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郭敬明垃圾:夫人口述：黄万里为什么反对三门峡?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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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万里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1971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五次手术，连工资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不是说他上课，要给他加工资。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这本书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黄万里）他写东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写上的。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也是他父亲黄炎培的习惯。