模经营的扩张发展。但就在手工业及商业兴起发展的十六世纪中叶，物价上涨在欧洲各国先后普遍出现，西方的经济学才由此萌发。《货币三章》的第二篇《货币的实与虚》就是对西方货币经济认知演进的点评梳理。

    马克思根据英国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财政的资料数据，并吸收结合前期货币经济的各种论说，写出了《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资本论》的伟大就在于马克思从货币资本的运动过程里发现了货币流动的规律周期，并深入分析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还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社会规律！继马克思之后，研究经济规律的人实在太多，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也都是其中之一，还有美国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邦德·凡勃伦是以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经济变化的数据资料为根据，再次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而爆炸！然而，经济制度只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动荡战乱的人类社会祸患灾难在衰竭平息之后，人们还是得在国家的社会制度下生存生活，社会国家并没有爆炸毁灭，所以人们转而专注对货币金融经济活动现象的研究分析，可惜西方人所欠缺的正是历史，当实物货币被信用货币彻底取代之后，西方人再也无法概述货币的本质，货币金融经济利益全部都沦为政治利害争夺的工具，不仅没能避免经济危机而危害国家社会，还牵连祸害所有经济贸易交往密切的国家地区！

    感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曾经普及，感谢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经济规律学说对我的启迪指引，我已经清楚明白地知晓，要真正溯源穷根究明研透货币的经济规律，只有依赖发掘华夏中国文化文明的丰厚底蕴，我们的远诅高宗先辈前人将他们对货币起源运用演进发展感受思虑经验教训都作了书载文录，为子孙后代遗留下宝贵财富，华夏中国的货币经济历史是人类社会唯一的长达数千年的从起始演进就有载录的珍贵史料，只需对古往今来的货物货币商贸演进历史序时察看，那么，货物货币的本原本质，商贸价格的关联关系就可以辨识得明白清晰，破解人为形成的物价上涨贫富差别就有了据实认知的事例证明！《货币三章》的第三篇《货币的象与数》就是历史真实全貌地概括论述货物货币商贸的数量价格关系，中国的经济学由此而奠基！

    既然如实梳理论述了货物货币和商贸的数量价格关系，那么辨识认知物价上涨的原因也就其实很简单：物价上涨是物产有限与货币欲求无限而难以均衡的数量纠葛膨胀，物价上涨也是世俗普众欲求心愿的行为必然，物价上涨就是难以遏制的趋势趋向！当然，这些认识判断都是根据货币演进的真实历程，并由普世史实予以充分地再证实：物价上涨使得单个货贝嫌少而成串，两串为朋才便于货易交换；铜钱用了几百年，也是零散使用太麻烦，一串千枚称为贯；铜缺钱荒不够世用，历朝历代都是尽力扩增钱币铸造量；铜钱增多也难以满足欲求，铁钱纸钞同登场；纸钞滥发难止欲，高价银锭铸元宝；铜钱银元黄金纸券钞，合流共通更是物价纷乱；黄金贵重而得以大开发，但金本位也只流行一时数国并未长久更难以普及；金块与金汇兑本位都只是贸易差额结算，而贸易量的世界性扩展致使黄金还是不够用，世界各国只能发行信用货币流通将实物货币全部代替！

    货币欲求无限度非常容易理解，物价上涨的趋向趋势则不免还是会招致质疑，因为社会动荡变革可以更新定制价格体系，因为社会发展进步可以扩展衍繁价格体系，因为社会制度政策可以调节控制价格体系，还有天灾荒年也会致使价格体系大变动，所以，市场物价的上涨和价格体系的膨胀并不是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同步同比递增，所以，物价上涨的趋向趋势存在起伏延宕迅急的状态形势！但是，任何国家无不对物价上涨担忧畏惧，物价上涨的危害延续恶化必将促使人世社会的多种弊端集中显现爆发，最突出险危的是贫富分化，工商消疲，法政失威！正是由于物价上涨反复祸世，所以盛极至衰而图新治就成为历来见惯的人世周圜，正是由于物价上涨危害显著，所以世界各国无不主动被动地采取这样那样的举措方法以防范调整化解物价上涨的趋向趋势，自然也就积累了大量的错误失败显效成功的各种案例，只是缺少统合归纳以定名而成就大道规律！

    华夏中国的炎黄子孙历来重实务实，历来也重视史实事实经验教训的文录书载，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查看到抑制物价上涨显效成功的事例。西方欧美从手工业起步到现在，也有了几百年来对物价上涨其应对的零散记忆，同样也可以看到显效成功的事例。其实，我在《货币三章》的前两篇里已经都作出了摘要陈述，如果有人愿意发掘历史资料，深入钻研搜寻，我相信，肯定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事例证明！

    物价是货物价值的货币反映，货物贵贱也就是物值货币的大小多少。自西周起，就有了关于母子钱币与物流的关系记载，《逸周书·大匡》记周文王在位时曾连遭三年天灾，文王召集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等等官人，朝之于大庭，问政罢病，其中，关于货物货币则有一言：“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若钱币轻小不足用，应作大钱若母以便携子币小钱并行，使得贵贱货物都有资金钱币可易，则物流而无滞。西周时的母子钱币主要功用还在于资助物流货易，至春秋时，货币轻重均衡则是对市场物价所掌控。

    物价上涨当然首先反映在货物货币的市场交易，价平市稳就是安定民心的重大治政举措。楚庄王以为币轻而更小行大，但招致市乱民不安，市令将“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三月市必倾”的事态趋向如实上报，国相孙叔敖及时请令复如故，楚庄王许之，而市复如故。《史记·循史列传》的这段记载并没有直言物价上涨，只是以“庄王以为币轻”作述，“庄王以为”一定也有事实道理，不过，“以为币轻”的状况没有详细描述，但大币致乱却以事实说得明白，所以很快就纠偏复如故。

    几十年后，周景王“将铸大钱”，国卿单穆公则极力劝止。单穆公论说古往的“量资币，权轻重”的钱币发行道理：“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民愁钱少不足用则发行大钱，物有易资，民所得而货无滞。“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钱重物微即价高不堪，作轻币小钱流通，小钱轻币多行则大钱亦相随，大小钱币均可利用。单穆公还特别说明提示：废轻而作重，民失资则贫，国用将匮乏而多加征，民众难以奉征则必流离远去！况且，大事（兵战或天灾等）未至应有国备，若来至则有备可行救助，可先备而不备是怠慢国事，可不为而先乱为则是招灾！

    由此记载已可简略窥知：当币轻钱少之际，作母钱行大币，则可资货易物流而不滞，实际上就是资币以物流物用激物产，或者以当代语言说成是增发货币以消费拉动生产发展！当币重钱多之时，则用轻钱行小币，重钱不废但已脱离流通，当子币小钱多行时，重钱则重返流通，此即以行小钱治价高不堪重之法，用现代词语表述就是货币贬值！

    显然，从西周起到春秋时期，以货币轻重资物易均市价，已是通识！而且，南楚北周的卿相一致反对“更小行大”、“将铸大钱”，可见对不堪重币大钱的危害后果已有认知定论！及至战国末期，各诸候国所流通的刀状币、圜轮币、布铲币、蚁鼻钱都趋向比原有的实用物更小、更轻、更薄，这就更是证明物流货易的商贸在持续发展，而且货币的轻重论已是常识认知在应用施行！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各地钱币各不相同，连权衡轻重的标准都未统一，而且以物易物的古老交易方式还普遍存在，钱币流行也还不是全部货易之必需，所以，先秦的钱币轻重论虽说已是睹象知义致实用，但若用来评说化解物价上涨之法，那还显得非常单薄，还需要补充事例以加大说服力！

    汉初是国匮民穷，经二十年休养生息，至高后（吕后）时，天下平定，农工商生机兴起，故“复弛商贾之律”，高后执政八年之后的“文景之治”，就是华夏中国统一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太平盛世”，《货币三章》第一篇《货币的值与价》里已引用《史记》《汉书》言辞予以表述。然而，太仓之粟充溢至陈腐，府库馀财累盈不可数，朝廷食货充裕，而且民富家足，廪庾积满，牲畜野养，但接下来的却是“物盛则衰，时极则转”，“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盛极转衰有多种现象，除去征战与天灾，从货币经济角度察看则是贫富分化、钱币大乱、法政失威！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黎民重困”，“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富商大贾则侍财役贫，“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这还仅只是《史记·平准书》一篇所言摘录。

    从汉文帝以“称衡钱”废《钱律》之后，民间铸钱已渐失规范，小钱屡见，假伪钱亦出。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后，重启国家铸钱。至汉武帝建元年，钱不够用，“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钱益轻薄而物贵”，于是以“皮币”募资，以“白金币”作为高值大钱，由于“白金币”是超值币，引发“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钱币轻重不等，且杂乱之中掺假混伪，钱币大乱！

    钱币杂乱则市肆不便，其价值失信而民互疑，盗铸成风，刑斩十万不可禁，私下互杀不可数，罪囚百万不可止，法政失威已不可信！

    如此货币乱象持续几十年，至汉武帝元狩六年由上林苑三官府督铸五铢钱才真正统一全国币制。人们往往只看到币制的全面统一，法严令具，却忽略了币制的另一项重大变革：十二铢的“秦半两”由“五铢”钱替代，实际上就是贬值一大半的“轻小钱”！尽管此前已有过四铢三铢的轻小铜钱及更小的榆荚钱，甚至假劣伪钱，但唯独“五铢”是朝政颁行全国统一的第一次货币大贬值！

    “五铢”钱独行，则迅即平定盗铸之风，经济形式亦好转，但由于还有“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经济政策的先后同期实施，货币贬值的好处优势并未单独显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统一的轻小钱币的贬值没有见到任何弊端危害坏处！

    春秋时，“轻重”作为绝对无数而相对量变的人世普遍可见的状态形势和辨识认知的观察思考方法被齐国名相管仲全面地运用于评说议论治政、信义、农耕、工器、商贾、珍宝、财富、货币、税赋、兵战、刑律、应时事务……等等相互关系，并广为流传，即后人汇编的《管子·轻重篇》，货币的轻重论因其经典显实效而被延伸泛用，货币轻重法则反倒已淹没在其间，没有获得应有的特别重视！汉武帝时的钱币轻小的开创性重大变革，也没有得到单列的评论总结，实为历史的缺憾！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必将继续持续，而物价上涨也是不改其趋向趋势，所以，物价上涨的累积危害仍然还是反复地再现人世，造成一次次祸害灾难的动荡时局！

    汉武帝货币改革后的百余年，王莽摄政进而篡权，王莽不懂治政经济却贪图“礼治”虚名，“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其自作主张人为复古地更改货币体系为“六泉二十八品”，灾难性后果迅速显现，《汉书·食货志》载：“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货币物价乃庶众交易长久形成，岂可无知乱改乱设置？！王莽乱为自招灾，战乱世荡之中而自身灭亡！

    东汉二百年，其间自然灾害的年份本来就多，至末代时，朝廷财政困难，应是物价普涨再现，万民饥流，民变不止，朝廷维护政权延续而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段决绝严酷惨烈，却无知不敢货币变革以顺应经济时势！物贵价踊对于世俗庶众来说就是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黄巾军大起义，东汉倾覆裂分！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的币制混乱时期，而物价上涨的趋势隐于其中，金银以两计，铜钱穿贯用，已经出现，并有了文字记载，这反映的其实就是物价在上行！隋文帝杨坚再次统一中国后，立即再统币制，这也说明货币经济对政权巩固安稳的必要性！只不过，隋朝白钱掺锡铅以降低铜材消耗，这本身就是铜钱在贬值，但这种方式予人以隋钱虚伪的表象，所以，民间的掺假铸钱也是难以禁止！

    隋朝短暂，唐高祖李渊登位第四年就再行货币改革，连铜钱称重计量的铢垒单位也一并废止。“五铢”改“通宝”，实际上也是五铢改为二铢四垒，铜钱再次轻小贬值也是一半以上！此次钱币改制决策果决配套周密，应是慎重考虑之后而实行实施，但正史中只有史实记载却缺少议评（或许是史料佚沉而查阅欠缺不便）。正是有了此次币制变革的重大成果，才有了接下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从唐太宗之后的唐高宗李治承位不久的显庆五年，假伪恶钱又渐成患！据《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唐朝不足三百年，却有二百余年为钱货所困扰！商贾不通则米帛踊贵，而铸多钱贱也是米粟踊贵，价踊物贵引发私铸犯法者日蕃，恶钱不止而奸亦不息，盗铸蜂起，游民依山陂海而铸，吏莫能捕！自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开始，钱贯扣减“垫陌”税钱仍充贯钱使用流通，缺铜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至唐末时，“垫陌”扣减铜钱已达百之十五，限铜禁铜的诏告敕令都是重申明命，甚至熔佛铸币，而且部分替代铜钱的“飞钱”已由三官府共督专司，这些状况的经济背景中都少不了物价的趋涨上行！

    “垫陌”扣税其实也是一种钱币贬值形式，但却是一种明知缺失却还要充整的强迫虚伪方式，是一种非全部货币非全部货易的贬值方式，官允的虚值与游民的盗铸不仅致使币制交易杂乱，而且朝廷政刑失道义，世俗道德遭蚀侵！更重要的是，被动缓增部分地混杂贬值与大唐兴繁持续物贵累积的年久程度却并不相匹！所以，物价上涨趋向趋势还是导致国用缺乏朝廷加征，而价踊物贵和税增赋厚则加速贫者愈贫！贫苦农民的起义战争必然地不可避免地爆发！大唐没落分崩离析！

    五代十国总共仅存几十年，宋朝再度统一中国，但其疆域不及汉唐。宋朝的治政具有“防弊失本”的特征，货币政策亦同样如此。作为“防弊”，自宋朝起，钱币官铸国控不再动摇反复，连铜器匠作都纳入官坊控制，而“失本”则是至西周起始的钱币“轻重”理念已经全部遗弃，其实行的是以钱币增发顺势顺应生产商贸发展对货币扩张的无止尽的需求欲望！

    宋朝的货币增发呈全方位展开方式，既有铁钱的局部流通，还有大力发展的冶铜铸币，不仅有高值贵币的碎银银锭参与买卖货易，还有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等创新的纸钞印制发行。货币增发当然可以殖物产促物流，宋朝的科技进步和文化兴繁也都是首屈一指！但是，商贸的兴繁发展和货币的持续增发必然导致物价的持续上涨，工坊歇业，商贸凋敝的经济恶化现象都已经显现，最大的危害当然还是加深贫富差别悬殊，贫富差别悬殊只会累积怨气仇恨，法乱俗恶的犯罪冲突日益增多则意味着动乱动荡，而且，累积的怨气仇恨一旦爆发就是藐法斥政的起义战争！宋朝的史实正是如此，蒙元铁骑则趁内乱国虚而入，宋朝灭亡！

    宋元明清都是采取货币增发方式适应世俗经济，那么就必不可免会产生贫富分化，即便尚未激化为起义战争，贫富悬殊就日益明显！从宋朝起，皇亲国戚和士大夫官僚就不再是唯一富贵显赫的势力，大地主和大商贾积聚财富的同时也自然必然地维护财富而形成地方豪强势力！元朝统治时期不长，民族差别的严酷暴政也使得经济发展并不大，但地方豪强势力却已是“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至于明清两朝的地方富豪更是多多且影响极大，除了正史野史的记载评议之外，中国的钱庄票号史，园林建筑史，家班戏剧史等等的发展经历都可以看到官僚地主富商们的奢华淫逸的生活状况，而且朝廷官员的行政治理也离不开地主商贾地方势力的钱财赞助和人脉支持！

    其实，自宋元明清以来，小农经济的官民上下结构已经改变，士农工商也不能概括世俗众庶的归类差别，社会结构和社会差别冲突都已经多元化，但贫富差别是根本，其悬殊越大则危害越多！“贫则奸邪生”，致富无望而失意则生诸恶，懒惰、卖身（卖淫或充任打手帮凶）、赌博、流乞、欺诈、偷盗、抢劫、……，而仇富嫉恨的心绪亦日益累积，由于富豪已经形成势力，贫者反抗不易，压抑愈久的怨气忿恨则愈强烈，因而起义战乱的规模越来越大！只需查看宋元明清以来的史实就已经证实得明白清晰！（《货币三章》的第一篇《货币的值与价》里也摘要列举了部分农民起义的越来越大的规模声势！）

    贫富差别本是寻常世象，然而，其差别成悬殊必然导致世乱！富者谋利，贫者谋生，谋利谋生趋向极端则皆是失道义藐法政，其结果必然是冲突对立。国家的稳固本在于奉公安世和民，力求人际和谐贫富均衡，而自宋朝起，特别是明清两朝，“儒学”日兴至独尊，后世“儒学”的明显弊端就是排斥异己与割裂分立！排斥异己致使历来许多已经验证的正确认知见解遭抛弃，如兵战军事与钱币轻重，割裂分立则将统合政治分解为儒教宗旨，比如：人世礼分事分而有贵贱差等，但和而不同与以贵欺贱却是善恶两途！又比如：贫富差别不可齐，但差别数量致悬殊则成为人为争斗世荡的灾苗祸根！还比如：承本维和原为正道，但固国之本不仅只是政本，兵本民本也不该废失，维和本是为安世，而一味地委屈退让，甚至可胜已胜仍是退让息战实际上就是弃道纵敌自招灾！类似事例实在很多，这也就是清末民初有不少人“反孔斥儒”的原因之一！

    东方中国遗忘了货币轻重，西方欧美却继而尝试探究应对物价上涨货币升值通货膨胀的种种办法方式。

    欧洲从手工业兴起，商贸跨国发展的十六世纪中叶起就普遍领教品尝物价上涨的痛苦困扰，货币经济的危机状况所生成的困惑探究还促成经济学逐渐形成专业科学之一。欧洲国家在应对物价上涨经济危机的历程中也尝试过不同方式，发动战争转移危机就是至今都还在使用的卑劣残暴手段，利比亚战争就是现实最新的必须高度警惕的现实事例！

    非战的货币经济方式则是货币发行的改变。货币追求无止境的欲望最初表现的物价上涨催生了“货币数量论”，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是南美产出的金银过多而导致货币增加大于货物增加，一百多年的碰撞折腾，控制货币发行的国家中央银行逐级诞生普及，“货币国定”亦渐成常识，后来还是不断发生的物价上涨就不再被认为是贵金属货币过多，而是银子不够用，必须用价值更高的黄金货币的全流通才行，这就是黄金本位制，生产商贸的持续发展与货币追求无法满足的欲望致使黄金也根本不够用，而纸钞的自主发行更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危害频繁现身作恶，“金块主义”能够制约纸钞滥发，所以“金块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也在西方流行百余年，然而，欧美各国都看重崇拜黄金，其利益宪政的相互争斗争战又剥夺并囚禁了黄金的自由，各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钞完全替代了金属材料的黄金货币，但纸钞的印制便捷更难抑制国家财政与个人欲求所共同对货币追逐的贪婪，物价上涨更是此起彼伏，于是，纸钞货币贬值出现了新形式！

    华夏的唐宋出飞钱交子会子，金元印交钞宝券宝钞，但纸质货币印制似乎仍无惯例定制，“其制无文籍可考”，其实，稍作观察辨析，其创新之中还是存在承续不变的朝廷财政经世济民的原则方法，这也必须明确地赞赏肯定：纸钞官印政出，这就是最重要根本原则的货币发行控制方法之一！纸钞限时限地的发行流通，这就属于财政主权坚定不移而具体运用则可以视情况变通施行！纸钞无需冶铸资费，可以印制大币小钱，破旧纸币回收置换只收取工墨费，也就可以尝试摸索纸钞调控方式！纸钞滥发显现弊端祸害，则改版更名重新印制发行，这就是纸钞调节最简捷正确的方法方式！

    由于欧美人不知道纸质钱钞票券产生的真实原因，他们为了储金藏金而纵容纸钞滥印泛行，在信奉“货币国定论”和“货币名目论”的德国就显得特别突出！一战之后的德国因战败赔偿和战后恢复而盲目地印发货币，通货膨胀显现：钱多物贵则生活成本高昂，生活费上涨则农工凋敝，农工萧条则物匮价涨，如此恶性循环，德国经济已近崩溃！1923年年底，德国国家银行将黄金储备量作为新货币发行限额，以新马克一比三十亿的比例兑换旧马克，1924年全部兑换完成，马克急剧贬值，德国马克却得以稳定，通货膨胀迅即消退！

    这次德国马克的大贬值是西方欧美货币金融事务中最典型的一个事例，但作为一个战败国的货币经济现象却并没有引起货币经济学术上的注意，世人所关注的更多是美国银行对德国予以数亿美元的巨额借贷和战败赔偿方式的改变，其实，马克贬值的方法方式才更应该分析总结记取！马克贬值的成功有两点：纸钞面值缩小与发行数量控制。必须特别提示的是：贬值就是钞票面值缩小，轻与小则存同义，不知不觉之中还是华夏的“轻重论”在证显效力！至于马克与黄金存量攀关系，后来的事实将证明其谬错无益！

    在信用货币通行之后，世界各国在应对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时都曾使用过货币贬值的方法方式，由于货币发行控制只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且经济政策又于政治事务统合在一起，还有许多国家是多币种混用，在纷乱繁杂的现象里，货币贬值这个极其简要的调节工具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也就并没有理顺分清，形似实非貌合神离的懵然无知虚假错伪的“货币贬值”反倒败坏了货币贬值的名声信誉！

    1948年8月，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改革货币滥发通货膨胀的金融乱局，金圆券以一比三百万法币、一比三十万东北流通券的折兑率充任本位货币，在货币面值上，金圆券也是明显的货币贬值，金圆券还错误地效仿西方国家的“金块本位”设定金圆券的含金量，但不明道理的模仿解决不了现实问题！金圆券的发行量很快就突破预定限额，金圆券每超量一元就相当法币增发三百万或东北流通券增发三十万！而且，其原来因价值低微而脱离流通的陈旧辅币却因为准许继续充任金圆券的辅币，于是以陡然剧增三百万倍的价值被激活而涌入流通冲击市场！还有银元、美钞、金条也是名限实隐的同时通行！乱制与滥发合力形成更大的一轮货币扩张滥行！刚刚降下来的物价重新以一日数变的飞速上涨，通货膨胀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是更恶化得难以收拾！

    货币贬值相对货币升值而出现，不论是钱币轻小、面值缩减、还是相比原有货币或他国货币而提高购买力，这些都是形状表面的相对现象，是特定范围内的货币变动数象，若欲降低物价，货币则必须缩小面额，而且还必须控制实现相对于货物总量未变的货币总值的减少降低！既缩减面额，又控制货币发行量，还统一单一货币流通，这才是货币贬值的真谛！

    194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以人民币一比十万的比率兑换并回收销毁金圆券，第一套人民币既承担了统一币制促进流通的历史使命，还直接担当起货币贬值的变革重任！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意义极其重大，但毕竟还是属于战时货币，印刷厂、印刷机、版本、字体、纸张、油墨、色彩、规格等等各不相同，人民币的质量也就参差不齐，极易破损，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的阴影还没有彻底消除，面额很大也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计算，因此，1955年3月，全国统一印制精美的第二套人民币正式发行，并且以一比一万的折兑率回收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同样也是货币贬值！几年间，先后二套人民币发行的实际累计贬值率达到惊人的一比十亿！正是这巨大的贬值率才使得新中国彻底摆脱清理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乱摊子，有效地平抑稳定了全国物价，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奠定夯实了新基！

    人民币诞生之时就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的货币与金银脱钩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货币金融理论可以作指导，也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熟的货币贬值观念值得说教灌输，长期的革命活动经历和胜利在望的急迫形势已经以事实经验教育并催促着革命队伍的革命人们：哪怕就是蜡纸刻印的流通券和边票，也都是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商贩物流和红色政权税收开支的必需必要！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各个解放区分别限地使用的各种钱票必须适应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物资钱财都要跨地区流通调动，相互支援全力以赴以尽快解放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活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统一流通的人民币是为了促进生产，便于商贸，而绝不会象国民党政府那样滥发货币搜刮民财！

    这些源于实际近乎本能的票券货币发行方式，其实最贴近符合货币的本质功用！这种解除通货膨胀及平抑稳定物价的也是近乎本能的反向逆转的小额货币发行方式，却也是最高效成功的货币贬值运作！人民币还是世界上最先宣告全国流通的信用货币！虽然没有任何史籍可以参照借鉴，也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能够指导说明，但革命前辈们却朴实务实地运用体现了华夏文明文化立足现实形势而感知践行的思辨活动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符合实际需要的简单直接的行动方式，在无意中开创了信用货币化解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一个典范事例！也正是革命前辈的这种敢于创新实践的意志勇气和成功经验，为今日中国自己的货币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事实启发和理论依据！

    尽管近代西方欧美有过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经济探索研究，但却都还没有认识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经济危机还是在各国先后无序不同程度规模的爆发，美国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更是祸害全世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险情危象重复反复地提示警告人们，欧美国家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已经感觉察觉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与货币发行流通数量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以货币的发行控制为调节工具，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所鼓吹的自由经济也是让银行灵活自主的对货币实施有限发行控制供应，所以，各国的中央银行无不重视货币的发行流通供应的数量，美联储的主要职责就是以调节美元供应量来防范控制通货膨胀。然而，由于各国货币发行流通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数量变动方式的不一样，混杂交错的世界性经贸交流金融活动更是增添了货币经济现象的千变万化扑朔迷离！

    物价上涨是经济活动必定必然的趋势规律，抑制物价上涨也必定必然地需要实施货币贬值！但由于人们对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根源认识不同，各国的政府官员对各种货币经济学说的信服信任的偏重程度也是各有差别，更关键的是各国的生产经济本来就各不相同还不断变化，所以，各国货币价值的升贬形式和程度也就不一样！美元的贬值方式形式就是不再符合欧美“货币数量论”的“怪招新奇”！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协议》签署，美元对黄金的价格是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美元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不论是否签署协议或是否与美国直接交易，世界各国对黄金或美元的价格都有了明确的参照标准。但是，物价上涨的经济规律是必然必定，越是经济发展活跃，盛极而衰的现象就越会更快的来临，尽管美元的世界结算货币地位让美国获得许多利益，但物价上涨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美国的库存黄金减少并外流的现象趋势也必须赶紧遏止，1971年，美国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的金融窗口，美元开始贬值，欧洲国家的货币也伴随美元将“浮动汇率”在同期开启。

    美元贬值原本只是美国政府意欲提高美国产品竞争力的货币工具，但是，美元的持续贬值却为美国谋取获得巨大的不当利益，意料之外的现实好处还有稳定了国内的物价，因为，货币贬值是抑制货币升值的必要方式，只要货币贬值就可以有效地平抑稳定物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如今，世界各国的物价普涨，但美国和西欧的物价涨幅就明显低于货币升值和货币没有贬值的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更是巨幅贬值，两年多的贬值幅度竟然超过前三十多年的累积贬值幅度，而市场物价却依然平稳无惊！

    美元贬值，西欧跟随，虽然平抑物价显效，但金融危机还并没有彻底解除，更关键的是，美元的贬值方式不是基于对货币认识的理性思考，而是寻求相对利益的“以邻为壑”，不仅霸道地剥夺他国的经济利益，还加剧了国际间的贸易金融冲突！所以，必须辨识看清美元是如何贬值，又产生了一些什么后续影响。

    在金本位制度下，银行的钱币票券发行以拥有的黄金量为限，但法定货币发行却不受此限制，所以货币容易超发，物价也容易上涨，货币贬值就是缩减货币发行供应量，尽量以黄金占有量为依据，单位货币的含金量因此而增加，购买力提高，所以物价下降。金本位货币制度只是货币演进过程中的一项过渡性制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增加与黄金产量的增加并不是同步匹配，黄金还是不足以支付经济商贸所需求的货币数量，所以金本位制度和金汇兑制度都必然且已经彻底终结，这也就标志着黄金脱离货币流通体系，货币的含金量根本就不必再考虑！以货币含金所体现的货币购买力差别也就不复存在，而是还原于各国各地的原本就存在的货币价格体系的差异！然而，黄金退出货币流通的时间还不长，又是因为美国政府突然宣布的本国的一项货币政策所决定，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就预料到这项政策对货币演进的深刻转变，所以黄金在西方国家的传统印象中仍然还是视为国家法定货币的储备准备金，然而，这纯属对货币信用的崇拜迷信的一种虚幻错觉！但这种虚幻错觉地真实存在就为美元贬值提供了利己竞争的方式途经：美元对黄金进行绝对贬值！美元贬值不再是以往的货币供应量相对黄金储备量予以缩减，而只是宣告美元单位对黄金价格贬值，美元贬值不再是美元的含金量增加，而是美元里的含金量在持续减少并快速稀释！

    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并贬值8％，1盎司黄金折合37.8美元。1973年，美元又贬值10％，1盎司黄金计值41.58美元，美元就这样开始了不断对黄金贬值的进程。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美国体会品尝到了货币贬值的诸多好处和巨大利益，美国的经济研究者从那时起已无法论述货币的本质，但美国政府却开始了主动积极的货币贬值政策，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三年前的1盎司黄金价格已升达600余美元，现在则已超过1500美元！

    当黄金取代白银成为跨国界的实物货币时，黄金是公认通用的国际货币，因其用广而成为贵重金属，当实物货币被信用货币完全替代后，黄金就只是一种常见普通的金属材料，不论是七十年代后的几十年来，还是最近的就这三年，黄金并没有被发现或开发出能创造高价值的新用途，只是由于美元对黄金不断地贬值，黄金的价格才是连年走高，快速翻番，黄金根本就值不了现在的价钱！只要美元不停止对黄金的贬值，美元和黄金的虚幻荒唐的价值价格必将迫使人们重新理性认识！美元的含金量不断地被人为稀释，但美元作为一个国家的通用货币毕竟肯定还有置换事物的购买力，而黄金的虚高价格一旦被人们的理性所质疑而明白，其虚高价格的垮塌崩陷将是必定无疑！

    美元对黄金的绝对贬值所谋求的是对他国货币相对升值的价格价值势差，按照欧美经济学的国际商贸竞争的观念，美元贬值，他国货币则相对升值，美元贬值则国内物产价格平稳，相对于他国货币升值物价趋涨，美国的产品与他国同类产品相比就具有了价格优势的竞争力，但这却是个非常错误的货币经济观念！至于为了利用货币间价值差别还胁迫他国开放资本市场为本国滥发的美元资本出境牟利就更不是经济贸易的必需！我在《货币三章》的《货币的实与虚》、《货币的象与数》两篇中已经批判了货币的劳动价值和劳动分工比较成本观念的谬错，也列举史实现实重新论述了货物货币与交易的商贸起源及价格体系，在此则摘要再简说。

    物产交易所形成的价格体系是各国家民族生活习俗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理环境资源蕴藏的开发利用的所体现，还是生产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反映，各国各地的物产所必然存在的品种价格差异就是促进商贸交易扩张的原动力！但是，跨国远途商贸所交易的物产都只是有选择的产品，因为部分产品的价格而人为调节改变整个价格体系本身就显得荒诞无稽！为了部分物产的交易价格而强迫他国货币升值物价普涨就更是强行霸道蛮横无理！若还利用他国货币价值调整时期而趁机进行资金对冲置换，席卷他国财富就更是卑鄙无耻的盗匪行径！货币贬值本来就只是抑制物价上涨的金融工具，但美元贬值却出于利己目的而将衍生无德的攫利手段运用至极，这些作法完全脱离背弃了商贸交易互惠互利的初衷和原则道理，人为地制造矛盾和挑动仇恨，引起战争的危险就此日益加剧！

    人类社会自工商发展兴起就引发人们关注观察货币流通现象，物贵价踊致使工商凋敝食货俱疲，物货匮乏又再次推高物价腾踊，物价上涨将贫富推向两极而悬殊，民燥政危世晃荡，人祸战乱反复起！西方欧美的近代史同样如此，西方国小，就总是将战乱祸水引向他国邻邦，当然，国内的危机也还是不时阵阵起！物价上涨的危害已是普世通识，但物价上涨的应对方法却因混杂在时势之中而困惑人们几十个世纪！

    化解物价上涨真的就很难吗？数千年的探索尝试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化解物价上涨并不难，还非常简单简易！钱币的轻重论就是最古老的也最具活力的货币市场经济学！秦半两、汉五铢、唐通宝就是以统一轻小钱进行货币贬值平抑物价的典范事例！美元贬值其实也是货币轻重论的西方翻版，只不过是以美元买金量的减少来替代隐藏了金币的缩小减轻！只有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时期的人民币贬值，才是信用货币时代最高效正确的化解通货膨胀、降低物价水平、缩小贫富差别的经典范例！我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前辈所创新领先的此一货币贬值形式必将逐渐为世界各国所认知而效仿学习！

    化解物价上涨其实并不难，难在华夏文明文化据实求是所累积的累累成果已被自以为“与时俱进”的不肖子孙所抛弃！难在革命前辈的实践经验已经被自以为学习过“现代科学知识”的“高学历”后代人无知有意的背叛遗弃！难就难在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尊严感已经不再被敬崇为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志气！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积累并明显呈现出物价上涨现象和通货膨胀特征，本应当居安思危地积极筹措尽快实施货币贬值的方针政策，但在美国政府和政客的强横无理的要挟胁迫下，在内有卖国精英的积极呼应配合操作下，人民币是升值再升值，中国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已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权意识责任心，沦为他国政客“和谐”“喝血”中国的政治经济筹码，而中国货币金融决策者无视国家安全利益，无视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里因物价上涨贫富悬殊而日趋激化的各类矛盾，非但没有贬值货币降低物价消除通货膨胀危险缩小贫富差别的计划安排，反而是继续对外妥协奉利，不改人民币升值趋向，对内扩张人民币发行，继续加大通涨危害，这些背离货币基本常识的倒行逆施已经不是货币金融观念的不同就可以解释推脱，而是有心故意地祸政危国害人民！

    附言：为什么货币贬值就可以降低物价体系消除通货膨胀缩小贫富差别？只需读懂《货币三章》第三篇《货币的象与数》里关于货币与价格的论述就能够明白，即便还理解得不通透也没有关系，古今中外的史实现实的事例就已经给出了事实证明！

    为什么民间私铸的轻薄小钱榆荚钱是犯罪添乱，而朝廷统一铸造的轻小钱就是平抑物价的货币贬值？为什么货币金融不该“开放”，不应有多种货币同流通，而统一货币才能自主？这就需要弄懂国家是怎样形成，国家又凭什么存在的问题，简略点说，国家是施政行权的主体，钱币货币的统一规范是政行法权，政权法权的行权法理依据都是奉公抑私，奉公行权才是合理正道，才能安世和民！

    中国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已经引发多年的争议，对内对外都造成了许多严重问题，下一篇再说说国内的事情，察看点评中国国有银行改制成为股份制银行的进程演变，认识看清将国政公权改化为私有权利后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混乱与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