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柯彤男朋友:作协的屁股与媒体的脸面

公元2010年4月11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将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黑暗日永久刻在公众的记忆中。将来某一天人们要为某些人曾经做过的蒙昧的事情默哀三分钟。《重庆时报》这一天在头版向中国作协公开道歉，承认其在3月30日有关中国作协的报道严重失实，为此深表痛心和自责，并强调今后要积极宣传作协，宣传作家。道歉信中说，“本报（重庆时报）28版刊登的《作家团：先订了总统套房张信哲：只好住普通套房》一稿严重失实，使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受到无端指责，给中国作协造成了极大伤害，也严重影响了重庆形象和我市媒体声誉。在此，我们向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郑重道歉！”

报道中引起中国作协激烈反弹的是其中对会议期间作协成员“坐奥迪车，住五星级酒店，入住总统套房，安排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的指责。道歉信没有对此做出直接回应，我们无法了解这些叙述是否“失实”。仅仅知道，这篇报道由于没有宣传作协和作家，而是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因此“报道方向出现严重错误，完全背离了会议主题”；采用娱乐化对比手法包装新闻，编辑“导向错误”，“政治敏锐性不强，政治责任感缺乏”，“严重影响了重庆形象和我市媒体声誉”。

撞到枪眼上的是写作这个报道的主笔记者，遭到开除，文娱新闻主编被免职，另外一个署名记者、值班副总编还有总编都多少受到处分。严格说起来，不排除报社当初写这篇报道时怀有炒作的意图；也不排除这次报道公开见报后，被某些人利用，夸大其词地予以渲染，以达到个人出名的目的。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甚至报道中列出的若干事实，即使实有其事，也全不必上纲上线。比如五星级大酒店，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究竟是什么星级，百度一搜就能查到；比如奥迪车、总统套房，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对于像铁凝等省部级领导干部，坐这样的车子、住这样的房间不稀罕，比这高级的大有人在，比他们级别低得多的享受这种“待遇”的也不乏其人；至于吃2000元一桌的宴席，在五星级大酒店，个别餐次重庆市作为东道主安排一顿招待一下，也算不得奢侈。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表示，重庆会议只是作协正常例会，“每届会议待遇都比较好”。等于是委婉地承认了媒体报道的事实，而作为作协成员的另一位著名作家陆天明的反应就明显地“书生意气”，把个阎女士讥讽得颜面尽失，自然招致强烈的反应。他的“软柿子”说，并非全无道理，毕竟这个社会上这样的事太多了，比这个严重的也太多了，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并不强势，甚至某些时候还是弱势群体，适当地享受一些“照顾”，吃吃大餐，住住洋房，坐坐好车，确实无可厚非。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作协对此次事件的反应耐人寻味，表现了它所应该不屑乃至批判的体制惯性。中国作协为何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谁给了它这个特权？它是不是完美无缺的？对待媒体的批评，作协表现出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架势，全无半点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意思，未免缺乏应有的度量和涵养。要命的地方还在于，中国作协假手地方当局，企图压服媒体这样下三烂的低劣手段，从《重庆时报》的道歉信来看，迹象明显，性质恶劣。

“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众多全国一流作家会聚重庆，是中国作协对重庆的重视和青睐，对重庆文学事业的大力支持，是重庆文坛的一件盛事。作为重庆的一家媒体，本应负责任地当好东道主，充分报道此次会议盛况，宣传会议丰硕成果，展示众多名家风采，以表达重庆人民的热忱和情谊。市委宣传部对此次会议的宣传报道也作了总体安排并提出明确要求。”道歉信中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重庆时报》受到的巨大压力，地方主管当局在此次道歉中发挥了不光彩的作用。也正因如此，《重庆时报》表示，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决克服新闻娱乐化倾向，将正确的办报理念和编辑思想贯穿到新闻采编的每一个环节”的吧！

遗憾的是，《重庆时报》未能坚守一个媒体的底线，向地方当局的压力屈服，为自己的真实报道道歉，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说，你是要“为事实说话还是为政客说话？”虽然满腹委屈，但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此举无异于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此背上了良心的黑锅，情何以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前屈指可数的日子，《中国经济时报》大义凛然地为其麾下记者王克勤报道山西疫苗门事件作公开辩护，并拒绝为此作出道歉。两者相比，一个崇高，一个卑琐，境界判然！

不知《重庆时报》的“严重影响了我市媒体的形象”，所谓何指？倒是如果说影响了重庆当局的形象，惹得它发雷霆之怒，以致媒体战栗，忙不迭给人赔礼道歉，且自降处分，全无半点骨气和气概，还有点在理。由此看来，媒体的“脸面”还顶不上作协的“屁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